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重新定位”。我想讲一个信息，最近国务院领导同志分工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变化，科技部原来都是归主管科教文卫的副总理分管的，就是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这些都是一个副总理管。但是最近科技部划归刘鹤同志管，刘鹤管什么呢？他管着工信部和金融，现在从领导分工上已经把行政管理范围已经调整了。
虽然这个信息非常小，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对科技重新定位了，我认为过去对科技的定位和认识是很不够的，包括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跟中国这些事情，确实我们需要对科技有一个重新的定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早就已经讲过了，我认为这句话符合，但是不够。第一生产力指的是创造财富，也就是说科技是创造财富最主要的资源，我觉得还不够。现在看科技也是分配财富的最主要的资源。
我就讲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加工制造苹果手机最大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所有生产苹果手机的公司盈利不如苹果公司挣的利润多。为什么呢？它不是靠手机加工的利润，而是靠它的专利。所以在这么大的市场里头真正分配到增值财富的是它科技的资源，因为它掌握这个专利。
现在看不只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要讲科技是创造财富的第一生产力，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资源，实际上分配财富也是科技是第一资源。
这么多年通过科技，通过专利，通过技术这方面所获得的财富远远超过加工制造方面创造的财富。
我再讲一个行业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汽车。中国现在汽车，特别是轿车，是全世界销量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你算一算我们这些汽车里面，外资在我们的汽车行业挣了多少钱，你再算算我们中国自己的合资部分，或者我们自主的汽车部分，我们挣了多少钱。包括我们自己品牌里面，我们又付给相应外商的，比如说有的专利多少钱。
所以现在看世界的发展，要想富起来，没有科技的资源你是富不起来的，你必须有科技资源才能真正在创造财富上创造的多，而且分配上你也能分配的多。不然的话你创造的多，你分配的少。这就是我觉得科技定位中间我们特别需要明确的一点。
第三个科技的定位，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军事实力靠什么？首先你得靠财政，你得有钱，你去装备，训练军队，养军队，这个钱是首要的一个资源。但是真正你看世界上，军事实力的强大都是有科技含量为第一军事实力资源的。所以美国的军事实力绝不仅仅是他投入的军费多，而是他拥有全世界在军事上最先进科技的内涵。
我觉得这一点现在看越来越清楚了，美国人特别强调一个什么呢？军民融合，美国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军民融合的，我们国家现在也提要军民融合。但是我们对美国的军民融合感受不是那么深。
我就再讲一个例子，有人问比尔盖茨说，现在人工智能中国也发展很快，有没有可能中国会赶上我们美国呢？比尔盖茨回答第一条说，他们赶不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比他们领先很多，他认为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不是说赶上就能赶上的。这个原因谁都能理解，不用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人想象不到。他说，我们美国人有军民融合的体制，我们的科技创新是军民融合的体制搞的科技创新。谁能想到微软一个信息化公司，居然把美国科技领先优势的原因认为军民融合是它的一个重要体制。
最近谷歌有一个消息说，有一部分谷歌的员工罢工，罢工的理由是什么呢？不是待遇问题，不是工作环境问题。因为这些人他们坚决反对谷歌的领导把他们开发的技术用于军事。他们说，我们开发的技术反对用于武器领域，谷歌公司居然跟军事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你能说谷歌公司是军工企业吗？你能说微软公司是军工企业吗？甚至你能说波音公司是军工企业吗？美国并没有多少像我们中国这些军工企业，但实际上军民融合的程度要比我们深的多。
我再讲一个小例子，刚才若谷也讲了。美国波音飞机和麦道两个公司要合并，要合并需要股东大会投票。麦道公司股东开会反对，我们不跟波音公司合并。然后美国国防部就给麦道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发了一个函，说如果你们不同意合并，国防部取消麦道公司所有军工订货。就这么一张纸送到了他们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桌上，再投票全部举手同意合并。你说麦道公司是军工企业吗？我们买的波音飞机737、747、787，它是什么企业？但是美国的军用飞机也是波音公司来生产的。
我们国家现在在军民融合上成立了军民融合委员会，但是军民融合指什么呢？是指军工企业要生产民用的产品，民营生产企业可以把他的产品和服务用于军工企业。这和美国军民融合体制的概念那是差了很多，用咱们中国的话说叫军民结合，还不到军民融合。他们这种军民融合推动科技发展对于军事实力的增长，对于创造财富，这一点是非常有我们值得参考的。
第四点，现在科技已经不仅仅是搞研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在国际政治，国际军事，国际外交，国际经济等等领域科技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原来我们感觉都没那么深的，现在你看看中兴就那几个芯片，让你毫无还手之力，他就掌握理你核心的芯片，他要整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他掌握我们国家核心的东西，何止中兴这几个芯片，只不过还没打到那个份上。国家要真正屹立于民族之林，你没有科技实力是站不住的。我们国家几十年下来，现在应该把科技在国家发展中重新定位，我们应该再一次比如说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再一次重新的明确，重新定位，这就涉及到一系列对于科技发展的体制问题。
刚才若谷同志专门提出企业税赋的问题，我们从1994年税制改革设计新税制开始，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在税务局工作几十年了，我们的征收能力很差，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对税源的控制能力，所以就不得不把这个税率提高，因为你要保证政府有一定支出的财政资源。
有税源你收不到那么多，那你就得提高法定税率。1994年以后税收工作发展，我们在不断地提高征收率。通过信息化，通过机构的调整，通过设置投入资源等一系列措施，包括法律、立法问题，我们在不断地提高法定税率征收率。
我讲一个非官方的数字，有一个专家曾经测算过，1996年、1997年那时候虚开发票最厉害的时候，这个专家测算增值税100块钱只收了52块钱。2001年金税工程二期经过 镕基同志、岚清同志组织各部验收合格以后，我们征收率提高到60%多，又经过几年运行提高到80%多。你觉得80%多还差了很多吧，我告诉你，美国自己官方公布的征收率83%，英国公布的官方征收率85%，我们的增值税已经达到了85%。
征收率提高以后就降低法定的税负。2003-2009年有一个决策，就是企业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可以抵扣，我们1994年是不让抵扣的。我们测算如果1994年让抵扣，我们收到同样的税，我们当时税率增值税不是17，是23，需要增加6个点的税率，才能够把机器设备税抵扣掉，还要收到同样多的税。
所以当时就是不允许机器设备税款，就是按照17%了，不按照23%了。到了2003-2009年我们把极口机器设备政策就出台了。但是出了台我们并没有提高法定税率，就等臆说我们提高征收率筹集了更多资源以后，降低法定税负。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停地在做，包括营改增。
营改增前段时间大家都有反映，营改增企业的获得感不强，这个是一个实际情况。全国政协俞主席曾经组织过一个调研组，调查营改增我们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的数字，减了几千个亿，为什么企业获得感不强？专门调查这个问题，当时我也参加这个调查组了。
我们调查的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点政策落实减税的情况，基本是到位的。没有发现一个大的领域说都反映不到位，或者没有发现一个行业反映都不到位，我们不能保证每个税务所的每个纳税人都到位，这个是不敢保证的，但是没有那种反映说一个区域，比如说一个市，或者一个更大的省，说营改增减税都没落实。也没有说，一个行业，比如说汽车行业，或者是石化行业营改增都没落实。没有这种反映，总体上讲营改增减税是基本上落实到位的。
为什么企业会觉得获得感不强呢？一方面是真正减税的企业他不愿意去说我这回减了很多税，他不愿意去说，确实有很多企业没有拿到减税的份额，什么原因我们去调查，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增值税的征收率比营业税高，因为营业税对于购进商品的发表，营业税纳税人是不够关注的，无所谓。因为我交税是按照我的销售收入3%，或者5%。至于他是不是交税，供应商是不是浇水跟我没关系。但是搞了增值税就不行了，你要不跟他要发票，他的税你替他交。所以营业税改成增值税以后，相当于对任何一个产业链供应商来说，不仅税务局要盯着你，你要交税，你的采购商也要盯着你，你得给他开增值税发票。
你要不开增值税发票，我们的税制的设计，凡是你拿不到发表的，他的税你交。我们的水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这些企业你去了解一下，现在企业要求买东西要拿到发票这个已经是财务们要求非常强的意向。那么拿到那么多发票就意味着原来不开发票，白条什么等等税款就收上来了。原来越是这样多的企业，现在交的就最多，甚至比它的营业税交得多。因为你没有拿到那么多发票，过去不把这些进项发票当做很追求的一个经营策略。所以征收率提高就对冲了一部分减税的数量。当然还有我们国家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去产能，钢材价格下降，煤炭价格下降，这段时间因为去产能有一点效果，钢材价格上升，煤炭价格上升，而我们的税收结构里头这部分的税收是比较多的，所以这部分上升，所谓工业品价格的上升给我们带来的税款比消费品价格上升带来的税收多，这部分也对冲掉一部分减税的效果。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写了报告给政协俞主席报告，就是我们税制里还有一个缺陷，1994年设计税制的时候，增值税学的是欧洲，欧洲是规范增值税的区域。我们当时说是学美国的税制呢？还是学欧洲的税制？因为欧洲有增值税，美国没有增值税，这个大家都知道。讨论以后我们决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学欧洲基本的税制，我们不能去学美国的基本税制。因为美国税制里头个人所得税占70%。1994年中国不可能设计个人所得税征70%的税制，那在中国绝对是搞不成的。
学欧洲的时候，我们的增值税制度设计上，基本制度是增值税，但是有很多跟规范的增值税有差异。这个差异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不保留的，这种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的环境造成，但是这种差异造成企业的税负要比欧洲规范的增值税税负要高。刚才我讲的购买机器设备税款不让抵扣，这是提高税负的一个措施。
还有一个措施，欧洲的增值税是每个月核算一次，这个月你销项多少税，进项多少税，销项减进项如果大于零你交税，如果小于零，税务局就当月退税，这是欧洲的增值税制度。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税务局那些增值税专家都非常熟悉，当时就写到增值税条例这一条的时候，说咱们可不能干这个。咱要干这个，要是那么多退税的，那咱们税还向哪收去？1994年1月1日出台《增值税》，那时候认为财税改革失败有三大风险。
第一大风险，通货膨胀。原来产品税3%，5%，8%，一下子搞到17%，会不会通货膨胀很厉害？
第二大风险，经济会不会急剧下行，因为税率提高了，会不会经济出现滑坡问题？
第三大风险，税能否收上来？新税制收不上来税分什么呢，分税制是分增值税为主，如果增值税征不上来改革失败。
所以当时刘部长曾经在财政部会议上讲，这三项风险出现一项，我就得引咎辞职，当时这个风险就这么大，所以保证把税收上来，这是当年保证改革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为了怕收不上来税，12月份朱镕基专门批准让财政部从央行借款100多亿，万一税务局收不上来税，工资还得开，政府部门得上班，结果1月份就收了500个亿，31号这个数字一报上去，所有财政税务一下子心里这块石头落地了，那120亿还给银行，不要了。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当时对这个政策就采取了一个留抵税款。你要是购进的多，销售的少，我不给你退税，但是账上记着，等你有了什么时候有了销售的税再来对冲。所以我们叫一个留抵，就是留着抵扣的“抵”，不是底部的“底”，是抵扣的“抵”。
当时，讨论来讨论去我们采取这么一个措施，这个措施要从性质上分析，就相当于跟规范了欧洲来比，就相当于企业的预缴税款。这个预缴税款从那时候开始就逐渐的累计增加，我们到许多地方政协调研组去，这几年增值税增加的收入里面预缴税款的速度增加很快。
为什么呢？原来营业税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营改增以后基建也变成增值税了，所以你企业如果投资的话，你那个盖房子也是增值税，也得留抵，因为在投资期间你还没生产，但是你买的设备，你盖房子，搞的厂房，修的道路，按得什么电，统统得增值税要留抵。要按欧洲比，那就是相当于什么时候有了销项再来对冲税款，所以叫留抵税款。
我们当时给政协写的报告，陈元副主席是我们调查组的顾问，尚福林同志是我们调查组的组长，给政协写了报告，我们建议要逐步的把留抵税款要改为退税。这个建议被政协当时俞主席开的双周座谈会批准了这个建议，把这个建议转到有关的决策部门。
当时，因为已经是8月份了，后来就换届了，开十九大了。今年4月份国务院做出决定，留抵税款改为退税，这个制度开始实施。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改革，而且这个改革现在看，虽然政策上并没有说对哪个行业怎么样，但是影响最大的是高科技重资产企业。
这种企业科技水平高，投资规模大，而且投资到产出的周期长。他投产能达到量产的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些企业预缴税款的数量大，能够获得抵扣的预期时间就很长，所以对这类企业投资负担是最重的。比如说清华紫光，现在学校不控股了，原来是51%的股份，可能跟施教授说的这个有关系，现在清华紫光把51%卖出去30%多，变成财务投资了。
但是清华紫光的几个投资项目，比如在武汉500亿美金投资两年了还没投产，最快也得三年，弄不好就得四年，买设备原来是17%，后来降到16%，搞基建原来11%，现在降到10%。500亿投资，如果一半买设备，500多亿就差不多3000多亿，1500亿买设备的话，16%的预缴税，1500亿基建的话10%的预缴税，这得多少钱啊。企业必须去到银行借钱，因为它是资产负债，没有那么多啊，还要承担利息。把承担的利息提高资产负债表作为财政预缴税款，性质是预缴税款的形式，这是当前整个税制改革，特别增值税改革里面最重要的一项。现在决策层已经完全的接受了这个建议，只不过我们积累的数很多，因为二十几年了，每年都有留底税款的增长，那也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
其实留底税款不是减税，留底税款是征税的时间问题，是把以后要征的税提前让企业预缴，等什么时候企业生产出销项再来对冲，所以现在改退税就等于说以后的税到时候再收，我不让企业预缴了，实际上并不是减税的作用。增值税从17%降到16%，从11%降到10%，那是减税的，降完以后再收就没了。这个不是减税，它是税收收入时间调节的问题。
大家知道现在投资增长率是比较低，在投资增长率比较低的时候留底税款政策对于投资有这么重要的负面的一点影响，所以就需要加快一点速度，加大一点力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年财政部已经发了文件，1100多亿9月底之前全部退掉，当然这在我们国家税制改革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李总理最近又宣布，要研究如何降低企业税费，当然还有很多，但这一条决策已经做出来了，关键是推进的速度，就是每年要拿出多少钱来把留底税款改成退税退回去，以后再收，这是当前的收入要减少，把收入时间往后推移，这对当前来说是非常大的，实际企业经营复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还可以说别的，但是在所有当前税收政策调整里面这是最大的一条。
收了钱，财政就要发钱啊，你要当财政部长，这个压力都是非常大的，要钱的多啊，但是你可以想象，要钱的人是不管你能收多少钱的，反正我要干这个事需要花钱，给了我钱越多越好，我的钱肯定是不够的，你再给我多，我也能花出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税收政策，它是有一个综合考虑。所以2016年7月份政治局会议，降低宏观税负。这个是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从1994年提高宏观税负，1994年提高两个比重就是提高宏观税负，到了2016年降低宏观税负。
什么叫宏观税负？学术界有很多争论，但是不管怎么争论，政治局这个决定我认为是财税改革的一个战略性的调整。所以李总理说要研究如何来落实减税减费的措施，我觉得是完全符合政治局这个决议的。但是这就是一个要综合平衡的问题，你收了钱都花出去了，我们现在缺口很大，社保的缺口，扶贫的缺口等等缺口很大。有这么多财政的缺口，企业这边负担还有这么多，你怎么平衡？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决策综合来考虑的，但是建议已经有了，方向性的决策也做出来了，现在关键看具体的方案如何来设计，来摆平收入和支出，企业负担和财政支出要求等等，如何把这个平衡下来？我觉得现在不平衡，我认为企业这个负担偏重，也是不平衡的表现之一。
所以我想结合我们当前科技创新的重新定位的话，那么影响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就更是需要全面的来评估。那么财税是其中一项，而这项里头最迫切需要来研究的就是增值税的留抵税款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我们最希望发展的领域，就可能得到一个很有效的提升，解决我们整个宏观经济不会下滑非常严重的形式。
谢谢大家，我就说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