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研究中国史的著名教授堀敏一，在其《隋唐帝国与东亚》一书中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近代以前的世界，曾存在着以希罗文明为根本的欧洲文明圈、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伊斯兰文明圈、以佛教为中心的南亚文明圈等等具有相当规模的不同的文明圈。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域文明也是其中之一。隋唐时代，东亚单独就是一个世界。它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文学作为文化基础。今天，这个东亚世界已经融入了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进程中。那么，古老的东亚世界是不是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呢？如果有，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阿布扎比召开，批准76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中国有22个。这22个项目中，与我研究的时间文化关系密切的是端午节。端午节能入选，非常不自然又非常自然。
为什么说不自然？因为如果让全国人民投票，从中国节日里选一个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99%以上都会选春节。春节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为什么又说“自然”？因为在这之前有一段故事，这就是2005年11月韩国成功地将“江陵端午祭”申请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让国内有了危机意识，一时之间，高喊“保卫端午”者有之，“万人大签名”者有之，有人甚至怕哪一天春节也被人拿去申遗了。可以说“韩国端午申遗”这件事深深触动了中国社会。我们开始越来越认识到传统节日的重要性。在这之前，清明、端午、中秋节等传统节日都没有被列入国家正式法定节假日序列。但2007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重新确定了法定节假日，这标志着传统节日在法律层面获得了新的地位。为什么不是春节而是端午成为中国第一个申请人类非遗的节日，就是因为有这一系列事件铺陈在前。
对端午节，文化部非遗司的新闻稿是这样描述的：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迄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由驱毒避邪的节令习俗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主要有：祭祀屈原、纪念伍子胥、插艾蒿、挂菖蒲、喝雄黄酒、吃粽子、龙舟竞渡、除五毒等。各种活动因地而略有不同，湖北省秭归县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黄石市的“西塞神舟会”、湖南省汨罗市的“汨罗江畔端午习俗”、江苏省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和浙江等全国广大地区均各具特色。端午节是蕴涵独特民族精神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对中国民俗生活有重大影响。
我们注意到一个数字——2500余年。怎么算出来2500余年的？又是从哪个记载里能够推断端午节已经有了2500余年历史呢？
这里有必要回溯一下端午节起源的诸多说法。
一说端午为纪念屈原。这一说法是中国最流行的说法。比如教科书里面就说道，“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最后怒而投汨罗江”，老百姓们乘船打捞屈原，最终形成了端午赛龙舟的习俗。这方面内容的记载不早于东汉中后期，也就是说，此前没有出现端午是为了纪念屈原的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端午起源于纪念伍子胥。伍子胥坚信越王勾践怀着对吴国的仇恨，他所有的低姿态都是假的，有一天终会来灭了吴国。所以他多次进谏吴王夫差。夫差受越人挑拨并愤怒于伍子胥的直谏，最后终于赐其自杀。伍子胥死前说：“如果我死了，就把头挂在对着越国方向的城门上，我要看着越国的士兵一个个走到吴国的都城来。”夫差听闻，下令将伍子胥尸体装进兽皮袋，扔到江里。古人认为，受的冤屈越大，死时的戾气就越重，屈死者的灵魂会成为厉鬼。所以相传钱塘江潮就是伍子胥指挥水兵来淹夫差的。有一种说法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的。
还有说端午纪念的是曹娥。曹娥的父亲正是当年在江边带领百姓祭祀伍子胥的神官，传闻那年的浪潮特别大，一下子把他卷进江里淹死了。曹娥为了找回父亲的尸身，跳到江里。这是古代二十四孝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个故事。后来也有说端午起源于越王勾践，他在端午当天搞水上阅兵，领着将士在水里练习。闻一多先生则认为，端午节应该是吴越两个民族对于龙的崇拜，是由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的。学者陈久今先生则提出，端午实际上是古代越族人的新年。关于端午的传说还有很多。比如湖北有一些地方说是为了纪念大汉将军马援；日本流传的说法是，一个高辛氏的孩子掉到海里淹死了，要在五月五日那天举行祭祀活动。
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值得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在五月这个时间过端午节？我认为这跟古人的世界观有关。
古人对时间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总体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阴”和“阳”。古人认为，每一天都是阴阳两气不断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点，阳气到达顶点的日子就是夏至，日照时间最长，阴气到达顶点的日子就是冬至，日照时间最短。五月是夏至月，阳气在夏至这一天到达顶点，这也就味着，从夏至这一天开始，阳气会越来越弱。所以五月是阴阳转换之月，《礼记·月令》里面讲“阴阳争，死生分”，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五月这个时间段的特点，我们就知道五月内在的一种矛盾。比如三月就是纯阳用事，阳气慢慢变盛，三月三有“禊祓”，大家走进水里调整体内阴阳均衡。再比如九月九日，阳气不足，大家都去爬山登高。三月三入水和九月九登高都是为了调整阴阳均衡。但五月一方面要保护阴气生长，因为只有阴气生长，万物才能慢慢结出果实，所以要强调“静”，不能太剧烈地运动；同时阴阳交合才能生出万物，所以又要强调“动”和“争”。如此一来，五月就又是一个“斗”的月份，人和人要争，物和物要争，只有争才能产生阴阳变化的效果。
争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摔跤，有斗草，最奇特的还有斗石——互相拿石头砸。端午节传到日本后，有些地区流行斗石，互相之间拿石头打，急了也用刀砍。有关这个习俗的资料从10世纪到18世纪一直都有。斗石习俗在中国辽宁的阜新还有遗存。当地有两个村落，一到端午节这天就互相拿石头砸，砸出血被视为吉利。哪个小伙子参加完石头仗没带点血回来，就会被认为没什么大出息。当然，过了端午节，两村老百姓照旧互相走动，该嫁的嫁，该娶的娶，但端午这一天一定会互相打。打到什么程度呢？田野调查记载老人的回忆，说从记事时算起，只有两年没打过，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后两年，因为实在是饿得没力气打了。我就斗石做过相关文献调查，东起日本、朝鲜半岛，南到台湾地区，西到塔吉克斯坦，都有端午斗石的习俗。端午赛龙舟不是直接“打”，但也是要互相“争”。
除此之外，端午节还有很多重要的习俗。比如古代炼降魔宝剑最好的日子，就是端午节的午时，因为纯阳之时成就的法器法力最大。道书里讲炼宝镜的地点，要选在扬子江上。下面是水、上面是火，水火相济，而时间要是端午午时。照这两个要求炼出来的镜子就是水心镜，是宝镜。端午五月还有采药、制药、晒药的习俗。古人都认为蟾蜍生活在月亮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吞食月亮的精华——一枚圆月被蟾蜍一点点地吃掉，就会慢慢变亏。月亮是太阴的话，蟾蜍就是太阴里的阴中之阳。所以，要想取蟾蜍身上的毒，也一定要在阳气最旺盛时候，也就在端午这一天上午。所以清朝时，一到端午节，宫里的一队太监就敲锣打鼓地走到海淀去抓蟾蜍，采它们身上白色的毒浆，再敲锣打鼓地回去。据说端午这天抓住的蟾蜍，拿一块墨塞在它嘴里，挂在那晾到第二年端午节，这块墨就变成神墨了。到底有多神？传说夏天用这个墨在墙上画圈，蚊子就只往圆圈里面叮，不叮人。虽然这些并不可信，但端午那一天抓蟾蜍的习俗是真的，并且很奇怪那一天很少见到蟾蜍，大概都预知难日躲起来了吧。
不光蟾蜍，很多种药只要跟阳有关，在端午节采取都是最好的，比如取蛇胆。可见阴阳观念是理解古代端午节俗重要的路径。
说到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有趣的发现：前面回顾端午起源中涉及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都跟水有关。按照古人的想法，身体里阳气太盛的话，就要败火。什么东西对火最有作用？当然是水。所以，这些传说里的历史人物如屈原、伍子胥、曹娥、帝高辛氏子，大都拥有水神的性格，能够对五月的阳有所压制。当然大汉将军马援没有死于水，不过他的封号却是“伏波将军”。如果端午节有以水制火的逻辑在里面，那就跟阴阳五行的关系密切，这样一来，可以推断出这些端午传说产生的时间，不会早于阴阳五行思想流行的年代，也就是说，在阴阳五行思想还没有流行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些端午节传说的。这已经是战国的事情了。
再从字面上来看端午节。“端”就是“正”的意思，为什么不叫“正”而叫“端”？因为秦始皇姓“赢”名“政”，为了避讳，把“正”改成“端”，“正月”也会写成“端月”，司马迁《史记》中，“正月”都叫“端月”。《左传》里有“履端”一说，意即新年的开头，是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时之始“四始”，秦汉时期就将正月初一称作“端日”。然而，秦始皇是公元前238年才亲政的，避他的名讳也不会早过这一时间，所以2500年历史从哪里来的，说不清楚。
事实上，我们可以更科学地去讨论端午节起源的可能时间。
竺可桢曾用科学的计算方法讨论《尚书·尧典》里面记载的星象位置。《尚书·尧典》中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他指出，这段记载大约在殷末周初前后，跟当时的天象相对应，距今3000年以前。端午最根本的知识点根源于对夏至的认识。有了夏至的观念，也就慢慢有了夏至相关的习俗。所以往早说，端午起源应该在3000年以前就有了，而不是2500年以前。因为这个时候的传说里已经有历正，有春分秋分和冬至夏至。《左传》里记载“少皞”之世，凤鸟氏管历法，玄鸟氏管春分秋分，伯赵氏管冬至夏至，表明当时已经有夏至的存在了。
那为什么这里有了一个2500年？也许这跟《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里记载的朝鲜半岛的一个习俗有关。朝鲜半岛的老百姓在五月里下种，然后会祭鬼神，载歌载舞，彻夜饮酒。跳舞踏歌，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韩国学者认为他们的端午节起源于这个记载。这段中国典籍中的文字记载，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究竟这个2500年是如何得出来的，不得而知，但这个数字是非常不科学的。非要往前找的话，我们3000年前就有对于冬至夏至的认识了，可以推断当时出现相关的习俗。如果踏实地讨论，则应该是在秦以后，从汉代文化里面找端午节的起源。但不论从哪个立场来说，2500年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面牵扯到东亚时间和东亚文化的根本问题，就是端午节的文化边界。
清朝最看重三个节日——端午、中秋和春节。古人讲究礼尚往来，这三节是送礼的大日子。日本将三月三和中元节也放进来，叫“五节供”。在古代，端午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在中国流行最广，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古代的惟宗公方著《本朝月令》，他对端午节的解释是这样的，“昔楚屈原为惠王以被放湘南，遂无所返征”，然后在某一日的亥时入汨罗淹死了，“其灵化而为鬼神，为天下做旱涝疫气之灾”。所以，五月初五到汨罗江祭祀屈原，划船扔粽子，是为了天下无灾。
韩国《东国岁时记》中讲端午这一天要“颁艾虎于阁臣”。中国宋代会将艾草做成虎形，或者剪彩做成小虎，朝鲜国模仿了这个习俗，颁艾虎给大臣。此外，他们还要贴道教的符，在“五月五日天中之节”（阳气在正中，所以叫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韩国受道教影响很深，我国古代应该也贴过这样的符。朝鲜人金迈淳曾写过《洌阳岁时记》，说在端午日（也叫水濑日）这一天，向水里扔饭，纪念屈三闾。他感慨屈原故里与朝鲜半岛“地之相去万有余里，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谣俗不改，精爽如在，何令人感慕至此也”。我读到这段史料时，很为中国文化的力量感到骄傲。
古代的琉球王国即现在日本的冲绳县也过端午节。《琉球国旧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国王在南殿接受文武百官献粽（他们叫萁饼）和献菖蒲叶。琉球也有赛龙舟，相传是他们的人在南京看到后学回来的，只是时间跟我们不一样，在每年的五月初三。这个日子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古人不会随便乱定日子。琉球人选在五月初三过节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我现在还没弄清楚。
越南也是我们东亚国家的一个伙伴。《大越史记全书》中说，“天应正平五年（1237）夏五月，端午节，吊屈原及古贤人如介子推者，每年是月皆举行之”，他们每年都过端午节。由此可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几乎影响到了周边很多国家。
这就提醒我们，东亚很多文化要素是大家共有的，毕竟都在同一文化圈内生活，比如新年，二月、八月释奠孔子，三月三上巳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重阳节，冬至等等。其实，这些东西是大家的，因为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历法。
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间，汉武帝出兵灭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部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中国历法此时当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再后来，宋元嘉历、唐麟德历也都在朝鲜半岛被采纳。
日本有一本古书叫《古语拾遗》。这本书写到：“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在这样的文化发展阶段，他们所使用的是以日月和物候为参照的自然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晋书·倭人传》称之“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梁书·倭传》称之“俗不知正岁”。中国古代历法传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改变，翻开《隋书》就可以看到，这时的日本已经“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了。
2011年，在福冈西区元冈古坟群（7世纪中叶左右）出土了刻有显示公元570年的“庚寅”和“正月六日”等铭文的铁制大刀。九州大学教授坂上康俊指出，显示大刀制造年代的“庚寅”是基于从中国经由百济（公元前18年至公元660年，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传到日本的《元嘉历》的干支纪年，为日本国内发现的最早使用历法的实例。明确记载历法传入日本的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日本推古天皇10年（602）。这一年，百济僧人观勒给日本带去了历本，日本朝廷还选派了阳胡史主玉陈跟随观勒学习历法。从名字上看，阳胡史主玉陈很可能也是从大陆去日本的移民或移民后代。《政事要略·御奏历》条引《儒传》说：“以小治田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朔，始用历日。”也就是说，在公元604年，日本终于正式采用了经由百济传来的中国历法，一直到明治维新改用西洋历法为止。
古代琉球“俗无文字，望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为年岁”，唐宋时期，琉球开始用船跟周边国家往来贸易，“俗习日改，礼节渐作，而政法兴矣”。大明成化元乙酉年，琉球掌握了中国的历法，当时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一是日本。有一个叫杨春枝的人，觉得在琉球本土学得还不够，便于康熙六年到中国学习历法，在福建学了四年后，奏请琉球国王编历法。做历法要刻板，还没有刻完，杨春枝便去世了，后由其同族兄弟接棒。最终在康熙十二年，琉球国有了自己的历板。
《尚书·尧典》中“命羲叔，宅南交”的“南交”即指越南。汉武帝平南越，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此后千余年实际上为中国郡县，一直用中国历法。可见，越南用中国历法的时间更早。
历法是皮，节日寄身于历法。东亚诸国都有端午习俗，正是有赖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传播。如果按照“谁发明创造的就是谁的主权”这一逻辑，这些节日当然都可以说是中国的。
不仅仅如此。韩国的韩医、日本的汉方医学，也都与中医中药有渊源关系。有这种渊源关系的还有文字，还有筷子，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理所当然都可以主张自己的文化主权。如果单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想，那么筷子是我们的，面条是我们的，水稻是我们的，还有很多很多都是我们的。说够了“我们的”不妨自问一句，我们仅仅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是否有照顾到那些和我们在文化上有深厚渊源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立场？
2016年我同社科院叶涛先生一起去琉球群岛考察，当地有大量的“石敢当”。石敢当置于路冲之地，用来防备邪气冲击自家。这是流行中国全境的习俗，但今天全世界石敢当最集中的地方，居然是琉球群岛。有统计说，岛上有上万块石敢当。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发现，琉球群岛辟邪不光用石敢当，还用了琉球传统的贝壳，还用刻了《南无妙法莲花经》的佛教木板，还有神道的符。在岛上，本地的贝壳、中国的石敢当、佛教的符以及日本神道的符，东亚各种辟邪的文化在这里并行不悖共同存在。这一次冲绳之行，这一点非常启发我。
现实的东亚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重层的文化，不是排他性的。不同的文化完全是可以共存的。拿冲绳的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基点，让我们来一起思考：应该如何认识这些源自中国但最终流行到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
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边境并不是文化之边境。历史悠久的东亚文化圈，其边境远远大于后来的民族国家的边境。而这一地区共有的东亚文化，是我们东亚各国曾经在文化上血肉相连的历史记忆，是可以增进我们连带感的共同的文化财富。
站在世界文化史发展的高度看，世界上曾存在过的欧洲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南亚佛教文明圈以及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域文明圈，其涵盖范围都远远大于今天的国家边界，这些文明圈内部有许多长期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突破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政治框架，正确运用好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把这一制度的力量转化为地域统合的促进因素，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课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在世界上地位越来越重要。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树立起一种文化信心，更应该有一种大国的胸怀。我们应当放弃用民族国家的边界来切割东亚共同拥有的文化的思路，而思考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文化财富。我们应当积极地继承它，发展它，因为这是未来东亚国家之间共同合作、共同生存、共同繁荣最宝贵的文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