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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连俊是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 1977 级（数 7）的学生。学业优秀的他，1982 年大学毕业即留校工作。我这一年来到清华应用数学系从师秦元勋、蒲福全教授读研究生。研究生班（数研 2）的同学中，有三位是清华数 7 的：倪弘杰，龚林国，柯欣（欣欣）。但我和他们既没有一起上过专业课也没有和他们同寝室，于是也没有听说过太多的有关数 7 班的名人秩事。一点也没有是不可能的，因我的寝室里其他三位都是清华 77 级的。其中朱联2和陈平是力师 7 的，李桂宁是物师 7 的。因他们原都是属于基础课部的，所以和数 7 的同学也很熟。这些“闲坐说玄宗3”的“名人秩事”中，记忆中仿佛从没有听说过安连俊的名字。尽管安连俊和我都属于同一系，甚至同一教研组，在我读研的那二年从未知道系里有他这年青教师。日后回想起来，这两年里我和他其实有过两次“邂逅”。一次是和倪弘杰在校园遇见他，时间不长，老倪也没有为我们介绍。安连俊走后，老倪告诉我安连俊刚陪“老外”在外地转了一个多星期回来，言下很是有些羡慕。不就是干点“洋务”吗， 有什么？我开玩笑地说。还有一次是在我的硕士答辩，他也来了坐在后面。但我那时仍然不认识他，答辩后他也没有来和我交谈。
真正认识并逐步了解他是 1984 年 9 月以后，那时我已留校工作，同时和我留校的还有欣欣。学校将三号楼斜对面立斋三楼的一间房给我们。房间朝南而且很大，里面放了四张单人床。我第一个搬进去，欣欣告诉我他过几天也搬过来，同时他还告诉我，学校让“安先生”也搬过来。“安先生”是谁，我问。安连俊，他是我们“数七”班的，大学毕业就留校了，而且是你们教研组的。怎么你不认识他？欣欣有点好奇的问。他学习可厉害啦，欣欣加重语气说。嚯，读书这么多年，见到的都是和我一样“学习”的同学，过几天就要认识一位“学习厉害”的仁兄，并和他朝夕共处，这真让我有点亟待。
时至见面，才知道“安先生”，既不是那持铁板，唱“大江东去”的北方大汉，也不是那玉树临风的江南小伙。其貌不扬的他，个略比我矮一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出生长大的他，没有一点那天子门生“指点江山”的谈吐，更没有皇城根下市民的圆滑。非常朴实的一个人。
“安先生”搬进来，他的床就和我的床对着，两床之间就是我们两人紧挨着面对面的桌 子。如此这般，导致各人在读什么书，在干什么，一览无余，一点隐私也没有。好在那时也没有“私有空间”的概念，大家都是这样。但没有几天，“安先生”就去找了些厚和大的纸板，在我和他的桌子之间建了一堵高出桌面约四十厘米的“柏林墙”。我知道他看着我一会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立体声的节目（当然是戴耳机听），一会抱着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会又给朋友写信烦不胜烦。
1955 年出生的他，比我大六岁，下过乡，回城后又当过中学老师，人生经历和我很不一样。奇怪的是，相识几个月后性格很不一样的我们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佩服的是他可以好几个小时“老僧入定”地啃一篇期刊文章或一本书（当然是数学的，记忆中还没有他读过其他书的印象），告诉他，他苦笑地回答，没办法，得给人琢磨。然后他告诉我，在我硕士答辩的前夜，他到 3 号楼来找同学，看到我坐在那儿和大家看电视，有说有笑，印象很深。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更多地和我谈起他的家庭和身世。49 年前，他的父亲和叔叔兄弟两个从河北乡下来北京靠手艺挣生活。住在北京崇文门外的花市大街附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后，相依为命干同样活的弟弟成了“领导阶级”，哥哥却成了永远被命令“蹲 着”的“小业主”中的一员（幸运的只是“被蹲着”，还不是“被打倒”的一员，我开玩笑地说）。让我动容的一次是谈到他妹妹为他从农村调回北京分配去中学教书而哭了一天。按常理，能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天地”回到北京已是谢天谢地了。但从他妹妹的哭，我也能深深体会到那时中学老师的社会地位以及北京大院和胡同的天壤之别。
“安先生”是我们那些青年教师中很少几个已结婚的人。他和他的夫人小俞是中学同学， 后在同一乡村“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在一次别的知青不幸的劳动事故中，他们四目相遇，就在这一瞬间他们也许都看到了对方的真诚和善良，也许同感命运之苦，也许同需要支持。从此之后，他们渐渐越来越多地了解对方而相爱。1983 年，“安先生”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和小俞结千年之好。
“事竟成”的他，却有让今天的年轻夫妇难以理解的苦楚。在我们的交谈中，这也是一个常题。最让他痛苦和烦恼的是北京之大，却没有一间他们夫妻可以容身的房。在一周的六天，他只好和欣欣及我在清华立斋挤在一起备课读书。那时人们也没有电话，夫妻在一个城市，说句体己的话，也得等到星期六的晚上。但盼了六天的团聚，却是在父母的家，而且家里还有兄妹。这难言之苦，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当时的中国，就只有等“红太阳的光辉”照到自己身上。但这实在是一个漫长而且痛苦的过程。不说别的，我们立斋楼道里，就有好几对早过了不惑之年的夫妇带着孩子在那耐心地等待“光辉的太阳”。诚然，也有少数结了婚的青年教师，在立斋或其他楼弄了一间房，不管条件再差，门一关毕竟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安先生”对此极为羡慕，多次和我讲起如果能像我们隔壁那位仁兄那样金屋藏娇就好了，但每一次的这种讨论，都是以他极沮丧的语句结束的，“我不是他们，没办法，他们多能折 腾”。
在一定的意义下，他这不能“折腾”的气质也无不影响他学业的进步和机会，而且他自己也意识到。他对我说起，上大学时，一著名学者来清华和同学们座谈问了不少问题，他大部分都能回答。但每次都是在他犹豫是不是举手回答时，别的同学替他代劳了。他特别提到某君极为“活跃”。不用说，“活跃”的同学们“日子”过得都比他滋润。
既然一时还不能沐浴在“红太阳的光辉”下，而当时国门正悄悄地打开，如能到海外，借点“月光4”，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历史和现状使我早已铁了心，“只要我一息尚存5”就要出来。但“安先生”多少还有些犹豫，他半推半就地随萧树铁先生读在职博士，希望学校能给他一间房；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关注向海外联系读书的事情。1985 年春，系里有可能有出国访问的名额。萧先生让苏宁，“安先生”，和我去体检和联系访问的学校。此决定让不少人不满。首先，他们认为访问学者的名额应让中年教师去，年轻人可以自己申请到海外读书；第二，我们三人都是和萧先生同一教研组的，有人甚至指责萧先生任人唯亲。但萧先生的考虑是想让我们出去短期就回来，为系的长期发展着想。今日想起萧先生当时的胸怀和气量，仍感动不已，为系的发展和我们的前途，他没有少受气。没过多久，学校告知系里只有一个名额，而且时间只有三个月。我们三人中，我最年轻，在此情况下，我自然不存幻想。萧先生最后让苏宁出去的决定却让“安先生”当时很是有些失望和不理解。
但恰恰因为此事，使“安先生”对现状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专心为出国而努力。萧先生的宽宏气量和博大胸怀再一次在此事上显示出来。自己优秀的，为数不多的（当时就只有两个）博士生不读了要出去，无疑是让萧先生失望的。但另一方面，萧先生也实在无法为他心爱的学生做点什么，比方说搞一间房。在系里许多人指责我们年青教师一门心思出国 时，萧先生却这么器重我们，可我们的确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用说我们面对或想起萧先生时，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记得那时有几天萧先生小恙，“安先生”和我觉得应该去看看萧先生，但在最后一刻，他却感到为难，无颜愧对恩师。于是我只好以“安先生”的代表和我自己的双重身份去看望萧先生。
1986 年初我回家度寒假，几天后柯欣同学如愿冲出清华飞向 Syracuse。于是“安先生” 将小俞接到立斋，终于可以过上一段属于自己的“小日子”。但他们夫妻的出双入对，却让楼道里那些中年人议论不已。“安先生”日后告诉我，他差一点就想把结婚证贴在门 上，让他们这些一见人“出双入对”想像力就“跃进”不已的国人闭嘴6。二月下旬我回到清华时已接近半夜。我事先并不知道小俞在此，而且“安先生”也不知道我哪天回来， 于是我只好到别的同事那儿去凑合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很为“安先生”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地得知小俞已回城了。
和“安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我不记得我们曾讨认过任何专业的问题，以今天的眼光来 看，那时我们的知识实在太肤浅和局部，也不可能有什么值得写下来的讨论。唯一记得的是有一次他读了 Avner Friedman 的一篇文章，很是佩服，称赞此公已完全进入自由王国的境界。
86 年的初春，系里终于为“安先生”在二号楼的一楼弄了一间房。但这太小太晚的“光辉”已完全无法温暖寒了心的他。更让他可以骄傲的是 Duke 大学全奖让他去读博士，正是“国无人莫我知兮7”，“吾将远逝以自疏8”。此地不留爷，爷到那边去！
86 年的六月，我先于“安先生”离开中国，而且我离开得非常匆忙。他过来为我送行， 并送给我一个大相册上写“送给力刚同学留念，祝一帆风顺！登机前留言连俊小俞”。说实在的，清华那时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是个人就想出去9”。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走马灯似的。我们都习以为常，最多也就是去告别一下，根本不会送礼。“安先生”这么一个内向的人，如此看重和我的情谊，时至今日仍让我感动不已。
1992 年的春天，在加拿大 McMaster 大学做博士后的“安先生”来渥太华开会，我就邀他到家里来住，这样我们也可以多聊聊。分别六年，朋友之间的感情却一点没有改变。那几天我们谈了许多。谈得最多的是关于他女儿。从夫人怀孕期间教会的朋友到他们家整整一屋子的人为他们祈祷，一直谈到在 Duke 读博的那些年，他每星期只有一个晚上不去系里“琢磨”（读书），所以那天女儿最高兴，因为爸爸可以和她玩。记得我们还各自讲了对Vladimir Arnold 的 Huygens and Barrow, Newton and Hooke 一书的看法。他特别提到 Arnold 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情怀。他依然如以往那样不通世故，不会和生人沟通。说起某某上窜下跳，不管和谁，逮着一个人就聊，言下之意很是瞧不起此君。当然我们也谈到了清华，在某种程度上说，让我最吃惊的是他对那片土地还有些幻想。他谈到萧树铁先生很希望他能够回清华，而他自己也曾考虑过。我很不以为然一针见血地指出，偌大的清华，有几人有萧先生的情怀，见识，为人？更何况还有清华以外的许多？
这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联系过了。“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10”，一天一天的过 去，大家各自在人生的道路上奔波。我相信“安先生”仍然“琢磨”不已，我则冬天天天越野滑雪，夏天天天打球，再加近两年每天弹一到两小时的巴赫，享受人生。
2016 年四月的一天，欣欣给我来一个电子邮件，告诉我他刚听人说“安先生”已于一年前去世了。我当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用说计算机屏幕上的字，这怎么可能是真的？！2015 年十二月得知萧树铁先生去世时，我马上给“安先生”发了一电子邮件， 但让我觉得蹊跷的是，“安先生”那边音信全无。现在我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伤心啊， 真正的伤心！
两年多就过去了，在这两年里我不时会想起“安先生”。毕竟他和我同在一屋住了近一年半。昔我往兮，青年同事依依；今我来思，故人仙逝！在我认识的同辈人中，年青时代的安连俊不是那“读史书破万册11”博览群书的才子，日后也没有成为那“写杂剧过半百12”的享誉中外的学者。那时的他没有那“玩梁园月，赏洛阳花13”情趣，更没有“饮东京酒，攀章台柳14”的风流。但在他那“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15”的性情下，有的是“怎肯虚度了春秋16”的抱负，和那“尚兀自不肯休17”的“琢磨”。
注释：
标题： 杜甫《秋兴八首》“同学少年多不贱”。日后张爱玲改“多”为“都”，并以它作为她的一篇小说名。
2 朱联同学是我认识的我们这一辈人中为人最友好的人，用英文来表达的话就是“very kind”的人。伟大的匈牙利数学家 George Pólya 说许多人的友好是有原因的: “You talk to a boring student. Then you are kind because you feel it is your duty to be kind to a student. Or you talk to a nasty colleague and you are kind because you don’t wish to collide with him, so you are kind out of duty or self-interest.” 但朱联的友好是自然的，天生的, 如Pólya 进一步指出的只有少数人“to be kind was an inborn instinct” .
3 《行宫》, 元稹
4 以自己在海外生活三十多年的经历可以证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是不对的。但外国的月亮的确比中国大。
5 田汉《夜半歌声》。前几年读钢琴家朱晓玫女士的自传《The Secret Piano - from Mao's Labor Camps to Bach's Goldberg Variations》，读到她发誓就是游泳也要游出去时，禁不住潸然泪下，百感交集。
6 鲁迅《小杂感》“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7 屈原《离骚》
8 屈原《离骚》
9 清华我一同学后又成为同事的名言。
10 屈原《离骚》
11 田汉《关汉卿》
12 田汉《关汉卿》
13 关汉卿《一枝花· 不伏老》
14 关汉卿《一枝花· 不伏老》
15 关汉卿《一枝花· 不伏老》
16 关汉卿《一枝花· 不伏老》
17 关汉卿《一枝花· 不伏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