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虽然说有二千年交往历史，但日本孤悬海外，近代以前之航海技术并不发达，往来只限于少数人，故双方正式接触机会并不多，甚至要透过第三者如朝鲜或琉球建立沟通渠道。这一格局，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有所改变。1871年中日订定修好通商规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交往并不畅顺。订交四年不到，1874年即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湾；到1894年更爆发甲午战争，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跌跌撞撞，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两国颠簸不已的关系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体制分割下，中日两国暂得以相安，然随着两极霸权的衰落、多元世界的兴起，中日关系翻然又成为一极具爆炸性问题。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通地方，本应容易互相理解，然却无法避免彼此间之龃龉，从长远历史而言，有其结构性问题。首先，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缺乏真正互动，到近代才真正有具体接触，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难以培养出一种理解对方之同理心，容易造成误解[1]。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千岁丸”之行。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幕府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1862年，为了促进对华贸易，幕府特地向英国购入洋船，命名“千岁丸”，派出五十多人之代表团赴上海，停留两个月，仔细考察在英法联军役后及太平天国军兴中的清廷。在上海，他们目睹市容破旧、西洋人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情况，甚为失望。由此，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言，中国成为落后老大的象征，这为日后“脱亚论”的兴起埋下伏线。

其次，日本从未正式进入过中国之天下秩序，但却深受中国传统经典的影响，故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之最有力挑战者。滨下武志指出：“日本近代化是在以中国为中心之朝贡制度内发生，由中华概念去观察亚洲的近代，所谓日本近代化即为日本要夺取中华世界的过程。”[2]然探讨其背后思维，正如张启雄所言，日本接受中国传统天下观念，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去天命，由有德者继承者，亦即所谓“易姓革命”。易姓革命是一个“争天下”的过程，继承者论德不论种族，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而日本正是用上述方式号召，竞逐东亚之主宰者[3]。

然历史格局只能是影响中日关系之部分原因，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已进入全球化的阶段，传统亚洲秩序只能是政策决定的背景，中日两国的国际行为必须配合现行国际形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因素。因此，促使两国对立加深、磨擦不断的中日战争，才更值得我们注意并引以为鉴。这是本文的关心所在。

一　有关中日战争的争议

中日战争起源于1937年7月7日。不过，由中国人的角度看，它包涵的范围应更广：可以上溯至1931年之“九一八事变”，是为日本正式使用武力侵略中国；甚至可以上溯至1895年之甲午战争乃至早在1874年之“牡丹社事件”。这反映出日本侵略中国其来有自，远在明治时期便开始扩张。中国学者大多用上述观点来看待中日关系，而结论亦主要为日本的近代扩张是一个对中国连续侵略的过程。波多野澄雄归结此种看法为“侵略与抵抗”的典范，可以说一矢中的[4]。事实上，无论台湾或中国大陆学界，对中日战争的解释仍未能越出救亡图存的角度，这亦可说是学界解读抗战的一个困境。中日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侵略战争，然除了侵略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含义？历史上侵略战争所在多有，但抗战与其他抵抗侵略的战争有何差别？对此，海峡两岸至今仍缺乏一个宏观解释。近年有中国大陆学者提出“反法西斯战争”的概念，有意寻求中日战争在抗战以外的意义[5]。但反法西斯是苏联对二战之解释架构。对苏联而言，二战的起因是德、日、意三国结成反共轴心，企图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故法西斯国家是其最主要敌人。然中、美、英三国对二战的性质看法不尽相同，对德、日、意三国之立场亦各有相异，因此用“反法西斯战争”概念实在未能确实反映出二战之本质所在。因此，如何把各国之战争串联在一起，是研究抗战史不可或缺的工作。

与中国学者之连续侵略观点相反，不少日本学者采取一个不连续观点来看待中日战争。虽然他们并不否认中日战争的侵略性，但认为中日战争以至太平洋战争并非是一个连续一贯的过程，而是有许多转折点；假如有关国家能妥善处理国际上之矛盾，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谓“转折点”，又可以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珍珠港事变”这三个历史事件之上。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缘起，这在今天的日本学界已经有了比较统一的看法：即事变从一开始便是关东军以至部分日本国内军人策划的阴谋，目的是攫取中国东三省，扩大日本对抗苏联的纵深及加强战争资源的占有[6]。至于“九一八事变”在何时终结，则有较大争论。日本部分学者主张中日两国在《塘沽协定》签署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结束，因为根据《塘沽协定》，中日双方军队以长城为界，不得越境攻击对方，而且为确实避免冲突，在长城以南、平津以北设一非武装地区，双方不得驻守军队。对上述学者而言，这代表国民政府默认满州国的存在，亦即达成日本军人把东三省由中国分割出去的目的。他们认为若非日本军人再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北方局势可能就此稳定下来，而“卢沟桥事变”便无从发生[7]。中国学者大多反对此种看法，认为由《塘沽协定》到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贯既定政策，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推动，同时中国亦不可能放弃东北，故“九一八事变”危机未因《塘沽协定》的签订而消解[8]。另外，亦有部分日本学者由“十五年战争”（下详）的角度，同样主张华北自治运动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动作，而是日本侵华之一贯延续行动[9]。

第二个问题是“卢沟桥事变”的性质是否为一有计划事件以及为何会扩大成全面战争。由于“九一八事变”前车之鉴，中国学者多半认为“卢沟桥事变”为日军有计划之挑衅行为，中国为图生存，战事不能不扩大为全面战争[10]。日本的主流看法则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性事件，而且在事发之初，无论日本内阁及中央军部均主张不扩大事件，由现地军事当局解决。当时日本在华驻军方认为中国当局行事颟顸，必须实施军事压力才能奏效，但基本上亦把行动限制于平津地区，无意扩大为全面战争。1937年7月25日平津战事展开后，日本内阁亦曾考虑停战办法，一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两项停战条件，即首先把华北非武装地区延伸至永定河以北，其次是缔结华北经济合作协定；另一方面日本内阁亦释放好意，取消《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同时承诺支持冀东政府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合并。由上述日方构想，可见日本无意进行全面战争。至于为何由局部转向全面战争，其关键是“八一三事变”（淞沪之战）。日本原来设想作战只限于上海地区，不会越过苏州嘉兴线，然随着战事扩大，日本不断增派军力，到10月已达九个师团，超越华北八个师团，因此为迫使中国屈服，华中日军遂主张扩大战线，进攻南京，才演变成为全面战争[11]。

第三个问题为“珍珠港事变”的必然性，亦即是日本与美国间的太平洋战争是否无可避免。196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有不少翻案文章，认为日美战争不一定会发生。最主要论点是战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亦没有给予中国太多援手。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1930年代美国对日出口是对华的三倍，因此美国没有理由为了中国而放弃日本。美国对日政策之转捩点是1940年9月，日、德、意轴心军事同盟成立，中日战争转化为欧洲战争之一部分，美国于是祭出限制石油出口的手段，并第三次贷款中国，不过美国当时仍小心翼翼，只限制初级石油，对中国亦只限于经济援助，留有转圜空间。美日真正摊牌时间是1941年7月，当日军开进南越金兰湾，威胁到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地位，美国才决定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全面禁运石油[12]。因此，一些研究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学者认为日本如不加入轴心同盟，日美大战也许可以避免。

研究日美关系之日本学者亦同样认为日美间不一定会开战，因为日本无意对美发动战争。虽然1938年11月近卫第二次声明强调建立亚洲新秩序，但挑战之对象是英国而非美国，然美国已在1937年7月废弃日美通商协定。1940年5月及11月日本曾两度要求荷属印尼当局保证对日本供应资源，然荷兰在英国及美国之支持下，拒绝日本所请。日本学者认为在所谓“ABCD四国（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下，日本不得不与德国合作。虽然如此，日本仍希望能与美国沟通，即便是向来被视为极端保守之平沼骐一郎内阁，仍希望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1941年7月近卫文麿再任首相，甚至提议访问美国，要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面对面谈判。直到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向日本提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恢复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状况，有若最后通牒，日本才决定开战[13]。概括美国与日本学者之研究，则“珍珠港事变”并非必然，战争的发生若不是两国间的误解，至少日本是不得已而出手。

总的来说，“战争连续说”比较宏观，它给历史一个直接了当的解释，但稍为简单化--在中国是用“侵略”与“非侵略”来划分，在日本则以“资本主义”或“天皇制绝对主义”来说明。然历史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架构来涵盖，需要更细致的分析。至于主张“战争不连续说”的学者则强调历史之转折性，他们比较从多层次角度看问题，论证亦较为细密，若由事后检讨而言，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是相当有帮助的，但由于过份以孤立个案论证，很容易有见树不见林的弊端。其实两者的分岐，最后仍系于战争责任问题，“战争连续说”希望由宏观角度追究出一个最后责任的真相，“战争不连续说”则不认为战争责任是一个历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两者的差别造成不断的纷争。

若抛开战争责任这一命题，改由关联性思考，也许可以跳脱此一困境。“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可以有两个思考层次：首先是道德层次，它关乎是非问题，若社会环境不变，它可以历久弥新，但它只是行动指南，无助思考问题；其次是法律层次，亦即犯罪者所应负责任，不过责任有时效性，若超过一定时间，再追究亦于事无补。上述两个层次无论哪一个，都无法帮助思考历史；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只能由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下手。所谓“关联性”是指历史时代里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下，个别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不同因素，可以是即时回应、也可能是沟通不良、也可能是环境制限等等，故历史研究固然要了解各个事件的不同因素，但亦不应忽视历史时代的大方向，否则便无法整合不同之历史事件。

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国民政府之对日政策亦非一成不变。在事变之初，国府是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但到1933年国府已愿意与日本坐下谈判[14]。蒋介石在1934年12月发表之〈敌乎？友乎？〉一文，便曾检讨以往中国对日本政策之失误，认为过份倚赖民气及国际调停，不了解中国本身军力不济，同时亦没有考虑到东北经济权益对日本之重要性。因此他主张直接与日本交涉，给予日本一定的经济利益，甚至仿效列宁与德国言和的故事[15]。蒋氏并没有说明怎样做，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The Treaty of Brest-Litovsk）时割让了领土，言下之意，是蒋氏愿意放弃东北，换取与日本和平。如蒋氏真的履行此点，便如上述部分日本学者所言，《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局势便会稳定下来，不会有“卢沟桥事变”之发生。但从蒋氏个人意愿以至当时中国全国气氛来看，放弃东北是不可能的。在发表〈敌乎？友乎？〉后四个月，蒋氏在日记中便记下：“对倭策略：甲、如彼归还我东北，则与之公开防俄，并进行铁道交涉，及聘倭教官；乙、如彼取消长城以内战时特殊状态；则我与之进行经济合作，何如？”[16]换言之，若日本交还东北，则可与之合作抗苏；若只取消在华北特权，则只能进行经济合作，亦即无意放弃东北。可见东北问题不解决，要消解中日间矛盾似无可能。

至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过去中国学者大部分认为是日本有计划发动，主要原因是“西安事变”后中国走上统一道路，有碍日本之扩张。不过，根据日本学者战后的研究，大致可以确定“卢沟桥事变”为偶发事件，并非预先策划。然既是偶发事件，为何会扩大成为全面战争？部分学者认为扩大战事最重要的原因是淞沪之战，到10月底日军在上海已超逾华北规模，而伤亡亦在预估之上，现地日军为了实现惩罚，决定跨越苏州嘉兴线，攻取南京，结果扩大为全面战争。但淞沪之战对国民政府而言只不过是手段，正如齐锡生指出，国民政府选择在上海开战，因为有地利之便，长江下游是国民政府根据地，经营多年，在上海开战能争取主动；同时上海亦是国际都会，在淞沪开战不但能吸引外国政府注意，亦促使他们介入[17]。国民政府使用军事力量最主要目的是维持华北主权，“卢沟桥事变”被视为日本强化其在华北地位的事件，若不防范未然，会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故事件一出现，国府即决定动员四师入河北，目的即在此。因此当7月26日廊坊发生战斗，日军正式攻击北平时，蒋介石即在日记上写道：“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18]蒋介石在此时已决定不惜一战，但日本则以为取得平津地区权益后，仍可以用军力压迫国民政府屈服。故中日战争扩大的最主要原因，非淞沪战争而是日本误解蒋介石开战之决心。

“珍珠港事变”是不是日美冲突的必然结果，战后美国有不少讨论，但却少有学者涵盖中国战场，自然难以全面讨论其得失，主要原因是1950年代美国学术界有关“失掉中国”的激烈争论。故自伯格（Dorothy Borg）发表其《美国与远东危机，1933-1938》（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大作后，便为二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定调：即美国对中国事务并不热衷，无意介入中日战争；罗斯福在1937年10月5日之“隔离演说”，并非要制裁日本，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推动和平之国际机制；在11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九国公约国会议）上，由于美国不肯具体承诺任何义务，最后对日本制裁只是一纸空文，由各国自行决定。然美国对中日战争是否毫不在意？伯格在书中指出罗斯福在演讲三星期前，便曾提及有意用贸易制裁对付德、意、日三国，并指称此三国为强盗国家，罗斯福之立场其实十分清楚[19]。事实上，在布鲁塞尔会议中，美国态度亦倾向中国。根据中国代表顾维钧之报告，美国代表在起草九国公约会议宣言时，力主对日本采严厉态度[20]，其首席代表戴维斯（Norman Davis）亦私下向顾维钧表示，“美国决不同意牺牲中国之条件”，并希望中国“除万不得已停战外，绝不可与日本直接签订任何协定”[21]。当然，美国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对华政策一直消极，主要因为国内外各种因素的限制，但并不代表美国对远东局势完全冷漠。

在日本，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烦恼。在战后初期，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是两个不相属的概念，中日战争专指中国，而太平洋战争则专指美国。但事实上两者具有关连性，无法分开。1968年，家永三郎提出“十五年战争”的概念，十五年指由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8月二战结束，包括了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换言之即承认战争是连续发展的历史。家永三郎虽然是左翼史学家，但“十五年战争”这一观念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然而这观念在最近仍受质疑，首先，“十五年战争”是一个连续性概念，自然受到不连续史学派的反对；其次，这概念在时间上包括两个战争但没有具体点出一个明确内容，在使用上无法起提纲挈领的作用[22]。最近日本使用较普遍的词汇是“亚细亚．太平洋”，最早见于2005年岩波书店出版之《岩波讲座　亚细亚．太平洋战争》丛书，编者希望能利用这个新词汇把两个战争串联起来，同时亦能点出其特征[23]。

二　历史的反思

中日战争并非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世界范围内唯一的战争，当时在欧洲及非洲都出现大规模的战事，今天统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本来应放在二战的框架下审视，然对二战的性质，到今天仍言人人殊。首先光在时间上便难以统一，中日战争最早发生，但两国一直到“珍珠港事变”为止都没有正式宣战。欧洲学者一向认为中日战争影响不大，他们是以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为二战的开始[24]。然真正全面战争却发生在太平洋的珍珠港，因此如何界定二战的开始便是一个难题。其次是交战国的关系，二战表面上是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对峙，好像壁垒分明，但事实上各个阵营的成员都是同床异梦，各有盘算。德国与日本的情况最明显，两国签订反共同盟时，苏联是共同敌人，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的对苏政策完全无法凑合，结果在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个月后，德国则对苏发动全面攻击。至于中、英、美、苏四同盟国，在战时相互亦有许多纠纷，所以如何把中日战争关联到二战是一个重要命题。

简单来说，二战是欧洲主权国家制度的后遗症。主权国家制度是欧洲国际体系所独有，以主权国作为国际互动之基本单位，各国自守本国权益，亦因此形成多元竞争局面，富国强兵是主权国家竞争的必由之径。由于十九世纪以来各国对峙激烈，终于导至一战爆发。欧洲在战争中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故在战争结束后，英、美、法等国推动集体安全制度以求和平得到保障，然所谓“缺既得利益国家”（have-not）的德、日、意三国则要求与英、美、法等国享受同等权益，这是二战的由来。日本是非西方国家中近代化最成功的国家，自明治维新以来即模仿欧洲诸国制度，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当然其富国强兵政策会因历史阶段之不同，其方式亦有异。例如在一战以前，它是走西方帝国主义发展的道路，无限扩张；到一战以后，便以争取区域利益，建立自给自足之地区霸权为主。亦因为这个缘故，中日双方的冲突便不断扩大。

中日战争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企图改变国际现状。当中日战争初起时，纠纷只限于中日两国，鉴于中日关系的复杂，英美都希望事态早日平息，暂抱静观其变态度，不想介入太深。然随着1938年日本占有地逐步扩大，两国开始抱有戒心，最大的转折点是1938年11月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要创造东亚新秩序，明白挑战1921年华盛顿会议以来之门户开放体制，美国开始采取反击政策，亦为酿成太平洋战争之原因[25]。当然，国际现状不可能永远维持原貌，但改变需要有一个达成共识的改变机制。事实上，在抗战期间，中国亦是当时国际社会中鼓吹变动的倡导者之一，主要目标便是要推翻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架构，但在实践过程中，基本上是希望透过联合国机制来解决。1944年美国准备召开敦巴顿橡园会议，讨论战后集体安全机构的组织。当时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草拟一份《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在第二十一节中提出“和平变更”构想。该节原出于国际联盟会章第十九条：“若国际上有不可行条约或该条约会危及世界和平时，会员可在大会中提出修改。”但王宠惠认为该条款“规定太弱，且缺少具体执行办法”，因此衍生为三条建议：其一为争议国单方面可以提请大会拟订解决方法；其二为大会决议应有出席会员五分之四同意；其三为对不遵守大会决议之国家，理事会得施行制裁[26]。换言之，只要国际组织的绝对多数同意，大会便不用得到争议双方的认可而议决。王宠惠的构想，可以说是对国际组织有过高的期待，但其基本精神是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协商机制以应付变动之国际政治形势。

第三个促使中日战争扩大的因素是意识形态。二战可以说是一个全球的意识形态战争，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观战争。就同盟国之观点看，前文提及苏联用“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概念看待二战，这是一种社会主义世界观，企图用垄断资本家的反扑来解释战争起源。就美国而言，它是用“民主”与“独裁”的对立来界定二战。就中国而言，二战的意义是民族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英国而言，二战是一个重振大英帝国及欧洲文明的机会。除英国以外，同盟国大都能提出一个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上占有优势。至于德、日、意三个轴心国家所追求的多为地区中的本国利益，在思想动员上是落于下风。日本曾试图提出“大东亚战争”的口号，界定二战为一个亚洲民族对抗欧美侵略的战争。大东亚战争是日本近代提倡亚细亚主义的一个延伸，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说服力--假如不以人废言，日本一些亚细亚主义者的思想是值得探讨的；不过它最大的破绽则是日本要解放亚洲国家，但却在亚洲进行最大的侵略战争，实难以自圆其说。

第四个因素是美国与中日战争的关系。美国由“九一八事变”开始，对中国都是采取同情立场，此亦为过去“中美两国特殊关系论”出现的背景，然经过1960年代美国现实主义者重新解读，中美特殊关系论早已烟消云散。其实亚洲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美国理解不深，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特别喜恶立场。在战前，美国对亚洲最根本的政策是门户开放，即美国能自由进出当地市场。美国不会接受一个独霸亚洲国家的出现，其不同意日本之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是理所当然。不过美国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之对日政策是缓慢而坚决的，它逐步回应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行动，但不急于摊牌，企图求取更多可行性政策的空间，这是令到蒋介石不耐烦与担心的地方。虽然如此，美国在原则上仍坚持中国之主权、远东之门户开放。一个较明显的案例是1939年初发生的“天津事件”，日本指责英国在天津租界包庇国民政府暗杀活动，同时默许法币流通，由6月开始日英进行谈判，最后英国屈服，同意日本军队在一定程度下介入天津英租界治安，并命驻天津英军撤退。这种在实力不如人时便采取退却的策略，是典型英式外交。但美国却拒绝退兵，仍留守天津，并在1939年7月26日通知日本废除日美商约，意即警告日本若有进一步行动，即停止供应石油。美国这种拖延手法，一拖便四年，直到1941年，日本终忍不住要攻袭珍珠港了。美国此种后发先至政策，在二战结束后初期，虽被批评为颟顸无效率，但由长期来看，不挑衅政策是取得国内外支持的最佳方法。

三　结论

中日战争有其世界意义，与亚洲战场及欧洲战场有一定之关联性，代表人类走向近代的历程。首先，它是近代欧洲国家体制发展的结果，人类虽经过一战，并未吸取足够教训，仍朝富国强兵路线前进，其中又以日、德、意三国最明显，这是中日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背景；其次，是科技发展迅速，人类对军事手段充满信心，以为船坚炮利便无往而不利，透过外交手段的折衷妥协遭到漠视，最后只能兵戎相见；第三，是各国及各地区发展先后不一，形成对现状不满情绪，因而触发打破现状想法，亦成为建立生存危机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不把中日战争置于二战的世界背景上，便无法理解它发生的真正原因。

上述各种因素，又以意识形态冲突最为危险。透过思想之总体化，每个人都在“我者”及“他者”间划一清楚界线，敌我分明，是战争的最大泉源，如何消弭思想上的冲突是和平的最重要基础。前文提及过王宠惠所拟定之《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其第十二节便提出“道义军缩”概念。所谓“道义军缩”是在各国禁止鼓吹冲突之各种活动，包括：广播、报刊、演讲集会、学校课本、电影及戏曲；同时在学校设立国际和平课程；另各国亦应立法准许本国人民召集反战活动及拒服兵役[27]。“道义军缩”是希望透过思想教育来消除各国以及各地区之对立关系，要全面实施并不容易，但目前各国有许多两次大战的纪念馆，假如能发挥各纪念馆之作用，不只是悼念战争中之伤亡者，而是用在正面思考战争带来之教训，对未来各国如何共处在一个世界中，会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注释

1　Harry D. Harootunian, "The Functions of China in Tokugawa Thought", in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ed. Akira Iriy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9-36.

2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际的契机》（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页40。

3　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近代中日纷争〉，载蒋永敬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92），页13-43；〈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国外交纷争中的古典文化价值〉，载吴志攀、李玉主编：《东亚的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105-46。

4　波多野澄雄：〈日中间の“历史和解”を求めて〉，《櫔木史学》，2009年第23号，页1-10。

5　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　臼井胜美：〈满州事变の性格〉，《军事史学》，2002年第37卷第2/3合并号，页9-22。

7　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东京：吉川弘文馆，1998）。

8　参见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梁敬錞：《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　内田尚孝：《华北事变の研究：塘沽停战协定と华北危机下の日中关系，1932-1935年》（东京：汲古书院，2006）。

10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开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16期，页383-410；曲家源：《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兼与日本有关历史学者商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

11　古屋哲夫：《日中战争》（东京：岩波书店，1985），页124-48。

12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5-34.

13　参见Jonathan G. Utley, Going to War with Japan, 1937-1941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2-73；吉田裕：《アジア．太平洋战争》（东京：岩波书店，2007），页13-14。

14　鹿锡俊：《中国国民政府の对日政策，1931-1933》（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

15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页3137。

16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册（台北：国史馆，2011），页450。

17　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18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册，页566。

19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79.

20　孙武选辑：〈中国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与外交部等来往文电（1937.10-11）〉（一），《民国档案》，2008年第3期，页41，会55号。

21　孙武选辑：〈中国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与外交部等来往文电（1937.10-11）〉（二），《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页10，会76号。

22　庄司润一郎：〈日本における战争呼称に关する问题の一考察〉，《防卫研究所纪要》，2011年第13卷第3号，页43-80。

23　仓泽爱子等编：《岩波讲座　アジア．太平洋战争》（东京：岩波书店，2005）。

24　Alan J. 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 18.

25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7), 68.

26、27　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台北：国史馆，2001），页85-86；78-79。

李朝津　台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 《二十一世纪》2014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