送别老郑已经几天了，我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老郑的离去宛如一个大大的阴影，成为这些天来生活和工作的背景。每年都要去八宝山，人生中的送别已经成为程序。然而，老郑的走，大家都格外难过，主要是他还正值壮年，他还不应该到离去的时候。

我与老郑相识有20多年了，由于研究领域不同，直到90年代，我们都做了副所长之后接触才逐渐多起来。所里的人对他的一般印象是，他学习和工作都特别刻苦。他成为中国知识产权的领军人物是和他的刻苦自学分不开的。当年法学所后楼图书馆处有一个拐弯的楼道，朝西有一个窗子，用书柜挡起来，形成一个五六平方米的空间，恰好在国际法室的旁边，那就是老郑的工作间。他的很多成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图书馆开馆的时候，人们上楼下楼都要从他背后走过。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当时在这里的工作，甚至在夫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依然在这个小阁楼中苦读。80年代初期他到英国进修知识产权，谢绝了当时国外提供的优越条件，回来后适应国家知识产权法发展的需求，挑起了大梁。他在国内国外知识产权领域的地位是公认的。

在我印象里，老郑好像一直都是那个样子，穿一件灰夹克，干干瘦瘦，来去匆匆。他每天除了必需的睡眠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东西、做研究。由于病痛一直困扰着他，他很多时候都不能坐着，只能趴着写稿子。他身体虚弱，又不能吃什么有营养的东西，有一阵子连葱花、花椒之类的东西都不能吃，总是吃白水煮白菜，白水煮萝卜。不停地支出和不充分的补给，他夫人说他的病就是常年不知疲倦地工作积累下来的。尽管如此，他从来不降低对自己工作的要求，“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句话用在他身上一点都不过分。

2003年我离开了学习和工作20多年的法学所，和以前的同事接触的机会自然就少了，和老郑见面却比较多。我们都是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常委会期间也常常见面。他话语不多，但是思路清晰。他极看重专业，认为中国管人和管事的人太多，做事的人太少。社会科学院几次要安排他作所长，他都坚决拒绝。

去年5月，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病情，说长假一结束就去手术。他问我要不要送医生红包。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都很无能。送，助长不良风气，不送，又怕对医生不尊重。最后我说，让家里人处理这些事情吧。后来他告诉我，手术前他把红包夹在一本自己的著作里，送给了医生。手术后，医生把书留下，把红包还给了他。我们都感叹说，社会风气没那么坏，还是正直的人多。有一阵子他来开会，精神状态极佳。脸上透出了难得一见的红晕，似乎也胖了一些。他说医生说了没什么问题，自己很自信能战胜疾病。其实他肯定清楚自己的病情。之后他又开始拼命工作了，丝毫没想在最后的日子里享受一下生活。

今年6月份的常委会上我还见到他，情况好像还不错。我说我有东北人参，可以泡水喝，他摆摆手：“别给我，我是虚不受补”。前几个星期，听说他又发病了，我跟他夫人通了电话，得知情况很不好，我说应该住院，起码可以减轻痛苦，他夫人说他自己不愿意住院，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很难想象，没有现代医疗手段的帮助，他在最后的时刻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之后我出国考察，回来即得知他已经不在了。

老郑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和他相比，我们只是凡夫俗子。多年来只见他总是穿一件夹克衫，为人处事极为低调，只有到涉及专业的时候他才会滔滔不绝。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是公认的，与其生活的简朴和低调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他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凡事一定要亲力亲为，发表的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写的。他对学生特别负责任，在学术上的严格要求，提携后辈不遗余力。

老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如果多给自己一点爱护，也许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了。他本来有能力有条件使自己过的更舒服一点，可是他选择了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学术研究。学问大家都在做，有的人可能挺辉煌的。老郑称得上是“了不起”，他那么律己，对学问高标准严要求。在追悼会上，有那么多花圈和挽联，很多人远道而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景仰。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一般学者著书立说的范围。

老郑走了，法学所那幽静的院子，再不会出现他的身影。最近几年，所里的先辈们先后走了几位，每次送别，都是对人生的认识。生命生生不息，学术和学问在生命的代继中流传。正是因为有老郑这样的学者，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潮水中，仍能感受到知识和学问的纯洁和高尚。

老郑安息。

信春鹰 9月18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