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明末，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就已经耶稣会士之手传入中国，但古希腊哲学长期以来并没有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直接影响。这方面，古希腊哲学，不仅无法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相提并论，甚至比起进化论、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影响，都要小得多。中国思想从未象德国哲学那样把希腊等于哲学本身。
中国思想引介西方哲学，并非出于单纯知识上的博学和好奇，而是面对现代西方的形势逼迫，不得已才“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中国思想慢慢意识到，“夷之长技”不仅在于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甚至不只是各种典章制度，还在于背后的哲学。理解西方哲学，正是中国面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挑战所做出的根本回应。这样看，我们首先对现代西方哲学，而不是古希腊哲学，感兴趣，就不难理解了。研究西方哲学，其实是现代中国思想成长的一部分。而现代西方哲学，与西方的器物制度相比，和中国自身传统的差异更加巨大。这种巨大的差异，构成了智识上的真正挑战，甚至因此具有一种危险的魅力，吸引了一代代的中国学者投身其中。而随着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现代西方哲学这一随“坚船利炮”而来的“他者”，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以夷攻夷”的利器，或者比较历史分析的一个对立面，而早已成为一种“异己的传统”。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一“异己的传统”，比起“自身的传统”，不仅在智识上更有吸引力，甚至在情感上都更加亲切。以致在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这一“异己的传统”，才能回到“自身的传统”：仿佛要借助康德才能理解孔孟程朱，通过海德格尔才能进入老庄。
然而古希腊哲学却似乎一直很难在这个“异己的传统”中真正获得定位。一方面，古希腊哲学经常被看作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本原，它是西方与我们不同的根源。对于那些赞叹西方现代性的人来说，西方的力量来自现代的“新方式”和“新秩序”，即使我们可以在西方的本原中发现这种“新”权力的潜能，本原的唯一意义也只是用来证明现实力量的合理性。希腊不过是强大西方的遥远回声而已；然而对于那些怀疑甚至敌视西方现代性的人来说，古希腊哲学是一个比它的现代后继者更加隐蔽，但也更加危险的敌人。西方现代性摧毁所有其他传统的力量，正发韧于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本身。古希腊哲学锐利的目光，似乎不仅能直观一切隐藏的真理，也能把一切看到的东西变成僵硬的石头。然而另一方面，颇为悖谬的是，正是这个“最异己”的古希腊哲学，恰恰又在许多时候被看作是中国传统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的同盟军。中国学者意识到，现代西方哲学不仅削弱了中国传统，同样也在某种意义背叛了西方自己的传统。古希腊哲学的“古代性”与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构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级，从而向中国思想提供了一条对抗西方现代性的路径。而且，以古希腊哲学为标尺，可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到古希腊哲学隐秘的追随者，从而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的“内战”为复兴中国思想传统开辟空间。古希腊哲学，作为“他者的他者”，似乎反而成了我们面对自己历史命运最可信赖的朋友。晚近的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哲学第一次在专业学者之外赢得了广泛的兴趣。
可是，“他者的他者”就是我们自己吗?即使古希腊哲学的“古代性”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对抗现代性的挑战，古希腊哲学的意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我们是透过海德格尔或斯特劳斯的透镜才以为读懂了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直接影响我们思想的，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关心的问题。古希腊哲学这个所谓“他者的他者”，其实还是要通过现代西方哲学这个“异己的传统”才能进入中国思想。古希腊哲学本身对我们的意义仍然是不清楚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困难妨碍我们真正进入古希腊哲学呢?如果回到现代西方哲学，我们会发现，之所以我们说，现代西方哲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们的传统，就在于在康德、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的著作，不仅仅能够把握西方的解释脉络，而且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解释传统，从我们自身的现代处境出发面对这些经典的根本问题和内在张力。我们说在这些地方，我们的传统正在形成，正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与经典文本的关系，不再是敌意的排斥或被动的拿来，而是将我们自身的经验带入经典文本与解释传统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中，让这些经典文本在我们的世界中以新的方式传承，并通过这些文本的传承和解释重建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这些经典文本与我们自身习俗和制度的巨大差异，恰恰成为这些经典参与构成我们自己传统的动力。现代中国思想能够从异己的传统中汲取进入自身传统的力量，不是其弱点或病症，而正是其活力所在。
因此，我们面对古希腊哲学的真正困难，首先不是技术上的。尽管语言、版本、注疏等等技术上的困难，在古希腊哲学这里，较其它西方哲学领域而言，要远为复杂。或许除了阿拉伯哲学以外，在这方面，古希腊哲学对中国学者设置了最高的门槛。但是，最根本的困难仍然来自我们所面对的古希腊哲学的巨大解释传统。尽管我们口头上都象怀特海一样承认，古希腊哲学的解释史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本身，但我们却很少真正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去研究古希腊哲学。就狭义而言，政治意义上的希腊城邦世界瓦解之后，古希腊哲学仍然以某种方式活在从古代晚期直到现代早期的漫长注疏传统中，而这一注疏传统，又经过古典语文学家三、四百年的努力，纳入到对古希腊哲学的现代批评研究和解释传统中。注疏的传统，正如近来的研究者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和哲学史上许多哲学根本问题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围绕这些问题，拉丁思想在对古希腊哲学的翻译和改写中建立自己言说哲学和政治的方式，教父们借助对古希腊哲学的辩驳和吸纳建立了“基督教哲学”，现代早期的哲学家则通过对经院传统中的亚里士多德遗产的批判以及柏拉图遗产的复兴为新科学奠立了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而现代晚期的西方哲学家则通过重新检讨所谓自古希腊哲学以降的“存在论－神学宪章”试图给西方哲学重新打开通向思的可能性。在西方思想演变的每一个关节点上，对古希腊哲学遗产的重新检视都是决定其转向的关键因素。无论罗马政治家们对现实政治技艺的探索，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关注，现代哲学家对自然秩序的重新定义，甚至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诊断，古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哲学真正的焦点。现代西方哲学当然有新的东西，但即使那些看上去全新的东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思想，特别是犹太－基督教－阿拉伯的一神论传统及其现代反动，与古希腊哲学辩证的结果。这些所谓的“新”是相对于古希腊哲学始终一贯的根本问题而言的。因此，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不仅要面对卷帙浩繁的历代研究文献，还不得不面对整个西方哲学史。而古希腊哲学的奥义似乎被藏匿在由古典注疏、现代批评以及这些古今解释涉及的种种哲学讨论建筑的围墙之后，中国思想似乎很难找到门径，更不用说登堂入室，见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了。
这样看来，古希腊哲学研究面临的困难，并不是哲学研究的某个专门领域的技术困难，而是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整体困难。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哲学研究第一个阶段的绝对中心，那么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将会是第二个阶段不可或缺的主题，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否在更根本和更完整的意义上将西方哲学构成一个参与现代中国思想的传统。对古希腊哲学真正深刻的理解，不仅要求我们读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阿提卡地方的希腊方言表述的西方原初经验，而且要求我们领会这一经验在波埃修和托马斯的拉丁语、阿维森纳和迈蒙尼德的阿拉伯语，以及施莱尔马赫和海德格尔的德语中的翻译、注疏和诠释。这既要我们完成日益专门的专业训练，又要具有超出具体专业问题的哲学眼光。只有通过这一艰苦的努力，我们才能在古希腊哲学中逐渐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建立我们自己的解释传统，使古希腊哲学真正和我们自己发生关联。
如果我们在自身的传统之外，真的还有一个异己的传统，而且如果在这个异己的传统中，某种与中国人的人世经验和圣贤境界不同的东西能够在现代中国的土壤上成为活生生的东西，那么古希腊哲学势必要在这个异己的传统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正是古希腊哲学使这一“异己的传统”自身成为一个对世界历史具有深刻影响，同时又具有巨大内在张力的传统。而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挑战恐怕是，我们是否有能力让古希腊哲学本身的内在生命在我们这里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甚至在我们的手中更有活力，并能够激活我们自己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