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和“坐寇”
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家经常会陷入一个怪圈。首先，要想有经济增长，必须要有好的制度。这一点所有人都承认。那么，要想有好的制度，就要有一个政府来实施这一制度。这一点大部分经济学家也都承认。即使是反对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反对政府扩大公共支出的那些经济学家，也会认同政府的作用就是要保护产权。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政府是不是无私的？相信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承认，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教科书上能够代表所有人利益的社会福利函数，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么，最令经济学家头疼的问题来了，既然政府也追求自己的利益，为什么它要保护产权呢？如果统治者把民众的东西都抢走，不是能攫取到更多的利益吗？在人类历史上，国王抢夺民众的东西，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所以，经济学家得告诉我们，一个追求自利的政府，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为民众提供产权保护。
奥尔森也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有一天，他读到一本关于冯玉祥的传记。20世纪20年代，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大大小小的军阀占山为王，到处强取豪夺。当时，有一支转战河南、安徽、陕西、甘肃的农民起义军，首领被称为“白狼”。“白狼”的军队先在豫西起义，然后东进，打到安徽。随后回师河南，再从武关入关中，西入甘肃，最后又杀回河南。冯玉祥当时奉命围剿“白狼”，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奥尔森读到这里，陷入了沉思。在他看来，“白狼”也好，冯玉祥也好，都是军阀，为什么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能赢得百姓的民心呢？这两个军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奥尔森发现，“白狼”军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根据地，是一股“流寇”，而冯玉祥则是驻扎在一个地方的“坐寇”。“流寇”和“坐寇”的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表面上看，“流寇”抢完了就走，“坐寇”却会不断地要钱要粮，为什么百姓会反对只掠夺一次的“流寇”，更愿意生活在反复掠夺的“坐寇”的统治下呢？
如果你是“流寇”，你肯定会把能够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你不抢，别的“流寇”会过来抢，这就像在火车站和地铁口兜售假货的骗子一样，能骗一个就骗一个。但如果你是“坐寇”，你就不会杀光抢光，你要留下“会下金蛋的鹅”。既然这个鹅现在是你的，你就会“保护”当地的百姓，不受其他土匪的掠夺。当然，百姓还得给你上贡，把自己的收成中很大一部分交给你，但至少，老百姓对自己每年的损失会有稳定的预期，于是，就会有一些动力扩大生产。
“看不见的左手”
于是，我们可以猜测到国家演进的秘密。一开始，国家就是黑社会，黑社会就是国家，你很难将它们区分开。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垄断了暴力，只有他们有枪，谁不听话就打死谁。这群暴徒到处烧杀抢掠，看起来很爽，其实他们也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后来，他们发现，如果不到处流窜，而是待在一个地方，占地为王，向臣服自己的百姓征税，能得到的好处比到处抢劫更大，于是，“流寇”就变成了“坐寇”。
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坐寇”会赶走其它的强盗、土匪和军阀，而且会积极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在我的地盘上，谁也不能乱来。这样一来，“坐寇”就提供了基本的安全和产权保护。慢慢地，“坐寇”会发现：如果征税征得更少一些，臣民的积极性更高，自己反而能收上来更多的钱；如果提供一些水利工程、道路桥梁，产出也会更多，于是，“坐寇”就变成了政府！
奥尔森发现，欧洲的王朝基本都是“流寇定居”这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奥尔森说：理性的、自利的“流寇”头子好像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变成坐寇，戴上皇冠，自封君主、国王、天子、或者皇帝，以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奥尔森称为是“看不见的左手”，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右手”相对应。
这个故事还涵盖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共容利益。“坐寇”之所以不像“流寇”那样强取豪夺，甚至还会保护当地居民的人身安全和产权，是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有共容利益。老百姓希望获得保护，过安稳日子，而坐寇的利益又依赖于老百姓在稳定的环境下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就是因为这种“共生关系”，统治者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结果却可能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有利，因为统治者并非一味地争取获得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而是想方设法扩大社会总产出。
为什么人们要喊“国王万岁”？
如果一个统治者只能在台上待一两年，那么，人们会相信他有足够的积极性提供产权保护吗？很可能不会。这个统治者一定是短视的、追求短期利益的，所以，他很可能不愿意提供产权保护，而是能捞多少捞多少。如果一个统治者能够在位五十年呢？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统治者的眼光会更长远，更可能在私人产权和契约执行上提供更多保障。当人们高喊“国王万岁”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发自真心的：因为长寿的国王对老百姓更有利。
那么，一个能在位五十年的专制者，和一位只能在位五年的民主国家统治者，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专制者身体健康，而且有雄才大略，他愿意提供的产权保护可能不亚于民主政治能够提供的产权保护。专制统治和民主统治最大的差异发生在要换届的时候。对于专制统治来说，国王的更换很可能会伴随着宫廷密谋、军事政变、甚至是内战。新的国王和老的国王或许性情完全不一样。换言之，专制统治下，不确定性太大。民主统治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民主统治不一定能够带来最伟大的统治者，但有助于避免最糟糕的统治者。在奥尔森看来，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是民主国家，根本上是因为民主制度能够在长期内有效地提供共容利益，使得统治阶层的决策与社会长远发展的利益一致。
共容利益就像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流寇”向专制的统治者再向良善的统治者过渡。奥尔森提醒我们，从专制跨越到民主，并不是推翻专制统治者的结果。别忘了之前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推翻专制政权这一集体行动往往难以达成。他认为，民主政体形成于许多小型独裁集团的领导人在势均力敌的对峙情形下做出的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分享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