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里拉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也是美国公共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1近来，他的一部评论著作（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和他参与主编的一部文集（The Legacy of Isaia Berlin）都在中国翻译出版。2这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位思想活跃而独具一格的学者。笔者在与里拉教授的通信中问及他个人的学术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也谈到有关他著作的一些批评与争议，他在回应中的某些观察与见解对我们探讨当代西方的思想状况不乏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对此做出介绍与评论。

一．马克•里拉的思想生涯

马克•里拉1956年出生在底特律一个具有新教背景的家庭，在少年时代曾卷入各种宗教团体，通读《圣经》，但并没有涉猎过其它思想性读物，而他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高，因此他说自己的“思想生涯开启较晚”。1978年在密执安大学毕业之后，里拉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打算将来在华盛顿找一个公共政策方面的工作，完全没有期望要成为一名从事思想研究的学者。但就在那时，他结识了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是贝尔教授将里拉引领到一个他“此前一无所知的思想世界”。

1980年从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后，里拉来到纽约，担任新保守主义领袖欧文•克里斯托所主持的杂志《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的编辑。当时正是新保守主义崛起的年代，但里拉不久便发现，自己“对那种争论不如对哲学、文学和艺术更感兴趣”。于是，他开始在工作之余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进修学习。他形容当时的自己实际上是“自学”，听凭兴趣阅读所有吸引他的著作，并没有任何成为专业学者的计划。就这样过了五年之后，他决心要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于是重返哈佛大学，在著名教授朱迪思•史克拉和哈维•曼斯菲尔德的指导下研读政治哲学。1990年他以对维科的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曾获得美国政治学协会颁发的“里奥•施特劳斯奖”（授予政治哲学领域中年度最佳博士论文）。3此后，里拉在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执教9年。1999年，43岁的马克•里拉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

里拉早年曾很深地卷入新保守主义的圈子，而他对目前的保守主义阵营却持有批评的态度。这使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变得令人玩味：里拉在美国的“意识形态谱系”中究竟处在什么位置？他的立场发生过哪些变化？对此，他首先的反应是：难以确定“保守派”、“自由派”以及“左派”等等这些惯常的政治标签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在1970年代初，我认为自己站在左派一边，因为我反对越南战争和种族主义。在1980年代初，我曾是新保守主义者，因为我认为左派已经抛弃了美国劳动人民的真正关切与利益，并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以及对此予以批判的必要性都视而不见。然而，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改变，而美国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不能将自己混同于新保守主义者们，因为他们——正像福山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已经背叛了所有他们曾经代表的品质：清醒节制、怀疑主义以及对政治行动限度的深刻感知。我从伊拉克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是这场战争的反对者。那么，什么标签适用于我呢？也许，可以称作是一个‘后堕落论的自由派’（post-lapsarian liberal）吧。”4

二．施特劳斯与伯林

有不少评论者将里拉称作“施特劳斯派”的学者。师从曼斯菲尔德当然会受到施特劳斯的影响，里拉自己也承认“施特劳斯总是在背景之中”。但他对所谓“施特劳斯派”却很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在新保守主义圈子中遇到的许多年轻人都是施特劳斯派，“但他们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相反，他们显得谄媚奉承，缺乏对知识的好奇心，而且怀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但里拉指出，施特劳斯本人却完全不同——“他的严谨认真与他真诚秉持的哲人生活的概念都是非凡的，这对我影响至深。”5

正是出于对当前“施特劳斯风潮”的不满，2004年里拉在《纽约书评》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6试图分辩什么是施特劳斯思想中伟大而不朽的遗产；什么是需要质疑和批评的对施特劳斯的滥用。他通过对比两种——“欧洲的”与“美国的”——对施特劳斯的不同理解来阐释这种区别。里拉认为，“欧洲的施特劳斯”是一位深刻而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将现代性问题置于“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思路中予以批判性的审查，一直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同时也指出，施特劳斯的思想在欧洲学术界是受到争议的。他提出的“隐讳”与“俗白”的阐释方法在古典学界受到严厉的质疑，也有学者批评他对现代性的理解完全忽视了基督教传统内部与古典时期的断裂，没有考虑现代自由思想的基督教根源。但无论如何，欧洲对于施特劳斯的研究是学术性的，他对现代性的批判虽然受到争议，但其独特的问题意识与视野获得了高度重视，被看作与海德格尔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而在美国，施特劳斯的深邃思想逐渐被简化为一种“教义”。里拉分析指出，这是因为美国大学生普遍缺乏古典思想与哲学的扎实训练和开阔视野，施特劳斯非凡的魅力使许多学生陷入盲目崇拜，而他在智识上的探索与好奇精神却被遗忘和丧失。另外，那些古典思想的爱好者在1960年代美国校园的激进反叛运动中陷入极度孤立，由此生发了对大众民主的敌视与愤怒情绪。他们后来在学术界的失意更容易使他们转向寻求政治仕途生涯，成为保守主义势力招募的最佳人选，最终形成了盘踞在华盛顿的“心智封闭的施特劳斯派”。但他们并不是施特劳斯思想精髓的继承者。从哲学家施特劳斯到美国的“施特劳斯派”是一个智性蜕化的历史——里拉将此生动地比作——“肇始于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而终结于《星条旗永不落》”。

的确，施特劳斯的影子时而会在里拉的作品中显现，这种影响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尾声（“叙拉古的诱惑”）中尤为显著。笔者认为这篇“尾声”可能比此书中的其它章节都更为重要。里拉在此重新提出对于如何理解现代暴政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他首先质疑了以“启蒙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这两种思想史范式的解释力，同时也质疑了知识分子社会史中的“介入”与“超脱”这两种叙事的阐释有效性。由此，里拉将“亲暴政的（philotyrannical）知识分子”现象转换为古典学的一个论题：爱欲（eros）的力量，并追随苏格拉底，将暴政理解为“爱欲的癫狂”的展现。

但就今天的马克•里拉而言，对他影响最深的当代思想家并不是施特劳斯。在他自己列举的一个名单上，居于前列的是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和格舒姆•舍勒姆——他们都排在施特劳斯之前。据我所知，中国有不少学人起初对伯林的著作兴致盎然，但后来又听说伯林“在哲学上的浅薄与混乱”便束之高阁、不再深究。而里拉何以如此推崇伯林？他对伯林的偏爱与敬重并不是因为完全认同伯林的论点。实际上，他对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及其对“反启蒙”思想家的阐释有相当尖锐的批评。7但里拉认为，伯林敏锐地洞察到启蒙理性主义与自由多元主义之间的紧张，这仍然是我们时代最为深刻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伯林与阿隆和舍勒姆一样“对人类的政治激情力量，特别是这种激情如何在宗教中获得表达，以及将这种激情导向健康目标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理解”。在里拉看来，“伯林与阿隆实践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责任政治’（politics of responsibility），也就是说，他们总是追问自己：如果处在权威的位置上他们将会做什么？这使他们免疫于歇斯底里、乌托邦主义、狂热主义和弥赛亚主义。他们敏感于政治的限度，懂得最终需要运用公共权力来防止人类更可怕的灾难，而不是致力于重新塑造人类或整个社会。”他说，“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相信我已故的导师史拉克所说的‘恐惧的自由主义’（the liberalism of fear）——就是在政治中要努力防止灭绝人性与残忍，这比达成某种人类理想更为重要。”8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里拉为什么会以“亲暴政的知识分子”作为核心论题来处理20世纪几位最为重要的思想家，虽然他对其中的几位怀有深刻的敬意，但里拉更倾心于苏格拉底的教诲：哲学生活之所以是一种“高贵的生活”，“因为它对自身的暴虐倾向怀有最高度的自觉”。9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里拉在给笔者的信中特别强调指出：“对我而言，伯林是比施特劳斯重要得多的人物，而且伯林有助于我们理解施特劳斯思想（如果被当作一种政治方案）中的某种危险。施特劳斯认为，我们需要把握的根本区别在于古代与现代（所谓‘古今之争’），他将现代性视为一个整体。而伯林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现代性内部的紧张——启蒙传统与反启蒙传统之间的冲突，这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冲突所在。我也认为，许多自诩为施特劳斯派的那些人实际上正是屈从于反启蒙的悲观主义，再借‘思古之幽’来投射他们自己的这种悲观主义。而我感到，比之施特劳斯的思想，伯林的思想对‘当下的激情’是更为可靠的指引。”10

三．对批评的回应

然而，反对“亲暴政的知识分子”，这不会是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吗？不是反映了某种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偏见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对《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写过评论，11文章批评马克•里拉“把自由主义所界定的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共识为前提的‘现代性’视为唯一真理”，因此“将所有批判、质疑和反抗这一‘现代性’的行动与实践称为‘暴政’，牢牢地钉在了历史和道德的耻辱柱上”。这使得里拉在对所谓“亲暴政的知识分子”的论述中忽视了“思想与社会语境的对应关系”，其思想史角度的阐释也“被自己的‘定见’和‘偏见’所束缚，非常化约地把复杂多变的思想路线引向既定的目标和结论”。

里拉对这一批评做出如下回应：“我不能确定这与所谓‘定见’与‘偏见’有什么相干。我从来没有假设过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是政治与经济生活唯一正当的形式。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相信这种信条，而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并不总是可能的，甚至并不总是明智的。也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是不完善的，而改进总是可能的。我当然承认资本主义所有严重的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目前的形态。但是，我的确怀疑那样一种人：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计划，宣告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与人性的全新图景。是的，我怀疑并敌视那些放弃实践‘责任政治’的知识分子。激励他们的是种种弥赛亚救世的梦想，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或一个据称是失落了的世界，或一种纯粹的道德义愤。我对他们持有批判态度，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自由民主派，而是因为他们从未严肃与清澈地考虑过自由主义民主必须提供什么，也从未考虑过他们所宣扬的替代方案的所有危险。在这个意义上，专横暴虐的是他们的思想，而不只是他们的政治。”12

笔者认为，罗岗在评论中所表达的理论敏感与批判意识值得重视，一些见解也值得更为深入的探究。但与此同时，罗岗的评论也可能过于草率地将马克•里拉纳入了那种善于打发的“患有冷战思维后遗症”的自由派逻辑框架，而这种“诊断”对里拉而言或许不得要领。因为里拉统摄全书论述的思路是“叙拉古的诱惑”这一论题，除非有充分的理据来反驳这一思路，我们首先应当将里拉对“亲暴政”的批判放置在他的“古典学”视野之中予以考察：如果“亲暴政”是“爱欲的癫狂”的展现，那么对它的批判就无需以所谓定见的“自由民主共识”为前提。恰恰相反，这种批判是反身自省式的——要求“对自身的暴虐倾向怀有最高的自觉”，包括对现存的所谓“自由民主体制”的暴虐。因此，里拉的批判思路并不依赖于对现代性的所谓“化约处理”，更与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无关。

在西方学界，《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赢得了许多赞赏，也遭到一些质疑。里拉将思想家的“思想”与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关联起来，而这种关联处理是否得当就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2003年耶鲁大学著名政治理论家塞拉•本哈比教授在《波士顿评论》上撰文，批评里拉“没有认真对待”他所论述的人物的“思想”。13本哈比认为，里拉对本雅明和科耶夫的处理是精致细微的，但对福柯和德里达的刻画是肤浅粗糙的。笔者对此抱有同感，也感到里拉对福柯和德里达的论述并没有深入思想的内在肌理，相比其它章节也较为薄弱。里拉在信中对此的答复是：“的确，我对福柯的早期作品以及德里达的所有作品都不如对著作中其他人物（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和科耶夫）的作品更为敬重。我认为，这可能也与代际差异有关：对于本哈比他们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那一辈人来说，福柯与德里达的意义不只在于他们的作品本身，而是代表了一种新的（如果也是含混的话）批判‘权力’的思想可能。我觉得福柯的晚期作品更有价值，但这毕竟出现在他的政治徘徊之后。至于德里达，很遗憾，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至少就其政治论述而言。我是作为他的读者，也是作为1988-89年间他在巴黎讲授的研讨班的学员，得出这一看法的。”14这一回应看似有理，但仍然难以说服像笔者这样对福柯和德里达怀有偏爱的读者。也许，里拉自己更为关注和认同法国学界年轻一代的“新思想”，这是从1980年代开始兴起的重新阐释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努力，其中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做出了批判清理。至于其理路要义究竟如何，我们需要谨慎地考察里拉主编的另一部文集《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15

本哈比教授对里拉最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出，“哲学品质与政治品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但里拉对这种复杂性不感兴趣……哲学上的激进姿态可能蕴含了对暴政的希望，但也可能打开通往改革与革命的道路。”16里拉对这一质疑做出如是答复：本哈比的这类论述背后潜在的假设是“政治哲学应当服从于任何类型的‘激进姿态’，而这恰恰是本哈比和我的区别所在。我的哲学观是，哲学应当致力于理解世界，而不是去干预世界。改变世界需要另一种思考，一种实践－政治的责任介入。我对像本哈比这样的思想家的感觉是，他们在两方面都失败了：他们既没有全身而退地进入哲学论证——无论这会导向何处；他们也没有投身于那种理解当下并明智地介入其中的艰巨工作”。17

类似的批评与反驳透露出当代西方学者之间在知识承传与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分野，这使他们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各自不同的把握与应对方式。对学术界而言，这类争论的意义并不在于寻求某种确定的解决，而在于开启不同的思路来面对时代的重要问题。里拉的论述在汲取了古典学研究论题的同时介入了现代性的内部紧张。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施特劳斯与伯林这两种不同思想遗产的继承者，为我们提供了独具一格的视野。

（原载《学海》2006年第3期）

【注释】

1 2003年2月，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发表了马克•里拉与其他6位著名学者——巴特勒、德沃金、玛格里特、罗蒂、魏特沃德和格德明——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了质疑，成为国际知识界反战运动的重要一幕。

2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里拉等编：《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刘擎、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3 在这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里拉完成了对维科的研究专著，Mark Lilla, G. B. Vic The Making of an Anti-Moder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出版之后获得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奠定了他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声誉。

4 里拉致笔者的信，2006年4月11日。

5 里拉致笔者的信，2006年4月11日。

6 Lilla, “Leo Strauss: The Europe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1, no. 16 (21 October 2004); “The Closing of the Straussian Mi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1, no. 17 (4 November 2004).

7 参见里拉：《狼与羊》，载《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第28－38页，以及讨论部分，第53－63页。

8 里拉致笔者的信，2006年4月11日。

9 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第205页。

10 里拉致笔者的信，2006年4月30日。

11 罗岗：《无法摆脱“黑洞”的思想“宇宙”——〈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读后》，载《世纪中国》网。

12 里拉致笔者的信，2006年4月30日。

13 Seyla Benhabib, “Taking Ideas Seriously: Can we distinguish political choices from philosophical truths?,” Boston Review, vol. 27, no. 6 (December 2002/January 2003).

14 里拉致笔者的信，2006年4月30日。

15 Lilla, ed., New French Thought: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6 Benhabib, “Taking Ideas Seriously: Can we distinguish political choices from philosophical truths?.”

17 里拉致笔者的信，2006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