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一词始于一九五〇年，词根来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的姓。那一年的二月九日，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首府惠灵（Wheeling）一家妇女俱乐部纪念林肯诞辰的活动上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当众展示了一份据称列有二百零五名共产党人名字的名单，并声称，美国国务卿早就知道有这样一份名单，可名单上的人至今仍在国务院内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此话犹如晴天霹雷，令美国上下一片哗然。麦卡锡则一鸣惊人，一夜之间，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参议员一跃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并在随后的四年里主演了一部荒诞的美国政治闹剧。
从惠灵演讲开始，麦卡锡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他先是公开指责民主党政府在镇压国内共产党活动方面表现软弱，致使共产党人钻进国务院等核心部门，使美国在外交上蒙受重大损失，不仅原子弹机密被外泄给苏联人，而且还“失掉了中国”。但民主党人很快发现，麦卡锡向参议院提出的一百多桩所谓国务院中共产党活动案中，大部分与国务院毫无关系，其他个案也早为国会众议院和联邦调查局审理过，并无新意。所以，民主党人斥责麦卡锡是借反共来捞取连选连任的政治资本。麦卡锡则反咬一口，指责民主党人借反对他的调查来保护共产党。一九五三年共和党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后，麦卡锡通过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开展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清查共产党运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的清查。仅一九五三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六百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十七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麦卡锡及其调查委员会的人员，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无视正常法律程序，对他们怀疑的一切人——包括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外交官、大学教授、工会领袖、作家、报纸编辑等在内——任意进行调查。麦卡锡虽然并没有掌握真凭实据，却随心所欲地提出指控，对被调查者进行公开的人身攻击。与此同时，他的调查活动，如同滚雪球，越来越大，涉及的人越来越多，而麦卡锡的声望和权力似乎也越来越大。联邦政府中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即便是资深参议员，也不敢得罪麦卡锡。
直到一九五四年初，当麦卡锡把他的调查进一步扩大到美国军队中时，他的为所欲为才受到了坚决的挑战。麦卡锡见从国务院挖不出共产党，便到军队中去挖，可当他提出全面调查美国陆军的肃共情况时，陆军部表示反对。在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下，陆军部向国会控告麦卡锡的调查违反了权力制衡的宪法原则，干预了行政部门的事务，要求国会举行调查。在一九五四年举行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陆军部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揭开了麦卡锡调查活动的黑幕。而麦卡锡则施展东拉西扯和哗众取宠的惯用伎俩，并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滥用参议院的议事程序，刻意干扰听证调查。麦卡锡的胡搅蛮缠早已引起在场的陆军部律师约瑟夫·韦尔奇（Joseph N. Welch）的极度反感。当麦卡锡硬把韦尔奇手下的一位年轻律师曾参加过一个宗教组织的事与陆军中的“颠覆活动”扯在一起的时候，韦尔奇终于忍无可忍，站起来对麦卡锡说道：“参议员先生，让我们不要再继续诋毁这个年轻人了吧！先生，你还有没有良知？难道你到最后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也没有保留下来吗？”
韦尔奇愤怒的质问预示着麦卡锡衰落的开始。原来一向对麦卡锡容忍、支持甚至怂恿的参议院共和党上层也开始意识到，麦卡锡的调查不仅严重践踏了宪法原则和公民自由，而且也不识时务地把矛头指向了共和党人的政府，给民主党攻击共和党造成了机会，如再不对其加以遏制，该党将失去相当数量选民的支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在国会内外的反麦卡锡力量的协作和推动下，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提出谴责，主要理由是他拒绝回答参议院一个调查委员会的问题从而违反了参议院的纪律。虽然这种惩罚与民主党人提出的将麦卡锡驱逐出国会的要求相去甚远，而且也避免使用了“惩戒”（censure）一词，但实际上宣判了麦卡锡政治上的死刑。自此之后，麦卡锡的政治信誉一落千丈。如同他的出现一样，麦卡锡从美国政坛上的消失也是突如其来的。
麦卡锡没有挖出一个真正的潜藏在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人，但他却给英语增加了一个新词：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这个词的原义与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词的涵义是不同的。按照麦卡锡自己的解释，所谓“麦卡锡主义”，指的是清查“政府中的共产党分子”的意思。遭麦卡锡攻击的杜鲁门却把“麦卡锡主义”看成是一种不惜以“敌视美国理想”为代价来满足个人或党派权欲的方法。麦卡锡之后，“麦卡锡主义”曾被理解成“国会的委员会对情报的滥用”。《韦伯斯特国际英语大词典》对“麦卡锡主义”定义可大致如此翻译：“一种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态度，以反对那些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因素为目标，使用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尤其是在未对提出的指控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四处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断和结论。”简言之，“麦卡锡主义”成了在政治中恶意人身攻击的一种代言词。这也许说明为什么至今美国政坛上常常把那种无端的指控和刻意的歪曲说成是麦卡锡主义行为的原因。
反共当然不是麦卡锡的发明。在他的时代，反共是一种时髦。就能力和背景而言，美国政坛上当时胜过麦卡锡的反共人士并不少（尼克松就是一位），但为何偏偏麦卡锡能够独领风骚呢？（当然，后来也有“尼克松主义”的说法，但其语言学的影响是不能与“麦卡锡主义”同日而语的。）我想，这可能是由于麦卡锡“反共”的手段格外极端、造成的政治后果尤其严重而决定的。为了要在众多的反共人士中脱颖而出，麦卡锡不能不诉诸于过头的做法。
麦卡锡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制造危言，以造成轰动效应。麦卡锡曾批评共和党上层多年来对民主党人政府的抨击一直停留在抽象意义上，不抓出几个潜藏在政府中的共产党出来，吸引不了选民。他认为，共和党只有把反对“叛国行为”变成反对有名有姓的“叛徒”，才能刺激选民。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麦卡锡在惠灵演讲时必须说他掌握了二百零五人的名单，虽然他当时（乃至最后）并没有什么名单。但是因为他说出了具体的数字，举着“名单”，而且说得非常肯定，听众和媒体不得不信以为真。敢讲别人不敢讲的话，敢攻击别人不敢攻击的人，这是麦卡锡将反共具体化的一个特点。他把国务卿哈奇逊和马歇尔将军统统称为共产党在美国政府中的代理人，可以说都是具体化的一种表现。
歪曲夸大事实是麦卡锡的另外一招。他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四年提出的所有指控，大多数都基于过时案件或道听途说，麦卡锡自己并没有仔细核实和调查过。但是为了在公众面前树立和巩固自己的“猎共英雄”的形象，麦卡锡在使用这些旧材料时，公然对原材料进行随意加工，显示他掌握了新的材料。例如，一份众议院的原始材料曾提到某一个案中有三人的名字是“俄国名字”（with Russiannames），麦卡锡在报告该案时，将此改为该案牵涉了“三个俄国人”（three Russians）。一些原始材料在谈到一些未经证实的情况时，使用的是虚拟语气，如 may have been（也许）或 might have been（或许）等，可麦卡锡在提到同样的案例时，却一律改为了is（是）或者was（曾经是）之类的肯定式陈述语气。麦卡锡传记作者奥辛斯基还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麦卡锡得到的一份材料的原话是：“据说被调查对象的兄弟是共产党”；到了麦卡锡那里，这句话就变成了：“被调查对象的兄弟从前或者现在在国务院任职，他是一个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平白无故地给“被调查对象的兄弟”加上了“在国务院任职”的内容（David Oshinsky，A Conspiracy So Immense：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1983，p.114）。
人格诋毁是麦卡锡的杀手锏。麦卡锡在指控一个人或一个部门时，通常是先给被调查的对象戴上一顶“共产党嫌疑分子”或“具有颠覆倾向”的帽子，然后，再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听证调查。如果有人对麦卡锡提出质疑，麦卡锡也毫不犹豫地给对方贴上“亲共”的标签，泼上一盆污水再说。在麦卡锡活动的早期，参议院中的民主党人曾企图通过内部惩罚的方式制止麦卡锡的胡作非为，但麦卡锡立刻采用诬陷诽谤、人身攻击、甚至伪造新闻材料等手段来打击公开反对他的民主党议员，诬蔑他们为“亲共”分子，致使他们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落选。一位名叫汤姆·亨宁斯的民主党议员，因负责起草了调查麦卡锡违反联邦选举法行为的报告，立即就遭到麦卡锡的攻击。仅仅因为亨宁斯原来的合作人曾经为一位激进报纸的主编当过辩护律师为由，麦卡锡便把亨宁斯说成是“共产党的路线追随者”。同时因为亨宁斯与圣路易斯一家地方报纸有过业务上的接触，而这家报纸又经常对麦卡锡颇有微辞，麦卡锡便指责亨宁斯按《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美共的一家报纸）的思路控制了这家报纸社论的写作。
此外，麦卡锡还惯用无赖政治的手段。当他提出的指控被反驳或给予解释时，麦卡锡不是悉心听取被指控方的解释，而是接二连三地提出新的指控，以混淆视听，避免在回答对方时被抓住辫子。所以，在麦卡锡的听证会上，经常是旧的指控还没有说清楚，新的指控又出现了。这样的连环套，一波接一波，无止境地出现，以致到最后麦卡锡提出的问题与最初的指控变得风马牛不相及。但麦卡锡通过这种方式始终掌握主动权，牵着对方的鼻子走，直到把对方拖得精疲力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麦卡锡之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二十世纪美国历史上一个极端政治时代。即便在政治上保守的艾森豪威尔也在回忆录中谴责了麦卡锡主义，说它深深地伤害了许多公民和整个国家。但是，为什么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人还在相当长时间内容忍麦卡锡在民主体制中如此横行而不加以制止？美国历史学界提供了好几种解释。最通常的解释是，麦卡锡主义是冷战大环境的产物。麦卡锡惠灵演讲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内战的胜利，罗森堡夫妇因间谍罪被起诉，朝鲜战争的爆发等——都使美国上下感到一种真实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历史学家威廉·奥尼尔和理查德·鲍尔斯认为麦卡锡主义虽在做法上有些过头，但其反共的核心和效用是“可以理解的”和“名正言顺的”。他们甚至认为，正因为麦卡锡的反共活动与普通美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麦卡锡能够得到众多民众的支持，而其他政客也不敢随意反对麦卡锡（William Oneill，A Better World，1982；Richard Gid Powers，Not Without Honor，1995）。
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如罗伯特·格雷菲斯和理查德·弗里克——则认为麦卡锡主义实际上是美国体制下党派政治的“正常产物”。民主党人自一九三二年罗斯福当选以来，一直掌握着联邦政府的权力，共和党人夺权心切，不惜利用民主党人执政中的一切失误作为攻击对方的理由，麦卡锡的出现和他的极端政治显然正合共和党上层领导集团的政治意图，所以共和党人不但极力阻止民主党人制裁麦卡锡，反而处处为他保驾。即便赢得国会控制权后，共和党也没有立即钳制他，直到麦卡锡对本党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才抛弃了他。民主党人和杜鲁门出于党派政治的需要，对麦卡锡也采取了姑息态度。他们害怕背上“亲共”的罪名，不但不从体制上向麦卡锡挑战，反而要竭力表现出比麦卡锡还要反共。而麦卡锡则有效地利用了民主党人这种心理，更加有恃无恐（Robert Griffith，Politics of Fear，1970；Richard Freeland，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1971）。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把五十年代出现的麦卡锡主义看成是美国社会一个长期的反激进主义和反共主义传统的必然结果。对理查德·弗里德和埃伦·施雷克两位历史学家来说，所谓麦卡锡主义和麦卡锡时代实际上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美国历史上的反共主义传统始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以后，从未间断过。从一九一九年司法部突袭激进组织和将激进分子递解出境开始，联邦政府从法律、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各方面都建立了限制和镇压共产党活动及其影响的机制，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会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在调查背叛美国的活动时使用的方法与后来麦卡锡调查所使用的方法非常相似。一九四〇年国会通过了《史密斯法》，严禁任何鼓动和教唆他人推翻政府的活动。一九四七年，杜鲁门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在联邦政府各机构中实施“忠诚－安全计划”，不合格者一律辞退或交联邦调查局审查。这项计划后来也在一些大学推行（一九四九年加州大学系统就要求所有教授必须宣誓效忠美国）。同年的《塔夫脱－哈得利法》禁止共产党人进入工会活动。一九四九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丹尼斯案件中，将一批美共领袖以煽动颠覆政府为名，判定为有罪。同年，全国产联（CIO）将左翼工会开除出去。即便在麦卡锡开始进行调查后，民主党人的国会还通过了《麦卡伦法》（又称《国内安全法》），要求所有共产党组织向联邦政府登记注册。所有这一切事件都不是麦卡锡的个人行为，但性质却与麦卡锡主义非常接近。所以，麦卡锡主义不过是美国反共主义的一个比较极端的结果（Richard M. Fried，Nightmare in Red：The McCarthy Era in Perspective，1990；Ellen Schrecker，Many Are the Crimes，1998）。
上述这些研究都是言之有理的，但我认为另外几个相关的因素也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媒体的作用。麦卡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成功地利用了媒体。从他进入参议院开始，麦卡锡便十分注意培养和扶持于己有利的媒体关系网。根据当年与麦卡锡交情很深的记者杰克·安德森后来的回忆，麦卡锡为了拉拢记者，会主动对他信得过的记者透露一些参议院共和党党团秘密会议的细节，以争取记者正面报道他本人的回报。麦卡锡在惠灵演讲之后，更是注意利用媒体来为自己服务，他抓住媒体之间竞争的心理，选择机会，透露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让媒体始终围绕他转。而一些记者也主动与他配合，只要他给“开小灶”，他们就保证让麦卡锡日日见报。为了抢新闻，很少有人去查证，麦卡锡的不实指控则有较大的机会蒙蔽公众。
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还与他有一批铁心反共的支持者有关。这些人在麦卡锡调查活动的早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个被称为“麦卡锡院外集团”的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新闻记者、报纸杂志的编辑、商人、议员办公室的助手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政治上不满罗斯福的新政，仇视激进改革势力。当麦卡锡在惠灵演讲后，他们立即慷慨地向麦卡锡提供了大量有关共产党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并没有经过证实，多为道听途说，其中也不乏夹杂个人恩怨的“黑材料”。譬如，在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问题上，向麦卡锡提供情报的人之一是一位名叫阿菲尔德·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的商人。此人曾在一九四九年前从事了三十年之久的从中国进口布匹的生意，是蒋介石政权的忠实支持者。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断了他的财路，所以，麦卡锡一提出抓共产党，他便立即表示支持，为麦卡锡提供了大量他个人收集的材料，并四处为麦卡锡的听证活动寻找证人，还担任了右翼组织与麦卡锡调查活动的联络人。此外，美国体制的机制也为麦卡锡主义的生长提供了一定的环境和空间。美国的宪政特点是强调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但在权力界限的划分上并不能做到事事清楚。麦卡锡在惠灵提到二百零五人名单时，杜鲁门政府完全可以让麦卡锡把名单交给联邦调查局去处理，艾森豪威尔在一九五二年上台后，也可以这样做，但他们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除了怕背上“对共产党手软”的罪名外，可能也不敢干涉国会成员的调查。权力制衡机制的初衷是防止恶性权力集中和膨胀，但麦卡锡这样的人一旦（按照程序）进入了权力机制后，他便获得了一种机制的保护，或者合法的豁免权。如上面提到的，保护麦卡锡的力量一部分来自体制内党派利益之争。共和党中许多人明明对麦卡锡的做法非常不以为然，但并不站出来反对；民主党人也基本如此。与此同时，因为国会重要委员会的大权掌握在多数党手中，民主党把持的参议院对麦卡锡行为的任何反对（如他们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二年对麦卡锡的调查活动）都会被共和党故意解释成为是党派政治在作祟。在冷战这样的大环境下，反对麦卡锡，就等于反对反共。相反，只要麦卡锡反共，他就可以高于一切，甚至违背宪法，侵犯公民自由，扮演某种意义上的“暴君”，把民主体制变成一种不经正当程序而剥夺个人自由的“暴政”。而其他的议员，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前途，争取连选连任，服从党派意志，不得不向麦卡锡主义妥协，默许或助长其对宪法原则和公民自由的践踏。这是否也是一种政治腐败，一种带有民主的光环的政治腐败？
麦卡锡主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数千人因麦卡锡主义失去了工作，反共的意识形态渗透进美国的教育、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各个层面，其影响至今仍然可见。美国的左翼力量受到空前的打击，原本就处于弱势的美共更是受到致命打击。一些左翼的工会和文化组织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些左翼力量，无论在罗斯福的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在开拓美国民主和自由的新领域方面，起到过不可抹煞的重要作用，在罗斯福的新政时代，它们始终是促进美国社会进步和改革的一支重要的思想和体制力量。这个力量的消失，使保守力量失去了挑战者，迫使中间派和自由派迅速向保守势力缴枪投降。包括全国产联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内的一些曾与左派力量非常接近的组织在麦卡锡时代纷纷将共产党和左翼力量从自己的组织中驱逐出去，这对于美国社会继续延续罗斯福新政精神，进行有效的社会政策改革，包括建立全国性的医疗保障制度的计划等，造成极大的伤害。
在外交政策方面，麦卡锡主义将反共主义变成了美国的惟一选择。麦卡锡在“丢失中国”问题上的发难，使美国在东亚政策上一直采取非常僵硬的方式，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谁也不敢主动提出新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的思路。也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上遇到周恩来时所表现的粗俗无礼：他不是不屑于与中国总理握手，而实在是不敢。这种惟反共为国策的指导思想最终把美国拖入越战。而打开中国之门的工作也只能留给当年以反共起家的尼克松来完成。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造成的最大影响应该是在思想领域。它借反共的名义，扼杀了美国思想界的自由讨论，制造了一场现代恐怖政治。一些讲述社会主义和鼓吹社会改革的书籍被从学校的图书馆撤出，所有被麦卡锡定为嫌疑分子的人的著作被禁止流通，他们的演讲也被取消。大学教授在讲课时倍加小心，生怕表示过于激进的观点而被人打“小报告”。还有一百多名教授在麦卡锡时代因观点问题被开除。民权组织非常小心地与激进主义划清界限。大众文化的生产也极力避免敏感的政治性题目，而代之以智力测验表演和轻歌曼舞。在历史学界，强调历史发展中的冲突的流派为新的“共识学派”所取代。“意识形态的终结”成为思想界的时髦口号。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深表忧虑。他指出，麦卡锡主义“给我们的思想套上了模式，缩小了自由的公共讨论的空间，把许多有思想的人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道格拉斯尤其担心麦卡锡主义将对青年一代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青年人不随大流加入反共的行列，他们就可能被当成“颠覆分子”来对待的话，那美国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道格拉斯指出，世界上的问题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掌握了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解决问题需要多种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表达，需要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进行撞击和交流。他认为，美国的强大并不在于她的物质力量，而在于她的精神力量，在于她能容忍“一个完整的思想的市场”（a wholemarket place of ideas），而麦卡锡主义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扼杀这个思想的市场（William O. Douglas, “The Black Silence of Fea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3 January 1952, p.7, 37-38）。道格拉斯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向麦卡锡公开挑战的自由派人士。应该指出，他的大法官地位给了他这种挑战的资本。
也许，麦卡锡自己也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之一。他以反共起家，但最终又以反共而被历史所抛弃。实际上，在他之后，共和党和民主党仍然在继续反共，而只是麦卡锡的反共已经没有了用处，不但没有了用处，反而成为了一种累赘。麦卡锡自称要搞一场现代的捉巫运动（witch-hunt），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然成了被人捉的巫师，并在失势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抑郁而终。对这位历经千辛万苦从威斯康星州农场主的家庭背景爬上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个人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