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要求资源分配要“钝于禀赋，敏于抱负”。然而，这种面孔下的资源平等理论面临多种不一致指控。不仅如此，无论是实现外在资源平等的虚拟拍卖机制，还是实现内在资源（生理能力与精神能力）平等的虚拟保险机制，其中的假设性意愿并不是要“显示”第一张面孔；相反，这种意愿正是要决定何种资源分配才是“平等分配”。不仅如此，这种假设性意愿真正体现的是我们日常的深刻正义直觉，呈现出第二张面孔：资源分配要满足人道要求（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和公平要求（人们的所得要与其贡献相匹配）。
关键词：资源平等 虚拟拍卖 真实机会成本 虚拟保险 显示性作用 决定性作用
Abstract: Dworkin’s “equality of resources” claim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ought to be “insensitive to talents and sensitive to ambitions”. However, this face of “equality of resources” encounters many objections of inconsistency. Moreover, the hypothetical wills of people in the mechanism of both hypothetical auction and insurance are not to reveal the first face of “equality of resources” but to determine what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s equal distribution. Furthermore, what the hypothetical wills of people really reveal is our deep intuitions about our ordinary justice and presents a second face of “equality of resources”: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ought to meet both the requirement of humaneness (we should meet people’s basic need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ir contribution) and the requirement of fairness (what people get should be proportional to what they contribute).
Key words: Equality of Resources, Hypothetic Auction, True Opportunity Cost, Hypothetical Insurance, Revealing Role, Determining Role
一 第一张面孔与困境
德沃金认为，资源的平等分配是对每个人表示平等尊重与关切的最好方式。而我们一般都接受，德沃金资源平等的核心在于呈现出这样一张面孔：资源分配要“钝于禀赋，敏于抱负”。[1]德沃金认为这种分配方式的根据在于两个伦理原则。第一个伦理原则是“重要性平等原则：从客观的角度讲，人生取得成功而不被虚度是重要的，而且从主观的角度讲这对每个人的人生同等重要”[2]。 这个原则“要求人们以平等的关切对待处在某种境况下的一些群体”[3]，由此“要求政府采用这样的法律或政策，它们保证在政府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公民的命运不受他们的其它条件（他们的经济前景、性别、种族、特殊技能或不利条件）的影响”[4]。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原则是德沃金提出的集体责任原则，主要体现在资源分配要钝于禀赋。第二个伦理原则是“具体责任原则：虽然我们都必须承认，人生的成功有着客观上平等的重要性，但个人对这种成功负有具体的和最终的责任——是他这个人在过这种生活”[5]。这一原则“坚持认为，就一个人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而言，在资源和文化所允许的无论什么样的选择范围内，他本人要求对做出那样的选择负起责任”[6]。由此，资源的分配要反映人们的抱负，人们要对自己根据抱负与偏好做出的选择负责，也就是承担其后果，不管好坏，这是个人责任，体现在资源分配要“敏于抱负”。
与这两种责任的区分相对应，德沃金提出了极有独创性但同时也是颇有争议的区分：个人（person）/环境（circumstance）的区分。这其中的争议之处在于他把我们一般认为属于个人的因素归属于环境。他认为只有嗜好、抱负和信念等属于个人，由此是个人应该负责责任的。然而，人的生理能力与精神能力则是属于个人性（personal）资源，属于环境，应该由集体来承担责任。[7]为避免混淆，我们可以把非个人性资源称为外在资源，而个人性资源称为内在资源。由此，德沃金的整个资源平等理论就是要做到外在资源与内在资源的平等。对于外在资源，德沃金采取虚拟拍卖的方式。而对于内在资源，德沃金则是采取虚拟保险的策略。按照德沃金的说法，只要我们的资源分配最后符合两种虚拟机制得到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实现了资源平等，满足“钝于禀赋，敏于抱负”。由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承受违反平等的痛苦，允许任何特定时刻的资源分配（我们可以说）反映人们的抱负。也就是说，它必须反映人们做出的选择给别人带来的成本或收益……。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允许资源分配在任何时候对天赋表示敏感，即让它受到有着相同抱负的人在自由放任经济中造成收入差别的那种能力的影响”[8]。
然而，当资源平等被诠释为这样的一张面孔时，它就受到几种根本性指控，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境。第一，如果资源平等的辩护根据是一般而论的运气平等，那么 “钝于禀赋（生产领域的能力）而敏于抱负（消费领域的能力）”的资源分配就是内在不一致的，因为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一样，都既有选择的成分，也有运气的成分。由此这种资源平等就不彻底，是内在不一致的。[9]
第二，选项运气与原生运气这一区分的根据与应用之间存在不一致。这个区分最明显的根据在于：我们应该为选项运气负责是因为应该为自愿赌博承担责任。然而把这个区分应用于市场经济是不妥的，因为市场体制既不是个人的自愿选择，也不是真正的赌博。真正的赌博有个最明显的特征：认为风险本身具有内在价值。由此，选项运气与原生运气的区分面临两难：要么这种区分是有道理的，那么应用于市场机制就是不妥的；要么应用于市场机制是妥当的，那么其区分的根据就不能基于我们对于赌博的态度。[10]
第三，第一张面孔的资源平等作为目标与两种虚拟机制作为手段之间是不一致的，因为两种虚拟机制无法实现 “钝于禀赋，敏于抱负”这一目的[11]。由此资源平等面临这么一个困境：要么目的是有道理的，那么手段就是有问题的；要么手段本身是有道理的，那么目的就是有问题的。
二 日常伦理解读的可能性
资源平等之所以受到上述诸多反驳，主要是因为都有这样一个坚定的预设：资源平等要理解为第一张面孔。即使我们都知道德沃金对于资源平等还有另一种看法：这种资源平等是基于日常伦理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放弃第一张面孔，我们就很难解决上述的困难与反驳，这往往导致我们直接放弃资源平等理论。然而，我们还有另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可以考虑放弃第一张面孔，转而接受日常伦理解读下的资源平等。我认为，以下几个理由会支持我们这样做。
第一，德沃金强调的最高平等原则，平等尊重与关切与第一张面孔既没有概念上的关联，也没有紧密的事实性关联。德沃金认为，任何一个政府要取得合法性，就得对“每个人表示平等的尊重与关切”。这既是没什么争议的原则，也是非常抽象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的各种分配正义理论都是试图对之给出最好的诠释。这也就是说，“平等尊重与关切”与第一张面孔没有任何直接的必然关联。充其量来说，“钝于禀赋，敏于抱负”是试图作为其中的一种诠释。不仅如此，这种诠释面临的诸多反驳显示，它很难是一个好诠释。
第二，德沃金强调的两个根本伦理原则，重要性平等原则与具体责任原则，同样与第一张面孔没有直接的关联，更谈不上概念性关联。德沃金的实际看法是，集体责任就是提供或说创造一个合理的、能得到辩护的制度文化环境，由此可以使得，我们在这种环境下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这种概括同样没有什么争议，当今的正义理论都会接受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合理的制度环境，这是属于大家共担的集体责任。在大家共担这种集体责任之后，我们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命运与生活负起具体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讲，各种正义理论同样是要确定要如何划分这种责任。
第三，尽管德沃金认为第一张面孔既履行了集体责任，也让个人责任得到了实现。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在德沃金那里，这张面孔下的资源分配是由两种虚拟机制实现的。然而，这种虚拟机制无法实现第一张面孔，它采取的选项运气与原生运气的区分是有问题的。
上面的理由显示，按照德沃金本人的各种论述，我们完全可以放弃第一张面孔的理解，并不与他的其他道德承诺直接相冲突。不仅如此，德沃金本人多次声明，其理论的辩护根据并不在于运气平等，而是诉诸于日常伦理根据。[12]然而，一旦诉诸日常伦理根据，那么资源平等走向彻底的运气平等主义就显然不可行。即使如柯恩这种平等理论的虔诚信徒也不得不承认，就日常道德直觉而言，我们对个人自我所有权的直觉至少不会弱于我们对平等的直觉[13]，而运气平等显然是不承认自我所有权的。
上面表明德沃金的资源平等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日常伦理解读，那么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德沃金的两种虚拟机制（虚拟拍卖与虚拟保险）是否真的反映日常伦理根据，展现出不同于第一张面孔的第二张面孔。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针对这点，详尽地分析两种虚拟机制，表明它们不是说没有准确地展现出资源平等的第一张面孔，而是说它展示的压根就不是第一张面孔，而是另一张面孔。我接下来会从三个方面入手这种考察：第一个是考察虚拟拍卖实现外在资源的平等；第二个是考察通过虚拟保险实现人的生理能力的平等；第三个则是考察通过虚拟保险实现人的精神能力上的平等。
三 外在资源的虚拟拍卖
我们先看实现外在资源平等的拍卖机制。为了简便，德沃金设想一船人来到一个孤岛，面临一个如何分配岛上资源的任务。当然，这里还有两个隐性的外在条件。第一，这些人足够繁衍后代；第二，岛上的资源不是极度丰富，同时也不是极度的贫乏，足够大家活下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欲望。按照德沃金的理解，这种设想首先让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购买力。这是通过每个人拥有同样多的贝壳，从而可以用于拍卖资源。其次让每个人获得的东西都反映真实的机会成本。这是通过无穷次拍卖，使得没人嫉妒别人的东西而实现的。要注意的是，德沃金的嫉妒并非日常意义上的嫉妒，其意义是了解相关信息之后，后悔没有最大化自己利益，并不管别人手上的资源如何。然而，一般的嫉妒检验显然是与别人相比而产生的。因此，这里与其说是嫉妒检验，不如说是不后悔检验。允许后悔与无穷次的拍卖不过是让人们得到最真实信息，然后利用自己的购买力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因此，资源平等的拍卖过程也是在每个人购买力相同的前提下，让人们获得最充分的信息，从而让资源的分配获得最大效用的过程。
这里最关键的概念实际上是真实机会成本概念，这是德沃金极其重视的概念。这里人们是否拥有平等的购买力，远没有看起来那么重要。整个拍卖过程中允许后悔，可以进行无穷次拍卖，最大作用就在于通过不断地试错，最终发现与展示人们彼此的真实偏好，由此获得相应的完全信息。这使得拍卖达成的结果类似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物品所获得的价格。每个人在这种条件下得到每件东西的代价，就是这件东西的替代成本，由此也是此件东西的真实贡献。拍卖最终完成时，每个人为他获得的东西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件事物的真实机会成本。这种真实成本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显示了每个人要获得某样东西都需要付出真实的代价，由此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
尽管德沃金强调每个人都有相同购买力这一预设，但几个因素使得这一预设失去了其本应有的意义。第一，德沃金不管原始资源的不同性质对于人们会不同的影响，因此平等购买力究竟有多平等就是大大存疑的。[14]德沃金既没有说这种资源必须是原始的，还是现实的，这种资源平等是跨代的还是单代人之间的。如果是跨代的，那么这种预设与我们的日常伦理就非常不一样。如果只是第一代人之间，那么几乎对于现实实践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第二，德沃金允许现实世界有不平等，不平等究竟是源于初始资源的不同作用，还是不同的购买力，完全无法分清。因此，即使不谈实践，在理论上平等购买力所起的作用也有限；第三，德沃金允许家庭因素起作用，因此，就进一步削弱了相同购买力的作用。
由此，相同购买力预设表面上非常支持资源平等理论的第一张面孔，但实际上并没多大意义。笔者认为，德沃金在这种虚拟拍卖中真正看重的是真实机会成本概念，这也是德沃金后面多次强调的概念。因此，外在资源拍卖的真实意义在于强调自由竞争意义上的公平，在此条件下，每个人获得某样东西均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也就是等于市场机制中的替代成本，即此事物的真实贡献。
四 生理能力的虚拟保险
我们接下来考察实现生理能力平等的虚拟保险。德沃金在在这方面主要是从残疾问题入手，其做法是，“作为拍卖的补充手段，他们现在建立起一个虚拟的强制保险市场，用保费固定的强制保险为每个人保险。其根据是这样的考虑：假如将来的各种残障风险中的每一种对于每个移民是平等的，他们会购买什么样的保险。”[15]很显然，这里会碰到一个麻烦：当人们决定将多少资源用于防范某种特定灾祸的保险，显然要以自己想过什么生活的想法为前提，而人们有何种生理能力与精神能力都会影响到人们想过什么生活。拿生理能力来说，天生就具有残障，或者童年时期发生残障的人，在制定自己的生活计划时必须会将这种情况纳入考虑。德沃金在解决这个麻烦时采取了一种假设方法：假设人们大概都有相同的概率遇到这种灾难，忽略人们因不同的抱负与计划而产生的对保险的价值与重要性的不同看法，以大多数人购买保险时普遍针对的那些风险。[16]
然而，德沃金这一假设有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残疾的保险额是根据人们的意愿来决定的，并且是根据普通大多数人的意愿估计来确定的。由此，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假设性契约的问题。然而，德沃金在反对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的论据恰恰是认为：假设性契约根本不是契约，没有约束力。由此，德沃金的资源平等方案表面上看与罗尔斯的不同，但其资源分配方案实际上还是利用了虚拟契约。为了论证的缘故，我们可以把这个不一致先放到一边，主要考察这种设定中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假设性意愿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
这里值得提醒的是，假设性意愿可以具有两种作用，且很容易混淆在一起。第一种是显示性作用，也就是说，这里假设性意愿是一种应然的意愿，只是显示出其他的道德理由或原则。这种假设性意愿由此就从这些道德理由或原则中获得其约束力，假设性契约也因此获得其证成。如果我们接受资源平等的第一张面孔，那么这种虚拟保险就有前定的目标：让资源的分配敏于抱负，而钝于禀赋。残疾既然属于生理能力，那么人们的假设性意愿恰恰应该“显示”何为残疾，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残疾。也就是说，它只能显示残疾是什么以及应该做何种恰当补偿，普通百姓的共识（也就假设性意愿）只是发现“残疾是什么与什么补偿恰当”的手段。
然而，在德沃金的具体讨论中，这种假设性意愿实际上起到的是另一种作用：决定性作用。在德沃金这里，恰恰是普通多数人的意愿决定什么算作残疾以及要给出何种补偿。比如说有人有极端的性欲，但不想要这种性欲，由此给这个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们是否要对之进行补偿，德沃金认为答案取决于人们是否会针对这种风险购买保险。他的回答是，“似乎不大可能有很多人愿意以防范此类风险的赔率购买这种保险，除非他们的愿望十分强烈和有害，简直到了可称为神经病的地步。”[17]。这种回答的麻烦恰恰在于：人们是否会针对性欲过强等购买保险是一回事，“这种缺陷是否是残疾”则是另一回事情。换言之，人们的假设性意愿在此不是“显示”而是“决定”什么是残障，要给出多少补偿。由此，在德沃金的虚拟保险机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残疾本身，而是人们的假设性意愿。
如果我们接受资源平等理论的第一张面孔，那么通过询问人们是否会购买风险来判定残疾问题，这在根本上搞错了问题的性质。现实中的人们决定买什么样的保险时可能认为，某些概率很小但保险花费很大的疾病，针对它们来买保险就不划算，而且会认为这是一种更可取也更理性的态度。但是，这种处理是合理的并不蕴含，如果这些残疾真的出现时，它不是疾病。这里我们可以承认，德沃金处理残疾的方法确实反映了人们相关的道德直觉。然而麻烦恰恰在于，我们在日常直觉中并不真正把残疾看作是一种（负）资源，是需要大家共同承担的一种责任。相反大家是把它作为一种风险需要由个人自己来应对或处理的，由此恰恰是认为残疾问题属于个人责任。当然这种责任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而进行分摊，但实际的承担者还是个人自己。由此，人们在市场上购买保险只是人们对待生活的一种理性反应，尽管这种反应实际上有共担责任的结果，但它显然不是德沃金所谈的要实现生理能力上的平等。
五 精神能力的虚拟保险
现在我们接着考察实现精神能力平等的虚拟保险。德沃金在这里主要是从处理劳动技能入手。相对于生理能力而言，劳动技能的平等更难实现，因为技能与抱负相关的程度更为紧密，我们无法像对待残疾那样，对有没有精神能力的风险进行投保。德沃金对此提出了一个天才式的设想：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劳动技能，但是不知道自己这种技能或天赋的市场价值，由此让我们去设想，每个人会为这种技能的市场价值买什么样的保险。这样一来，这种虚拟保险的选择也使得技能分配的原生运气变成技能分配的选项运气。
德沃金的基本设想是这样的[18]：每个人都知道计划中的收入结构，不知道自己的技能会使自己处在哪个水平上，但知道每个人处于特定收入水平的概率是相同的（不是某个人处于任何水平的概率是相同的，因为有的收入水平的概率明显要高于其他收入水平）。这里提供的保险是，若你买的保险是收入达到X，但最终你的技能只让你达到X-Y的水平，那么保险公司会补给你Y，让你达到X，这个时候的保费是Z。这个保费在不同的水平会有不同，但在任何水平上对任何个人都是一样的。这里的险费不是来源于初始资源，而是来自于拍卖完成到某个固定时期的未来收益。德沃金然后就通过市场机制来设想，人们会用什么代价购买多少保险。
德沃金的基本思路体现在对两种极端情况的考察之中[19]：一种是购买极高收入水平的保险，由于这种人很少，所以肯定会“赢”，但因此保险费也极高。购买这种保险的人有极大的概率（他没有极赚钱技能的概率）有极小的收益（但收益极小），有极小概率（他有极赚钱技能的概率）有极大的损失。现实中这样做的人极少。另一种是购买极低收入水平的保险，你有极高概率（你的技能稍能赚钱的概率）有极小的损失，有极低概率有极小的收益。如果你的技能不能赚钱，那么你所获还不错。这样保险的人肯定极多，因为险费极低。我们一般也不会购买这种。德沃金由此认为，最有说服力的险费水平大概会类似于失业保险水平或最低工资水平的保险。[20]
笔者大致认同德沃金有关虚拟保险的上述讨论，也大体上接受他的结论。人们如果有去购买这种保险的机会，大致会购买这种较低收入水平（最低工资）的保险，大概也就是满足基本需要的那个水平。但是，认同这种虚拟保险并不意味着认同它们实现了精神能力的平等。同样，生理能力平等的问题在这里再一次突现出来：我们同样要区分人们保险意愿的两种作用：究竟是显示性作用还是决定性作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两组条件更加明确地区分这两种作用。如果假设性意愿只起显示性作用，那么它对应的虚拟保险的第一组条件应该是这样的：1a，大家都接受劳动技能是共有的，也就是否定自我所有权；1b，人们有足够的利他之心，或者说有充分的正义感，会做道德要求的一切事情；1c，谁拥有多少劳动技能是不知道的；1d，不知道更辛苦的劳动和努力多少补偿是合适的；1e，虚拟保险的目的是要找出这种劳动与努力的真实机会成本，由此实现天赋收益的共享。如果假设性意愿可以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它对应的虚拟保险可以是这样的第二组条件，也就是现实的条件：2a，大家接受天赋是属于个人的；2b，人们拥有现实的动机，只有有限的利他心，道德要求过高，我们是不会服从的；2c，谁拥有多少劳动技能是不知道的；2d，不知道劳动技能的真实机会成本是多少；2e，虚拟保险的目的是找出大家在现实世界中会接受什么样的分配机制。
如果我们接受第一张面孔的诠释，对劳动技能的虚拟保险是要实现精神能力的平等，那么应该接受的是第一组条件下的虚拟保险。高技能等属于精神能力，因此属于共有资源，个人既不能因此得益，也不能因此受损。这样一来我们必须找出，如果某人发展和运用高技能需要更多的辛苦与努力，那么我们需要对他做出补偿。这里我们需要确定或说搞清楚，这种额外的辛苦与努力的真实机会成本是多少。第一种虚拟保险的目的就应该是要找出：高技能者获得的收益之中，有多少是属于技能的，有多少是属于额外的辛苦与努力。如果能够确定的话，那么前者大家要平分，后者则是补偿。
根据此种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高工资者的收入，恐怕更多的是属于其天赋才能的回报，而不是其努力与辛苦的回报。比如说，乔丹与姚明在NBA拿的高额工资，可以说90%来源于其天赋，源于其辛苦与努力的恐怕不到10%，甚至不到5%。我们不是质疑姚明与乔丹从事运动时付出了额外的辛苦与努力，他们的努力与奋斗有目共睹。我们这里也不打算质疑高收入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这里只是强调，我们无法将这种合理性主要归于他们的抱负与努力。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许多没有这种天赋与才能的人，他们付出的辛苦与努力，与乔丹与姚明相比，毫不逊色，但他们拿到的可能不到20万、甚至只有几万美元。如果这点成立，那么姚明与乔丹的绝大部分收入是缘于其天赋，而不是缘于其努力与辛苦。如果天赋是属于共同资产，那么就可以向乔丹与姚明等人征收高达90甚至95%的税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是对有才能者的奴役，他们被迫从事篮球运动以赚取高工资，而没有高报酬他们本来是不会从事这项运动的。然而，只要我们不强迫他们去从事篮球运动，且他们真的认为天赋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大家的共同资源，那么姚明与乔丹等人就无法提出这样的反驳，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强迫与剥夺。
的确，很多人的道德直觉不会支持这样的结论，然而这恰恰是因为，在我们最深刻的直觉中，我们接受自我所有权，天赋并不是大家共享的资源，由此它们带来的利益是我们的正当所得。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天才轻而易举就能取得别人千辛万苦才能获得的成就，拿到同样的薪水，没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第一张面孔，确实认为天赋是共同资产，那么我们就不会这样去思考问题。相反，我们会接受虚拟保险的试验很可能是大家总资源的平均分配，只是对人们的额外辛苦与努力做出相应的补偿即要。这实际上也是柯恩在反驳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时所得出的结论。在这样的前提下，没有人应该得到像目前各类球星与经理们那样的高工资。因此，尽管德沃金表面上强调第一张面孔，据此他的虚拟保险本该是在第一组条件下进行，然而实际上是在第二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种虚拟保险机制展示的根本就不是第一张面孔。
六 第二张面孔
如果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搞清楚这种平等理论的真实的第二张面孔就是非常重要的。按照第一张面孔，原生运气的影响是大家共担的，属于集体责任。由于我们不知道原生运气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需要通过虚拟机制发现原生运气的影响，然后大家共担共影响。然而，当德沃金真正通过虚拟机制处理原生运气的影响时，虚拟机制中的人们的意愿不是去反映、发现和显示如何平均承担这个影响，相反是决定应该如何对待原生运气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原生运气的影响，实际上是根据日常的经验与理性决策来做出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谁，但是知道每个人处于不同情境的概率是相同的条件下，那么我们会给自己购买一份什么样的保险，也就是我们打算如何处理原生运气的影响。这也就是说，表面上德沃金认为残疾与劳动技能等属于原生运气，需要人们共同承担与分享，但在其保险策略的具体实施之中，他却又从后门把人们的现实道德直觉纳入进来，让它们来决定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资源的分配。
德沃金的实际思路可以看成是这样的：A，每个人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个收入水平；B，人们知道人类的一般动机结构，也就是有限的利他心；C，由此，我们知道，不同的税率设计会有不同的激励作用，会出现不同的收入结构与收入差距；D，人们想最大化自己的福利或收入，是风险中立的；然后E，我们会如何处理天赋收益和残疾补偿。因此，所谓的资源平等实际上是根据我们深刻的道德直觉，决定我们需要如何处理残疾，如何处理人的天赋等技能赚下所获得的不同收益。这个角度非常类似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中的处理，我们从无知之幕下的选择，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的根据。只是德沃金的无知之幕没有罗尔斯的那么厚而已。因此，德沃金利用其虚拟机制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人们具有何种道德情感。笔者在其他地方论证过[21]，这种道德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人性，也就是休谟所言的有限利他心，
这种有限同情心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他人过得越差，帮助他们的动机越强；第二，付出的代价越小，给他人带来的好处越多，帮助的动机越强；第三，我们总是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第一和第二个点实际上指出了我们的利他主义倾向，第三点则指出了我们的利己主义倾向，合起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限的同情心。[22]
而且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会形成与之相应的道德情感，
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人们过得非常差，容易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同时这个时候很少的资源能够带来的效用非常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则），因此，在这个领域中的分配正义主要是利他动机起作用。在有利的条件下，这种动机就会形成分配正义中的人道直觉：应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然而，随着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我们的同情心就会越来越淡化，我们会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幸福，这个时候自利动机会越来越强，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帮助他人去进一步改善生活。在有利的条件下，这种自利动机就会形成分配正义中的另一种公平直觉：个人的贡献与所得应该成比例。[23]
现在的问题是，德沃金实际得出的结论与这两种正义直觉能够相匹配吗？尽管这里我们很难从细节入手，但是，虚拟拍卖与保险最终要做到的其实有两个基本方面。第一，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两种虚拟机制推理的根据都是参考人们在市场机制下会购买什么样的残疾保险，购买什么样的赚钱能力，其得出的结论实际上类似于福利国家的最低工资等，由此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的那种水平。第二，德沃金无论是在外在资源的虚拟拍卖中，还是在两种内在资源的虚拟保险中，都反复强调“真实机会成本”这个概念。不仅如此，德沃金在处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时，其架桥策略的核心依然是“真实机会成本”。然而，“真实机会成本”这个概念是要求人们知道一切相关的信息，包括人们的真实偏好，然后人们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愿意对得到某物给出的价格，相当于此物在市场竞争下的均衡价格，由此大致相当于日常意义上的按贡献分配（不是在垄断条件下获得的市场价格），也就是说个人的付出与所得是相匹配的。而这显然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公道原则。
从总体上看，德沃金的两种虚拟机制显然纳入了日常真实的道德直觉，纳入了与人类有限利他心相对应的人道与公平两种成分。实际上，当我们觉得德沃金的虚拟保险机制产生的结果合理时，恰恰是基于这两种道德情感而得到辩护的。而当虚拟保险机制产生的有些结果背离这种日常伦理解读的结论时，它就会受到强烈反驳。安德森在《平等的意义何在》[24]一文中对于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的批判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放弃第一张面孔的解读，而是接受基于日常伦理学的第二张面孔，那么资源平等在整体上可以得到更加融贯的解读。
七 结语
最后我补充三个说明。第一，本文的重点在于纠正一种惯有的刻板印象，德沃金的资源平等一定要理解为第一张面孔。前面的分析着重于表明，实际上其具体机制企图展示的根本不是第一张面孔，而是另外一张面孔（即使我们前面对第二张面孔的概括可能有偏差，那也只是不准确）。因此，这里着重于引出第二张面孔的整体原则，而不是从细节论证，从德沃金的具体文中如何可以得出第二张面孔的具体内容。后面的工作当然是极有意义的，也是要去做的工作。只是说，我们首先需要摆脱第一张面孔这种刻板印象，然后我们才会明白我们可以且应该从一个新的视角（第二张面孔），重新考察与审视德沃金的诸多文本，由此可以从德沃金那里得到更多合理且深刻的洞见。
第二，资源平等的两张面孔有很大差别，最明显的在于第一张面孔否定自我所有权，而第二张面孔承认自我所有权。但以下几个因素大大模糊了这种差别。1，拍卖机制中对嫉妒标准的满足实际上类似于引入自由竞争机制，“真实机会成本”实际上就相当于自由竞争中的“均衡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贡献，间接肯定了自我所有权。2，抱负影响与禀赋影响纠缠不清，很难判断不平等究竟是哪种因素引起的，这会大大缓解第一张面孔对于自我所有权的否定。3，纠正禀赋差别的市场保险机制，其投保水平实际上设定在满足基本需要水平上，进一步消解了对自我所有权的否定。4，德沃金对于自由权利的认可，对于“真实机会成本”的强调，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自我所有权。5，前几个因素使得我们无法剥夺财产的继承，无法消除家庭因素的影响，这些显然会进一步放大不平等，相当于进一步接纳自我所有权。由此，德沃金的第一张面孔的激进之处被大大弱化，使得我们不容易注意两张面孔之间的深刻分歧。
第三，尽管德沃金的理论特别强调市场机制，也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第二张面孔的解读，但其理论显然并不认同市场至上。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反驳的关键观点：在起点正当的前提下，经过市场机制产生的结果都是正义的。[25]德沃金对此有两个极好的反驳。1，我们容易把起点正义的理据与市场机制的理据割裂开。我们容易得到这个错觉：人们如果拥有公平的起点，那么个人在市场经济里的得益不会损害另一个人。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市场体制里会有各种伤害或损害，只有在市场制度本身有辩护时，我们才可能会认可这种损害。认为一种损害是正当的，与认为损害是不存在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26]2，理由的使用要前后保持一致。正义如果要求我们开始时要平等拍卖，那么随后也要求拍卖；如果正义要求我们开始时自由放任，那么随后也要求自由放任。[27]然而在实际的论证中，人们往往容易开始接受某种理据，但随后就忘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打算接受绝对产权，那么一开始就应如此。如果我们一开始接受产权要受到约束与限制，那么随后也同样要受到这种约束与限制。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分配原则起始要满足人道与公平，那么随后的市场制度也不能违背这一点，也要确保满足人道与公平两个要求。
本文首刊于《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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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曙光计划”项目“有限同情心与分配正义” （14SG2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写作还得到了2017-18年度中美富布莱特研究学者项目的支助。
[1] 参见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2]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6页。
[3]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7页。
[4]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7页。
[5]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6页。
[6]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7页。
[7] 参见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94页
[8]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94页
[9] 具体的批评请参见Cohen, G.A, “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 in Nussbaum and Sen A.K (1993) (ed). The Quality of Life, Clarendon Press; Cohen, G.A , “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Ethics, 99(4), 906-44, 1989；也可参见葛四友：《平等的虔诚信徒：G.A.柯恩》，载于《西方政治哲学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10] 具体的批评请参见Lippert-Rasmussen, Kasper, 2001, “Egalitarianism, Option Luck and Responsibility”, Ethics, Volume 111, Issue 3, 548-579，中文方面的介绍与分析可参见葛四友：《资源、选择和运气》，《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3期。
[11] See Heath, Joseph, “Dworkin’s Auction”, Politics”, Philosophy & Economics Vol 3, Issue 3, 2004, pp. 313 – 335; Van der Veen, Robert. “Equality of Talent Resources: Procedures or Outcomes?”, Ethics, vol. 113, no. 1, 2002, pp. 55–81.
[12] 具体的分析可以参见葛四友：《资源平等理论的诊断与重构》，《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2期。
[13] See Cohen, G.A.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29.
[14] 参见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72页。
[15]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84页。
[16] 参见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92页。
[17]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86页。
[18] 参见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100页。
[19] 参见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101-105页。
[20] 参见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103页。
[21] 对这两种道德情感更详尽的分析，有兴趣者可参见葛四友的论文《资源平等理论的诊断与重构》（《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2期）和《有限同情心下的分配正义：人道与公平》（《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22] 葛四友：《有限同情心下的分配正义：人道与公平》，《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21页。
[23] 葛四友：《有限同情心下的分配正义：人道与公平》，《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22页。
[24] 参见安德森：《平等的意义何在？》，载于《运气均等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这两种成分或多或少得到众多当代正义理论者的认可，最为明确也最清晰地承认人道与公平两种成分的书，见Mulgan, Tim (2001) The Demands of Consequentialism, Clarendon Press ，只是他给出的理由不一样。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尽管以公平为名，但其最不利者群体的认定，基本上是以平均收入的一半来认定的，实际上也是人道要求的一种体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75页）。有些作者只是强调其中的某个方面，偏离另一种成分越远，遇到的直觉反驳也就会越强烈，比如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基本需要的忽略就受到极强的人道直觉反驳，而柯恩的《拯救正义与平等》中完全忽略所得与付出之间的匹配关系，由此受到极强的公平直觉反驳。
[25] 诺齐克提出的张伯伦例子就极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柯恩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对这一例子的回应。See Cohen, G.A.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6] 参见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91页。
[27] 参见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9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