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什刹海一带如今成了老北京“胡同游”的胜地，清晨时分走在颇有几分古意的巷子里，让人暂时忘了现代化生活的喧嚣。推开杨宪益家的大门，我们走进了一个古朴的小天地。
这是一座翻盖过的四合院平房，家中的布置中西合璧，简单而典雅，客厅明净的落地玻璃对着满墙的绿茵，有一种说不出的悦目。王世襄手书的“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挂于客厅中墙。对老友这副对联，杨宪益曾写下注解：“难比圣贤，不甘寂寞；冒充名士，自作风流。”杨宪益先生斜靠在沙发上，举止儒雅，神情闲淡。谈起陈年旧事，语气和缓，风云变幻成了过眼云烟。
这位集英伦风度与魏晋风骨于一身的绅士，如今身边少了那位半个多世纪患难与共的淑女戴乃迭。家中摆着杨宪益和戴乃迭当年那张著名的身着唐装的结婚照，杨宪益的卧室则挂着郁风为戴乃迭晚年画的肖像，郁风在画上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房子是杨宪益的小女儿为父亲安度晚年安置的，杨宪益曾赋诗记此事，其中有句：“独身宛转随娇女，伤偶飘零似断蓬。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我好奇地问：“您的后代有没有与外国联姻？”杨宪益笑答：“我的小女儿的丈夫是加拿大人，我的大女儿的儿子跟一个美国小姐结婚。家里像个联合国。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们那时候比较少。”
2003年，杨宪益患重病后行走不便，遵从医嘱不再喝酒。这位一生“情有别钟烟与酒”的长者，只能抽抽香烟过过瘾了。他告诉我们，现在每天睡得很多，看看电视读读报，朋友来了聊聊天。我留意到墙角有一幅一尺见方的人物小品，画一打坐的老者，题诗为：“不知老翁有何事，独坐此处等人来。”没有戴乃迭的日子，杨宪益就如同画中老者。数月后再到北京，我又一次来到什刹海这座四合院，饮茶谈天，度过一个言不及义而如沐春风的上午。
二
1940年，杨宪益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应吴宓和沈从文邀请，带着英国姑娘戴乃迭回到中国。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行婚礼，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杨宪益生于天津名门，父亲留学日本，曾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五叔留学法国，六叔留学德国，还有一个叔叔留学美国。1934年杨宪益漂洋过海到英国留学，1936年通过考试入读牛津大学。
在牛津大学，杨宪益认识了比他低一个年级的戴乃迭。杨宪益回忆：
我跟戴乃迭相识很偶然，但是也有必然性。戴乃迭出生在北京，父亲在燕京大学做教授，从小她对中国就有了深厚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她还经常跟我说起小时候烤山芋的事。但是她母亲不愿意到中国来，她小时候没有学中文，五六岁以后，就回去英国读书了。
我跟她开始认识是在牛津大学。我读四年的荣誉学位，她读的三年的普通学位。她愿意跟中国人来往，我们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戴乃迭。我是当年的中国学会主席，她做了学会秘书，我们就混熟了。那时候日本学生在牛津大学也有学生会，也很活跃，会员比中国学会还多一些。我们就努力多认识一些朋友，慢慢就把日本的学生会比下去，比他们会员更多了。1937年至1939年，我们都在忙学生会的事情。1940年我毕业，戴乃迭与我订了婚，她父母也在中国传教，所以她也要到中国来。我说中国的情况很艰苦，她不在乎，非要来。
在戴乃迭未完成的自传中，描绘得更为细腻：
杨宪益在墨顿学院的一位朋友B当时正在追求我，同时杨宪益也对我越来越依恋，我也爱上了他。他们俩开始来听我的法文课，一边一个地坐在我身旁。一天导师让我们翻译《罗兰之歌》的片断，他们只好承认自己没准备，只是来旁听的。然而，仅凭这段短短的法文训练，杨宪益后来还是把那首长诗译成了中文。他还曾用中世纪法文给我写过诗，他的确是才华横溢。
当杨宪益和戴乃迭决心结为夫妻时，两方的家庭都不大同意。杨宪益的母亲听说儿子要娶一个英国姑娘，哭了一天，家里觉得那个时候中国人都很没有保障，娶一个外国人恐怕更不好办。戴乃迭的母亲也不想女儿远嫁中国，她甚至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
两个家庭最后还是都想通了，传统敌不过爱情。然而，来自外界的麻烦也不小。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低，戴乃迭在1940年申请护照时遇到了困难，她告诉批护照的官员：“我有合约，要去中国一所大学任教。”
“您不能相信中国人的合约。我们必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我跟一位中国人订了婚，我们将一起去。”
“您要是发现他有两位太太了呢？那我们必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我父亲在中国，为工业合作组织工作。”
“那就另当别论了。”
戴乃迭拿到护照，和杨宪益离开英国，经加拿大到了香港，再从香港飞往四川。“不同于许多的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戴乃迭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
几十年后，杨宪益和戴乃迭黑发人成了白发人，朋友们在他们家中喝酒谈天。有人谈到戴乃迭为了爱情而远离故国，杨宪益飘飘然带着醉意说：“我年轻时很俊美，与现在不同。”戴乃迭马上反驳：“你以为我是爱你的俊美？我是爱上了中国的文化！”杨宪益解嘲道：“那至少也说明我能代表中国文化！”
杨宪益和戴乃迭幸福地共同面对风风雨雨。不幸的是，他们的儿子真的像戴乃迭的母亲预言的那样，自杀了。杨宪益回忆：
她母亲说跟中国人结婚，小孩子以后也许要倒霉。我们的男孩读中学的时候，考北大，分数刚刚考上，同班同学一个干部的孩子也考上了，结果就把我儿子的名字顶了。我儿子就上了北京的一个工科大学，他一直不开心，上了大学以后就与我们不大接触了。在大学期间，很多年轻人左倾很厉害，觉得我们太“资本主义”，所以他与我们也不大来往。到了我们被关起来以后，对我儿子开了斗争会，说他是特务的儿子。他受了些刺激，他说：“我父亲也许不是杨宪益，我母亲可能跟另外的英国人生了我”。斗争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他是英国人的孩子，不是中国人的孩子，他就总往英国大使馆跑。来回几次后，乃迭的姐姐后来就把他带到英国去呆一段时间。因为在国内精神病院一年之后治不好，恐怕就永远是精神病了，就不如去英国。他去了英国后，看起来还比较好，圣诞节时，乃迭的姐姐去了外地，就他一个人在家，又发作了，把房子烧了，自己也烧死了。
三
杨宪益自称算不上认真苦读的学生，他的精神只能集中到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去，毕业考试时得了个四等荣誉学位。老朋友黄苗子后来在《奇人杨宪益》一文中写道：“原是牛津大学的博士，因抗日救亡返国，没有拿到文凭，偏偏于1993年由香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同时荣领博士学位者，还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兰修女、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杨宪益则解释：“在牛津大学，我读了四年，得了荣誉学士学位。我是学士学位以后就飞回中国，但是那个时候学士学位就相当于硕士学位。我没有读博士，因为那个时候在牛津大学读博士要八年时间。”
在杨宪益看来，牛津大学的生活是“自由”的：“那时候，在牛津的学习完全在于自己。一个星期与导师见一次面，其它时间都靠自己在图书馆看书。我不大爱学习，很多时间都是与朋友一起聊天，玩，生活很自由。我们上午和下午的课程都是自愿选听的，晚上没有朋友来就看书，有朋友来就不看书，很自由。”
通过好朋友向达，杨宪益认识了钱钟书，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杨宪益回忆：
钱钟书跟杨绛一起去的。我那时候年纪比较轻，他们都叫我小杨。那时候留学生中有三个姓杨的：大杨、中杨、小杨，我是小杨。
钱钟书以前讲话也很随便，后来把字改成“默存”，默默地存在，性格跟在西南联大以前的变化挺大。
解放后，向达推荐钱钟书翻译毛主席著作，中央也想调我与他一起翻译，我当时在南京，觉得政治性文章的翻译我不内行，婉言谢绝了。1989年我写过两句打油诗：“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钱钟书见了，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两句，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整，建议改为“万事足”对“一身轻”，问我如何。我看了笑一笑，也忘了给他回信了。
杨宪益、向达、钱钟书，学成后都没有留在国外的念头，毅然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杨宪益说：“那时候我在牛津大学学士毕业以后，美国日本都有工作机会，我一直都没有考虑，我觉得我是中国人，本来出国读书就是为了回国以后更好地工作。”
杨宪益和戴乃迭婚后都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跟同事关系都很好。“可是，当时学生中间有人当特务，我们追求自由，说话也不注意。她也说了一些同情共产党的话，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可是她认为共产党有进步之处。”杨宪益回忆，“我们订了一份《新华日报》，还收藏鲁迅的著作，他们也知道了。过了一年，中央大学就把我们解聘了。”
战乱之中，依然有大学聘请他们。他们有一位朋友认识梁实秋，梁实秋当时是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热情邀请他们进入编译馆工作。抗战胜利后，杨宪益和戴乃迭离开重庆，跟着编译馆到了南京。直到1952年，北京有朋友邀请他们加入了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
从此，杨宪益和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学会了中文，会写一手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我的翻译大部分是她打字的，她加工了。还有一些是她自己翻译的。后来她的中文也不错了，白话文可以看，一些古典的东西还是要我先翻译，她加工。一些现当代的东西，就是她自己翻译。《红楼梦》的翻译也是我们合作。有的时候是我口述，她打字，她打字比较快。中国近代小说史，三天时间，我一边口述她一边打字。这样的情况不多，大部分都是我先打字，她对着原著看着，然后再校改。”
四
平静的翻译生活在1968年4月的一个夜晚打碎了。杨宪益和戴乃迭遭遇牢狱之灾。杨宪益回忆：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酒，喝完酒她先去睡觉，到晚上11点以后，他们就叫我上楼，我去了就发现有解放军在那里问我，要将我逮捕，也没有说理由。后来，也盘问过我一些问题，问我认识一些什么人，让我交待。可是一直也没有清楚地说我是特务，但是也没有说为什么逮捕我。四年以后就把我放了。过了几年，公安部又来人向我道歉，说调查结果发现，我还做了一些好事。那些材料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
在这四年中，杨宪益与戴乃迭关押在同一个监狱，但是彼此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知情。杨宪益觉得戴乃迭是个老实人，又从来不过问政治，应该不会被捕。戴乃迭则回忆，她心想杨宪益不是外国人，可能没有问题，一直以为他会留下照顾家里。
即使在监狱里，这对夫妇也不失早年就养成的优雅风度。同样经受监狱之苦的郁风在《谢谢你！戴乃迭》一文中回忆：
那是“文革”期间的1968年，北京剧烈的群众暴力运动横扫知识分子群体，继之以国家机器关押了许多人，我也被戴上手铐关进半步桥监狱，三年之后转到秦城。相对来说，住进监狱比在外面平静得多，每日两餐，按时开门发给窝头两个，菜汤一碗。虽然有时要挨队长们（管理员）对“反革命分子”们的呵斥，大家也只不作声地接过牢饭来吃。可是我听见某个监号有一个在送饭时说“谢谢”的声音！再留意听，每顿饭都是如此。
果然，在过了大约十年之后，见到戴乃迭，偶然谈起“文革”中半步桥监狱的情况，原来那就是她！时间、地点没错，一个热爱中国的英国人、外文局的专家被关进中国的监狱，每餐饭前还要习惯地说声“谢谢”。
当我再一次在杨宪益面前提起这段往事时，杨宪益淡淡地说：“在英国，‘谢谢你’是常用的。在中国好像是说‘谢谢’很奇怪。”
就在被捕的当晚，杨宪益如常与戴乃迭对饮，获释回家时发现那瓶未喝完的酒依旧在茶几上，颜色业已变黄，四年伤心酒，难以再下咽。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一直没有人浇过水，样子看上去还活着，杨宪益一碰，哗一下全变成了灰，坍塌下来。
戴乃迭后来回忆：
1972年5月，我知道杨宪益已经被释放。一周之后，两个同事来带我回家。杨宪益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在我的桌子上，我看到一瓶白兰地。我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杨宪益说：“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
五
劫后重逢，杨宪益和戴乃迭家的客厅，成了朋友们欢聚的天堂，饮酒畅谈，吟诗唱和，其乐融融。
1976年，杨宪益写下了《狂言》：
兴来纵酒发狂言，
历尽风霜锷未残。
大跃进中易翘尾，
桃花源里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狱，
诸子何忧再变天。
好乘东风策群力，
匪帮余孽要全歼。
从此，这位翻译家诗情勃发，笔下的打油诗自成一家。
我问：“您是搞翻译的，为什么写起打油诗？”杨宪益笑道：“我小时候，练过一些古文，所以写起打油诗没有什么困难。在英国的时候，差不多中文就没有怎么看。回国以后，我认识一些老先生，他们喜欢在一起做诗，他们把我拉了去，他们写，我也跟着写。”戴乃迭的回忆则可以解开其中的一些缘由：“1941年，我们去贵阳师范学院任教。贵阳是个落后的小城，单调乏味。一位同事将我们介绍给当地的一些文人。我们大约每周聚餐一次，要么在某人的家里，要么在饭店。这些文人的妻子都被严格地排除在外，我是聚会中惟一的女性。用过饭之后，男人们作起古诗。宪益自幼习诗，十分长于此道。他能够飞快地草成一首。诗人卢冀野有一次从北碚来探访我们，对此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些美食家们的文学夜会充满了浓厚的封建气息，在那段历史时期完全是一种遁世行为。”
当年遁世而写诗，如今难得有一个安定的晚年，唤起杨宪益诗情的依然是朋友间的唱和。杨宪益与黄苗子唱和时撰有一联：“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启功认为对得不错。后来有心的朋友将杨宪益的打油诗搜集成册，名为《银翘集》。杨宪益和黄苗子、邵燕祥也曾合出《三家诗》。
没有朋友，杨宪益是不大写诗的，他说：“写诗一般都是朋友写，我跟着一起写。我很少一个人写诗。”而身边的朋友，多来自不同的学科：文学、翻译、电影、美术，济济一堂，颇有魏晋风度。杨宪益笑道：“原来是普通朋友，坐牢几年，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的朋友中，向达是研究历史的，搞美术的也很多，黄苗子、丁聪、黄永玉，我都认识。”每一个到过他们家的朋友，都喜欢戴乃迭。有人感慨，这里就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
难得的好日子里，杨宪益和戴乃迭总是一起去市场买菜，去医院看病。然而，曾经太多的苦日子终于伤害了戴乃迭：“先是眼睛坏了，不能看书看报。再是骨质疏松，再是老年忧郁症，最后发展成痴呆症。”杨宪益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老伴。
1999年初冬，戴乃迭去世，杨宪益写下悼亡诗：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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