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着奔驰见主席”
伟人去世30周年了！
2006年8月，我陪女儿去北京，上天安门，带她去毛主席纪念堂。排队参观的人很多，绕了纪念堂整整一个圈。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企业家模样的中年人，他一直在打电话，“我在毛主席纪念堂呐，我去看一下他老人家。”他的身后站着两个小伙子，一个抱着好大的一捧鲜花，另一个则给他打伞遮阳。
进到堂内，每个人在水晶棺前停留时间不过两三秒，他想冲到前面一点去，结果被管理员不留情地推了回来，于是，他很深地鞠了一个大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出了纪念堂，他快步离去。我看到不远处地铁口边上，停着一辆大奔。
我望着他的背影，突然生出一个很古怪的念头：如果毛泽东看到这位有人打伞的有产者捧着鲜花、开着奔驰来看望他，大概会跟他聊一些什么？
在这个伟大的东方政治家去世30年之后，在他领导过的国家里，似乎唯有那群他生前耻与为伍的商人们还在认真地学习和崇拜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意外。
“九位学毛标兵”
中国企业界对毛泽东的崇拜，一直没有停歇过。对这一现象的讨论，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过去30年里，下面九位大概算得上是最虔诚和最勤奋的“学毛标兵”。
【牟其中】
我亲眼见过牟其中谈到毛泽东时，两眼湿润的景象。这位中国企业史上的第一个“首富”，从来就是政治情结十分深重的人。少年时，他曾因写作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万言文而入狱。经商后，他无时不以思想者自诩，颇有替天行道、经略中国的气概，到后期，他甚至梳起了一个毛式大背头，还学毛的作为，故意去长江游泳，拍了一张“到中流击水”的照片。那种不切实际的治国幻觉，最终让他在商业上一败涂地。他大概是最拙劣的模仿者。
【吴炳新】
在中国保健品市场创造过三株奇迹的吴炳新是第一个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淋漓尽致地施展于市场上的企业家，他自称每晚睡前都要读一段毛主席语录。1996年前后，他用刷标语的方式将三株的广告做进了全中国所有的乡村，他还用赤脚医生的方式“送药下乡”。此外，他还在公司内部实行军训制，有时候甚至直接租用各地的党校，以政治化的方式给员工洗脑、凝聚战斗力。
【柳传志】
大学时代，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他对《联想局》作者迟宇宙说：“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
在创办联想前，他始终对科学研究提不起兴趣来，倒是对中国每天正在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兴趣，他常常和几个要好的同事躲在一个空房子里讨论林彪的坠机事件、“四人帮”的猖獗、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华国锋当接班人等等，跟沉闷的计算机相比，这些政治话题才能让他满脸通红、激动不已。柳传志治理联想，颇多权谋之术，其中与倪光南之争、制衡郭为、杨元庆关系以及收购IBM等等，不乏毛式风格。
【宗庆后】
读书不多的宗庆后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另一个忠诚实践者，在强手林立的饮料市场，他以联销体的模式在城镇市场取得绝对优势。90年代末，他又推出“非常可乐”，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卖点，硬是从可口可乐那里抢走一块市场。他在公司内部实行强权的一人领导制，据称，“也是向毛主席学的”。
【王宏彬】
河南南街村的王宏斌，因为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名闻遐迩。在他的带领下，南街村将承包的责任田，又收归了集体所有。直到今天，南街村仍然过着人民公社般的生活。每天早上6：30，全村的广播喇叭就响起了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到处是毛主席的巨幅雕像和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画像。道路两旁的街灯，都是模仿北京长安街上的设计，并悬挂着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语录。年轻的村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在领队的指挥下，进行操练。
南街村的村民被称为学生，而党支部书记王宏彬则被称为班长。这大概是因为一方面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而王宏彬是这些学生的班长；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定期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如同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样吧。
【陈天桥】
年轻而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陈天桥对毛泽东十分崇拜，他曾经模仿毛式语言专门写了一篇《论“新文化运动”》，在盛大公司内部开展文化整顿。据称，他聘用唐骏为盛大CEO，也与这份喜爱有关，他们两人都是毛的崇拜者。唐骏在微软中国公司时，曾经包了一个专列，带领员工浩浩荡荡上井冈山。
【任正非】
当兵时的任正非也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他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工夫，就琢磨毛泽东的兵法怎样成为华为的战略。1992年，华为自主研发出交换机及设备，当时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洋巨头把持着国内市场，任正非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迅速攻城略地，通讯设备价格也直线下降。1996年，华为开始在全球依法炮制，蚕食欧美电信商的市场。任正非还仿效《鞍钢宪法》搞出一部《华为基本法》，他在公司内部开民主会，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行迹俱有强烈毛式痕迹。
【史玉柱】
史玉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很是痴迷，1994年推广脑黄金时，他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地设“军区”，发动“总攻令”，试图以排山倒海的广告来启动市场，其广告词便是“请人民作证”。这种“人海战略”和人民战争模式一度竟非常有效。
【孙大午】
孙大午的大午集团是一个“人民公社”式的公司，他用18年的时间建设起了一个“乌托邦”。这里有工厂、公园、学校、医院，承载着1600名职工的全部生活。他将这种模式称为“互为劳动”：饲料可以养鸡，鸡粪、猪粪又可以制造沼气，沼气可以用来孵化；工人可以带动商店、饭店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医院、学校不但满足了工人和附近村民的需求，同时还创造了新的劳动空间。从他的实践中，可以非常生动地看到毛泽东对现代生活的某种描述。
在某种意义上，任正非、史玉柱所学习的毛泽东，无非是他的术而已。与这些权谋痴迷者相比，王宏彬、孙大午们倒是近乎于他心目中的道了。那是一个无私的大同社会，人人自食其力，家家丰衣足食，无穷无富，无贵无贱。这种理想能否在一个商业时代中可持续地存在，迄今是一个让人狐疑的大谜。
“创业当学毛泽东”
毛泽东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治军、治国、治党，所谓治军以严，治党以忠，治国以强。由于其思想的实用性和浓烈的东方气息，因而有着独特的精神引力。
一个不大被关注到的事实是，那些崇拜毛泽东的企业家大多出身草根，是一种逆境成长型领导者。毛泽东以弱胜强、百折不绕的战略与精神便更能获得他们的共鸣。所以，企业圈有“创业当学毛泽东”的共识。
今后的中国，面对国家商业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的联盟，中国的民间公司仍然拼斗在资源的边缘，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蔑视权威、善于生存、富有浪漫主义气质和草根气息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很多时候，它将给人以自信和智慧。
企业文化：狼文化
逆境里的生存尤其需要狼性。狼的当仁不让和先发制人符合丛林法则。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商人们也相信这个。在现阶段商场的厮战中，快、准、狠的团队作战是可以占领先机的。
公司管理：红色管理
《红色管理》号称昭示了中国管理史乃至世界管理史上最成功的MBA经典案例。它在企业管理中大量借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模式被直接嫁接到企业管理中：强调 “为人民服务”、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信仰传承要靠选拔青年干部、“组织是水，干部是鱼”、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创新是政治路线、是战略制高点。
市场战略：农村包围城市
“农村包围城市”讲的是以农村为市场主打这样的市场战略。城市里的市场被集中抢占，以至于倾向饱和的今天，开发农村处女地，避开强火力，用的是出奇制胜的巧劲儿。和当年井冈山红军如出一辙。
企业家素质：政治家办企业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思想中做好宣传工作的宗旨，要求“喉舌”也要有政治家的素质和气魄。近年来，越来越多“草根企业家”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进入政坛，有的甚至被直接委以政府要职，所谓“商而优则仕”。宗庆后同时就是人大代表。
企业精神：长征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社会各界都在重提长征，媒体也对“重走长征路”大力炒作。去年，康佳集团组织了职工重走长征路；今年，杭钢和冷酸灵也效仿此法。“长征精神”不仅是对当下信念缺失的补救，也要建立起企业员工对职业的热情和忍耐。
企业家人文：浪漫主义
革命家都是浪漫主义者。这样才能一往无前。伟大的企业家、创业家也应有“人生自信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迈。他激情四溢，鼓舞团队不断去挑战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毛泽东从商
如果毛泽东从商，他会是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吗？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改造者马尔•波文曾经如此描述：一般的商业领导不需要政治领导那样的天才，他只需要鼓动人们去养家糊口而非包围德国飞机轰炸下的伦敦。“一定程度的想象力、主动性和韧性，强烈的成就感与理解他人的观点和历程的能力”的人，只要再学习一些管理的技能，他就可能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业领导。
用这条“定义”衡量毛泽东，得出的结论还真的很有趣。
如果真的去做一个企业家，毛泽东一定不是一个安分的职业经理人。他个性飘逸、志向远大，绝非套驾之马。他只要稍有机会，肯定会拉支人马，独闯天下。
他可能会离开中心城市——这位边城青年从来对繁华的商业生活充满了排斥和不自信，当年即便是去了京城，他也宁肯躲进图书馆当一个管理员——
去一些边远的小城市，在那里他很快就能找到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同志，他们都有特别的韧劲，做事不惜力。他们非常适合创办一些加工厂或办乡村商场，在一开始他们的产品很粗糙，技术含量很低，但这无所谓，因为他们有成本上的优势。当这些产品以很低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自然会对城里工厂生产出现的同类货造成冲击，他们将很快成功。
毛泽东的一生中，最迷人的是他那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精神气质，他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永无穷尽的叛逆精神，几乎与格式化的、商学院流派的商业思想无关，它似乎能够非常轻易地唤起人们内心那股莫名的创业亢奋和青春骚动。任何人从本性上来说，都有一种颠覆秩序的冲动，在对既有游戏规则的破坏中人们可以获得无上的快感。它像一个幽灵一般隐藏在所有人的内心，强力愈强者，其冲动便越大。也许，熊彼特当年定义企业家时，他所谓的“破坏性的创新”也部分地灵感于此。
尽管毛泽东不是一个优秀的具体事务管理者，但他却是天才的制度设计人。当他发现自己队伍里都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子弟时，他不会用“之乎者也”的语言对他们讲什么大道理，他聪明地发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行动听指挥”说起，还将它们编成一首歌——其曲调则是从流传已久的民谣中改编过来的。他还是一个制造“典型”的高手，一个张思德，一个白求恩，一个雷锋，一个王进喜，就足以规范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他没有上过大学，就好像企业家没有读过商学院一样，但这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棘手，去重庆的时候，他以一阕《沁园春•雪》就让所有满腹经纶的白胡子们倾倒。他是格言的发明人，这是一种无从学习到的天赋，他对思想有天然的敏感，知道用怎样生动的方式来表达它：“农村包围城市”、“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都不构成所谓深奥的理论体系，但是却像天下最锋利的宝剑一样，轻灵，一击能胜，光芒万丈。
他是一个天生不惮于冒险的人，危险越大，斗志越高昂，他甚至相信“人定胜天”，所以他让全国人民都读《愚公移山》。当共和国刚刚新建，一切事务百废待举的时候，他也敢派兵渡过鸭绿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打个大仗。这种霸气，百年一人而已，如果是用在企业竞争，又是谁人可敌。在企业家所有素质中，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往往是决定最后命运的那项。
在宏观谋划上，他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这又是卓越企业家的必备能力之一。在天地混沌之际，他能够看清楚事态发展的走向；抗战胶着时，国内舆论一片混杂，主战者悲愤高呼，往往只会以血荐国；怯战者懦懦言行，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他以一部并不太厚的《论持久战》，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抗战的出路。这似乎又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果去经略一家企业，不知要少走多少弯路，获得多少先机。
他是浪漫的人，却决不会沦于空想。与那些只会与经典亦步亦趋的书呆子们不同，他善于利用经典，所以在任何时刻，当市场发生莫测的变化，他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寻找到对自己最有利、也是最安全的方案，这又是一种天生的技能。有的人大而不当，最终沦陷于自己的梦想；有的人过于务实，最后成为一个拖泥带水的庸才；只有他从容折返其间，却很少被“理想”羁绊。
他的事业会越来越大，这毋庸置疑，他迟早会从乡镇进入到大城市，这也毋庸置疑。那么他如何让自己的“帝国”百年蔓延、永续成长？说实话，这似乎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不是一个计较物质得失的人，像他这样的性格，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会被利润、职称、头衔之类的拖累，他从来活在一个更大的梦想里，他总是想去实现它。这有时候就会与事业的现实目标相冲突。
他不是甘于苟且在某一狭小空间的人，所以，当他解放了中国后，就会想着去解放五大洲。他不会是一个“隐型冠军”，他总是喜欢与世界上个头最大的那个人站在一起，比个高低，所以他一定会多元化，会把自己的资产规模做得非常的庞大。在企业经略中，这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时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如果上天降一个务实而勤劳的总经理给他，那么将一切无恙；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灾难迟早会出现。
一个危险的问题是，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一个从来不肯停歇的革命者。他似乎从来不能完全地信任一个人。所以，他的企业中无法实现真正的授权式管理。铁的纪律和人格魅力的双重维系，是他的事业得以凝聚的两大法宝，可这种维系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迄今没有被事实验证过的问题。
他命中注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一个超级巨星的优势在于：他能成为事业的象征、品牌的代言，以个人的魅力为事业涂抹上神秘的色彩。而劣势却也很明显：事业形象维系于一人，俱荣俱毁，风险极大。
《追求卓越》的作者吉姆•科林斯说：“对于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没有什么比明星CEO的增多更具破坏性。实质上，我们现在普遍认为能够使企业脱胎换骨的那些领导素质都是不正确的。”这段话至少有一半是对的。
如果生活在今天，毛泽东会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吗？这个问题本身也许比答案要有趣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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