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特朗普总统执政一年多来其国家安全团队人员的调整、重大战略性文件的出台、重要场合演讲的发表以及具体外交政策的全面实践,特朗普总统的对外战略逐渐显现出一种不同于竞选宣示的战略理念。特朗普总统的对外战略颇为契合保守国际主义的战略思想,它在强调保护美国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同时,重视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坚持一种保护地区盟友、捍卫西方价值观的国际主义路线。这种保守国际主义战略融合了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三种战略思想,与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存在深刻差异。
[关键词]特朗普 国际主义 大战略 外交政策 美国第一
当前,围绕特朗普总统的对外战略,学术界存在着广泛分歧。鉴于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及其捉摸不定的执政风格,许多战略界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将抛弃战后 70 多年的国际主义战略,而实施一种孤立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的对外战略。然而,随着特朗普总统执政一年多来其国家安全团队人员的调整、重大战略性文件的出台、重要场合演讲的发表以及具体外交政策的全面实践,特朗普总统的对外战略逐渐显现出一种不同于竞选宣示的战略理念。
一、关于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争论
特朗普以反建制派、华盛顿局外人的竞选姿态,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期间提出极具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色彩的“美国第一”( America First) 的口号,猛烈攻击美国的国际主义政策,强调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的绝对优先性,倡导保护主义的强硬贸易政策,拒绝承担保护盟友、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这些政策宣示,明显与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国际主义路线截然对立,引起美国两党外交建制派的强烈反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一公布,法国驻美大使便在推特上发文称:“经历英国脱欧和此次选举,从今以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世界正在我们眼前崩溃”。在另一份推文中,他又写道: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继之而来的是什么,尚不明朗”。
特朗普上任之初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举措,包括将极右翼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拉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公然宣称北约过时、迅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和巴黎协定,让美国战略界一部分人士认为,特朗普将在外交政策领域开启一场回归孤立主义的“外交革命”。著名新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指出,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独特的国家,是因为超越了自身狭隘的经济和安全需要来界定其国家利益,从而将保护盟友的安全与繁荣纳入自身的国家利益范畴。然而,特朗普所宣言的“美国第一”口号却让伦敦和世界各国首都的首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将奉行一种新的美国孤立主义。还有学者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定性为“美国堡垒”( Fortress America) 战略。所谓“美国堡垒”战略,指的是一种强硬的、带有强烈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元素的美国民族主义。该战略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的是零和博弈逻辑,认为其他国家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的巨大体量和开放性来“剥削”美国,全球一体化由于破坏了美国主权及其捍卫自身的能力而将美国置于软弱和脆弱的境地,积极地促进自由主义价值观是一种毫无效果、不切实际的追求; 美国应该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但美国的军事力量只应该用于保卫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应该用于保护盟友或更为广泛的国际安全。显然,如果特朗普采取“美国堡垒”外交战略,那就意味着断然抛弃
二战后 70 多年的国际主义战略,而回归二战前的美国孤立主义。
还有一部分战略界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虽然不会将美国带入孤立主义状态,但其对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的强调,确实意味着美国将奉行一种杰克逊式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即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挫败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对于不关乎美国国家利益的外部事务,美国将置之不理。例如,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认为,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的口号,表明他对承担维护全球秩序的责任几乎毫无兴趣,这意味着延续 70 年之久的美国版世界秩序即将终结。他进而指出,这虽然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回归孤立主义神话( 他认为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孤立主义政策) ,但它的确意味着美国将更加狭隘地界定国家利益,因而不愿意介入国际事务,除非为了保护这些狭隘的利益。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史的著名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将特朗普比作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1828~ 1836) ,后者在美国历史上素以奉行民粹主义的国内政策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而闻名于世。米德认为,如同杰克逊总统,特朗普总统代表着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反对精英阶层,强调美国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对外奉行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对于参与国际事务和维护世界秩序毫无兴趣。
此外,鉴于特朗普喜怒无常的性格和其商人的出身,一部分战略界人士认为,他在外交政策上根本就没有学术界所称的“大战略”( grand strategy) ,也没有政策界所称的“主义”( doctrine) 。例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两位学者将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定性为“战术性交易主义”( tactical transactionalism) ,他们批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明显是反战略的( anti-strategic) ,只关注短期收益而没有长远的战略预见,持有一种没有互惠、只有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思维,而且拒绝以价值观为基础进行决策。
然而,特朗普上台一年多来实行的诸多外交政策,与其竞选期间和就职初期所宣扬的反主流理念大异其趣,与上述战略界人士对特朗普对外战略的定位并不符合。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让美国完全退出国际事务,也没有狭隘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更没有拒绝对外军事干涉,因此,很难将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定性为孤立主义或民族主义。例如,在对外军事干预上,由于美国怀疑叙利亚政府对本国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特朗普总统在 2017 年 4月和 2018 年 4 月两次决定对叙利亚的军事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在对海外盟友的保护上,2017 年 7 月特朗普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演说,声称要捍卫西方文明; 美国大幅提升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水平; 悍然决定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面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美国重申了保护韩国和日本等亚洲盟友的承诺; 此外,美国还加大了在南海进行巡航的力度和频次。
如果按照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上述措并不直接关乎美国自身的重大国家安全利益,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依然强势介入国际事务,而且比奥巴马时期的力度和强度都要大得多。因此,断言特朗普总统将放弃二战以来美国奉行 70 多年之久的国际主义战略,并不符合特朗普总统一年多的外交实践。显而易见,特朗普总统将继续奉行国际主义战略,但这种国际主义战略并不是美国民主党所倡导的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战略,而是一种体现美国共和党理念的“保守国际主义”(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战略。
二、特朗普总统的保守国际主义战略
“保守国际主义”是近年来一批支持共和党的学者所倡导的共和党外交战略,代表性人物有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亨利·诺,乔治·梅森大学的科林·杜克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保罗·D.米勒等学者。根据杜克的概括,在外交政策理念上,美国共和党内部存在三个思想流派: 反干涉主义者( anti-interventionist) 、国际主义者( internationalist) 和民族主义者( nationalist) 。这三个流派都是保守派,但它们在美国大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保守的反干涉主义者倡导深度收缩战略( deep retrenchment) ,包括极力避免对外战争,大幅削减国防开支和对外援助,大幅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军事基地和联盟承诺。保守的反干涉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孤立主义的外交战略。保守的国际主义者的战略主张与反干涉主义者相反,它支持美国在军事和非军事层面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和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怀疑对外援助、国家建设( nation-building) 和多边人道主义干涉,但是,它主张建立强大的国防,对美国的海外敌人持有一种不容妥协的强硬立场。杜克认为,在上述三个流派中,虽然近年来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在共和党内部的势力在上升,但是,保守国际主义一直引领着二战以来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流方向。
亨利·诺最早提出了“保守国际主义”战略及其基本理念,将现实主义、民族主义两种思想资源融入到国际主义思想中,与自由国际主义呈现出鲜明的区别,其外交政策理念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守国际主义仍然坚持国际主义路线,反对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状态,强调美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在世界上扩展自由来维护国际秩序,这一点与自由国际主义一脉相承。二是保守国际主义强调武力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工具的重要性,以及建立有利于美国的权力均衡的必要性,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对于保守国际主义者来说,武力不是外交和经济制裁失败后的最后手段,而是与外交平行的手段,它可以显示决心、创造政策选项、压缩谈判对手的周旋空间、提供谈判筹码以达成有利于本国的交易。因此,保守国际主义者特别重视“武力外交”( armed diplomacy) 。三是保守国际主义尊重国家主权,倡导爱国主义,体现了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正因为如此,保守国际主义对国际制度抱有天然的怀疑态度,与其在国内问题上倡导“小政府”的理念一样,它反对在国际社会建立中心化的国际制度、国际机构甚至“世界政府”,而是强调民族国家为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展开互动。四是保守国际主义倡导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促进美国的自由、繁荣与安全,这一点与自由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自由国际主义强调要利用国内国际规制来约束私人市场,以维护社会平等; 而保守国际主义更相信市场和自由企业制度,反对国内国际规制对市场活力的限制。五是保守国际主义承认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限制了民主的扩展,因此,它反对新保守主义者通过政权更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强行输入民主。
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具体表现来看,其外交政策并不像其竞选口号所宣扬的那样富有革命性。曾经在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外交职务的艾略特·艾布拉姆撰文指出,无论谁赢得共和党提名,无论竞选期间候选人表现出怎样的个性,在复杂的世界上进行治理和领导的现实,最终将造就一种相当常规的共和党外交政策; 特朗普也许不是一个常规的总统,但是其外交政策表现出了“显著的常规性”。综合特朗普政府一年多来发表的演讲、发布的战略文件以及实施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总统的对外战略颇为契合于上文所描述的“保守国际主义”战略,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大幅提升美国军力建设水平。保守国际主义重视国防力量建设,认为强大的国防是捍卫美国国家安全、保护盟友安全、维持国际秩序的最可靠手段。早在大选期间,特朗普和共和党就攻击奥巴马和民主党大幅削减军费开支和战斗力量,过分迷信外交的力量,致使美国军备建设松弛,难以使用足够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打击恐怖主义和遏制地缘政治对手的挑战。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公布了名为《美国第一: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蓝图》的报告,将 2018 年的国防预算增加 540 亿美元。在这份蓝图中,特朗普明确指出: “我的第一份预算蓝图的核心,是重建我们国家的军事,同时又不增加我们的联邦赤。”2017 年 9 月 7 日,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2018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授权2018 财年国防开支总额近 7000 亿美元。对此再创历史新高的国防预算,主张克制战略的美国知名战略学家巴里·波森批评道,特朗普政府的国防预算显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充当“世界警察”,特别是其斥巨资提升核武库现代化的核战略说明,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致力于“美国第一”,那么他就应该认真考虑这种战略的成本和风险。因此,美国许多战略界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巨额国防预算说明,特朗普并不会实施孤立主义,反而会更加强势地介入国际事务。
第二,优先关注恐怖主义等国家安全威胁。保守国际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突出强调维护国土安全的至上性。在特朗普和共和党看来,奥巴马和民主党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性错误,是将气候变化列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反而将恐怖主义这一攸关国家安全的致命性威胁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因此,特朗普上台后便在其外交政策议程上反复强调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在其白宫网站列出了本届政府旨在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部分明确表示,他的政府将实行一种聚焦于美国利益和美国国家安全的外交政策,“以实力求和平”将是这种外交政策的核心,其中,打败“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将是美国的最优先事项。正是在反恐优先的思路指导下,特朗普打破多位前任总统将首次出访地定在邻国的惯例,选择将沙特作为首次出访的目的地,其首要目标就是督促中东盟友采取“大胆的新步骤”来打击“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与之相配合,美国加大了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国恐怖组织的军事打击力度。而体现特朗普政府“反恐优先”的重大举措是 2017 年 8月宣布增兵阿富汗。由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公开宣称其一旦当选美国总统就将从阿富汗撤军,因此,其增兵阿富汗的决定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舆论哗然和广泛关注。然而,特朗普在宣布该决定时明确表示,仓促撤军将为包括“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主义者制造真空,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安全威胁要求美国不仅不能撤军,反而要增兵。
第三,推崇武力外交,关注地缘政治竞争。保守国际主义重视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武力运用、权力斗争和大国间权力均衡,极为关注地缘政治竞争。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描述了一个充斥着大国竞争的世界,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认为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等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了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美国国防部 2018 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同样指出,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战略萎缩后,美国的军事优势遭到侵蚀,美国正面临一个日益失序的全球环境,一个更加复杂、更为动荡的安全环境; “国家间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为了赢得地缘政治竞争,美国除了在军力建设上投入巨额预算外,还加强了与地区盟友的战略合作。在欧洲地区,美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提升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水平,重申了对北约集体防务的承诺,推动北约其他成员国增加防务支出。在亚太地区,美国重申了对韩国和日本的安全承诺,对朝鲜核导计划实行极限施压政策,提出了囊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印太战略”,加大了所谓“自由航行”计划的执行力度。在中东地区,美国加大了与沙特、以色列的军事合作,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其对伊朗政策不只是关注伊朗核计划,而是要关注伊朗对整个中东地区安全态势的影响。在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上,特朗普尤其强调武力外交( 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 的有效性。例如,针对朝鲜核导问题,特朗普综合使用武力恫吓、军事演习、经济制裁等所谓“极限施压”政策,以迫使朝鲜作出重大让步。
第四,承诺保护盟友,但要求盟友分担防务支出。保守国际主义仍然强调对关键盟友的安全承诺,但要求盟友在共同防御中作出更多的贡献。特朗普竞选期间威胁盟友,如果在防务支出上不作出更大贡献,美国将撤出北约,不再履行安全承诺。但这一表态更多的是一种施压,而非真正放弃安全承诺。关于盟友在共同防务中出力甚少的问题,实际上,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多位美国总统都表达过严重不满,但这种不满并没有影响到历届美国政府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特朗普竞选期间宣称北约“过时”、威胁退出北约,的确让欧洲盟友感到紧张不安,因此,特朗普上台后,迅速向重要盟友打电话,重申安全承诺; 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也在各自出席的多个重大外交场合,反复强调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除了言辞上重申安全承诺,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世界范围内盟友的防御。在东欧地区,2010 年奥巴马迫于俄罗斯的反对而取消了原定在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则宣布继续推动在波兰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在中东,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以关系的恶化相比,特朗普政府坚定支持以色列,与沙特签订1100 亿美元军售协议,保护中东盟友对抗伊朗核项目和导弹的威胁; 在东亚地区,坚决推进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保护韩国、日本等东亚盟友免受朝鲜导弹威胁。针对上述措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迈克·考尔撰文称赞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坚定有力的,与奥巴马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称这些措施“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新的信号:美国不会再牺牲我们盟友的安全,来迎合我们敌人的愿望。”
第五,奉行具有经济民族主义色彩、所谓对美国“公平”的对外贸易政策。保守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表现在对外贸易上,则是要求保护美国在全球化和全球自由贸易中的国家利益,捍卫美国的经济主权。特朗普之所以能成功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抓住了美国中下层民众最关切的经济问题。他在竞选期间就一直抱怨美国在自由贸易中长期受到其他国家的不公平对待。他明确表示,上台后要执行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政策,退出或重新谈判那些不利于美国的贸易协定。因此,特朗普一上台,就迅速退出 TPP,发誓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指责一些国家操纵汇率,扬言要实施贸易报复和惩罚。但是,特朗普本人及其幕僚反复强调,美国不是反对自由贸易,而是要奉行所谓“公平”“互惠”的自由贸易政策。2017 年特朗普总统在向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 “我们必须为美国公司和工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目前,当我们将产品运离美国,其他许多国家让我们支付高额的关税和税收———但是,当外国公司将产品运到美国,我们却几乎不征收任何税费。……我强烈信奉自由贸易,但它必须也是公平的贸易。”2018 年 2 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议程和年度报告》提交给了国会,该报告强调,国内的经济繁荣是美国权力和海外影响力的前提条件,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关系是总统促进美国繁荣之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将采取进攻性政策,以解决贸易失衡,推动公平互惠的贸易关系。
第六,不会放弃捍卫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严辞拒绝为了推行民主而在海外进行“国家建设”,认为那样只会损耗美国宝贵的国家资源,而无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应该关注的是那些与美国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而不应该关注诸如“自由”“民主”“人权”等国际规范问题,更不应该为了这些“道德”问题而诉诸武力。因此,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总统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拒绝美国例外论的总统。然而,特朗普政府因怀疑叙利亚政府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而对叙利亚军事基地实施的军事打击,则表明,特朗普政府仍然不会放弃“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特朗普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了自由、民主、人权等美国立国原则在其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principled realism) ,之所以是“有原则的”,是因为它认识到,推进美国的原则能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美国人民既以美国的价值观作为指导,又以美国的利益作为规制。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特朗普仍然强调价值观对美国外交的指导意义,但是,特朗普政府拒斥小布什总统的新保守主义国际战略,反对通过政权更迭的方式在全世界推行所谓“自由议程”,而选择通过外交孤立、外部施压、军事惩罚等方式推进美国价值观,避免高昂成本的海外“国家建设”。
三、特朗普保守国际主义战略的历史背景与未来前景
特朗普的保守国际主义战略,体现了重视国防、倚重武力、推崇民族主义、倾向单边主义、怀疑多边机制等传统的共和党外交理念。与此同时,与二战后历届共和党总统相比,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更加突出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强调美国在追求国际主义目标时不能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特朗普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刻意强调,与近年来美国国内面临的经济困境密切相关。2008 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奥巴马执政八年并没有带领美国民众走出危机,奥巴马推出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催生了资产泡沫,导致中下层民众财富大幅缩水; 奥巴马对经济的各种规制抑制了美国经济的活力,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一直在低位徘徊,复苏乏力;美国参与全球化,导致资本外流和工作机会流失,再加上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广泛运用所造成的工作岗位的减少,使得美国中下层民众就业困难、收入减少。上述种种问题,导致许多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据报道,目前有 1200 万美国人在制造业部门就业,但是,自 2000 年以来,有 5000 万个制造业岗位从美国流失; 在冷战高峰期平均每 4 个美国人就有 1 个人在制造业部门工作,但是,现在只有 8%的工人阶级在制造业部门就业。 正因为如此,经济问题成为2016 年总统大选的核心问题,特朗普正是抓住了中下层民众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而大打经济牌,最终战胜了擅长打身份政治牌的民主党候选人。依靠中下层民众胜选的特朗普,必然会在外交政策上优先考虑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利益,无论是退出 TPP 和巴黎协议,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是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都体现了对美国自身利益的维护。鉴于美国经济面临的上述挑战,实际上,任何人当选美国总统,都可能会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原则进行调适。
从国际层面上看,特朗普的保守国际主义战略,实际上间接反映了自由国际主义所遭遇的困境。一是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战后 70 多年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映了美国的权力、原则和偏好,该秩序以美国霸权为基石,其维护需要美国持续付出巨大的成本,然而,近年来美国权力的衰弱至少是相对衰弱,削弱了自由国际主义的根基。据统计,二战结束时美国的GDP占世界的50%,而现在只占到24%。美国权力的相对衰弱,既削弱了美国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能力,也动摇了美国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愿。二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2003 年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严重损耗了美国的实力,而伊拉克战争的糟糕局面,导致美国国内政治陷入深刻分裂。为了纠正美国的过度扩张和复苏美国经济,奥巴马上台后在外交政策上实施收缩战略。然而,在美国战略界人士尤其是共和党战略家看来,奥巴马的收缩战略放弃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容忍了敌人的“挑衅”行为,抛弃了对盟友的安全义务,过分迷信外交妥协的效果,以致恐怖主义死灰复燃,地缘政治冲突再起,美国的世界影响力严重下降。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归,挑战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得特朗普政府重新将地缘政治竞争列入国家安全的优先关注事项。三是自由国际主义如何适应新的权力分配格局。自由国际主义者希望非西方国家通过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在经济和政治上服从西方的制度安排,然而,非西方国家融入国际秩序后并没有遵循自由国际主义者预想的轨道发展。相反,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及其引起的权力格局的变动,则要求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制度安排上作出调整,以尊重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及其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全球治理中给予非西方国家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尽管特朗普的保守国际主义战略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有着深刻的差异,但是,特朗普政府不可能抛弃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国际主义路线,除非发生重大的历史性变故。在美国决策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美国的教训是,在全球相互依赖的时代,美国不可能安享孤立主义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必须参与和“领导”世界,通过国际主义路线来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学者指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大战略始终由五大支柱构成: 捍卫国土安全、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大国均势、惩罚“流氓”行为体、促进其他国家的善治(good governance) 、推行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五大目标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深受两党政治家的支持,并一直得到历届政府的执行。在奉行所谓“权力制衡”的美国,特朗普总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就抛弃得到两党一致支持的国际主义路线。
然而,特朗普的保守国际主义战略确实体现了相当鲜明的保守性,即强调全球化进程中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但是,如果回顾二战后美国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史,我们可以发现,特朗普总统的民族主义并非没有先例。尼克松总统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行要求盟友分担防务负担的“尼克松主义”,以及里根总统实行强硬的贸易政策,严厉惩罚歧视性贸易实践,确保不让美国公司和工人承担全球化带来的过多成本,都与特朗普总统的主张如出一辙。实际上,特朗普的保守国际主义战略,并没有偏离二战后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