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朱政惠先生遽然辞世，没想到，他离开我们竟然十年了！回想与朱先生交往的往事，不禁思绪万千，遂草此小文，寄托追思。

我进入史学史领域的时间较晚，虽然1994年9月在职读了杨翼骧先生的博士，但后来并没有专心研究史学史，一直到2007年7月，赴华东师大参加学术会议，首次见到朱先生。记得在会议开幕式结束，茶歇之时，碰见了朱先生，我赶紧自我介绍，他只是轻轻地说了句：“卫国，我知道你！”简短而亲切的一句话，马上消除了我的紧张感。以后经常向朱先生请教，他的话虽不多，但每句话都相当实在，平易近人。

2007年11月，我受邀参加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先生主持的“从周边看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事先跟朱先生联系，表示会议期间想去拜访他，朱先生很高兴，他说要去接站。朱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又那么忙，作为一名年青后学，怎敢劳动朱先生大驾，当即婉拒，并特别强调上海地铁很方便，决不能惊动朱先生！但朱先生坚持，说他开车很方便，且有事想跟我谈。

当我从高铁下来，走出虹桥火车站时，看到朱先生早已在出站口了，令我既感动又内疚。我们在附近找到一家茶馆，坐下来后，朱先生说他正在主编一套“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鼓励我将相关领域发表的论文，编辑成书，收入这套丛书之中。同时也征求我的意见，问是否可以做翻译。1979年6月，由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十位明清史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乃是美国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个历史学代表团，后来他们的访问报告以Ming and Q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为题出版，问我是否愿意将其译成中文，并收入“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中出版。

朱先生如此看重本人，我十分感动！因为这只是我跟朱先生见的第二面，且当时我只是一名年轻的副教授，既没有刊出过什么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也从未出版过译著，甚至都没有认真翻译过一篇英文文章，朱先生竟然如此热忱地委以重任，给我机会！我当即说道：“非常感谢朱先生的提携和赏识！晚辈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人，尚没有出过有影响力的论著，也从未敢想过出版论文集，亦未翻译过英文论著，恐怕难以承受先生的厚恩和重托。”朱先生马上说：“这套书很多作者和译者都是年轻人，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就要培养年轻人，你的基础很好，视野开阔，外语也好，不要顾虑太多，认真去做，一定能够做好的！”

朱先生如此信任和鼓励，我也就不好再推辞。于是花了半年时间，编成了题为《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兼论两国学术交流与海外汉学》的一部论文集，2009年8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在本书《后记》中，开篇我就表达了对朱先生诚挚的感谢：“本人学无所成，从未想过出版论文集，也未想过会出版这样一部论文集，更未想过能够纳入华东师大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之中，是华东师大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的一再鼓励与指教，才催生出了这部论文集的问世。没有朱先生的鼓励，就不可能有此书的问世。首先对朱先生的指教、鼓励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本人出版的第一部论文集，也是迄今为止刊出的唯一一部论文集。

与此同时，我也接受了朱先生让我翻译的重托，并于2008年6月至9月，借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学的机会，用两个月时间将魏斐德等人的访华报告译成中文，当年12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在《译者前言》中我写道：“翻译这本书，前后近两个月时间，也得到了许多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华东师大海外中国学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的信任与鼓励，尽管我告诉他自己从未译过外文著作，他还是很信任地将此书交给我，而且说不用考虑出版问题，使我才有机会翻译这本书。”魏斐德等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也就成为本人的第一部译著。此后我也翻译过其他著作，可以说如果没有朱先生的信任与鼓励，恐怕我不会也没有信心去尝试翻译英文论著。

此后数年，只要是华东师大举办的学术会议，不管是史学史会议，还是海外中国学方面的会议，朱先生都会给我发邀请函，我也总是抓住机会，前往学习，由此也多次近距离感受朱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学术思想。

2012年10月，朱先生受邀来南开参加“雷海宗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他抵津的那天晚上，乔治忠老师做东，招待一同参会的瞿林东先生和朱先生，我们南开几位史学史同仁一块作陪。能在南开见到瞿先生、朱先生，我们都很兴奋，席间相谈甚欢。会议结束后，我开车送他去天津西站乘高铁。一路上，他跟我谈及新的学术计划，说道：“美国中国学界有不少学者研究中国史学史，有不少很有影响的学者发表了相当重要的学术论文，但中国史学史界很少有人关注，我们应该把这些成果搜集整理，并翻译出来，向中国史学史界推介。你是做这个工作的最佳人选，只是不知道你是否有时间？”我很感谢朱先生一如既往的信任，遂问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朱先生说一年之内完成最好。我一方面表达对朱先生委以重任的感谢，同时也解释道：刚刚申请到一个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朝）古代史学之交流与比较研究”，可能需要在项目上多花些心思，时间又紧，而我对美国相关研究状况，了解也不多，担心无法如期完成朱先生交给的任务，有负先生重托。朱先生听罢，当即表示理解。后来他独自完成这个计划，并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探要》，2013年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上，非常详尽地介绍美国学界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特点与价值，开启了我们对美国中国学界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关注。

2013年3月，第五届上海中国学论坛举行，朱先生负责组织海外中国历史学小组的研讨，乔治忠老师、阎国栋和本人三位南开人一同受邀出席。会议期间，朱先生非常辛劳地组织会议，会议闭幕晚宴上，朱先生了解我们第二天要回天津，他坚持要送行。乔老师说：“这几天会议，您十分辛苦！明天早上我们的车又早，坐地铁前往高铁站十分方便，不必再劳您大驾，完全没有必要送行！您好好休息，保重身体！”国栋教授和我也一再说不必来送行，好好休息为上。朱先生见此，也就不再坚持。次日早上六时半，吃早餐时，阎国栋教授说：“刚才接到朱先生电话，他说给你们俩打手机，你们都关机了，就给我打了，他还是要来送行，要我们等他来。”七时半许，朱先生匆匆开车来，因为当时正是上班高峰期，马路上交通严重拥堵，实在没办法，他只好将我们送到地铁口，送给我们每人一盒茶叶，就此挥手告别。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竟然是我见朱先生的最后一面！其时朱先生红光满面，尽管满头银发，但精神很好。

2013年10月，南开史学史同仁准备召开一个主题为“中国史学史的基础建设与前沿探索”学术会议，乔老师说：朱先生接到邀请函，很快就发来一篇两万多字的学术论文，表示一定参会！会议临近，我给朱先生发邮件，希望他告知车次，我准备去车站接他。他回信说：举办会议千头万绪，人手不够，不需要接站，他自己打车来南开大学宾馆即可。会议举办前夕，乔老师在明珠园大厅激动地跟我说：“朱先生的病复发了！他给我邮件中说，没有任何理由不来参加南开的学术会议，只好跟我说实话了！肿瘤扩散到全身，医生劝他必须尽早治疗，火车票都已预订好了，家属阻止，医生也不允许，才将票退掉，故而来不了了！”他一再叮嘱乔老师不要跟任何人提及他的病情。对于会议主办人乔老师，他不得不说实话，但又怕影响大家，故而希望保密。

会后不足半月，2013年11月13日上午十时许，接到龚咏梅教授的电话，被告知朱先生大约一个小时前遽归道山！乔老师、国栋教授获悉噩耗，都甚为悲痛！我们仨遂联名发去唁电：

惊悉历史学家朱政惠先生因病逝世，万分沉痛！朱先生为全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外史学的比较和交流、为北美中国学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朱先生的逝世，是历史学科的重大损失，华东师范大学失去一位学术大家、失去一位宽仁忠厚的名师，我们失去一位尊敬的长者和心心相印的师友！悲哉！朱先生！悲哉！2013年之冬！

对于朱先生的逝世，谨致以深深的哀悼！并且请诸位向朱先生的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朱先生是位纯粹的学人！一生沉潜学术，成就巨大，令人敬佩！

先生于我，本无师生名分，但对我之提携，则又甚于师长！

先生之学，博古通今，以启山林！先生之恩，山高水长，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