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对皇权的态度如何？或者说它的主角贾宝玉对皇权的态度如何？这是一个并不新鲜却又没有完全解决的老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是反对皇权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歌颂皇权的。[1]分歧如此之大，争论的实质，又不限于《红楼梦》本身，而是牵涉到如何评价古代作家和古典作品，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所以似乎还有论一论的必要。
一
历史现象常常是十分复杂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2]。列宁也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3]，“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一句话，具体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鲁迅在《阿Q正传》里塑造阿Q这个农民的艺术形象，如果我们不联系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不联系鲁迅的生平、思想和当时的创作环境，那末，就无法理解它的实际意义，也无从对作家和作品作出正确的评论。因此，用我国古代的传统说法，要“知人论世”，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家知道，《红楼梦》写于清代前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大兴文字狱的年代。那时候，一般文人学士落笔之际，心惊胆战，谨小慎微，唯恐涉及朝政，得罪当道，特别是得罪最高统治者——皇帝。康熙的近臣、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在一个请安折里附报了一起丧事，仅仅因为这样一个疏忽大意的技术性错误，竟遭到康熙的严词训斥，几“罹不敬之大罪”。曹雪芹的好友敦敏，是个宗室。他写了一首《闻雁》诗，有“汝归蓟北究何为”之句，几费斟酌，还是把“究何”两字涂掉，宁可让它空着。因为蓟北是皇帝的所在地，这就需要特别慎重，害怕横生枝节，引起政治上的不必要的麻烦。曹雪芹作为一个犯了罪、落了职、抄了家的官僚贵族的后代，作为一个久经政治风浪、心有余悸的人，他写《红楼梦》这部政治历史小说，怎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无疑是在极其险恶、艰难的环境里写成的。作者不得不用隐晦曲折的笔法，披上一层层纱幕，细心地把作品装扮成统治阶级大体上可以接受的样子，使得它能在社会上流传。早期的版本（甲戌本），开卷有一个《凡例》，在这里，作者郑重其事地声明：“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唐突朝廷之上也。”又曰：“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又曰：“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这个《凡例》，具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不打自招性质。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越是声辩“不干涉朝廷”，“并非怨世骂时之书”，实际上却越同朝廷有关联，越有讽刺时政的味道。所以后来的版本，把这个《凡例》砍掉。可见，作者在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时，是煞费苦心的。
《红楼梦》中，关于时间、地点写得特别混乱。这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作者在《凡例》中说：“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第一回里，又借石头之口说：“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纪哉！”这种故意不标明哪个朝代、哪个京城的做法，显然也是一种保护性措施。
关于官制，也极混乱，主要是避免了清代独有的一些名称。作者的深意，被脂砚斋一语道破。甲戌本第二回有一条眉批云：“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为什么“极玄极幻”“荒唐不经”就好呢？因为它脱离现实，无可稽考——这显然又是一种保护性措施。
作者虽是“旗人”，但《红楼梦》中人物的语言、服装、风俗习惯，却尽量避免旗化。但这种保护性措施有时不免露出风脚。有一个政治警觉颇高的满族反动文人看出破绽，指出：“《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诐行之尤，无非蹧蹋旗人，实堪痛恨！”[5]
最后一个保护性措施是，作者不但把写作背景和成书过程写得十分含糊，而且出让版权，不敢直书曹雪芹撰，只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为什么？唯一答案是怕追究政治责任，小心避祸。
这里，我们不禁要插问一句，如果《红楼梦》歌颂皇权，与满汉封建统治者没有矛盾的话，作者要这种保护性措施干什么？
曹雪芹预计到可能会有人误解此书的旨义，所以在第一回里写了一首令人深思的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说明他有许多难言的苦衷，不便直率地表露。他要求读者细心地去捉摸、去探索，去咀嚼体会，而不轻断妄议。事实上，他的笔触所至，皆寓深意，且锋芒指向最高统治者，指向当时的弊政。
当然，曹雪芹周围的至亲好友是懂得他的用意的。脂砚斋的批语泄露了不少天机，但同样是躲躲闪闪，欲说还休。张宜泉的诗句：“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台难忘立本羞”，却把曹雪芹的心事和盘托出。就是说，他决不会去做最高统治者的仆从，也决不愿去歌颂皇权。
最早嗅出《红楼梦》有反叛气味的是乾隆的近亲，一些失宠的贵族，如弘旿、弘晓之流。弘旿在永忠吊曹雪芹的三首诗上写了一条批语说：“《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弘晓虽然自己抄写了一部《红楼梦》，却不敢在《怡府书目》中著录。他们都知道这本书犯“圣讳”，讽朝政，含有“谤书”的成分。他们头脑复杂，嗅觉灵敏，实在比书生气十足的人有眼光。
二
皇帝是皇权的化身。皇权是封建制度的集中表现。所以皇权问题既要看对皇帝的态度，也要看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态度。有些评论文章认为贾宝玉是歌颂皇权的，主要理由是贾宝玉在冠冕堂皇的场合说了一些歌颂“圣德”的话，没有看到贾宝玉与整个封建制度，包括官僚制度、法律制度、奴婢制度、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宗教制度都格格不入，对其都有反叛倾向，怪不得贾政说他日后要“弑君杀父”。当然，拘于时代的局限，曹雪芹塑造的这个艺术形象，还不能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的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也是朦胧的、不完备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无论如何，贾宝玉决不是一个附庸风雅、“尊重孔孟程朱的君臣大义”、“不反对官僚制度”的皇权拥护者。
值得指出的是，《红楼梦》里对皇权的讥刺态度，并不倾注在贾宝玉一人身上。曹雪芹如同某些中国旧文人一样，惯用嬉笑怒骂、挥洒成趣的手法，随笔所至，分散在各章各回的字里行间。所以要谈论皇权问题，就要看全局，看整体，而且要特别研究曹雪芹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采用的表现手法。下面试一一举例说明之。
一是虚实相间。《红楼梦》是一部以曹雪芹家事作为生活原型的文艺作品。作者铺叙故事的特点，就是采用真中有假、虚中有实的笔法，例如南巡接驾是真，贾妃省亲是假；明写省亲，实际上暗衬接驾。第十六回，通过赵嬷嬷之口，把接驾说成是“虚热闹”，并说“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银子成了泥土，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熟悉清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康熙、乾隆南巡，耗尽民财，弄得“江南匮乏”。当时有一个文士，写了许多首民谣，就有“金钱滥用比泥沙”“用尽泥沙全不恨”[6]之句。可见，曹雪芹揭露南巡的弊端，揭露封建统治者穷奢极侈、挥霍无度的本质，确实有秉笔直书的地方。
第十六回，写贾宝玉把北静王给他的“圣上亲赐”的鹡鸰香串转送给林黛玉。谁知林黛玉轻蔑地“掷还不取”，还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它”，竟把皇帝和王爷骂成“臭男人”！据萧奭《永宪录》记载，康熙临终时，曾经给了雍正一串念珠。所以“圣上亲赐”四字，就有某些真实性了。更何况“鹡鸰”两字，来源于《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7]。雍正即位后，残杀兄弟，诛伐异己，这恰恰是对“脊令”一典的讽刺。曹雪芹在这些极敏感的地方大胆落墨，真是惊人之笔。
第七十六回，写黛玉与湘云联诗，当黛玉联到“色健茂金萱”时，湘云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这样现成的韵，被你得了——只不犯着替他们颂圣去。”为什么“金萱”二字是“省力”，是“现成的韵”？又与“颂圣”有什么关系？这要联系曹氏家史才能找到答案。原来有一次康熙南巡到南京，住在织造署里，曹雪芹祖父曹寅“奉母朝谒”，“会庭中萱花盛开”，康熙一高兴，就写了“萱瑞堂”三个大字送给她（从此曹家就有一幢“御书”匾额的萱瑞堂）。当时，一批御用文人借此机会奉承拍马，写了许许多多“颂圣”文章。[8]上面说过，曹雪芹既然认为南巡接驾是“虚热闹”，当然，萱瑞堂“颂圣”文章也聊无意义，“不犯着”去做了。
二是明褒暗贬。省亲一段文字，表面上是“颂圣”的高潮，但写到贾元春要以家礼见贾母等人时，却笔锋一转，出现了极凄苦极悲凉的场面：“贾妃满眼垂泪……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特别是元春把皇宫说成是“不得见人的去处”，又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这几句话，活描出一个至尊至贵却又没有人身自由的“薄命”女性，透露了她的内心空虚和悲愤。但尽管如此，后妃省亲的事情，毕竟还是小说家纯属虚构的情节。事实上，封建皇朝宫廷门禁森严，清代尤甚。作为皇帝的侍妾，一旦入选，就与世隔绝，永远失去生活的乐趣，根本不可能有回家探亲、骨肉团聚的“古今未有之旷恩”。所以这一情节安排，与其说是对“天恩”的赞颂，毋宁说是对皇权、对专制主义的控诉！
三是借古讽今。第十八回省亲一段文字中，写到大观园内穷极奢华，“柳杏诸树，虽无花叶，然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粘于枝上。”这几句话看来平常，实际上却隐藏着一个典故。据史籍记载，隋炀帝筑西苑的时候，“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花叶，缀于枝条”[9]。这件事，历来被历史学家当作昏君荒淫无耻、暴殄天物的典型。曹雪芹巧妙地用这个暗典，事实上是借隋炀帝隐喻康熙和乾隆，是一种“绵里裹针”的讥刺。
第六十三回，借贾蓉之口，作者写道：“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这里，“从古至今”，骂汉唐，也骂当朝，而且骂得很技巧。本来嘛，在封建社会里，宫内丑事，多不胜数。清代初期，顺治热恋董鄂妃事，也是荒诞不经，臭不可闻，流传民间，搞得沸沸扬扬；甚至《红楼梦》问世以后，还有人猜测它与顺治丑闻有关。因此，曹雪芹骂“脏唐臭汉”，不能不刺痛清朝统治者。
四是旁敲侧击。第七十二回，写太监到贾府勒索钱财。贾琏叹苦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弦外之音，贾府从老百姓头上刮来的民脂民膏，还填不满宫廷里的“欲壑”。这在骂太监吗？不，实际上是在骂皇上。我们看到故宫收藏的曹寅和李煦的奏折档案，证明上自皇帝、王爷，下至太监、包衣人，都确曾对他们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敲诈勒索。曹、李两家的政治生涯依靠这些人，所以“孝敬”“打点”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事实，充分说明整个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剥削体系。皇帝本人正是最大的剥削者。
五是用成语、俗话、谜语暗示。第二回，作者通过冷子兴之口，引用了“成则王侯败则贼”这句成语。“王”者，君也，就是指最高统治者天子。大家知道，在旧社会，剥削阶级内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所以这句成语基本上反映了问题的实质，有它正确的一面。联系到康熙一朝，围绕着皇位继承权问题展开的宫廷权力之争，惊心动魄，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多少皇族、近臣、大小官僚卷到这场政治风波中去，“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包括曹家在内，都成了这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曹雪芹借此成语，否定了“君权天授”的思想，简直是对皇权的亵渎。难怪这句锋芒毕露的话，后来被人改为“成则公侯败则贼”，大大减低了危险程度。
第六十八回，引用了一句俗话：“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表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畏皇权，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这句话，在正统的封建文人笔下是绝难找到的。唯有像《金瓶梅》那样“怨世骂时”的社会小说中才能偶而发现。
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贾元春一谜云：“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爆竹）这不仅是贾妃个人的谶语，也是针对封建统治者的定论。头脑清醒、政治上敏感的曹雪芹，看透了统治阶级腐败、虚弱的本质，预见到封建社会日益没落的趋势。他在另外一些诗词曲文中，更明确地表露了这种思想：“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第二回），“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将尽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第五回）。这些含意深刻的话，看来都不是随便写下的。
六是不避讳。封建社会中，避讳之制是极严格的。清代史籍中，因疏忽触犯“国讳”“圣讳”而遭到训斥惩处的事例比比皆是。《红楼梦》中，有些地方似乎是故意顶碰的。例如荣国公儿子代善，与清初礼烈亲王代善同名。贾琏的“琏”字，又犯了乾隆皇太子永琏的“讳”。第四十六回，鸳鸯为了拒绝做贾赦的小老婆，竟说：“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我横竖不嫁人就完了。”按：乾隆在没有做皇帝的时候，原称“宝亲王”[10]；即位以后，也可以说是“宝皇帝”了。如果慎重一点，此处也是要避一避的。但是，曹雪芹竟略无顾忌地通过一个女奴之口，表现出对皇帝的轻蔑，这是很出人意料的。
三
作为封建时代的作家曹雪芹，居然对皇权采取冷讽热嘲的态度，看起来似乎是怪事，其实也并不偶然。
从时代根源看，“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1]。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总崩溃的前夜。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空前尖锐复杂。作为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市场越来越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酝酿形成，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内部逐渐分化出一批叛离旧传统轨道、代表早期民主主义思想萌芽的思想家。他们对皇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发生怀疑，甚至有过激烈的抨击。比曹雪芹略早的黄宗羲就大胆地攻击过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12]唐甄更激烈地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3]这些“异端邪说”，肯定给曹雪芹以一定的思想影响。
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曹雪芹的家庭变故和他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曹雪芹祖先曾是皇帝的亲信而受到重用，曹玺、曹寅、曹颙、曹四人连任江宁织造；曹寅还兼任过两淮巡盐御史，掌握东南经济命脉，是个“赫赫扬扬”的“美差”和“肥缺”。可是，到雍正五年（1727）底、六年（1728）初，曹获罪罢官，抄没家财，受到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致命打击。从此，曹雪芹从一个贵族公子沦为与一般平民相差不远的穷文人。关于曹家获罪的原因，考据家们都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亏空巨额钱粮，另一条是与雍正的政敌允禩、允禟等人有牵连。事实上，这些罪都是“莫须有”的。因为许多历史资料证明，曹家亏空是在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承办“接驾盛典”时开始的，就是说，“拿着皇帝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曹寅、曹颙、曹三人为了还清亏欠，曾经花了不少力气，但这笔债好像个无底洞。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他们家生活奢华，费用浩繁，另一方面也由于宫廷里、王府里、上司衙门里的无穷无尽的勒索，正是“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至于说曹与诸王有勾结，恐怕包括允禔、胤禛（即雍正）等人都有交往，岂止允禩、允禟而已。所以要说“罪状”，罪魁祸首就是皇帝自己，就是皇权本身。
曹雪芹晚年穷愁潦倒，居住在北京西郊农村，这帮助他接触劳动人民，思想感情有一定的转变。这样，他就有可能从家庭和切身利益中，逐渐体会到最高封建统治者并不是神圣的，皇权也并不是仁慈的。
当然，曹雪芹对皇权的认识，仍旧没有离开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他的抨击和讥刺，也仅仅限于奢侈浪费、专制腐败、不恤下情、诛伐无辜等几个方面，不像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有明确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主张，想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皇朝和封建制度。例如在对待农民起义、危及到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同任何一个封建文人一样，完全与皇帝一鼻孔出气，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所以归根到底，他既没有歌颂皇权，也不反对皇权，只是有些怀疑、有些不满、有些讥刺罢了。
评论古代作家和古典作品，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历史的真面目。任何苛求和溢美，都是无益的，不正确的。
1978年5月
（《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1] 张毕来：《略论贾宝玉的鄙弃功名利禄》，《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
[2]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59页。
[3] 《打着别人的旗帜》。
[4] 《论民族自决权》。
[5] （清）梁恭辰：《劝戒四录》。
[6] （清）张符骧：《自长吟》卷十《竹西词》和《后竹西词》
[7] 鹡鸰，鸣禽，亦作脊令。《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后以喻兄弟和睦，患难共济。
[8] 清人毛际可《萱瑞堂记》、冯景《御书萱瑞堂记》、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等，都记这件事，并谓“一时贤士大夫竟作歌颂，织成卷轴”云云。
[9]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10] 《清史稿·世宗本纪》：“（雍正十一年）二月……己未……封……皇四子弘历为宝亲王。”
[1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2]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13] （清）唐甄：《潜书·室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