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周围松柏蔽日，走到这里就感到一种宁静。因为在清华园教书的缘故，每每路过，总在这里转上一圈。碑文，是陈寅恪先生所撰，那上面的一些话，像人常常征引，几乎成了名言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像末尾那并不十分工整却有多少感慨的诔词“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已经读得很熟了。近来，读到有关陈寅恪家世的一些资料，总觉得这些话似乎有来历，因为郭嵩焘在给陈寅恪的曾祖父陈伟琳作《陈府君墓碑铭》时就曾说，陈伟琳的为学之道，是“刮去一切功名利达之见，抗心古贤”，而末尾恰恰也有两句，很像陈寅恪写王国维的诔词，叫“其名与行之不磨，照三光而奠九渊”，意思和词语实在有些相似。
说相似，或许只是我的联想，我总觉得，在两者之间有一种关系，不是说两篇碑文中词语的因袭，而是说一个家族里精神的遗传。郭嵩焘在给陈伟琳写墓志铭的时候，陈寅恪还没有出世，他绝对不可能预见陈家后来竟不是在中国政治史上出名，而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光大，但他却写了一段几乎是预言的话：“学术之被其身，足以有传，閟其光以襢之其子，施世而长延。”记得罗香林在《回忆陈寅恪师》里曾说陈家是客家人，所以“保持中原文化特别浓厚”，这究竟是否，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可以看清楚的是，那种文化世家的传统，在陈寅恪这一家几代人身上倒是真的是特别浓厚，后来的事实应验了郭嵩焘的预言。
表面来看，陈家祖孙几代不止在学问上代代相续，而且多少遗传了些思想和性格的偏执，仿佛说话众口一词就丢了面子，行动亦步亦趋就没有骨气似的。像陈宝箴对变法维新、对谭嗣同等四章京的评骘，对康有为的态度，就与常人不一样，正如他的儿子陈三立所说的，“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既不以现实的变革需要而论定贤愚，也不以流俗的时尚好恶来评定是非。陈三立对清朝亡民国兴的态度，也不是一句“遗民情怀”可以概括得了的，吴宗慈《陈三立传略》里之所以说他“高不绝俗，和不同流”，而且称赞他“胸襟落落，自有独往独来之精神”，也就是因为他在清亡后“虽不少灵均香草之忧思，然洞察一姓难再兴之理，且以民主共和之政体，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之创局，与历代君主易姓有殊，故与当世英杰有为之士，亦常相往还”，并不是头脑冬烘的遗老遗少。
同样，陈寅恪在前清、民国和新中国易代之时的表现和对待政治、对待周围人物的态度，也绝不是以一家一姓一朝一代的兴盛衰亡为念，而是总要超越王朝观念，站在文化的立场上进行批评，所以看上去总是“不合时宜”得紧，好像总有无限牢骚。其实，这是因为他们的心里总是有一个很独特的价值尺度，用这一尺度量己衡人，不免就与众不同。陈寅恪晚年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多少流露出一些他的想法，他对于自己的家世，自己的先祖先君实在是自豪得很的，从他的祖父、父亲那里一脉传承的这种特立独行的态度仿佛是陈家的传统，有一次，陈宝箴在孙子陈隆恪的扇面上题字时就写道：“读书当先正志……如此立法，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致误入旁径，虽未遽为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
我曾经对朋友聊起过读陈氏家世资料时的感慨，我把这些感慨归结为两句话，第一句是“陈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从封疆大吏到诗人，从诗人到学者，社会巨变把文化人从官场簸弄到文坛，从文坛挤压到学界。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寅恪，这是中国近代文化人从文人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路径，知识分子越来越职业化、技术化，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进步是以分工为特征的，不像古代文人要关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近代的知识分子你只该管你那一摊，不必越俎代庖地关心别的什么，仿佛只要有一张文凭、一门技术就可以。第二句是“陈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抵抗命运的典型”，虽然近代知识分子已经变得好像螺丝钉，每个螺丝钉都只要在它的那个螺丝孔里，当好机器的一个部分，每一种知识与技术都可以在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换回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报酬，但是，唯有人文知识和文人精神没处可安，于是，总是要生出多余的关怀，来抵抗时代的限制和环境的嘲弄。
主持实际变革又保持清流身份，与激进派保持距离的陈宝箴，以白民终其生、对民国一直不太满意，却为民族危亡而“忧愤不食而死”的陈三立，以教授为职业而总要超越现实的陈寅恪，表现出一种文化贵族式的传统精神：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他们觉得，他们从事的才是关系精神血脉的事业，他们才是文化精神的象征，时代可以变易，而永远不变的应该是中国这种文化的传统。《礼记·大传》说，“立权量度，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以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所谓不可变革的，就是文化传统所在，就是坚守价值的那一部分精神所在。在社会中象征着这一精神、维系着这一血脉的，有时就是那些几代相承的文化世家，他们不仅关心自己所从事的现实的职业，而且关注超越现实的精神的存亡，因为他们的命运与这种精神的命运同在，他们的地位与这种精神的地位一道沉浮，而他们从小就浸淫在这种精神之中。那种道德上的荣辱、学问上的进退与家族的荣誉、个人的面子是连在一道的。
摘选自《余音》，葛兆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