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模式的成功。当前，国际上对中国模式普遍认同，理由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经济增长。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大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经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也大多将中国崛起视为既成事实，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是不是第二个德国或日本？会不会通过对现存国际秩序的颠覆，建立中国治下的霸权？
针对日益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的一些国际政治学者近年来则致力于构建所谓的“中国学派”，该学派以官方一度对外宣传的“和平崛起”之说，作为将中国外交政策理论化的起点，试图以此论证中国通过加入全球体系取得经济成功的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在合理性。
“中国崛起”实际上涉及两大关键问题：中国是否已经崛起，以及崛起的中国将如何行事？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印证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全球大国正在崛起的趋势，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等就是对此观感的确认。笔者对于此类有关“中国崛起”过于简单化的断言提出质疑。的确，经济增长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但是，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而且经济增长本身也是问题重重。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的“中国模式”既谈不上是成功的，更谈不上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楷模。
笔者将从发展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论证，说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虽然造就了增长意义上的“经济成功”，却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而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真实基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虽然带来了一定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以牺牲中国的自主发展为代价的，支撑“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
中国当局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之说，恰恰暴露出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难以摆脱的依赖，以及希望继续维持既定的依赖全球化的“和平发展”路线和利益分配格局的真实意图。但吊诡的是，尽管中国并无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基本秩序的愿望和能力，而努力寻求在国际体系的框架内实现和平崛起，全球化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中国市场和资源的瓶颈，导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将令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这是全球化对中国发展造成的逻辑后果。
“和平崛起”：不同的解读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居世界之首；同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规模也急剧扩大，这不仅增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而且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国防开支也在快速增加，“中国崛起”因而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
中国真的崛起了吗？这一点似乎已无太多疑问，那么“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美国和日本国内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不会满足于现状，很可能会像一次大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军备扩张，向国际体系发起挑战。
欧盟与中国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欧盟的核心国家，如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对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推行的单边政策强烈不满，希望出现多个权力中心以制约美国。欧盟外交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多极世界比纯粹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或单一霸权治下的国际秩序更有利于世界和平。因而，欧盟欢迎中国崛起，并希望中日和解。但是，欧盟对中国崛起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后，须严格遵守全球规则，同时逐步改革国内的政治法律制度，增加透明度和对官员的问责，以促进人权进步和法治的建立。
然而2005年以来，欧盟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感到失望，与中国的关系屡屡出现紧张，欧盟不但与美国一道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始终不同意解除对华武器出售禁令。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放弃了布什时期的单边政策，大西洋关系明显改善。美欧双方（包括北约在内）在讨论全球安全战略时，已明确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并以阻止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联合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与上述趋势相反，中国国内的多数观点则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保持与美国的合作性伙伴关系（cooperative partnership）、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05年年末，隶属于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影响巨大的权威刊物——《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不同寻常地刊载了中国两位官方理论家的文章。在文章里，作者竭力向美国说明，中国深受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以及国内社会冲突的困扰，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内政问题；中国尊重美国为东亚秩序的保障者，无意于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中国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在此基础上实现“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
事实上，“和平崛起”一说最早见于2003年中国领导人在博鳌论坛的讲话，是上述两位作者一的郑必坚为新上任的领导人谋划的外交新思想，后因内部有人反对使用“崛起”一词，担心公开谈论“中国崛起”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而改用“和平发展”。尽管如此，“和平崛起”之说仍不时见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以及国内的讨论会。《外交事务》的文章是“和平崛起”的始作俑者在高层授意下做出的最权威的理论解释，同时也是代表官方向美国正式表达中国对被其视为对外关系“重中之重”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
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提法相当重视，并迅速做出了反应，指出，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没有哪个国家会因此拿自己的未来做赌注；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利益攸关，但中国不要把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开放看作理所当然；中国为了获取能源而与一些流氓国家合作有损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美国敦促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并呼吁中国开放政治。这些表明，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崛起看成是和平的。相反，美国接受中国和平崛起所暗含的条件，与中国内外政策的底线存在难以弥和的距离。
美国对外政策深受民主和平理论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前者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只有在政治上建立起民主制度，中国的崛起才可能是和平的，才不会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大多以此为由，对中国崛起表示不信任。然而，新现实主义理论则不区分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异，而是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引起国家间权力的消长，在国际社会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正在衰落的美国与新崛起的中国之间爆发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这两大看似矛盾、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的政治理论，在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却殊途同归：尽管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其国际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规则的引导和约束，但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任何新兴国家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国崛起不论是否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都将被美国视作威胁。
但是，就目前阶段而言，把中国与一次大战前的德国相提并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两者的经济地位不同，德国在一战前已经完成工业化，经济实力远超英国而仅次于美国，具有很强的资本和技术输出能力。德国模式，亦即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不但被日本明治政府所成功效仿，还对周边的中欧、中近东，乃至大洋彼岸的拉美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中均产生了强大的的亲德势力。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二位，可是离工业化的目标依然遥远，在工业技术和现代化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作为低技术产品制造大国，中国无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中国与东亚其他新兴国家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结构相似，均依靠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中国依靠低工资优势与后者为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和跨国公司的投资展开零和竞争，这种建立在低人权和低环保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无法构成中国的经济优势，也难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
其次，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一战前的德国处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世界，作为单独一极的德国具有打破欧洲均势，征服整个欧洲的愿望和能力。当今的中国则处在一个由美国占据全面优势地位的一极体系内，中国没有一个战略盟友，周边布满核国家，中国自身的军事力量仅能自保，根本无法与美国以及邻近的俄罗斯和日本等国相抗衡；周边的其他亚洲邻国则普遍对中国心存疑惧，争相与美国缔结外交和军事同盟。因此，中国既无愿望、也不具备与美国及其在东亚的同盟体系全面对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
上述显而易见的差别不可能不为西方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所洞察。不过，强调“中国威胁”在任何意义上都有利于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遏制态势，从而迫使中国除了在国际体系内接受美国的领导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换言之，中国谋求和平崛起的空间是有限度的，将受到国际体系越来越严厉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再强调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把中国完全纳入国际体系的原因所在[9]。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也反复强调融入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将之视为“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奇怪的国际政治现象？答案显然只能从“中国崛起”本身去寻找。
“中国崛起”的基础：经济增长
“中国崛起”之说最早见于1990年代中后期。当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不断跃前。有西方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仅仅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当，在国际政治中无足轻重[10]。然而，在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很大，但在大规模政府投资的作用下，中国经济迅速恢复高速增长。2009年和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赶超美国似乎也指日可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政策主张开始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相比之下，金融危机则令美国陷入严重经济衰退，而且，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继“9·11”之后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正当性。
其次，由于国内资源缺口不断扩大，中国从海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的急剧上升对全球资源供求结构、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战略性资源上的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为确保能源供应，中国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中亚、拉美以及非洲等富产资源的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也随之上升。
第三，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产生的“溢出”效应，在地缘经济上拉近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经济自由化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自由化逻辑的延伸，中国较日本更加积极地推动与东盟的贸易一体化。中国接受东盟多边框架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盟对中国的敌意，从而相应扩大了中国在东盟的政治影响，中国基于多边主义原则的“睦邻、安邻、富邻”的新亚洲政策在东南亚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些动向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是中国崛起为国际社会所共同认知的根本原因。
问题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以贸易和投资方式获取世界资源能否确保无虞？鉴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刚性特征[12]，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资源利益上的矛盾无法调和，“和平崛起”的进程必将中断，届时，通过搭乘国际体系的便车、享受了三十年的“和平发展”，如今却受到国际体系重重束缚的中国将如何应付？！
退一步讲，即便西方国家顾及在华商业利益而与中国谈判、就全球资源分配达成某种默契， 但如果美国为纠正全球失衡而采取抑制过度消费和振兴出口的战略产业政策，中国又将如何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再者，就东亚地缘政治形势而言，“中国崛起”并没有导致美中之间发生所谓的“权力转移”（power shift），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及其同盟体系丝毫未受影响；相反，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态势却有增无减，中国在东亚地缘战略上反而处于更大的劣势。有鉴于此，对全球化如此热衷的中国还能享有多长时间的“和平发展”？！
为什么造就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国际体系最终反而可能摧毁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发展的条件：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
中国虽然保持了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迄今依然是个相对贫穷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发展涉及多方面经济和人文社会指标，国际学术界在发展的定义上一直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发达国家不存在发展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全部是高度工业化的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发展问题之所以为发展中国家所特有，是因为发展涉及两大根本性问题：消除贫困和工业化。
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往往用1980年代以来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来证明全球化在促进发展上的功效。然而，全球减贫主要来自中国的贡献，撇除中国这一特殊变量后，全球贫困人数则高于以往，这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全球化使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了。那么，中国何以能成为例外？在工业化方面，当今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国，无一在其经济起飞阶段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无一不是通过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等保护主义措施推动本国幼稚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的。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之前大规模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并无先例，中国难道是个成功的例外吗？
就消除贫困而言，作为整体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证明了自由主义全球化（liberal globalization）的功效，数亿人口在短短30年时间里脱离了极端贫困的状态，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确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然而，这一成就却无法掩盖中国内部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发展失衡，特别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据为己有的事实。中国迄今依然有多达1.5亿人处于赤贫状态，一些地区农民工工资近十年没有增加，甚至有不少已脱贫的农户又开始“返贫”。
盛行于1950-60年代拉美国家的著名左翼理论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用“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的“不发展”则体现在内部而不是外部，中国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加入世贸以后，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到2010年时，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突破0.5，社会关系极度紧张。就这一点而言，中国通过经济增长对外展示的发展成就，恰恰是建立在内部不发展（internal underdevelopment）的基础上。
从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工业化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伴随工业化的快速进步，中国不但严重依赖技术引进，而且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在扩大，这与仅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实现赶超和工业化的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现代化绕不开工业化的阶段；而且，消除贫困所依赖的经济增长也离不开工业化的快速进步，这是发展的内涵所决定的。然而，与早期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快速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之间呈现某种脱节，经济增长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是仰仗经济自由化——即全球化之功。自由主义全球化，或曰外部整合，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罗伯特·魏德（Robert Wade）区别了两类导致全然不同发展模式的整合方式：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和外部整合（external integration）。魏德认为，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内部整合。内部整合不单单指国内市场的统一，还包括建立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连结后两者的纽带是对劳动者境遇的关怀。在高度内部整合的经济体中，工人的工资不仅仅是生产成本，也是消费的来源。工资水平的确立是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为发展之目的，国家须要为劳动者的权利提供制度保障。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内部整合有助于劳资之间建立“阶级联盟”（class alliance），而建立在内部整合基础上的经济体也必然是内需主导的（经济规模过小的国家除外）。
对于高度外部整合的经济体来说，情况则刚好相反，工人工资仅仅是生产成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向全球市场出口，这种纯粹外向型的经济结构不但难以形成国内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关联，还会因对劳工的过度压榨造成尖锐的阶级冲突。魏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整合不会自动推动内部整合，甚至会令内部整合趋向恶化。因此，恰当的发展战略是在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即实行比较优势和进口替代的结合。
魏德对这两类不同整合方式的区分，对于研究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有赖国家在推动经济和产业成长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大量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政治结构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发展则不同，工业化首先需要内部整合，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strong state）来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推动产业振兴和工业化的发展[20]。社会公正则为本国工业化发展提供着相对充足的内需。社会公正不是来自强大国家的恩赐，而是来自能够对国家权力的扩张形成有力制约的政治法律制度。处在赶超阶段的国家不一定必须是民主政体，但国家权力必须受到节制，国家不能随意侵犯私人领域，必须保护私有产权、容纳公民社会，允许一定程度的媒体自由，保障司法独立、建立法治，甚至一定程度上建立福利国家。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德国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还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都是专制型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及随后的民主转型的典范。由此可见，发展本身即蕴含着对现存体制适时进行开明政治改革的内在要求。问题在于，从发展的路径依赖可知，后发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受到现存政治制度的极大制约。
地方自足：内部整合的制度障碍
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基础，为此首先需要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与这一目标相适应，比较优势更多地不应体现在贸易政策上，而应成为国家促进国内市场统一的首要政策工具。国家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区域比较优势在一国之内得到充分发挥，是实现本国产业振兴所必需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充分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前提。中国的问题在于，比较优势政策在国内难以贯彻，这是毛泽东时代在政治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留下的制度遗产。地方自足（regional autarky）是毛时代为应对设想中的大规模战争而做出的制度安排，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内部均建立了基本相似的完整的产业结构，其结果是造成资源的极大分散和浪费，并附带削弱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权力。
毛时代结束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苏联相对要容易得多，部分是因为中国的计划当局远没有苏联的强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科学设计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间分工协作以及组织管理上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因而，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素质要远远高于中国。当然，苏联经济体制的致命缺陷是，高度集权于中央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以军事重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部门，却无法建立能够长期自我维系的强大的民用技术工业基础，最终也无法支持倾国家之力建立起来的军工部门。
地方自足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正统计划经济的离经叛道，它的好处是能够迅速激发出更大的经济活力。问题是，中国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相对较大的地方自主性（local autonomy），却造成中国产业素质低下，而且，地方官僚部门比之中央机构更加短视和急功近利，因而，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很难形成“地方性发展型模式”（local developmental-state）。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推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下放权力给地方。地方自足的经济结构使得地方当局通过直接控制本地的企业和资源获得了巨大权势。邓小平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和决心、以及权力下放后地方官员为捍卫既得利益而支持改革所形成的合力，在1992年邓南巡后迅速瓦解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取而代之的并不是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建立，而是更加严重的市场分割。1994年实施的旨在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分税制改革，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特征。这是因为在政治体制不能触动的情况下，中央只能通过对组织人事大权的垄断来控制地方，但同时中央又必须依靠各级官员来完成下达的经济指标。于是，与之相应的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加强对本地资源的控制和保护，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而不是培养竞争性的产业，来巩固地方当局的政治权力。这就造成了大量毫无必要的重复建设，加剧了全国范围的产能过剩，以及地区之间严重的产业雷同，对内部整合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政治障碍。
发展战略的错位：出口导向与投资自由化的奇怪结合
中国领导人在1980年代主持经济工作时曾强调不能盲目追求发展速度，而应优先考虑社会整体效益，使人民切实得到实惠。但中国当时对中国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弊端认识尚浅，也没有推动政治改革的资望和实力。对于中国应取何种发展战略，他的基本思路是倾向于外部整合。
1989年后，政治改革被彻底排斥出局，经济改革也大部停顿，经济在治理整顿中低速增长，虽然通货膨胀被成功制服，但国有企业出现大量三角债和经营困难。1992年初，为捍卫其改革遗产，邓小平向党内左派势力发起全面反击。邓在南巡讲话中明确主张发展外向型市场经济，并强调必须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否则将出现政治问题。这两点是邓南巡讲话的关键所在。前者表明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之后，再次回到之前外部整合的发展思路上，后者则表明邓在苏东事变后决心通过经济增长的政治化，来解决传统意识形态破灭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1989年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对外关系也因西方制裁而面临僵局。为打破外交困局，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并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市场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措施。1991年4月，中国与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重开复关谈判，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就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也展开谈判。经过九轮艰苦的谈判，双方于1992年10月10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在未来3-5年内，取消大部分贸易限制；并“确认今后将不对任何产品采取进口替代措施”。
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表面上看，中美协议仅仅涉及贸易自由化，但是废除进口替代为投资自由化埋下了伏笔。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不发展现代工业，问题是，如果舍弃自主开发，不再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从何而来？中国政府想当然地以为通过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就可以换取到西方跨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这就是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由来。为此，中国政府修改了《外资法》，大大放宽对外资股权比例和投资领域的限制，允许外方出任合资企业董事长以及外商独资经营。“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是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合资形式变相实行进口替代，它表明中国政府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在外资的技术转让上。
投资自由化迎来了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高潮。与1980年代主要从事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港台企业不同的是，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机是市场占有。在进入中国市场后，跨国公司即以中国企业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没有如中方所愿转让先进技术。这是因为立足于市场控制的跨国公司不可能培植自己的竞争者， 而是千方百计保守技术秘密以使中国企业与之保持较大的技术差距。
允许外商独资大大便利了外资企业保有技术秘密，新《外资法》颁布后，独资企业数量猛增，中国根本无从获得最先进的技术。中国通过技术许可协议等方式所获得的至多是一些对中国市场来说相对适宜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在跨国公司的母国大多已经过时；鉴于产品生命周期特点以及中国相对落后的消费能力，许多诞生于发达国家的最新技术产品在最初若干年根本不在中国行销，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一些最新技术甚至闻所未闻。
出口导向与投资自由化的奇怪结合，表明中国实施的并非东亚发展型国家那样的出口导向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发展战略，因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必须立足于进口替代。放弃进口替代表明中国当局缺乏发展意志，也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事实上，中国政府除了在特定部门之外并没有制定通盘的产业政策。唯一于1994年在汽车行业实施的产业政策“也不鼓励自主性技术开放，而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把从国外引进规定为中国唯一的技术来源，并把产业升级的希望寄托于合资。这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普遍抗拒合资，坚持本土企业自主性的做法截然不同”。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工业化经验还表明，必须由中央政府直接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振兴。然而在中国，地方政府而非中央部门是产业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地方自足的经济联邦制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变形，何况，“以市场换技术”本身也会对任何可能存在的“地方性发展型模式”产生消解作用。事实证明，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没有培养起本国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相反，却导致中国产业对技术引进更加依赖。到1990年代末，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以失败告终。
国企改革与不透明私有化
自1980年代末以来，以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倒逼改革逐步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种政治策略，1992年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即含有这方面的意味，虽然中国政府最初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国企改革意义重大，不仅是因为国有企业在稳定就业和巩固政权方面的特殊重要性，还因为国有工业企业大部分属于正规制造业，是中国自主发展的基础。
从1980年代初开始，国企改革经历了种种试验，却始终成效不佳。1993年，中国政府确定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并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问题是，国企改革虽然已经深入到所有制和治理结构的层面，却无法突破“强制增长”和“党管干部”这两大制度瓶颈。经济增长的政治化必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经营，因而无法在国企内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基于政治标准的“党管干部”的人事体制则很难保证选拔出优秀的管理者。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依然效率低下。而所谓的“抓大放小”，实质上就是把主要经济资源用于支持大中型国有企业，对中小型国有企业则放任自流。然而，即便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抓大”上，国企体制的致命缺陷也只会促使企业追求“做大”，而不是“做强”。因此，用开放倒逼改革仅仅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引进外部压力不但不可能转化为国企发展的内在动力，反而可能给国企带来灭顶之灾。
国企改革之初，国家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动用了大量财政和金融资源来维持国有企业，这恰恰为外资提供了消费市场，1992年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的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竞争对手。跨国公司在技术、品牌和管理上占有明显优势，又享有国内企业享受不到的种种政策和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因而拥有极大的竞争优势，这是导致国有企业在竞争中一败涂地的重要外部原因。到1996年，国有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国有银行坏账猛增，已发展到危及国家金融稳定的程度，于是，中国政府不得不默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改造。
这种“自发的”私有化得到了主流经济学们的大力支持，但它既非必然，也非天然合理，因为大规模私有化是源自中国政府因“改革和开放”自身的问题以及两者在策略上缺乏协调，以致国企在竞争中惨败而被迫做出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反应。很显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国有企业应不应该私有化，而在于改革开放此时已发展成一种政治正确，奉行实用主义原则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对私有化发生的真正根源主动加以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日益破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便成了“唯一”可行的正确选择。
既然私有化已成定局，那么，它是否如主流理论所预言的那样，有助于克服国企的低效，进而为中国的发展奠定新的微观基础呢？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自发的私有化是在高度腐败的政治体制中推进的，自始自终受到了权贵集团的把持和操纵。在私有化过程中，坚持对权力绝对垄断的中国政府也决不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来捍卫自身利益。于是，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权贵私有化，遂造成大批工人在未得到合理补偿的情况下被无情地抛向社会。工人阶级的边缘化严重削弱了中共政权在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为1990年代末以来毛主义在底层社会的复兴准备了条件。纵然如此，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极其高昂的权贵私有化，也并未在宏观和微观上提高中国的经济效率。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愈演愈烈的权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权贵私有化，造成了空前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关系的紧张；改革越来越背离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公正，而日益蜕化为仅仅服务于官僚集团及其附庸阶层的工具。这种畸形改革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内需不足开始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与此同时，代表着正规制造业的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大大削弱了中国自主发展的基础。1998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跨国公司经过若干年经营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的控制。研究表明，正是由于外资对国有企业的替代性竞争，引起国内正规制造业相对萎缩，中国工业化在整个1990年代徘徊不前。
到1990年代末，改革和增长均难以为继，中国脆弱的经济结构、以及背离社会公正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制度性内需不足，导致中国经济对出口和外资形成越来越严重的依赖。事实上，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后半期持续通货紧缩状态下取得的高速增长，恰恰得益于出口和外资的大量增加。因而，外部整合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鼓励了更大程度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惜代价加入世贸组织遂成为中国政府的唯一选择。
全球化与依附发展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达成双边协定。中美协定的真正重心不在贸易自由化，而是在投资自由化。中国承诺：“一旦加入，将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废除并停止执行通过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所规定的有关贸易与外汇平衡要求、当地含量和出口实绩要求”。协定规定，中国不得以配额和许可证发放以及中央和地方当局对进口和投资的批准为条件，提出诸如当地含量、技术转让，或在华进行研究与开发的要求。2001年11月的中国入世协定规定，中国一旦加入世贸，将立即执行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中国还承诺将最终参加WTO的《政府采购协定》。这些承诺表明，中国几乎完全放弃了产业政策。
入世使中国成为了最开放的发展中大国，受到中国市场开放前景的吸引，在中国入世前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把制造业的装配环节迁移到中国，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遂告形成。不过，此次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机已不单单是为了占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是利用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和廉价劳工的比较优势，把中国作为超低成本生产基地，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
外资的大量涌入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经济增长开始加速。然而，外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却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福音。工业化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现代化，并最终反映在本国制造业的系统集成能力上，投资自由化使中国无法通过向跨国公司提出当地含量要求来促进产业链的现代化，相反，却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实现最佳方式的全球化运作，跨国公司毋需再保有完整和庞大的生产线，而是通过把“核心生产性活动”转移到中国来加强母公司在本土的创新活动。制造和创新的分离不但令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加富有，而且在“技术创新和商业创造性”上更加领先于中国。
在外资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中国制造业实力不断萎缩，仅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加工装配，由于制造环节利润极其微薄，中国企业无力大规模增加研发投入以支持技术创新，因而极度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设计、关键部件和制造装备”。面对外资在技术、管理以及高端产品市场的显著优势，国内下游制造业企业难以通过管理控制对上游零部件供应商进行垂直整合，以推动整个产业链的技术升级，只能靠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中低档产品在国内外市场谋取一席之地。上游企业也同样如法炮制，大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标准化部件。
表面上，中国入世后国内企业在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后，开始能够大批量生产出复杂的新技术产品，但中国企业大多只长于反向工程、却弱于原始创新，因而难以通过有效的系统集成不断设计出差别化产品来赢得市场和利润。相反，新产品的“大路货化”大大降低了进入壁垒，引起了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大幅下降。能否自主设计差别化产品是产业升级的标志，也是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根本差别所在。有关调查显示，在中国的非外国企业中，只有台湾企业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本土企业在产业升级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因此，投资自由化加深了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对中国产业升级构成了巨大阻碍。但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严峻形势远不止于此。鉴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规模，中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对全球供应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全球供应链是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产物，1980年代，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创新引导了发达国家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革命，亦即“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并极大地提高了西方跨国公司的系统集成能力。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都建立起全球性的垄断控制，全球产业竞争从此进入了寡头垄断时代。在此情况下，赶超西方已变得极其困难和不现实。
2004年底，中国官方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吹嘘中国入世三年来的伟大成就，御用学者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官方的全球化方略涂脂抹粉。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和产业官僚对本国产业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心知肚明。当年5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状况非常突出。跨国公司正在利用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扩大垄断地位”。面对这种形势，经过内部的激烈辩论，中国政府于2006年1月宣布要在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推动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把中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从70%降至30%。
自主创新的紧迫性很快得到进一步验证。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然而就在当月，中央六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即“10号文”），允许并鼓励外资并购国内产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被称之为迄今中国关于外资并购的最重要的法律，正是由两年后被“双规”的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主持起草的。这一重大的投资自由化措施与自主创新的宗旨明显相悖，但是，鼓励外资并购的政策却并未因郭案的发生、以及公众对外资接连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强烈反应而有丝毫改变。
中国的自主创新被西方媒体渲染为一种排外性的“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其实，所谓的“自主创新”简而言之就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基础依然是技术引进，而且中国政府围绕自主创新制定的有关产业政策，也几乎没有超出中国入世承诺的范围，不过是一种改进型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 由于中国制造业已经全面开放，自主创新政策对于已开放的产业没有多大意义，而仅仅适用于少数尚未开放的新兴领域、如新能源和高铁。自主创新政策实施的成效表明，虽然中国汲取了以往“以市场换技术”的教训，对引进的技术认真组织消化吸收，但始终无法获得最关键的技术，在技术引进完成后仍需要继续依靠跨国公司提供核心部件。
因此，中国在WTO 规则体系内、以国有企业为载体实施的自主创新政策虽然推动了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却依然不能摆脱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在原始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甚至台湾企业。
外资则始终保持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透露，外资对中国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控制持续增强，已突破中国工业安全的警戒线。
与外资不断在中国扩张势力的同时，中国产业界在2004至2005年左右出现了奇怪的“一边国有化、一边私有化”的双向变化：一方面，“基础类和资源类”的国有企业开始插足一些有利可图的竞争性领域，公开与民争利，兼并乃至运用政治手段逼退在该领域的私营企业（如陕北油田事件）；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对不赢利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并继续裁减国企工人，包括大型垄断国企的工人。这种变化既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态度——赢利时则控制之，不赢利时则抛弃之；又暴露出私营企业在2001年被捧入顶峰后再度沦落，成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
与初露峥嵘的“国进民退”趋势相呼应，私营企业继续在政治上受到歧视，重要产业一概不准其进入，以防其政治上坐大；相比之下，外资企业受到的限制则相对少得多，中国当局甚至主动邀请西方跨国公司成为国内一些重要产业（如金融业）的“战略投资者”，以利益为诱饵促其向母国政府进行有利于中国政权稳定的政治游说。这种在事关本国现代化前途问题上“宁赠友邦”的做法，表明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已经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成了某种非神圣同盟。但是，“国进民退”并不是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的证明，在主要靠垄断获得巨额利润的500强企业里，“高新技术企业很少、新能源企业很少、产品形成国际品牌的很少、真正意义上的跨国集团很少”。由于出口往往被用来衡量企业在成本和质量上的国际竞争力，从出口表现可以更直观地判断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009年，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59.09亿美元，占中国全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6.87%，在中国全部出口中的比重仅为2.16%，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由此可见一斑。
2003年，国有企业进出口贸易首次出现44.5亿美元的逆差。两年后，国有企业的逆差猛增至283.9亿美元，并在随后几年持续大幅攀升，国有企业的出口比重也从2003年的32%迅速萎缩至2010年的15%。国有企业的逆差源于技术装备和能源原材料的大量进口，逆差的不断扩大表明国有企业因对外竞争力不足而日趋“内向”。
多数私营企业则在“国进民退”以及外资的压力下被迫“外向”，集中从事低端制造业出口，这是近10年来私有企业出口及顺差猛增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私营企业被迫竞相扩大生产规模，以至于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但这对于作为上游生产资料生产者的国有垄断企业来说则是莫大的福音。私营企业消化过剩产能的唯一办法就是低价出口，这种盈利水平极低的低技术制造业根本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因而也无法走出去；一旦发生通胀或外部需求下降，即面临灭顶之灾。
外资企业出口比重自2003年以来基本稳定在55%，目前，中国商品贸易的一半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5%左右是由外资完成的。外资在中国出口中占比之高，大大超过了1970年代台湾以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亚洲其他国家外资在其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这充分暴露出中国产业在整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大量吸引外资正是中国经济严重虚弱的证明。
因此，无论是国有企业的逆差、还是私营企业的顺差，都从不同的产业技术层次反映出中国缺乏一个真正的工业化经济所具有的国际竞争力。2004年以来，国有企业逆差激增恰恰与外资企业顺差的激增形成对比，中国产业的“双向变化”以及鼓励外资并购的更加激进的自由化措施，导致外资对中国正规制造业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工业化徘徊不前的局面更加严峻，这表明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才是中国市场真正的主导者，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程度实际上更多地是由外资产业而非本国产业来代表，中国已经堕入了依附发展的陷阱。
全球化与美国对华战略
上述事实清楚地表明，全球化虽然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支撑“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受到世贸组织自由化规则严格约束的中国政府，已无法像冷战时期的台湾和韩国那样对本国产业实施自主振兴。
建立于20世纪中期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是各国吸取1930年代世界经济的教训，以及二战后美国霸权兴起的产物。随着1960年代末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大批加入，作为世贸组织前身的关贸总协定（GATT）因照顾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对之实行了“特别差别化待遇”。由于当时关税减让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遂得以搭上发达国家自由贸易的便车。东亚发展型国家因地处冷战前沿，更得到了美国诸多单边性经济优惠。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考虑，不但对这些资本主义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并提供大量资本和技术转让，而且还默认其采取限制进口和外资等经济民族主义措施，这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台湾和韩国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在冷战结束前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虽然中国自1970年代初以来与美国结成反苏同盟，但中国是一个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国，中国依然保持完全的政治独立，在经济和安全上也不依附于美国及其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因此，东亚发展型国家所仰赖的外部条件，无论是在中美开始和解的1970年代初，还是在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1970年代之后，对于中国来说一概不具备。相反，中国自始自终受到美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严密防范。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相继上台，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全面复兴，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日趋强硬，对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越来越不妥协的立场。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确立了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体系和新的世界秩序，经济全球化成为必然。美国向全球推销新自由主义不再有任何障碍，对发展中国家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也不再容忍。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是关贸总协定最后一轮、也是最重要的一轮多边谈判。这一论谈判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以取代关贸总协定，建立一个完全制度化的有强大约束力的全新的国际经济组织。
与以往多边回合谈判不同的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涵盖的范围大大超出了传统的关税减让，而几乎涵盖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在掌握着规则制定权的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差别化待遇”被大大削弱；同时，发达国家为保持技术上的垄断优势，阻止发展中国家赶超和工业化，在谈判中将技术政策高度政治化，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三大“顶石协定”，以换取发达国家开放纺织品贸易。乌拉圭回合还规定新申请国家必须一揽子接受这一轮谈判达成的全部协议，才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发达国家制定的这些严厉的经济自由化规则，表明WTO与发展无关。
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也是最主要的规则制定者，通过全球化把中国全面纳入国际体系是美国“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关键步骤。因此，美国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时，一方面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又以自身的大市场为诱饵，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市场准入谈判，迫使中国大幅开放国内市场。这一策略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自由主义取向产生了强烈诱导：只要中国决意实现高度政治化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放弃经济民族主义，并遵照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全面融入全球经济。
在世界经济史上，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无一遵循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信条，无一不是通过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和德国），或同时依托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赶超的（台湾和韩国）。美国对这一基本事实并不陌生。事实上，美国在促进全球经济自由主义和追求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之间曾多次做过灵活的权衡。例如，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出于对苏联冷战的战略考虑，并没有将经济自由主义强加给欧洲盟国，而是默认其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又如，美国在1980年代之前对四小龙大力扶持等等。
冷战的结束导致中美同盟关系的终结，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立即受到来自国际体系的巨大压力，这种体系压力主要就是来自美国。美国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其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必然产生对国际市场的强烈需求；通过对中国经济“全球化”（globalize）这样的“和平”方式，诱导中国加入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从中获益并对之形成依赖，进而积极捍卫对其经济发展利益攸关的国际体系，美国就可以达到兵不血刃消灭一个潜在战略对手的目的，正如美国在战后通过多边体制把西德和日本纳入国际体系那样。
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德国和日本在战前已是先进工业化国家，战后则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两大战略基石，更是美国构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成败的关键，因而，美国全力支持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为此不惜付出这两大工业国日后成为美国经济劲敌的代价。但美国则无意将1949年后的中国扶植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不仅如此，美国在中苏分裂后对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美国对中国采用的自由主义的融合方式，显然比将苏联隔离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之外的遏制战略要高明得多，代价也轻微得多，这正是1970年代初中美接近、特别是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中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战略考量。
在这样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国试图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通过全球化来实现赶超和工业化的希望极其渺茫，这是中国政府出于维持政治合法性的需要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自主发展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然而，尽管中国当局已清楚地认识到，既有的发展模式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而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它始终不认为全球化是造成中国发展困境的重要根源，相反却继续视之为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决心“扩大对外国投资的开放，以增强外资对中国的信心”，通过“更加积极的开放政策，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技巧以及高技能工人和资本”。
这正是依附发展在政治心理上的反映，表明中国已深陷全球化陷阱而难以自拔。事实上，日益猖獗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抑制，已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于是，依靠全球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令中国日益树敌于全世界，中国建立在压制劳工权利基础上的廉价出口不但被广泛指责为不公平竞争，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根源。在2011年2月G-20会议上，人民币汇率成为众矢之的，发展中国家无一支持中国的立场，相反，却全部加入到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
其实，无论是任何方面来看，中国的汇率政策都谈不上是重商主义。造成中国在全球化中发展困境的真正根源不在于人民币汇率，而恰恰在于全球化本身，全球化造成了中国的依附发展，导致国内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因而难以实现从出口依赖的“低端之路”到内需主导的“创新型国家”的转变。目前，人民币汇率已达到国内企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在中小企业再次出现倒闭风潮、社会形势危若累卵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竭尽全力抵制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 以维持劳动密集型出口，防止失业的蔓延。在此形势下，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两头夹击”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进口。2010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出口并重”。2011年3月两会期间，中国领导人更明确地提出“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促进从最不发达国家和主要顺差来源国增加进口，逐步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当然真正的重点还是增加“高新技术产品、成套设备以及关键的零配件”的进口，为此，需要“做好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的工作”。这就为美国彻底杜绝中国寻求自主发展的最后空间提供了良机。2009年至2011年，中美举行了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美国逼迫中国在自主创新以及金融自由化等方面做出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承诺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政府采购不对外资企业实行歧视，开放高端制造业，开放股指期货，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额度等等，以换取美国不过分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
作为“回报”，美国对中国开出了两张空头支票，“允诺”尽快、全面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美国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通过全球化彻底阻绝中国的赶超之路，使中国无法摆脱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从而在战略上“不战而胜”中国。
忧思与展望
所谓的“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即在坚持集权制度不容挑战的前提下，建立在对外依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对内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的一种畸形经济增长。这种增长的本质是无技术工业化，无技术工业化因制度性内需不足以及资源和市场的瓶颈，本身就酝酿着内生型的经济危机，并随时通过外部危机的输入被进一步放大，从而使神话般的高速经济增长难以持久。中国当前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无技术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基本走到了尽头。
没有经济的全面现代化（即工业化），中国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建立在依附发展基础上的“中国模式”就不过是个神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自由贸易的热衷超过了几乎所有国家，中国作为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自由贸易竟然如此痴迷，与其说是一种对国际政治缺乏常识而生出的天真但不乏真诚的信念，不如说是因依附发展而被牢牢锁定在国际分工最底层、因而无法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也无力自主实现产业升级和赶超之后，被迫继续依靠出口维持增长的一种别无选择的无奈。
中国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的脆弱的经济结构和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而且，从本世纪初中国悄然放弃其长期倡导的“反霸”的外交宗旨，到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无心、也无力挑战造就了“中国奇迹”的现存国际体系，而是希望能够继续搭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便车，通过与西方世界保持稳定的经济政治关系，维持既定的依附发展路线和国内的利益分配格局。
然而，中国对美国霸权秩序事实上的默认，却依然无法避免中美因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冲突。首先，全球供应链引起的中美结构性贸易不平衡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将令两国的贸易冲突长期化。美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会不时地对信奉自由贸易的中国挥舞保护主义的大棒。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争，而在于中国是个经济规模十分庞大的大国，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的内需上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贸易权力严重不足的中国无法阻止美国以公平贸易的名义，限制中国的自由贸易。其次，全球化造成了中国对世界资源巨大的刚性需求，鉴于某些战略性资源（如石油）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它们与地缘政治存在的共生关系，中国与有关国家在世界资源上的争夺必然是“零和博弈”。其实，中国进口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世界资源供求格局的剧烈变化，已经使中国与美日等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由此可见，“中国模式”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而且也难以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和平。在当今自利型利益集团已经坐大且劫持了国家的情况下，在党国体制内任何企图改弦更张的举动都是不可想象的；何况，为自主发展之目的对已作出承诺的国际规则做任何的修正，也将对中国政府多年来精心塑造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构成致命打击。从本文的分析可知，中国的发展困境不单单在于“权贵的罪恶联盟”，更在于权力资本与国际资本的相互勾结。这种国内权贵资本主义依附于全球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又寄生于国内权贵资本主义的跨国的“罪恶联盟”，才是最难打破的。因此，仅仅呼吁政治改革却不对全球化进行深刻反思，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也无法使中国彻底摆脱依附，转向自主发展的现代化正途。
中国必须在稳步有序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凝聚新的改革和发展共识；也惟有如此，才有较大的可能为中国的发展带来真正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在当前强政府－弱社会的发展趋势还在不断加剧，权力的骄横依然有恃无恐的情况下，政治改革的唯一希望和可能就是来自体制内的推动。问题是，谁还能在当今已成腐败黑洞的官僚集团中保持洁身自好、并从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超越者？谁又能在犬儒主义成风、整个社会已溃败不堪的形势下引领塑造新的改革与发展共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制度性无出路似已导致中国的发展困局成为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