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外交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他生于山东淄博，1982年和1983年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培训部研究生班，1984年进入外交学院任教，后赴美深造，并于1987年和1994年先后获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等，主要著作有《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1999）、《权力·制度·文化》（2005／2016）、《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2012）、《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2018）等。
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创新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推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更多的认可。现任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就是代表学者之一。2018年上半年，其英文专著《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正如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一样，秦教授认为“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哲学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这就是关系理论。这种理论及“关系”的非冲突性，被学术界视为理解国际政治的一种新的世界观。
菜单内创新与菜单外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理论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很强的创新思维作基础，您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一书近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能谈谈对于理论创新思维方式的理解吗？
秦亚青：我们现在都在谈创新，但其实很多时候，想要搞一点点创新都是件难事。我先谈一下创新的思维方式。
有一种创新思维方式，我称之为“菜单内创新”（Within the menu），或者称之为某系统内的创新。比如景德镇陶瓷，当年从一般的民营陶瓷做到后来中国最好的陶瓷，便是因为其中加入了文人思想及其造诣，才最终变成了文人瓷。但整体上来讲，这仍然是在一个系统内的创新，就是在原有体系内向高、向远或者向小、向深去发展。
近代实验科学史上，伽利略是个重要人物。他可以用望远镜看得更高更远，这样就可以发现原来看不到的东西。透过望远镜，他看到有好几颗卫星围着木星旋转，于是，人们便知道了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心。然后，人们根据观察到的这些事实，证明了布鲁诺的日心说。另一个科学家胡克用显微镜来做实验，他是向着更小、更细、更深入的方向去发展。我们现在使用的“cell”（细胞）这个词，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他的发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了解科学知识会拓宽我们的思维？
秦亚青：阅读科学史，或者最前沿的科学杂志，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如《细胞》（Cell）、《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等期刊。有一位学者，即美国著名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他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其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合作进化。他的“博弈模拟”（gaming simulation）为进化论体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阿克塞尔罗德有篇文章发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期刊——《理论生物学》（Theoretical Biology）上。文中提到：如果你问医生癌症是怎么回事，医生可能会跟你说，癌症是细胞或者基因突变。那细胞变坏了怎么办？有三个办法：一是切、二是化疗、三是放疗。
阿克塞尔罗德对此提出了质疑，100年多年来，人们依照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癌症，但疗效不大。难道不能换个思路？阿克塞尔罗德不是专业癌症研究者，但他所思所想比大部分研究医学、研究癌症的专家都要深刻。他所提出的观点是：癌症不是细胞变坏了，没有坏细胞和好细胞之分，只有合作的细胞和不合作的细胞。癌症，其实是出现了不合作的入侵者。
这个道理和中医有点相似，中医认为通则不痛。不通了、纠缠在一起就是毛病。但为什么说阿克塞尔罗德仍然是在系统内的创新，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与达尔文的合作进化论一脉相承的。合作进化的第三原则就是“合作”。
如上这些例子，每一个阶段都有突破性创新，但仍然是体系内创新。正如国际关系理论，很多理论是体系内创新。比如，新现实主义体系内有一个变量——体系结构，这个结构又以控制性实力分布作为基本定义。它是一个主要的自变量，决定了其中各个单元（假设为国家）的基本行为模式。
然后有人就会想到，既然结构不变，那为什么行为模式会改变？于是我们又在体系中找到另一个变量——制度。制度的密集性和非密集性，对行为体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从制度经济学来讲的，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在这个体系内去考虑如何发展新的元素、新的变量，所以依然是菜单内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说的菜单内创新，是一种常见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方式。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类似于菜单外创新呢？
秦亚青：对，另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菜单外创新”，这种创新是在原有体系之外的创新，即在某一个体系之内根本无法观察到的时空里进行创新。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在做量子物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Quantu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已就此写了一本专著，今年5月在宁波诺丁汉大学举行的一个国际关系研讨会，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便是讨论量子国际关系理论。
我们先谈下“量子国关”（Quantum IR）和“原子国关”（Atom IR）——两者区别其实很大。在量子国关中，原子国关的所有体系内的基本假定都消失了，如确定性假定——这个具有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假定也消失了。对此，许多人并不能理解，原因是人们只是站在原子世界的角度去看它。人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你在这里而同时又在那里？为什么会出现量子叠加？为什么“薛定谔之猫”既死又活？这些都是在原子世界中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人们靠旧有思维无法去理解。这其中最难的，就是挑战自己的惯性思维。“薛定谔之猫”的提出也让一大批物理学家很为难：一只猫怎么说死就死、说活就活？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其中存在的叠加现象。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是发明概念，然后根据概念发明检测工具，再用发明的检测工具去观察，最后再得出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其实，我们所说的“薛定谔之猫”不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过的“真亦假来假亦真”吗？
秦亚青：从这个层面来讲，量子物理国际关系理论便是国际关系理论在体系外创新的例子。
量子物理和原子物理完全是两个东西，但二者有联系、可沟通。量子集团和原子集团也是各不相同的。若将其引入社会理论，那么一种文明和另外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呢？它们所造就的世界观是不是一定是一样的呢？从我的角度和你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又有什么不同呢？
文化决定认知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起来，菜单外创新似乎跟跨学科借鉴以及文化所带来的不同认知视角相关，您最新出版的英文专著，强调“文化决定认知差异”，能否谈谈您具体受到什么观念的影响？
秦亚青：我在《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一书的序言中，引用了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正如苏轼所言，你不可能看到全貌，你看到的是“岭”还是“峰”，取决于你所站立的角度。那么，文化也是如此，它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的诸多想法，具体而言，主要源于两种观念的影响。
第一是伊姆雷·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硬核理论”。拉卡托斯研究自然科学，他认为所有的研究计划，也就是“宏理论”（Macro-theory），都必须有一个硬核，随后，硬核慢慢发展，形成保护带来保护理论硬核。他的主张修正了证伪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理论。波普尔认为一个关键性试验可以推翻一个理论，但拉卡托斯却认为并不一定。他认为关键性试验可能被保护带保护住，而只有理论硬核不受损伤，那么理论才会继续成立。在这里，硬核就界定了理论，硬核是理论的灵魂。
拉卡托斯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因此，这里有一个局限是，他没有考虑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硬核是否可以再往下细分。而我认为硬核是可以再细分的，我们在观察世界和社会的时候，可以发现两个相互作用的元素：其一我称之为“形上元”（Mental physical component），其二称之为“形下元”（Substantive component）。通常来讲，“形下元”用于观察、接受和接触，而“形上元”则用于解释。自然科学理论大部分是用来解释的，但社会科学理论有三个基本功能——解释、诠释和建构，其中，第二、第三个功能大致上与理论硬核中的“形上元”相关。
如何理解世界上的事物，如何看待某一个所谓的社会事实？我认为要通过“形上元”的加工。“形上元”来自何处、由什么形成的，这些便是我之前经常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问题，便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影响您的第二种观念呢？
秦亚青：第二个对我启发很大的理论可以说是实践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群体和共同体是从同一个背景中熏陶出来的。换句话说，不管在什么场合，经过中国文化的熏陶，毋庸置疑会或多或少带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这会体现在一个个体做任何事情的过程中。我认为这是“形上元”最根本的要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一开始便自认为是“普适”理论，我认为其中致命的一点，便是从未考虑过此问题。
在《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这本书中，我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我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核心的是个体本体和理性本体。其三大主流理论中，若缺失了如上两个核心，则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这就表明，不管是权力分布、制度分布还是观念分布，必须通过一个独立存在的理性的个体，才能发挥作用。西方长期的文化传统来自于它从实践中积累的背景知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此都有相对系统的表述。
总体而言，背景知识从文化体系中产生，并滋养、哺育相关理论的应用。所以，当我们从另外一个体系中提炼出新的观点时，原有体系便很难被理解，但恰恰是此种“难以理解”，极可能表现为一种创新。
综上，“形上元”是创新的根本要素。它是由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构成的，而文化就是“共享的背景知识”（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如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餐桌文化，实际上就是“共享的背景知识”。只要是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下，便会存在此种“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
最高层次的治理是“治理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英文著作《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创新的一件大事，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在写作时有哪些深刻的体验？
秦亚青：我写这本书，是想在“形上元”层面有所创新。换句话说，就是要发现一个不同的初始视角。初始视角不同，就可能导致理论不同，由此可能导致创新。
第一是关系世界观，即世界不是由原子构成的世界，虽然会有原子、有个体，但它首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应将关系本体（Relational ontology）放于首位，而非使个体本体（Individual ontology）居于其上。在这本新书的封面上，所呈现的是绿色的、网状的形象，就是这方面的隐喻。在中国文化中，绿和白意味着生命。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生命的网络世界。
第二是关系本体，即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这是一种反原子主义假定。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个体，但如果这无数的个体不连在一起，那便没有意义。同时世界是“过程本体性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更应该把世界看作一个过程。世界中充满了生命的流动，我将“过程”定义为“流动的关系”（Moving relations），此时用这种视角，人们便可以观察到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在这种视角下，“流动的关系”是一个“过程”，“过程”才是关键。
如果接受上述两种推论，那么我们便可以将“关系”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这样，我们就把“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从个体移到了“关系”。这便是我的第二个基本假定。
第三是元关系（Metarelationship）。在中国文化中，阴阳关系就是元关系，既有不同之处，又是“共在”的。但我们必须承认，“自在”只有在“共在”存在时才有意义。这一点上，我的想法跟哲学学者赵汀阳有所不同。他认为自在是共在的前提，没有自在就没有共在；而我认为，自在和共在永远是同时的、共时的。我们必须承认自在，否则一切都可以以共在的名义压制自在；但我们又必须承认自在和共在是同时的。那么，根据中国文化对元关系的理解，它就是一个以和谐化为本质的过程，这一点与黑格尔辩证法有根本性的不同。黑格尔辩证法将任何事物都分为两极，他对两极的强调是斗争、是冲突，这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领域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如“康德—黑格尔框架”，即是“以敌人来界定自己”。新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他们发现社会力量中的最主要矛盾，强调通过解构矛盾、化解矛盾来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这种矛盾其实是不可靠的，在中国的元关系、中庸辩证法中，从来没有这样激烈的二元对立。
综上，以上三个基本假定构成了这本书最核心的框架：关系世界观、关系本体、元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从这些基本的理论预设出发，人们对于世界政治会有什么新的不同解释？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启发？
秦亚青：第一，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关系的角度理解合作。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知道现实主义从根本上是不认可合作的，它的合作仅仅是权力上的合作。现实主义研究领域中虽然也有做制度研究的学者，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但从根本上来讲，他们认为合作是不靠谱的，认为最后还是要凭借实力说话；美国20世纪70年代始创的新制度主义则认为建立制度才能合作，人和人是不可信的，只能相信治理、契约，这是制度性合作；建构主义则相信规范性合作，在建构主义后期，大量较为成熟的研究议程在研究国际规范。
不管是强制性合作（Coercive cooperation）、制度性合作（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还是规范性合作（Normative cooperation），大家都遵从了某一个规范（norm）。然而，关系性合作则跳出了这个范畴。我的这个想法是受到了合作进化论的启发。冯友兰过去曾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内容是关于“是否救落水小孩”的。孟子说，人都有恻隐之心，这是人的基本良知之一，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旁边的人一定会伸手拉他一把。但冯友兰写到，这个人如果当时稍微停一停、想一想，这个小孩是我敌人的孩子还是我朋友的孩子，那结果便不一样了。思考“关系”，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但同时也表明，这也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问题：你的妻子和母亲同时掉入水中，你救谁？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问：假设掉下的两个人是你的孪生兄弟，那你救谁？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讲，救你母亲或者救你妻子，会看到你在选择哪一方的基因，但如果这两个人是孪生兄弟，基因相关度一样，这时你便没办法判定跟谁的关系更近一点，这便产生了合作困境。
第二是帮助我们了解关系与全球治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之前一篇文章里做过论述，不想再展开，但其中有一个观点很重要，即最高层次的治理是“治理关系”。换句话说，最精明的政治艺术是“治理关系”。
第三是使人认识到关系与权力的问题。权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基本无法绕开，否则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缺失。但如果从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权力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定义。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现在西方理论中对于权力的基本定义。第一种定义，个体性权力，这是最常见的定义。也就是说，你个人占有多大的资源，就代表你有多大的权力，或者说你的能力到了什么状态，是不是能迫使对方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这里面包含着几层意思，最根本的就是它势必把对方视为强制对象。这显然又回到了“康德—黑格尔框架”，认为双方一定是敌对性关系。
随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开始向结构层面发展，提出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所谓结构性权力，就是福柯说的弥漫性权力。这种结构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又不会属于某一个个体。比如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就是这样的体系性权力。另外，温特提出了观念性结构权力（Ideational structural power），这也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权力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甚至是身份。
那么在结构性权力、个体性权力这两个最宏观和最微观的层面中间，会不会还存在着一个权力呢？我认为中间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权力，就是我所定义的“关系权力”（Relational power）。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谓“关系权力”？
秦亚青：“关系权力”即关系本身就是权力。首先，“关系权力”不是完全物质的，但它有物质的内容，兼具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其次，“关系权力”具有非绝对产权性，它很难说属于谁，它是一个“共享权力”，有点类似于共享单车的意思。再次，“关系权力”具有可使用性（accessibility），由此，西方经济学中最为清晰的产权概念在此变得模糊了。如今在欧洲、在亚洲，一些学者都在研究友谊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原来的“康德—黑格尔框架”以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沿袭基本将友谊排除在外，西方从来都是把国际关系看成一个丛林（jungle），然后在丛林无政府状态（jungle anarchy）的起点上进行分析。同时，“关系权力”还具有可交换性，它不是把强制与对方合作作为一种基本能力的表现，它强调加强权力。我们都说强强合作，强强合作就是让二者可以共同掌权（Mutual in power）。最后，“关系权力”具有非枯竭性。其资源不会随着使用越来越多而趋于减少，“关系权力”是：不去使用就没有，越用则越多。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关系本位的世界观出发，世界政治可以从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治理以及权力作出全然不同的解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关系转向”的现象呢？
秦亚青：关于国际政治当前出现的“关系转向”问题，提出者是澳大利亚学者埃米力亚·卡瓦尔斯（Emilian Kavalsi），他在2017年出了一本书，名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The Guanxi of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他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在国际关系学科创建100周年时，应由东西方学者分别并共同提出关系理论。这一提议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在书中他使用了两个词：英语文化圈（Anglosphere）和汉字文化圈（Sinosphere），其中第二章的题目就是“英语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的国际关系中的关系转向”，他认为中西方同时出现了对关系理论的研究，但提出了相通却不同的理论体系。
这本书很有意思，但我认为西方学者最核心的论文并不是由国际关系学者提出来的，而是1995年由社会学家所写的《关系社会学宣言》（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随后，美国学者杰克逊（P. T. Jackson）和耐克森（D. H. Nexon）主要借鉴了这篇文章的理论框架，将其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并撰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国家之前的关系：实质、过程和世界政治的研究》（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他们在书中对中国学者的观点也进行了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人，一个是赵汀阳，一个是我，谈论了我们在国际关系方面所做的研究。
去年我在英国某国际会议上也宣读了一篇论文，当时我谈的观点是“表象性的实践”。西方现代实践派学者认为知识有两类，一类是表象性知识，一类是背景性知识或实践性知识。在过去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表象性知识偏向，指大家都关注表象性知识，而忘记了背景性知识。然而，实际上人们很大一部分行为都是由背景性知识来推动的。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国际关系理论显然是表象性知识。但表象性知识能够脱离背景性知识吗？事实上，所有表象性知识的生产者都来自背景性知识的熏陶。
事实上，国际关系领域中比较新的几大发展趋势如量子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理论，已经不仅仅是东方的或者西方的，而是大家都很关注、都在思考的问题。2019年将迎来国际关系学科创建100周年，我们希望在一系列的研讨过程中，主要讨论西方、非西方理论如何发展，如何互相交流、沟通和融合的问题。我甚至想提出一个比较激进的观点，即在国际关系学科创建100周年之际，最为革命性的变革，其实应该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当然，我们也欢迎争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