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曾有两个时间段走近顾准，其一是《跌荡一百年》下卷关于计划经济年代的经济史叙述，其二在创作《吴敬琏传》时传主对顾准的回忆。从此，顾准如一个顽固的存在，遥立在我生命的远方。顾准出生于1915年7月1日，逝于1974年12月3日，过几天就是他去世四十年的纪念日。
前日，小雪节气，贵阳凯悦酒店，窗外漫天银杏飞舞，我在大堂里整理出这篇人物小传。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们在这个微凉而喧嚣的初冬，读完这篇冗长的文章，在今天，我们仅能以这样的方式纪念那位伟大的先行者和受难者，他在四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到今天还是问题。如汉娜·阿伦特所警示的，“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而且这样一种遗忘，更别说忘却内容本身，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或者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
1949年7月24日，刚刚解放两个月的上海遭到三十年未遇的特大台风袭击，海堤被冲毁，黄浦江江水倒灌，市区受淹，连市政府大厦都水深过膝，大量档案、税票和凭证被水浸毁。在市政大厅里，一个34岁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带着一群人，用脸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后将浸湿的档案一份份地晾晒烘干。与所有身著黄土布军装的同事们不同，他穿着一条吊带裤，这在朴素而农民气质很重的共产党干部中非常的刺眼。
他叫顾准，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
这是一个瘦高个的、带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区顾家湾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开过一家棉花行。他十二岁就进了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当练习生，在这里一干就是十三年，成了一个娴熟的会计学专家，他编写的《银行会计》一书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并被之江大学、沪江大学聘为会计课教授。顾准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1940年他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过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财政厅厅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他回家乡出任重要的财税局长一职。据当时的上海市民回忆，1949年前后，沪上最出名的共产党干部有三个人，除了陈毅市长之外，一个是公安局局长杨帆，还有一个就是顾准，原因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他们贴出来的治安和征税布告。”
顾准面临的局面是棘手的，上海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家工厂中只有三分之一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八成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业，既缺原料又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实业家们更是人心惶惶，骑墙观望，谁也不敢扩大再生产。工商矛盾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人甚至认为，应该象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做主的工人们。
顾准的工作重点是，恢复工业和尽可能多的征税。他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在他的两年任期内，完成了三项很重要的、对全国工商业治理起到了试验性效果的工作。
第一项是重建征税制度。
自晚清到国民政府时期，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很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形成了恶性的循环。顾准实行的是“轻税重罚”办法，为了避免大的动荡，他基本上延续了国民政府的税制体系，同时则废除了一些民愤很大的苛捐杂税，譬如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等，取消了有重复征收性质的11项捐税，此外陆续颁布了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9种地方性税种的暂行办法。由于数年的通货膨胀，工厂的帐面资产与实际值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为合理征税带来了严重的困扰，10月，顾准公布了一项规定，允许私营企业按当时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从而改正帐面资本额，使之接近实际状况。这个办法一公布，受到实业界和会计界的欢迎。
为了保证税收的征缴，他借鉴苏联的经验，创造性地设计了财税专管员制度，用他自己的描述是“全市组织若干个分局，每一个区分局下按地段建立稽征组(后改称税务所)，稽征组的每一个税务员专管若干个纳税户。”他对上海的纳税户进行了普查，共查出漏户2.1万个，实得工商纳税户10.78万个，全市设20个区税务局，建立96块专户管理区域。顾准设计的这种专管员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顾准在上海的征税工作很有成效。1949年5月到12月，全市的财政收入只有498万元，处于严重赤字状态，根据上级命令，上海必须在1950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过发行公债和征税的办法收上3000万元。顾准采取了严查重罚的手段，他回忆说，“这种逃税出发和公债征募同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于是，上海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大提抗议，一方面也进行非法抵抗――这一两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以致公安局为保护我的安全起见，给我配备了两名警卫员。”
尽管遭到部分抵制，顾准的强制手段还是起到了效果，据《上海市财政税务志》记载，1950年全市的税收收入达到6416万元，比上年增加12.8倍，为舒缓全国财政的紧张作出了重大贡献。
顾准的第二项重要试验，是在中财委的统一指导下，重构了上海的产供销体系。
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是一个既定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特征之一，那么，如何改造，从哪里切入，却是一个很有技术性的命题。根据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的思路是，从流通入手，通过垄断生产资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的方式对制造业进行控制。从1949年10月起，中财委就着手建立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性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调剂为主的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和盐业，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业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自然就无法动弹，成了一块被压扁了的“夹心饼干”，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
在全国的生产资料源头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上海的带头效应当然最受关注，顾准很快行动起来，他成立国营的花纱布公司，私营纱厂不得再自购棉花，自销成品，所有产品均实行统购统销。为了与花纱布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国营的供销合作社，还把全市的私营运货车全部取缔，新组成了一个上海搬运公司，它成为交通运输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写道，“国营商业控制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筑材料、粮食等项的私营零售业无法照旧继续下去，国营商业不得不扩大到零售商业范围中去，华东商业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组织了几个零售公司，交给上海市管理。以上趋势，还在急速发展，不久就扩大到建筑业范围中去了。”
顾准的第三项重要试验，是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它们将如何退出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事情。
顾准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
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外资企业相继离开中国。
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开埠以来，从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国大臣，从蒋介石政府到汪精卫政府及日本占领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
他们年轻，风华绝代，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买。年轻的财税局长顾准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他每天奔波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不断地拟定各种各样的布告和公文，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周旋协商，他在立信会计事务所时的老同事严松龄回忆说，“他还是那个瘦长个子，穿一套不合身的军服，桌上放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烟，说话态度极其谦和诚恳。”所有的市民和工商业者，对这样的革命家既敬又畏。
不过，事实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当时的新上海管理者中，还是有人对即将生成的新经济制度产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不是别人，竟就是顾准。这是一颗悲剧的种子。
顾准是一个忠诚的、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者，同时也是顶级、冷静的会计学专家。早在山东当财政厅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公营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让他头痛的正是他的专业所在，他说，“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对国营企业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产生了警惕性，这成为顾准反思国营企业制度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
此外，他在上海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质疑。譬如，他公布的“按人民币物价重估私营企业资产”的办法，尽管受到工商界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中央财政部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这也成为顾准在两年后被免职的重要诱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顾准自述》中写道，“我对此没有作过什么申辩……如果不允许私营企业重估资本，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现在还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也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
顾准对“政策”与“技术”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项“技术”事实上都服务于、以及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他将长期地困顿于这种逻辑之中，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就当顾准为新建立的共和国日夜工作的时候，1952年2月，这个被很多人看好的青年高级干部突然被公开撤职。
顾准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被撤职的，事前毫无预兆。
从1951年12月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的起因有两个，一是中央对党内腐败的警惕，二是为了增加税收，支援朝鲜战事。
当时，过于激烈的运动气氛已经影响到了工商业的正常运作，华北地区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营工商户歇业，影响到40万人生计，西南地区的月税收也减少了一半，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很多私营工厂停业观望，而震动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市委共收到检举材料24万件，200多名企业主被抓，发生48起自杀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紧急部署，决定在上海暂停发动五反运动，县以下的五反则推迟到春耕以后。
2月25日，主管全国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导工作，28日，顾准在电台里做广播讲话。29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对八个干部的处分决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顾准。对他的处理决定是，“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顾准对自己被突然撤职“感觉十分突然”，日后来看，他被免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依法征税”政策不被采纳，二是“不服用”。
在当财税局长期间，会计师出身的顾准一直试图建立依法征税的体制，他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用运动的方式来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税务通讯》中连续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论证和阐述。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被认为是保守的。43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关于顾准的纪念文章中说，“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服用”，顾准的办事能力和学养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却让人讨厌，据他的弟弟陈敏之回忆，有一位大区负责人曾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同时他则又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说，饭也不给他吃。”1959年，陈敏之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介绍说，“这是顾准的兄弟”，接着他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顾准被撤职后，连降数级，先是到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当了办公室主任，接着调至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当财务司司长，随即再下放到洛阳工程局当副局长，1955年，又被送进中央党校的普通班学习一年，随后被调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