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的区分十分重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9 次 更新时间:2018-07-26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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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帝国这个词在20世纪被引入到这个(东亚)地区,跟国家概念有关系,我过去写文章讲帝国/国家的二元论。一般来说,一个多元的政治体制,就像原来的王朝,很多民族、宗教都是复合的,像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些(帝国的)说法都是在主权国家形态的对面。

西欧产生了现代主权国家,所以他们一般把自己看成是民族国家,其主要形态是民主或立宪,是相对单纯的民族共同体。那帝国呢,就成了单纯民族共同体的另一面。要想把不同的宗教、民族总合成一个政治体,它在政治上往往是要专制,所以他们的帝国概念包含了多面:一面是把民主跟专制相对立;一面是把所谓单一民族概念和多元性帝国来对立。

因此在早期的研究中,帝国完全是个贬义词。在欧洲,16世纪之后,君主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对抗,土耳其势力跟西欧势力对立。在这个对立中,他们常常把土耳其势力看成是专制。

后来帝国概念的运用也是慢慢延伸到其它地区。在19世纪,这些欧洲的民族国家进行殖民,也经常自称是帝国。如果你看那时候的地图,为什么日本也自称帝国,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扩张性的模式。到了19世纪,我看到他们最典型的叙述是把拿破仑的帝国作为扩张性帝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法国的那种帝国,它们是扩张性帝国,但是它们又和帝国主义不同。为什么不同?因为帝国主义的内核是民族主义,跟原来的多元性帝国不一样。

帝国的概念在过去三十年中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为什么会重新思考帝国呢?原因是:第一,帝国的规模很大;第二,帝国常常是多元的、多文明的、多文化的、多宗教的、多族群的。

20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种族清洗和排外主义,这些东西从哪来?从民族主义来的。如果大家看“五四运动”对于“一战”的反思,就认为欧洲战争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也就是民族互相厮杀,带有强烈的排外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人重新思考帝国的历史。

还有一种帝国论述是全球化。当然也有人指出他们所叙述的这个多中心的全球化论述,实际上是以美国作为它的主要原型。这也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部分。1900年前后,尤其是美西战争之后,伴随着美国崛起,出现了一种大型的多族群的政治共同体,这个政治共同体,它跟欧洲的较小型的这个民族政体不一样。

1900年前后,也就是西方地缘政治学兴起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欧洲很多思想家认为,欧洲这个较小的政治共同体作为一个政治形式可能不行了。所以未来很可能是几个大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有些人认为这个大型政治共同体,最具有想象的、最具有未来性的政治体就是美国。同时,他们最反对但是又羡慕俄国,因为俄国是幅员辽阔的大型政治体。

因此,在社会理论和日常使用中,帝国和帝国主义是混乱的。但是在社会理论上,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帝国和帝国主义作出区分,这个区分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早期的帝国维系自己运作的方式,不完全是经济性的。比如朝贡体系,它不是简单的经济依附关系,它是礼仪、支配和其它政治性关系。但是在19世纪之后的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中心和边缘关系。所以帝国主义条件下所产生出的关系,带有强烈经济性质,是在积累,经济组织和政治的关系当中论述帝国和帝国主义。

所以在概念上,区分帝国和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从列宁之后,关于帝国主义的主要论述, 除了一部分依附理论,理论上就终止了。而依附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亚洲崛起背景下,逐渐地失去了它一部分的解释力,它基本上是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延伸。这之后似乎没有产生出更新的、真正具有理论突破的、新的21世纪政治经济学。

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角度看,帝国主义意味着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入侵,这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个共同特点。第二,通过武力来占有大规模的土地。第三,通过战争来垄断自然资源。第四,迅速地进行大规模拓殖,同时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包括了种族清洗、大规模移民,这是殖民主义的主要条件。第五个特点就是很快速地把这些地区的经济,完全组织到它的中心地区生产过程当中,中心-边缘关系被清楚地建立在一个结构里面。

我们要去理解在拉丁美洲、非洲,在20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的变化?这个最重大的变化,我认为就是民族解放运动所产生出的一个个相对独立政治体,尽管它的政治是不稳定的,而且它饱受后殖民困扰。

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这里不是讲辩护,而是要理解这个时代新的行为独特性,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提供给你们这一代人要来做的工作。

上一个世纪基本理论论述,为以后的中国社会变迁、革命和改革都提供了主要理论来源,但今天到底怎么去分析这些行为,反而找不到新的概念。目前这些概念或语词的使用,并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但是常常是被夸张地,情绪性地使用,却难以提供像那个时代对这些现象的一个基本政治经济分析。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在知识上提出的一个挑战。我们可以对国家、社会和世界的存在方式,提出批判性思考反思。但是这个思考,既不是辩护性的,也不是把另外一套话语套用过来的夸张否定。

我觉得需要新一代人,新的理论思维,而不只是在旧的工作里面做。坦白地说,这也是我希望重新讨论20世纪的一个动力之一,需要提出一个新的范畴解释。

(本文根据7月17日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世纪的诞生”主题演讲上对澎湃新闻记者提问的回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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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2018年7月25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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