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至2016年8月，本人应邀赴法国访学。一谈到法国，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法国人的浪漫。的确，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度。尤其在首都巴黎，塞纳河畔的桨声灯影，香榭丽舍大街的奢华时尚，“老佛爷”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或者朦胧夜色下红磨坊的迷离灯光，……似乎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浪漫的色彩。但在本人看来，除了这些浪漫的物质元素外，法国人的浪漫格调更意味着文明外表下一种自由不羁的灵魂。
初到法国的时候，不论行走在校园街道，还是乘坐公交地铁，经常听到人们讲两个法语单词：“Bonjour”（日安）和“Bonsoir”（晚安）。后来才弄清楚，这是法国人的一种日常习惯。不管是熟人、陌生人，还是大人、小孩子，只要每天在路上初次遇到，这两个词汇都会脱口而出，以示礼貌。有人不无夸张地说，一名法国人每天要讲八百遍“Bonjour”或“Bonsoir”。这或许就是一种文明习惯。这种文明习惯，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然而，历史有时真是吊诡：1860年秋天，正是这个文明国家的军队，伙同另外一个文明国家的军队，将中国的圆明园付之一炬。一个热爱文明和自由的国家怎么能对另外一个国家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呢？
当然，重提历史并不意味着要积累或挑拨仇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尤其应该珍视当下的和平秩序。不管怎样，法国人对于大革命时代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长久以来十分保守。去年抵达法国没多久，巴黎就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死伤惨重，震惊世界。其后，法国政府检讨以往内政和外交政策，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欲图亡羊补牢，遏制恐怖势力。但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法国的知识界便在很多城市组织游行，要求政府尽快结束紧急状态，还公民以自由。显然，在承受恐怖袭击的严重打击后，法国人还是特别爱惜个人自由权利。正如一位法国朋友所讲，法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专制风险历来充满警惕；即便面临恐怖袭击的危险，也绝不会容忍政府胡来，恣意侵犯人们的自由权利。
相比之下，英国作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又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与法国具有不同的风格。我是在英国进行“脱欧公投”前抵达伦敦的。为了更好了解这个老大帝国的历史背景，随身携带了Niall Ferguson的专著《帝国》（Empire）作为旅行读物。这本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于2003年，作者以全新视角梳理了17世纪以来英帝国的兴衰历史，篇幅不大，但堪称经典。这本书的开篇便很吸引人，其中提到：有人主张，当今英国政府——或由英国女王代表英国历届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以往殖民时代因奴隶贸易、殖民侵略所造成的伤害，向各国人民公开道歉，并给予一定赔偿？作者还谈到，恰恰因为英国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侵略，使某些国家和地区养成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并客观上造就了一种世界性语言——英语。
尽管英国早已从控制世界四分之一领土的“日不落帝国”，萎缩到以英伦三岛为主体的西欧岛国，英国人的傲骄姿态却根深蒂固。这种傲骄可能部分源于央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民族习性，但更主要的，却是基于此前数个世纪英国人所创造的辉煌的法治和现代化成就。谈到法治，英国人当然比我们更为珍视《大宪章》以来的宪政民主。除了这部经典的宪法性文献外，凡是到英国议会大楼参观的人，都可以自由取阅一种由多种语言印刷、名为议会议事规则的小册子。一个国家的议会大楼长期向公众开放，并公开展示其议事程序规则，足见其内心无比的自豪与自信。
与此同时，如果说英国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相信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当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散步，或者在一些并不宽阔的街道上行走，会时不时地发现有人骑着高头大马从旁边经过，甚至拉下几摊热腾腾的马粪之后，扬长而去。面对此景，不能不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甚至会产生某种怀疑：这真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吗？根据我们以往形成的刻板印象，马匹与现代化都市是格格不入的，这些畜生似乎只适合生活在动物园或者农民伯伯家里，怎么可以与衣着光鲜的现代人并驾齐驱呢？然而，伦敦的经验却足以告诉我们：所谓现代化，与某些传统因素并不矛盾，更非决然对立；相反，完全可以和谐相处在同一个时空之下。因为，现代化或一切人类进步本身并不在于排斥异己，而更多地意味着包容。
说到英国的现代化，有一本书特别值得提及：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王国斌（R. Bin Wong）教授的名著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书名或可直译为《中国转型：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所谓欧洲经验的普适性具有很大局限，因而是值得怀疑的；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更不可能是一种现代化模式的简单“照搬”。今年6月，本人有幸与王教授共同参加德国马普所举办的一场以“全球法律史”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多有交流。尽管王教授一直强调他的研究主要在经济史领域，但从会议主办方的议程安排来看，他的主题发言受到了高度重视，足以说明他的国际学术影响不仅及于美国，更及于欧洲；不仅在经济史领域，更可能为“全球法律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无独有偶，201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Quest for Power: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Statecraft的新书，作者是美国迈阿密大学的副教授斯蒂芬（Stephen R. Halsey）。该书与王教授的研究思路较为类似——或更准确地说，受到王教授的学术研究影响，对于晚清以来中国面临欧洲列强的竞争压力，所汲汲追求的现代强国之路进行了历史重构，特别强调中国社会的内生动力，以及中国人在军事、外交、国家治理等方面的多种努力，最终避免整体沦为欧洲帝国主义殖民运动的牺牲品。
王国斌和斯蒂芬两位教授的研究成果足以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有必要破除对于所谓“西方模式”的迷信，尤其需要对欧美国家的法治和现代化经验有一个全新和全面的认识，而不应该偏执于某些并不可靠的法治或现代化教条。另一方面，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法治和现代化的历史道路，我们也有必要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和检讨。因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的现代化或法治模式，客观上并不存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也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在共同坚守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或道德伦理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也需要充满勇气去探索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法治和现代化道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以西方为主导的殖民时代已经过去，饱受两次世界大战摧残的人类，似乎比以往世代更加珍惜人类的未来与和平福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尤其经过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重新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就在笔者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法国巴黎的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再次受到恐怖袭击威胁。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为欢乐祥和的圣诞节日投下阴影。
毋庸讳言，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二战之后所奠定的世界和平秩序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由于全球化进程的空前发展，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无法独善其身。摆在我们面前的，既有国内民主法治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有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力的整体提升，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可以预言，随着现代文明社会受到的挑战日益加剧，我们的任务必将更为艰巨。对于这一切，批评和埋怨恐怕是无济于事的，真正需要的应该是共同面对，应该是从自身做起，尽到一名公民的责任。
Jonathan Fenby在《当代中国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3，企鹅出版社）一书结尾处不无风趣地谈到：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改变中国，1989年，在苏联解体之后，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能够拯救资本主义。这其中的道理，相信很多读者能够心领神会。读至此处，不禁心生疑问：到了2019年，是否只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呢？
（家红按：本文刊于2016年12月28日《法治周末》，略有删改。今将原稿发布，敬请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