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有关联盟理论研究大多基于西方历史，实际上中国古代也有不少有关联盟的案例可供挖掘，这也意味着探寻中国古代的结盟之道很有价值。我的发言分为四点。

第一点，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古代千年战略传统中的结盟之道时，我们讲的“同盟”、“联盟”会存在一个历史与空间适应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在国际关系的结盟战略、理论往中国古代历史上靠，但这是否完全适应不乏问题。所以第一个需要弄清楚的是，中国古代讲的联盟和我们现在讲的联盟还是有些区别的。中国古代的联盟既有对内的也有对外的，现在西方讲的联盟更多是对外。中国古代结盟主要有四种目的，第一个是为了称霸；第二个是为了求和，有时候中原王朝打不过人家了，就跟人家结盟以求和；第三个是争取认同或者地位的认可，即结盟并不是寻求对方的土地和钱财，而是要求对方认我是老大，对方就可以成为我的小伙伴、小盟友；第四个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这个和当今所讲的基于权力制衡等因素考虑结盟比较相似。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完全把中国的宗藩体系或者朝贡体系视为一个同盟体系的话，可能就和今天所理解的联盟还不大一样。

其一因为古代中国特别是在后来的朝贡体系里，作为主导国家，中国并不是对所有的朝贡体系成员国都承担安全保障的义务。但今天我们谈到的同盟，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在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因此中国的结盟之道，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现在我们对同盟、联盟的理解存在差异。今天谈的西方联盟的对外性、军事性更为凸显，中国古代联盟既对内也对外，并不完全是军事合作的属性，不乏政治性甚至是伦理性。

其二是中国古代的结盟有没有独特性？在既定历史和文化氛围下生活，我们的结盟及其逻辑有没有我们自身的独特性？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中国就是世界或是天下。当时的欧洲、美洲也有自己的局部体系，不同体系的游戏规则各不相同。欧洲早期是宗教体系，再到后来发展到今天比较熟悉的民族国家体系，国家之间是平等的。但在中国古代，我们是一个朝贡体系，是一个等级体系，不是一个各国之间都平等的体系。而且我们这个朝贡体系可能还有很强的伦理和文化色彩，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伦理体系，以伦理或者文化、文明的视角来思考当时的国际关系。这种与西方不同的体系差异对古代中国的结盟是有影响的，突出体现在中国古代并不是完全基于权力政治的逻辑来结盟。

第二点是文化思维的差异会导致结盟的差异。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中庸的思维方式，西方的则是一种二元思维。中庸思维会让我们对联盟更具包容性，而西方的联盟则更有对抗性。我们现在谈中国古代的联盟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就是要谈跟西方的联盟相比，我们这种等级体系、伦理体系之下的结盟是否有独到之处，还是说跟西方的逻辑一样，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是利益、权力、安全因素促成了联盟。

第三点是联盟对象的差异对中国古代结盟的影响。在面对强大的游牧民族时，我们大多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分化游牧民族的内部体系。强大的游牧民族力量大多具有分散性，也就是说力量不是很集中，有很多附庸体系，也有很多追随者、小帮手。对此，我们可以去分化它的体系，比如汉朝面对匈奴时，就是去西域把匈奴的小伙伴拉过来，以此削弱匈奴的力量。另外一种是化敌为友。如果对手力量很强大，你无法削弱对方，那么你就可以采取化敌为友的策略，当然把敌人转变为朋友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管是“和亲”、称臣，亦或是边境贸易，实际上的最终结果都意味着中原财富向游牧民族的转移，就是说你得给人好处，通过花钱来获得安全的保障。这是对待强大敌人的两种不同态度。

对待比较弱的敌人，我们可能的策略是：第一个是通过征服，使之成为我们的附属国，纳入到中国的边境管理，使其领导人成为中国的官员，给一个官衔。第二个是通过盟约的形式，塑造我们的威望或者权威。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在对待强敌和弱敌时实现相对比较灵活的，存在不同态度。

第四点是如何化敌为友。化敌为友的方式非常多，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和亲政策。在中国古代，和亲有很多种类型，比较常见的就是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婚姻关系，这在中国很多朝代都出现过，比如汉朝跟匈奴、隋唐跟突厥、唐朝跟吐蕃等等都出现和亲的情况。第二种和亲是中原出现了内乱，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相互勾结，出现婚姻关系。第三种是割据政权之间有婚姻关系，通过婚姻关系实现结盟。这种情况在古代欧洲也出现过，比如欧洲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就是通过婚姻关系成为欧洲的巨无霸。第四种情况是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婚姻关系。

当今人们讲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通常是讲和亲的政策。从中国古代来看，和亲的目的是什么？从结盟的视角来看，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寻求和平，打不过你就把公主嫁过去，当然有的是真公主，有的是假公主，陪嫁物品非常丰厚，借此实现暂时的和平。另外一种是为了打仗，通过和亲去拉拢别人。和亲的政策在中国古代存在的时间比较长，这里我主要以唐朝为例。

唐朝是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比较强盛的朝代，但其早期其实还是比较虚弱，唐朝和吐蕃之间就多次进行过和亲。唐朝和吐蕃的和亲有十来次记载，对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相对和平确实起到了作用，但也是一种间歇性的和平。也就是说，和亲形成的结盟有一定效果，但是这个效果的持续度和有效度是存在波动。唐朝和突厥之间也多次实现了和亲，但唐朝和突厥之间和亲的频率、效果不如和吐蕃的。有人做过统计，说唐朝一共确定了20位公主和10个不同民族的和亲，大部分都实现和平的目的，但是和突厥和亲实现的程度是比较低的。原因有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突厥政治的变动性比较大，信誉比较低，这意味着唐朝即便和突厥和亲了，也不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安全的效果。而从唐朝和吐蕃的和亲来看，效果更好，相互的积极性会更高一些。

最后是一个简要的结语，算是对如何研究中国古代的结盟之道的一些浅见。

一是我认为对中国古代的结盟的研究应该注重文化因素，关注文化思维对结盟的影响。这可能就需要我们去发掘历史。我们现在谈中国战略，总觉得中国战略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有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农耕文化思维，因为农耕文化下农产品的生产有季节要求，如果需要收割或者播种，最好就别去打仗了。如果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话，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结盟逻辑，其也无法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

二是古代中国是如何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往我们通常认为是通过威慑方式，实际上通过结盟也可以做到。结盟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化敌为友，通过和亲、边贸、或其他“贿赂”的方式达到和平的目的。

三是我们能不能用现代的联盟理论去理解中国古代的结盟？比如用现在的联盟理论去解释中国古代结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研究认为古代中国的结盟是出于典型的利益诉求，西方结盟也是为了利益、为了权力，但是除了利益之外有没有其他因素也会促使中国古代的结盟？还比如用现代的联盟理论去看待中国古代联盟的管理问题。西方是靠利益纽带、靠意识形态去维持它的联盟，那中国古代怎么样去管理这个联盟的？这个联盟能够管理20年、30年甚至更长，如果管理不好，这个联盟就终结了，联盟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值得去思考。

总之，回望中国历史，探寻结盟之道，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究。

（本文系凌胜利副教授在“战略圆桌”第三期活动上的发言。原文有删减，经作者审阅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