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以郑重的笔墨记录下唐代社会由辉煌走向苦难的沧桑巨变，书写了身处其中的人民的转徙与歌哭，同时他们作品中也承载着对如何建构道德高标以拯救世道人心的艰辛求索。李杜的道德理想，可以做不同层面或类型的细分，若进一步凝练，则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概念堪为统摄。
“君子”一词起源甚早，经过孔子在《论语》中的深入而广泛的诠解，方始被正式确立为一种理想人格的化身。其后的《孟子》《周易》《荀子》，以及《老子》《庄子》《墨子》等百家经典，均对“君子”人格的内涵与意义作持续开掘增殖。李白与杜甫所生活的时代，王朝行政体系架构日臻完善，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不断发育，全社会对于优良道德伦理规范建立的渴望日渐迫切，两位大诗人即用“君子”一词，表达他们对涵育优良道德品格、建构积极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深切期待。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最初出现在西周典籍中，是指贵族执政者。后来虽然“君子”的社会身份属性逐步让位于道德伦理属性，但由于上自君王、下至百官的各级行政治理者，其教化引领作用在传统社会中无可替代，因而历代对于君子意蕴的阐发，往往首先针对社会上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焉得偶君子，共垂双飞鸾”“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等句，所提“君子”皆应作“君王”解。诗人以传统的香草美人之喻，希望人君能够及早发现、擢用优秀人才，表达人才流落不偶的苦闷。要求以“君子”的道德标准规范人君，往往能产生至关重要的社会价值引领。天宝后期，唐玄宗大开边衅，引发当时有识之士的忧虑与批判，李白诗云：“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典出《老子》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说明穷兵黩武有违君子之道。杜甫对于他所经历的玄、肃、代三朝皇帝，多有批评，有时言辞剀切异常，而其据以品评是非，较量高下的重要参照，除了尧舜等远古贤王，另一个道德高标，就是“君子”人格。杜甫在《北征》中言唐肃宗：“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表面看或为谀颂之辞，但若衡之以《汉书·刘向传》中“君子独处守正，不挠众枉，勉强以从王事……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之文，特别是颜师古“密勿，犹黽勉从事也”的诠解，即可知诗人此处所切望于肃宗的，还是要其不忘践行君子品格。
李杜一生交游甚广，李白不仅曾以一天才文人身份切近感受朝堂冷暖，而且和广大区域的地方官员皆有往来，杜甫安史之乱以后，一度参与朝政，后期流离陇蜀、漂荡江湘，有机缘与沿江各级官吏相接触。李杜对于官员，既有需要依附、寻求支持的一面，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治理和社会风化起到积极作用。李白的诗句“君子枉清盼，不知东走迷。……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赠范金乡二首》其一），就是表彰给自己善待的金乡令范某有君子之风。杜甫云“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阒”（《盐井》），则是告诫地方官员体恤民瘼，不横征暴敛，这里的“君子”，显然寄寓诗人对好官良吏的祈盼。
李白与杜甫常将那些历史或现实优秀政治人物称扬为“君子”。《化城寺大钟铭》中，李白以“大雅君子”表彰以李有则为首的当涂县群官，指他们皆为“衣冠之龟龙，人物之标准。”李白笔下的任城县令贺某：“公温恭克修，俨硕有立”（《任城县厅壁记》），在较短时间内“拨烦弥闲，剖剧无滞”，实现了对任城县域的有效治理，这里对贺某虽未迳以“君子”相称，但取《论语·子张》篇中子夏所云之“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与前述评语相比较，可见贺某完全符合君子品行风范。李杜对于官员以“君子”相称，有时不独着眼于政治才干，也关注其文采风流。如李白《暮春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即因自己与张氏有过“谈玄赋诗，连兴数月”的经历，而称后者为“大雅君子”。李白仰慕东晋谢安，屡屡于诗中赞誉其出山济世的非凡功业，但李白给其“大人君子，神冥契合”的高度评价，却因缘于谢安与支遁之间建立的僧俗至交。同样，杜甫在《八哀诗》中言张九龄：“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也基于对这位前代名相“诗罢地有馀，篇终语清省。一言发清管，淑气含公鼎”的文才认知。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开元政治以其敏锐触角与巨大涵容发现并使用了张九龄这样兼具治国理政与文化引领能力的人才，杜甫对其所作褒赞，包含自己对君子人格的另一层深刻理解。
“君子”人格所以绵延今古，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属于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而不局限于少数人。杜甫曾在春雨潇潇的暗夜，造访一位久未相遇的旧友，受到其全家热忱相待，遂发出“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赠卫八处士》）的深情感慨。这位卫八处士可说是一介平民，然而“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周到准备，和“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的殷勤相劝，都见出民间君子之风的绵醇朴厚。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于多方辗转之中常得友朋相助，无论是《羌村三首》中所写的“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的邻舍父老，还是《彭衙行》中以“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故人孙宰，都表明底层社会对君子品格的自觉践行，将会给离乱中的旅人们，带来何等身心慰藉。李白后期政治失意，但是在皖南等地，他却屡屡受到普通民众的诚挚照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李白的感激之辞，证明了像汪伦、荀媪等常人身上，同样散发着浓郁的君子之风。李杜对于这类群体的赞美，甚至直接目之以“君子”，其背后所包含的，就是对于在全社会推开君子之风的朴素理想。
李白与杜甫都以“君子”高自标举，既以之抗御现实政治黑暗，又以之激励自己开济苍生。李白诗云：“养戎事未息，君子悲涂泥”（《赠从弟冽》），表达了一个正直文人对时局纷乱的不满。杜甫的诗句“黄鹤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清人仇兆鳌笺云：“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黄鹄哀鸣比之”，即道出其中深意。李白在《雪谗诗赠友人》诗中说自己“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其骨鲠之气的精神源流，显可追溯至《论语》中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无独有偶，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对李白也以“君子”相称，联系诗中“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之语，也可见诗人在感叹李白命运淹滞的同时，也将其道德品格与魑魅魍魉之徒判然划界。李白因牵涉唐王朝最高政争而下狱，但却屡自称“南冠君子”，其中就包含自己不甘蒙受不白之冤，不愿向强权屈服的傲骨，与其自己在致韦黄裳的诗中“愿君学长松，慎勿学桃李。受屈心不改，然后知君子”之语，完全能对读互证。现存杜甫作品中，未见其自称“君子”的实例，但是考索其一生行止言论，可知其从未放弃君子标准。《荀子·非十二子》中云：“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倒，夫是之谓诚君子。”将其与杜甫“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等诗句相参，正可见其受君子文化的深度濡染，见其对君子人格的不懈追求。李白与杜甫都冀图实现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为之付出一生心血，这份赤诚与执着，恰是他们作为文化巨人的恒久魅力所在。
（王树森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原刊于2018年7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版，发表时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