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第68—73页
内容摘要：目前具备文化人类学倾向的“听觉文化研究”和具备文化社会学倾向的“声音政治批评”处于张力与互补共存的对话关系之中。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张力和互补。第一个层面是在学理主张层面，即如何理解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动态关系。声音政治批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认为文化政治从属于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则认为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之间均具备双向互动，于是形成了张力的关系。互补性则在于这两种学术思路的对话，在总体上深化了对上述三者“三位一体”的动态思考，实则相辅相成。第二个层面在价值取向层面，听觉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听觉/声音的人文课题的复杂性的“求真”，声音政治批评的首要使命是“批判”，于是形成张力。互补则在于，两者都是从声音/听觉角度来考察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并探索改善之道，求真与批判是更高一层意义上“求真”的一体两面。
本文从国内新兴的“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建构立场出发，对周志强最近发表的“声音政治批评”标志性论文《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三种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进行回应，希望借此来探讨声音政治批评与听觉文化研究之间张力与互补的关系。在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周志强在其声音政治批评的多篇论文里面，将话语框架和批评实践“两手抓”，齐头并进。笔者作为从2011 年以来国内听觉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拓殖者及周志强声音政治批评思路的对话者，认为目前听觉文化研究具备“文化人类学”的走向，声音政治批评则具备“文化社会学”的走向。这样一种在学理思路和价值取向两个层面所显示出来的差异，成为对话的来由和动力。差异自然会带来张力。但对话不仅是为了凸显张力，也是为了发现自身和形成互补。
听觉文化研究和声音政治批评都是方兴未艾的新领域，并组成了听觉（声音）性文化议题研究的整体论域。从这个整体论域来看，两者都需要在对话中得到持续的丰富和扩展。从声音政治批评的一端来讲，声音政治批评的研究思路和实践既从属于周志强近年来所提倡的文化（政治）批评的整体框架与使命，也离不开事关讲述声音、听觉的内部问题所需要的思维认知和话语方法——后者需要从不断生成的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建构来获取，此为声音政治批评离不开听觉文化研究的一面。而站在听觉文化研究（可以拆分为“听觉文化的研究”和“听觉的文化研究”两个含义不甚相同的词组）的这端来看，则听觉文化研究也不应仅仅是文化人类学式价值中立的“听觉文化的研究”，还应该是具备着文化干预和介入使命的“文化研究”家族里面的一员，具备文化社会学式“听觉的文化研究”的可能。于是，听觉文化研究自然与声音政治批评具备了共生的交集，也具备交集之外的界限。交集在于“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对听觉（声音）性文化议题的共同关注，界限则在于具体的兴奋点与价值取向的分野。具体来讲，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张力和互补。
（一）在于对声音（听觉）问题的学理理解层面，即如何理解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的动态关系。声音政治批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认为文化政治从属于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则认为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之间均具备双向互动，于是形成了张力的关系。互补性则在于这两种学术思路的对话，在总体上对深入思考上述三者“三位一体”的动态提供了契机，实则相辅相成。
（二）在于价值取向层面。在现阶段，听觉文化研究首要任务是对听觉（声音）文化性课题的复杂性的“求真”，声音政治批评的首要使命是“批判”，于是形成张力。互补则在于，两者都是从声音/听觉角度来考察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并探索改善之道，求真与批判是更高一层意义上“求真”的一体两面。在这个将来时态的意义上，听觉文化研究理论建构与声音政治批评实践都是针对当下而朝向未来发言的。
声音政治批评的价值及思路
笔者认为周志强声音政治批评的价值，具体而言有三。
首先，“文化批评”实践的价值展现和思路拓展，是周志强所倡导和示范的“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在声音/听觉文化领域的延伸。周志强针对声音/听觉现象所作出的文化政治批评，与其针对其他文化领域的现象所作出的批评一样，都是具备乌托邦的面向即指向“未来的”。一方面，这样一种文化批评借助声音政治来另辟蹊径，对当代我国文化状况做出详实敏锐细致的洞察；另一方面，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借助文化批评的立场指向，有效地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宣传机器无孔不入的迷幻功能。引入对声音政治的讨论，就是引入了针对声音（听觉）这一专门领域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机制。
第二，为国内正在兴起的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命名和开通了一条“声音政治批评”的有效路径。声音到底是在怎样的意义上呈现出了政治属性，这是周志强需要阐释界定的问题。周志强把“声音政治批评”中“政治”的内涵界定为“社会中的重大资源的分配方式的“无形的层面”，意即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权力”，而是“无形”地“支配我们的观念”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周志强所开启的声音政治批评是从感官性微观文化现象切入的意识形态批评。“声音文化政治”的自我“编码方式与生产机制”，就是现代文化政治所左右人们视听里的“听”之维度。现代技术改造了现代社会里面的声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依赖于现代声音被技术所改造之后的致幻功能，在这些虚幻的听觉经验之上拼凑虚幻的主体性。此即周志强所说的“自我幻觉之路”。这样的“声音拜物教”导致了“听觉中心主义”，使得人的心灵染上“伦理退化症”，即人们“总是喜欢以情感的生活命题取代社会的现实命题”。
第三，在对当代声音文化现象的微观分析中，示范了文化社会学的洞察力、政治乌托邦想象力和当代历史文化语境“深描”这三者的完美结合，展示了这样一种批评的穿透力和有效性。比如周志强选择将摇滚乐、流行音乐和梵音音乐现象阐释和批判为三种“声音景观”，分析指出这三种声音景观分别对应的“非场所”、“听而不见”与“听觉驯化”，最终把外界的社会现实关系“隔绝出去”。在之前一篇论文里，周志强借讲述通俗歌曲竞赛电视节目里面的当代声音景观，批判了“中国社会娱乐生产机制的内在政治逻辑”。声音与个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和语境相脱离，变成“音乐的商品拜物教”。
用“听觉政治”对话“声音政治”
周志强的声音政治批评做到了既立足于声音问题又跨到声音问题之外，调用跨学科的学术资源来凸显其文化批评的亮点。但是，在声音、政治与听觉三者的实际关系上，是否只有周志强所表述的“声音+政治”的联姻关系而忽略了听觉方面？下面即对此展开探讨。对应着周志强所着力的“声音—政治”关系维度，笔者强调“听觉—政治”维度同样也不可或缺，并且认为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之间均具备双向互动，用这种“三位一体”来对话“声音政治”。
笔者把周志强的思路理解为“声音决定论”，即现代文化政治塑造了现代声音，现代声音再塑造了现代听觉主体（即周志强所谓“唯美主义的耳朵”和由这样的耳朵所调教出来的患上“伦理退化症”的心灵）。对这样的文化机制予以揭露，就是周志强的“声音政治批评”。周志强认为其所要揭示的“声音政治”，隐藏于“声音怎样编码自身”并篡改、“霸占”听觉的过程里面。对周志强来说，是政治塑造声音、声音再去塑造听觉主体这样一个单向度的顺序，即政治→声音→听觉。周志强质疑笔者所关注的政治如何直接对听觉主体施加文化形塑的研究面向：“对于王敦所设想的听觉文化研究应该更注重主体规训和主体能力研究，我认为这反而不仅有可能令‘Sound Studies’陷入技术手段的困境，也会误入另一种‘歧途’：仿佛声音的文化政治乃是由听者主导的。这其实是一个现象性的误区，人们确实通过自己的耳朵处理声音的信息，听觉文化研究’也强调这种‘倾听’其实乃是人的耳朵被规训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但是却依然存在把社会学的问题交给心理学或者人类学来解决的危险。我认为学界应该把王敦的问题置换成这样的问题：声音怎样编码自身？它如何修改和霸占‘听’并怎样内在地规定着‘听的方式’？声音是怎样生产‘听的欲望’的？它的这种生产本身养育了什么样的‘倾听主体’？”
笔者则认为，周志强在批判其所理解的“听觉中心主义”的时候，过度强调了“声音拜物教”的向度，从而走向了“声音决定论”。其实在政治与声音的两端之外，听觉作为第三个端点也不容忽视。听觉并不只是被声音所“规定”、“生产”而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笔者认为在声音、听觉、政治这三者的因果和讲述、分析的逻辑上，不存在一个孰先孰后、谁决定谁的顺序问题。三者中任何二者之间都存在着互动关系。这构成了复杂的三角互动。
换言之，周志强声音政治批评的讲述逻辑即便本身自洽，也只能是关于政治、声音、听觉三者交互作用的讲述之一种。我们既可以如同周志强所讲述的那样，在政治与声音之间建立类似于文学理论上面“反映论”式的单向度关联，也可以把政治与声音的关系模式建构得更为复杂和多向度。举例言之，政治施加于人的听觉，人再按照自己的听觉欲望来塑造出想要听到的声音。当然，这样一种与周志强声音政治批评非常不同的动态关系，也仍然只是“管中窥豹”。但无论如何，“管中窥豹”所采用的“竹管”越多，窥到的角度侧面就会更丰富，就越接近全豹。
在事关听觉、政治、声音三者关系的故事中，另外一种局部关系“政治→听觉→声音”，其所展示的梗概就是：文化政治塑造了人的听觉感官需求，并通过感官主体需求来塑造人所需要的声音。这正好与周志强“声音政治批评”的政治塑造声音、声音再降服听觉主体的过程相反。如果一定要对应周志强的“声音政治”一词来对笔者所讲述的逻辑关系命名，那么可以叫做“听觉政治”。狭义和广义的政治，都能够在塑造出感知客体之前，先行塑造人的主体感知，包括听觉感知和听觉的心理欲求。好比说让特定的文化政治的编码作为“驱动程序”来驱动人的生理感官，再让被文化和政治所规训之后的感官感知去锁定在其“文化频段”之内的感知客体。
在“听觉政治”这种命名之下所展开的分析和叙述，知识脉络同样可以延伸得很广，包括认识论、资本主义整个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对周志强所感兴趣的声音问题做出更多解释。从国外的听觉（声音）文化研究中，可以发现对“听觉政治”维度的肯定性分析阐述。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库伦·拉斯（Richard Cullen Rath）的教堂声学研究中，通过对欧洲传统教堂声学和宗教改革之后北美殖民地不同教派包括英国国教（或称圣公会）、清教徒教会、贵格会的教堂声学不同之处的剖析，发现了宗教意识形态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听觉设计效果上的迥异。这里面的叙述因果逻辑不是声音效果在先并导致人们降服于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而是宗教意识形态建构了不同类型的主体意识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应有的听觉感知，然后才在声音特征中让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主体感知得到具体的落实。拉斯注意到，欧洲古老的天主教堂往往拥有以硬质的反声材料所制成的高耸顶棚。神父站在狭长的教堂最东侧高出中殿的圣坛（chancel）之中，面朝祭坛（alter），背对信众，屏饰（chancel screen）将祭坛和信众分隔。传统天主教里面的宗教仪式都是用拉丁语而不是各地的母语、俗语主持的，对一般受众来说如同天书，不知所云。由于神父是背对着信众，所以传到信众耳中的神父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是回音，而且在被任何一个耳朵听见之前，这回音已经经过了数次的反射。在复合的声波抵达信众所在的中殿的上空之后，十字形分割的顶棚结构会令声音进一步向四周弹射，创造出丛丛簇簇的回声。直到第一波回声消失很久以后，最后一波回声仍然在空旷的穹顶中回荡。回声如潮水般一重接一重地荡漾。
这让笔者觉得类似于返回了胚胎期在母腹羊水里面的听觉效果——在模糊不清也不需要懂得的祈祷弥撒声效里面找到了“回家”（回到胚胎）的感觉，在上帝的庇护所里面获得最大的安全感，自己也如同胚胎一样不再具备独立的思考判断。宗教改革改变了既有的教堂声学，声音的清晰度成为新的教堂声学追求的目标。按照公祷书的指示，圣公会牧师发言的场所必须最大程度地保证牧师的声音能够被清楚地听到。到十八世纪早期，美洲的英国国教（圣公会）布道坛普遍将牧师升高至听众上方，以便大家更容易听清他的讲话。共鸣板或顶盖常常是布道坛的一部分，通过聚集和反射的方式实现了扩音的效果，使得牧师的声音更加响亮。诚然，教堂声学不同的声音效果传递出不同声音政治，降服并规训人的听觉，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声音并不具备主体性，不可自行编码。归根结底，是宗教意识形态经由人的感官性主体来塑造教堂声学，而不是声音自行编码为相匹配的宗教意识。这就是拉斯教授展示给笔者的“听觉政治”。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科技史教授艾米莉·汤普森《现代性的声音景观：美国1900—1933 年的建筑声学及听觉文化》一书则可以为周志强的声音政治叙述补足其“听觉政治”的“前传”。周志强讲的是故事的“后半段”，即被文化意识形态“编码”之后的现代声音如何降服听众的耳朵，如何“致幻”，如何让听众脱离了现实。汤普森讲的则是这样的现代声音效果是如何从意识落实到实践的。该书从世界上首个应用现代声学原理而建造的音乐厅即1900 年波士顿交响音乐厅的落成讲起，结束于1932 年底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落成。
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华莱士·萨宾（Wallace Sabine）受邀指导波士顿交响音乐厅的声学设计，并就此发展出一整套关于声学的技术、公式、话语、空间和材料设计来扼制声音在空间里“混响”行为，塑造理想的声音效果。而随着电学技术的进展，当声学专家已经擅长于操纵麦克风、扩音器及无线电声讯设备的时候，对声波讯号和对电磁波讯号进行处理的技术就交融到一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电磁波声讯技术提供了从天空到海底的广阔用武之地。到1930 年，以美国声学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声学已经从建筑声学步入了电磁声学时代。从音乐厅到办公楼，从声学实验室到广播电台、电影公司的音效间，清晰、直接和无混响的理想的人造声音被制造、流通和消费。在这样的讲述里面，声音的转型，离不开听觉本身的需要。首先，这是出于对噪音泛滥的焦虑，因为现代工业社会远比传统社会嘈杂。其次，这是出于资本主义对效率的偏爱，力图清除“无用”的信号传输，包括声音“赘余”。再次，这出自于商业社会的利益逻辑，好让生产者和消费者达成对声音商品“质量”的共识。
可见，在汤普森所讲述的故事里面，有另外一个“耳朵”。这不是被降服的听众之耳，而是物理学家萨宾以及调音师和现代声音的商业运营者的耳朵，即现代声音的生产者之耳。这个耳朵从属于“听觉政治”而不是“声音政治”。对于这两个“耳朵”的思考和厘清，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即便是那只被降服的文化消费之耳，除了主体性丧失，就不能有别的故事？人们是否也“活学活用”，利用已有的声音及其技术装置而创造出新“玩儿法”？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媒学教授何塞·凡·戴克（José van Dijck）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即使有些声音技术，由于其硬件本身性质，使得聆听音乐作为一个人的单独活动，但它们仍然可以用于组建社会性的行为。自从20 世纪70年代出现随身听以来，个人可以用个人音响来营造个人的声音空间，但这些技术也可以有社会用途，作为服务于集体收听的工具。”
戴克教授还引用一个18 岁年轻人的自述为例：“去年夏天，我和我的六个同学驱车前往法国庆祝我们高中毕业。我们听了很多老歌。我们开两辆车，每辆车都有连接到立体声系统的iPod，我们跟随着我们自编的播放曲目，放声大唱。现在我们已经分开到了不同的大学，但下个月，我们将有一个聚会，我敢肯定我们还会随身带着我们的iPod，一定可以再次收获美好的回忆。”在这个例子里面，无论是既有的老歌的声音还是当时新型的媒体设备，都是围绕着人的主体性转而不是相反。
总之，“政治—听觉—声音”三者的互动机制是复杂的。只有从各个角度来观察这套机制的运作，我们才会更加理智地摆脱被动混沌的认知境况，甚至也包括摆脱乌托邦式批评话语本身对我们主体认知的潜在裹挟。进一步而言，如果借用基督教神学对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关系的框架来理解声音、听觉和听觉感受（包括了“政治”也包括情感、心理效果方面的“情动”），则可以把声音政治批评和听觉文化研究相关思路都放进去，达到更高层次的互补。基督教神学用“太阳”、“阳光”和“温暖”来类比圣父、圣子、圣灵以及之间的“三位一体”关系。圣父如同太阳，圣子如同光，圣灵则如同太阳发出的光给人带来的温暖感受，“三位”同时存在，不可舍弃其中任何一个，所以是“一体”。如果类比到声音、听觉和听觉感受这三者的关系上面，则人类文化中弥漫的声音因为被人耳这个听觉感官听到而存在，没有听觉，则声音并不“存在”，即脱离听觉则无法谈论声音问题；政治及其情感方面的情动效果，既不单纯从属于声音，也不单纯从属于听觉，而是与声音、听觉共存，不分因果和逻辑上的先后。
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不同价值：“求真”与“批判”
“研究”与“批评”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人文思考模式，相辅相成又不可相互替代，就如同我们既有“文化研究”又有“文化批评”。用听觉文化研究来对话周志强的声音政治批评，也是为了更好地凸显听觉（声音）性人文研究在全局上的复杂性、丰富性，以及两者复杂而丰富的张力、互补。前面也对“听觉文化研究”做了“听觉文化的研究”和“听觉的文化研究”这两个拆分，指出听觉文化研究本来就应该具备文化人类学式价值中立的“听觉文化的研究”和具有文化干预和介入使命的文化社会学式“听觉的文化研究”这样两个面向。文化研究式的“听觉的文化研究”在政治伦理和乌托邦政治指向性使命上，多走一步，就会更加靠近周志强的声音政治批评。但目前阶段所进行的文化人类学式的“听觉文化的研究”，同样有自身的价值追求即“求真”。
听觉文化研究（“听觉的文化研究”与“听觉文化的研究”的合二为一）和声音政治批评在价值追求上的界限就是“求真”与“批判”的区别，毕竟，声音政治批评的路径更为“热血”，直接去攻击文化意识形态。听觉文化研究则可以更侧重于去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及其转变，导致了听觉性主体去欲求、制造和消费怎样的声音以及声音的变化。
周志强提出，在“听觉文化”正在“成为显学”的时刻，他主张进行“声音文化研究”，或者“直接进行”他所说的“声音政治批评”。对周志强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之争”，还是“尝试提出一种学科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周志强所说的“学科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就是笔者所指出的价值取向问题。周志强攻击他所认为的听觉文化研究有两个缺陷，即“技术决定论”和缺乏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想象力，认为这两个缺陷所导致的问题用“心理学或者人类学”来回避该由“社会学”来观照的现实问题。
笔者反倒觉得，周志强对于其所看重的“制造听觉”的“特殊技术政治程序”的研究还不够详尽，尚未深入审视声音/听觉性议题的技术性因素与人类行为的互动，就急于运用属于“将来时态”的乌托邦立场对当下状况展开属于“现在时态”的批判。“制造听觉”里面的“特殊技术政治程序”，也不仅仅是文化社会学的事情，必然要牵涉到跨学科的知识调用，包括声学、媒介学、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谱系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集体和个人记忆理论话语等的交叉，就如同前面展示的国外研究如拉斯和汤普森，以及更多的听觉文化研究者如何塞·凡·戴克所做的那样，才能够精密地剖析这个制造过程本身，而不一定在每一篇研究里面都需要落在文化批评的价值层面。
换言之，在求真时不应回避但也不必渴求批判性，在批判时则需要随时用复杂的真相来校准。打个比方说，如果很多人抽大烟上瘾了，那么无论怎样对隐藏的资本主义“大烟政治”展开批判，都不如对大烟的流通、批发和零售机制，抽大烟的心理等去做貌似冷冰冰的研究来得更实在，更能够在客观上帮助实现“大烟政治批评”本身所实现不了的介入目的。
如果要对周志强的声音政治批评进行进一步挑剔，则除了前面说过的“声音决定论”之外，还有“声音实证主义”之嫌，即用某些声音特征来“图解”时代政治。声音问题自身复杂的丰富性，特别是符号表意方面的声音之外的关联因素，没有得到足够“求真”的对待。其结果就是削弱了声音政治自身的逻辑说服力。声音符号的文化编码，绝不仅仅是声音内部的事物，也绝不仅仅在与听觉、听觉感受的三位一体下自成封闭系统，而是与在共时历时两个维度上展开的文化巨网的符号意义动态性须臾不可分，涵盖了非听觉符号的文化编码。
举例来说，美国建国早期的政治家约翰·昆西·亚当斯（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地区波士顿，后来成为美国第六任总统）记下了他在1785 年在巴黎一家书店里面的事：“当我在书店里时，我们听见小钟在街上敲响；书店里的每个人（天主教徒），除了我自己，都马上跪下去而且开始轻声低语着做祷告以及在他们自己胸前画十字。外面走过的是一个神父，为一个将死之人带去上帝的旨意。”
可见，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习俗、社区，建构了不同的听觉性文化感知。就像上面的亚当斯自述的故事里面的：巴黎的天主教的“声音政治”编码对清教徒的亚当斯不起作用。其实更关键的文化编码不是发生在声音之内，而是在声音之外。这是在共时的层面上讲的。从历时的层面上讲，则“即便是声音本身没变，其意义也已经相去甚远了。如今若听到哒哒的马蹄声，我们也许会想到那种身着优雅丝质长裙，外套精美罩衫，乘坐四轮马车那样一种已经消失的绅士淑女。然而在马随处可见的彼时，那种声音并不能像魔法般唤起饱含乡愁的图景。即使当我们能够切实地捕捉到来自过去的声音——希特勒的演讲或者第一张收音机唱片——它们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也早已不同于它们在最初的听众身上造成的影响了。固然，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词语、我们以同一种方式交流，但我们听到的信息不是以前的人们所听到的信息”。
诚然，周志强在其文章里面把其声音政治批评所针对分析的声音予以限定，既排除了自然界的声音，也排除了人工发出的现场声音，而只讨论“通过违背其现场性而获得现场性幻觉的”由现代技术手段所营造、摆脱了具体时空限制的可复制声音。但试想，当下，面对同样的20世纪70年代样板戏音乐等“声音政治”的时候，为什么总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老年人投入进去，而今天的年轻人则没有？当下流行音乐唱法的“致幻”功能为何对大部分的中老年人不起作用？……声音政治其普遍的解释性是要打折扣的。
所以，声音政治分析所没有充分顾及到的分析性因素还需要包括历史语境里面的编码、跨媒介的符号表意编码等。最后再回到“求真”与“批判”的对立统一上面。两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而且应该互补。这就是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关系。两者其实都是指向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现代人的真实处境，而不是被告知的舒适、幸福？这样的处境是如何造成的？求真会带来更靠谱的批判，批判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求真。周志强所认为的貌似“冷感”的听觉文化研究和听觉理论话语建构，并不意味一定会阉割批判之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听觉文化研究理论建构与声音政治批评实践都是针对当下并朝向未来发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