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没有资格去谈论科技和社会变化这个话题的，因为我对科技的了解实在太少。但是我非常高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向科技界的朋友提出几个问题，关键是系统和人的关系问题。
系统，主要是指根据算法而建立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循环体系。我们现在基本每天都依靠系统工作和生活，同时，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算法系统所影响，甚至控制。但是算法和系统也需要个人的行动数据“投喂”，它依靠我们每个人的活动参与而存在。
究竟系统和人是什么关系呢？我以前提过一个概念，叫“社会人”，基本意思就是指社会上的人，既包括大量的中低收入人员，也包括少数高收入人员，基本上跟社会中稳定的机构不形成任何稳定的关系——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工或小商贩。
现在看来，很多“社会人”都被转化成了“系统人”，系统可以不通过一个稳定的组织形态，不需要制度化的关系，而把大量的个体拢在一起，能够协调、影响甚至控制他们每一刻的行为。这种影响是通过控制数据实现的，而不是像以往通过稳定的社会关系。
这就体现了所谓“社会人”到“系统人”的转变。系统人，一方面是指系统和人是两回事，同时，系统人也有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行为方式，甚至一种新的人格类型。
第一个问题：“系统”的概念
计算下面有算计。但当系统通过一个计算的方式建立之后，好像算计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社会科学领域的系统论最早是受到科学启发而提出的。系统论的意思，基本上是说个体的总和会大于个体的加总，放在一起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它是有自身性的，会不断进行自我生长，同时它也是相对封闭的，能够不需要外界的输入。
对我影响更大的一个对于“系统”概念的用法来自哈贝马斯，他提出的“系统”是相对于“生活世界”这个概念。
在生活世界里，人们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日常生活里用的语言对事情进行理解，然后进行有效沟通，他能够用自然语言来询问你究竟为什么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可以对你的动机进行了解，然后你同时也有义务用自然语言对自己的行动作出解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互动，有效的社会秩序，在微观层面上能够通过自然语言的沟通上形成，而系统超越了这个自然语言。
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包括大的行政体制、大的商业操作、市场力量、货币等。这些超出了能够用自然语言进行解释和理解的范围。在生活世界里，人们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沟通。而面对这个意义上的系统，人们做的很重要的工作是“算计”，就是说人还是有能动性的，算计怎样能在系统中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方说上班时候摸鱼，就属于在系统里的一种算计。
但是今天的系统跟哈贝马斯讲的系统又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关键不是算计，而是计算，当系统通过一个计算的方式建立之后，好像算计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人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算法系统的时候，是没有能力采取一些应对的策略，也就是所谓运用“弱者的武器”。
唯一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就是跟着算法的系统。比如，开出租就要接别人不愿意接的单子，把积分提高以后，收入才可能提高。所以我觉得从算计到计算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系统与劳动的关系
他们困在系统里面，工作状况被系统所控制，感到很强的受挤压感、被压迫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跟19世纪拉美地区甘蔗园的工人没有太大差别。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大家怎么看系统和劳动的关系？
前段时间，互联网上有一篇影响很大的纪实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讲外卖骑手的劳动状况。
在一定意义上，外卖骑手的劳动状况似乎是回到了19世纪，一方面，这些外卖小哥的劳动状况，很像早年的挑夫。外卖小哥和挑夫都提供一次性服务，客户当即付钱，之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他的劳动不能够产出任何稳定的物品，当然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或者经济关系，一切都是即刻的。
这个系统最大的一个优势是把即刻做到比较极致，如果不接单，外卖小哥跟系统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有在接了单之后，或者说在执行过程当中，通过技术平台和系统发生关系。他们困在系统里面，工作状况被系统所控制，感到很强的受挤压感、被压迫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跟19世纪拉美地区甘蔗园的工人没有太大差别。
欧洲殖民者到拉美之后，甘蔗园都是人工种植的。甘蔗农场的工人不是农民，因为农民是要看着一个植物怎样生长，以及植物和土壤、植物和其它植物是什么关系，而工人不需要了解这些。
所谓用科学方法种植的甘蔗，就是除了甘蔗别的都不种，甘蔗之间的间隙都是事先计算好的，所以甘蔗本身怎样生长，是有一套技术体系在支持，不需要人管。而一旦甘蔗成熟，甘蔗榨糖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所有的甘蔗在收割完之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榨成糖，否则甘蔗的质量会不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甘蔗园的工人，他们感受到时间上极大的压迫，因为一定要在一定时间内收割完，而且在每一刻都是感到极度的压迫，假如手不快的话，机器可能就会给人造成伤残。
甘蔗园这个例子可能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更熟悉的例子是早期的工厂流水线，比如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就能够看出工人在时间压迫下的工作，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个“系统”。
当时的甘蔗种植园和早期的流水线都是系统，所以压迫本身不是一个非常新的事情。但是，今天系统下的劳动关系跟以前相比，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在于其具有相当的流动性。以前不管是甘蔗园还是流水线，它有一个很具体的物理空间，所以大家聚集在一起。
正是因为这样的聚集，才发生了后来很多劳动关系的变化，因为人总是要抗议、要改变，所以慢慢有谈判，有车间政治发生。
今天的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物理场所，呈现出空间的弥散性，而空间的弥散性让很多劳动带有极强的流动性，人不断在不同平台之间流动。而且劳动本身又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比如送东西就是一定要在特定时间内精准送到某个地方的流动，所以流动本身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劳动内容。
劳动，特别是空间上非常弥散、带有很强流动性质的劳动，在系统设计过程当中，其实需要考虑很多微观内容，包括怎样去精确化劳动的精准性，怎样去捕捉劳动最后有没有形成效果，怎样能够把劳动者本身的主观意识也作为一个数据进行反馈。
总之应该把系统内部的设计变得多元一点，关注劳动者本身的感受，重视他们的反馈。
第三个问题：系统和使用者的关系
点外卖带来的“慵懒”其实并不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感，但是整个社会为这份慵懒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
第三个问题是系统和使用者。其实劳动者也是系统的使用者，但是我们讲“使用者”的时候主要是指消费者。如果以外卖或快递为例，到现在为止，在全世界这个行业可能都是在赔钱、烧钱的。这么大的资本投入，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似乎是要培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里面，让你足不出户，任何东西都是送货上门，享受极大程度上的方便。
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学校园是餐饮外卖重要的服务对象。尽管大学里大家是宿舍集中居住，食堂就在楼下、非常方便。但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学生也是要点外卖。那么，大学生点外卖到底获得了什么？甚至都不能说是方便，因为下楼去买能够看得见的食品可能是更加方便的，所以，他获得的可能是一份慵懒。
当然，从非常极端的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份慵懒是他获得的福利，因为他愿意有这份慵懒，但问题是，这份慵懒背后需要外卖人员多大的辛苦劳动，需要整个体系的技术维持人员来维持这个系统，还有对其他原材料的巨大消费等等，一份外卖，哪怕一点点番茄汁都要放在一个塑料盒里，无论多小的东西都要反复的包装，还有电瓶车方面的消耗就不用提了。
这份慵懒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够带来太大福利的，我估计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上也可能同意，这份慵懒其实并不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感，它就是一份慵懒。
但是，它背后整个社会为这份慵懒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但是现在为什么这套系统实现了？因为有人在烧钱。
一些人说，烧钱当然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这个说法需要进一步去论证，如果直接把这些钱发给大家，可能对每个人的福利来讲，很难说哪一个更大。而且那么大的一个投资，不管是做什么行业，都会创造大量的就业，不一定非是在（外卖）这个行业里。
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在此背后是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构造，当然也会形成一种人格类型的构造。
我也不是急于去批判式的分析，关键还是试图去了解，比如说为了去营造这种生活方式，让人去享受一种不用流动的方便，科技界是怎样去想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所以大家说“困在系统里”，不仅是劳动者，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困在里面。我们好似觉得自己也获得了福利，但显然，每个人都是在贡献自己的数据来喂养着系统的数据，所以“困”也是一种更深的关系。
最后，我很想再表达一下，我是搞社会研究的，特别需要和科技界朋友的交流。我提的这些问题可能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有点可笑，因为有些问题也许科技已经能够解决了。如果大家能够用比较清晰的语言，让外行人能懂的语言描述出来，对我们的帮助会是非常大的。
本文为项飙先生在1月9日“腾讯科技向善暨数字未来大会2021”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