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引
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卷帙浩繁、精深博大的著述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尽管马克思本人因为对孔德的嫌恶而拒绝使用“社会学”这个概念，但他的思想仍为社会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马克思的哪些著作对社会学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呢？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里“坚持认为马克思首先是《资本论》的作者”，他“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找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作为分析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出发点（阿隆，2000：93-94）。不过，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给出了一个与阿隆多少有所不同的回答：他自称阅读马克思的作品“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从那时候开始，我对马克思的钦佩始终不变，每次我要考虑一个新的社会学问题时，几乎都要先重读几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或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列维-斯特劳斯，2009：58）。在马克思所勾画的社会学思想谱系中，《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社会学界一直较为忽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文简称《雾月十八日》）的价值。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列维-斯特劳斯会把《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看作产生社会学和人类学灵感的无尽源泉？
在国内外学界对《雾月十八日》的解读中，常常囿于各自的学科意识。除了哲学家强调该书是辨证唯物史观的卓越运用（Cohen，1978）之外，历史学家声称他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崭新的“事件史”分析范本（怀特，2004）；政治学家发现“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思想是马克思最早在这里阐发的（波朗查斯，1982）；社会学家则在马克思的笔下看到了一幅阶级斗争的生动图景（库诺，2006；科瑟，1990）。但这种解读方式往往固化了现代学科过细分化带来的碎片化问题，并不足以理解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灵感源泉。曾经长期浸润在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中的美国学者休厄尔（W.H.Sewell）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和融合。他提出社会学尤其是历史社会学应该把“时间性”（temporality）的概念引入理论生产，并以“事件性的时间性（eventfultemporality）”为基础倡导“事件社会学（eventful sociology）”的分析路数（休厄尔，2012：76-116）。不过，事件社会学的真正开创者并不是休厄尔或他所说的其他一些美国当代学者，而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留下经典名作《雾月十八日》的马克思。本文就是从事件社会学的角度，将《雾月十八日》中对事件史、阶级斗争的政治和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尝试作一个新的解读。
二、《雾月十八日》的选题与位置
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并着手准备废除共和，复辟帝制。马克思的朋友魏德迈此时正在纽约筹备一份名为《革命》的政治周刊，邀请马克思撰稿评论这一事件。马克思接受邀请后，从12月中旬开始写作《雾月十八日》，到1852年3月下旬最后完稿。当时，《革命》周刊已经停刊，魏德迈遂将《雾月十八日》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单独发行。
从选题来说，《雾月十八日》看起来只是马克思所写的一篇时事政治评论，而非一部政治史或事件史著作。一般来说，一个历史学家或历史社会学家对研究当前发生的政治事件总是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因为研究当下的事件不免会受到政治和人事等因素的纷扰，更重要的是，当下的事件未经时间的沉淀，其前因后果未曾充分展露，其枝蔓交错往往使人眼花缭乱。所以，史家即使本着对“当前史”的强烈兴趣，往往也是从研究更久远的历史事件入手来探其本源。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伟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托克维尔是1848年革命的当事人，1849年曾短期出任过外交部长，1851年2月波拿巴政变后愤而退出政坛。托克维尔在1850年12月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我所思索的只能是当代的问题，”但“我必须为我的思想找到某种坚实而连续的事实基础。只有在书写历史时我才能找到这个基础。”他当时的计划是研究拿破仑称帝的10年历史，通过展示“这个宏伟事业的诞生、发展、衰落到覆灭”，从而“生动地反映前一时代，还有它随后的时代”。在波拿巴政变后，托克维尔于1852年底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旧制度：“我希望去努力理解，当大革命突然爆发时，旧制度的法国究竟是怎样的，人民的状况如何，公共行政的习惯如何”（托克维尔，2010：192、221）。托克维尔1856年完成《旧制度与大革命》后，他想继续着手分析的仍是拿破仑第一的雾月十八日，而非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之前对1848年二月革命的回忆录仅仅具有私人写作性质，生前从来没有出版过（托克维尔，2004，2016）。虽然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同样希望对法国革命史进行整体性的思考，但他却选择了刚刚发生的波拿巴政变为入手点。这对于马克思的历史洞察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说研究历史的一大危险是用后见之明来简化历史，那么，研究当下的主要困难就在于缺乏先见之明，浮在凌乱不堪的现实材料的表面。比如，与《雾月十八日》同时期论述同一问题的有两部名人之作：一部是著名作家雨果所写的《小拿破仑》，另一部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政论家蒲鲁东所写的《从十二月十日政变看社会革命》。前者带着过强的道德谴责色彩，着力把波拿巴写成一个处心积虑的小人；后者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生的结果。尽管这两部著作当时名噪一时，但马克思一语道破其苍白无力之处：当雨果“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而蒲鲁东“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马克思，2009a：466）。马克思本人对波拿巴政变的分析则表现出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绝对超前的预见力。正如恩格斯在1885年该著第三版发行时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马克思对这一事变的“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恩格斯，2009a：468）。也正因为马克思这种异乎寻常的洞察力，使他的这篇时事政治评论经过时间的酿造变成了一部不朽的政治史和事件史经典。
当然，所谓“天才的著作”还只是一种修辞，或者说，仅用“天才”来解释《雾月十八日》的横空出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确定它在马克思“理论总问题”（阿尔都塞，2010：48）中的位置。这种定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个方面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辨证唯物史观的发展过程，另一个方面是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与政治的思考过程。下面我们分别简述之。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使用阿尔都塞（2010：15-16）所谓“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概念，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思想形成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他们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彻底清理了与以往的思想家尤其是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系统地提出了辨证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恩格斯，1956：42-43）
《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既是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又是一种崭新的历史理论。它前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启《资本论》，是从整体上掌握马克思思想历程的枢纽。不过，《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只是勾勒了这种崭新史观的轮廓。这种著作“有很强的一般性、探索性和概括性”，其“层次结构是十分明确的，论断是斩钉截铁的，说明是简短的，所下的定义也是十分简练的”（巴里巴尔，2001：244）。它还有待在具体而复杂的历史研究中去考察和检验。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雾月十八日》的位置。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第一次尝试用他约在六年前提出来的辨证唯物史观来完整地解剖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局势、意识形态、经济因素在这个事件中编织成了一幅鲜活的、多变的、交错的图景，它既是辨证唯物史观的一种应用和检验，更是一种丰富和深化。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社会研究方法论的体现（渠敬东，2015）。
马克思1844年曾这样评述欧洲三国的无产阶级：“必须承认，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马克思，2002：390-391）。由此可见，法国与政治的亲合性，就如德国与理论的亲合性，英国与经济的亲合性一般，是马克思研究欧洲社会的切入点。马克思把1789年法国大革命视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形式的诞生，年轻时曾计划写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并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作了大量的阅读准备（鲁缅采娃，2014：383-399）。虽然这部著作最后未能落笔，但他后来写出了三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政治史杰作：即1850年完成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下文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1852年完成的《雾月十八日》和1871年完成的《法兰西内战》。正如法国革命史专家傅勒（2016：80、105）所说的，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反复重演的历史编撰学中既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发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因此，贯穿在这三部法国政治史著作中的同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一个如此之早地形成的、但却如此不能掌控其政治历史的市民社会？”不过，我们还需要对马克思的这三部著作略加辨析。《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重心在两个“六月事件”：1848年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及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六月失败。而《雾月十八日》的分析重心在两个“十二月十日”：1848年12月20日波拿巴当选总统及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发动政变。由于《法兰西阶级斗争》完成于1850年11月，整个政治形势还处在急剧的变化过程中，该书更像是一个精彩的局部特写。而《雾月十八日》完成于波拿巴政变后，各方斗争局势已定，波拿巴复辟称帝指日可待，所以，该书是对1848年到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及国家政权史的全景透视，其分析的全面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胜过前一著作。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基础，才使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显得更为从容和透彻。与此同时，《雾月十八日》的洞察力又一直延伸、贯通在《法兰西内战》中。由于《法兰西内战》的分析重心放在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而非各个阶级的斗争史，加上该文献的性质是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的宣言，因此追求更加明晰而非复杂的风格，战斗性强于学理性。学界公认《雾月十八日》在马克思对法国政治史的分析中是学术价值最高的（傅勒，2016：88；白云真，2013：87-99）。
三、《雾月十八日》的事件社会学：结构、局势与行动者
在马克思写作《雾月十八日》的时期，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传统实证史学的思路，主要着眼于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梳理，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和《执政府和帝国史》、米什莱的《法国革命史》及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都是其典型代表。另一种是托克维尔这位“打着数不清的社会学印记”的史家当时正在酝酿中的思路，他关注的是长时段的运动而非那些“革命日”，因此他完全切断了叙事的连续性，采用“从假设到文献资料，又从文献资料到一般观念”的方式来寻求对法国革命的结构性解释（勒费弗尔，2014：59；莱因哈特，2014：77-78、85）。而《雾月十八日》与这两种思路都有所不同，马克思开创的是事件史与结构史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范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事件社会学”。这种事件社会学的要义体现在马克思为1869年版的《雾月十八日》所作序言的一句话中：
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2009a：466）
这句话指出了事件社会学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结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阶级作为一种结构力量起着长期的、根本的作用，对法国革命政治的演进和政党的斗争发挥着最终的决定性影响。在他和恩格斯看来，“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恩格斯，2009b：9）。当然，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是马克思发明的，甚至用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待法国大革命和法国政治，也不是始于马克思。早在基佐写作《法国文明史》和米涅写作《法国革命史》时，就已开始采用阶级斗争的视角。但是，以往用阶级斗争的视角对历史的分析都未能抓住阶级斗争“辨证的运动”及其走向。正如马克思在致魏德迈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说的：“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2009d：106）。也就是说，只有马克思才最深刻地把握到了阶级斗争存在的历史条件及其演化方向。具体到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所发现的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2009：32）。再进一步，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又自有其特点：“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恩格斯，2009a：468）。因此，阶级的结构性与历史性是紧密相连的，必须将阶级的终极性力量放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
第二个要素是局势（conjuncture）。在《雾月十八日》中，国家、政党、阶级、经济、社会、观念诸因素在近几十年里交汇成一种局势，对法国当下的政治走向起着阶段性、条件性的作用。在这里，阶级不再是惟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因素。正如恩格斯（2009d：600）所指出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显然，局势所造就的政治舞台的前台活跃着的是国家、政党、议会、宪法和军队，阶级则成为隐身在后台的决定性力量。“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舞台的空间具有一种明确的功能：正是在这块地方我们能够发现以下两者之间一系列关系错位，即在阶级的政治利益和实践之间，以及阶级的政党代表制和政党本身之间的错位”（波朗查斯，1982：275）。只有像马克思这样敏锐的人才能一眼洞穿阶级的终极力量。然而，这种洞穿并不能替代具体的历史分析，阶级的最终力量也必须要通过对各种交织在一起的力量一一加以澄清辨析才能显现出来。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波拿巴之所以能在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中成为一匹“黑马”，当选为总统，最关键的支持力量是小农。所以，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称：“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马克思，2009b：116）。但马克思当时只是对小农作了一个素描，而没有进行更细致的历史分析。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将最后一章的主要篇幅都用来分析小农。在这种分析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小农阶级属性的精彩分析，但他对小农所谓“拿破仑观念”的生成及其表现形式的全方位剖析也让我们看到了远为复杂的图景。比如，小农“对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的追求，及其引发的“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马克思，2009a：570-571），这实际上已带入了中央集权制在法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民情基础问题。而这正是托克维尔（1996）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展开的主题，只不过他将这个根源从拿破仑时代进一步上溯到旧制度。总的说来，与结构相比，马克思所分析的局势，在社会力量上更加多元，在时间进程上更为短促（“结构”的时间概念往往在百年以上，而“局势”的时间概念一般在几十年之间）。
第三个要素是行动者。行动者在《雾月十八日》中构成历史转折的关键要素。这里所说的行动者不是穿着一律的阶级制服、蒙着模糊的阶级面纱的阶级成员，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个性、有心机、行动充满紧迫性和偶发性的人。这种行动者远不止波拿巴，而是包含了1848-1851年法国政坛几乎所有重要的当事者，比如卡芬雅克、赖德律-洛兰、巴罗、富尔德、巴罗什、尚加尔涅等等。由于马克思在分析中纳入了这些具体的行动者，因此也就带入了偶变性（contingency）、不连续性、不确定性的因素。这是他的分析与托克维尔这样的结构史分析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傅勒，2005：193-234）。《雾月十八日》开篇有句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2009a：470-471）。我们以前在解读时常常过于强调后半句，而忽略了前半句：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类似波拿巴这样蚂蚁变狮子、尚加尔涅这样“有英雄而无功绩”、赖德律-洛兰这样“有热情而无真理”的戏法在政治舞台上不断地即时上演。阶级斗争当然还是具有最后决定性的力量，但由于行动者的复杂作用，使历史显现出了多重的因果性（休厄尔，2012：93-95）。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结构、局势和行动者从表面上看似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2008：27-60）后来所谓的历史三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但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结构、局势和行动者都折叠在同一时段的事件中。布罗代尔用结构淹没了事件的重要性，把事件仅仅当作结构的“泡沫”；而在马克思那里，既是结构和局势形塑了事件，同时又是事件再生产了结构和局势。结构、局势和行动者的同时着力，使事件波谲云诡，充满了种种悖论，社会学的一对基本概念——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张力也就深隐其间。尤其是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采用的是一种类似“戏剧表演”的写作风格，“舞台上的服装”、“台上”和“台下”、“布景”、“面具”、“序幕”、“化装舞会”等“那些从舞台上，从普通娱乐以及从文学模拟中所摘来的譬喻，起了把这部作品内容统一起来的主导作用”，波拿巴及其同伙与对手就像一群“不称职的演员在模仿演一出好戏”（柏拉威尔，1980：239）。这种具有强烈的讽刺喜剧效果的写作风格将事件史的张力更充分地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由于《法兰西阶级斗争》对二月时期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已有较详尽的分析，加上这两个时期波拿巴尚处在蛰伏期，所以，《雾月十八日》浓墨重彩分析的是立法国民议会时期。关于这个时期的悖论，马克思在第三章第四段用了几乎长达一页篇幅的一句话作了全面而透彻的总结：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首要条件是分离；斗争的首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的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时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由于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而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体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一片灰暗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马克思，2009a：495-496）
那些仅仅从结构眼光来解读历史的读者常常不耐烦被这一大串悖论的历史细节所缠绕，或者仅仅把这当作马克思酣畅淋漓的修辞术的展现。然而，正是对这些悖论的细致解读，对这页灰暗的历史的认真辨析，是走向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件社会学的通道，是克服那种粗暴的线性的阶级决定论的关键。
四、《雾月十八日》的明线：阶级的下行图
在事件社会学的分析中，既然结构、局势和行动者都作用于历史事件，因此，时间自然构成《雾月十八日》的一个基本线索。全书从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雾月政变，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逐渐展开，体现出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史家对时间的敏感性。然而，马克思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他对结构性思考的追寻使他同时又赋予了《雾月十八日》一明一暗的两条理论线索，从而对事件史进行了再现。事件史和结构史的精妙结合，正是马克思的事件社会学的基本特征（Abrams，1989：50）。以下两节即分别来分析这两条理论线索。
《雾月十八日》在第六章最后部分对全书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分期。如果说在大的三个历史分期中体现的是历史事件本身的线索，即从二月时期到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再到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那么，在每个大时期内小的历史分期则体现出理论与时间结合在一起的线索。这个理论线索是什么呢？马克思在第三章第三段作了明确的说明：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马克思，2009a：494-495）
按照阶级的革命性来说，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秩序党、波拿巴收买和控制的武装力量是逐次下降的。而法国1848-1851年的政治正是沿着阶级的革命性逐渐倒退的路线行进的。阶级的下行图就构成了《雾月十八日》的理论明线。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该书清晰的文本结构。第一章除导言外，研究了各个阶级暂时联合、呈现出“普遍友爱的骗局”的二月时期以及无产阶级遭遇其他阶级联合的排挤和镇压的六月事变（1848年2月24日-6月25日）。第二章研究了六月事变以后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制宪国民议会统治和瓦解的历史（1848年6月25日-1849年5月28日）。第三章研究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的历史（1849年5月28日-6月13日）。第四章研究了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废除普选权、失去议会制内阁的历史（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第五章研究了秩序党失去军队控制权和行政权的历史（1850年5月31日-1851年4月11日）。第六章研究了秩序党的分裂，议会外资产阶级与议会内资产阶级的决裂，议会与行政权的公开决裂、波拿巴政变成功的历史（1851年4月11日-12月2日）。第七章是理论总结。限于篇幅，本文不对这个阶级下行图逐一剖析，而是抓住若干关键的分析环节来展开论述。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阶级下行图的分析中把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和细致的经验观察力紧密结合在一起。《雾月十八日》一开篇就评述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任务，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2009a：470）。全书在把波拿巴政变史当作笑剧去分析时，是同时与法国大革命史的悲剧对勘的。因此，阶级的下行图也是与法国大革命中一个党派推动着另一个更先进的党派前行的上行图相对照的。历史的这种开倒车行径反映了历史前行的曲折性，而这种曲折性又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局势和形形色色的行动者造成的。虽然它并不能改变阶级结构所决定的长期趋势，但马克思以一种耐心的、细致的态度去研究具体历史的各种细节、插曲和偶然性，去辨识具体历史的各种震荡、起伏以及那些并不踏实的胜利和难以吞咽的失败（参见福柯，2001：119-121）。也正因为秉持着这种态度，马克思并没有把他对这一时期阶级下行的理论洞察当作一个机械的图式去肢解复杂的现实。
比如，我们在阶级下行图中可以看到两个阶级位置的特殊性。一个阶级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按照革命性来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强于资产阶级共和派，因此，如果比照下行图，前者的失败似乎应该先于后者。但马克思注意到，民主派不仅在共和派已罹难的立法国民议会中还能成为第一大反对党（即新山岳党，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占200多个），而且在1849年6月13日惨遭失败后又能在1850年3月10日的议会补选中卷土重来。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都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在他看来，民主派在实行议会普选制的前提上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一般认为民主派多为小店主、小商人、小手工作坊主之类的人。但马克思敏锐地指出：“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马克思，2009a：501）。也就是说，只要谋求缓和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样的人群在当时的法国尤其是巴黎是为数众多的。尤其是“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者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因此，民主派的生命力不仅来自他们的数量，而且基于他们作为中间阶级的游移性格。他们是“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具有“半保守、半革命”特质（马克思，2009b：136），这使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共和派与秩序党的对抗中时常可以左右逢源。“虽然六月十三日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腾出了位置”。但马克思也对民主派的这种怯懦、动摇、虚夸、平庸的性格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称他们“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将他们视为“有热情而无真理”的典型（马克思，2009a：495-496、505）。尽管民主派在议会政治中似乎有着比共和派更顽强的生命力，但他们仍然在以下两种含义上符合马克思关于阶级下行的洞察。一是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曾与共和派联手镇压了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民主派遭到了共和派无情的抛弃。“资产阶级共和派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民主主义共和派作为同盟者已被轻蔑地抛弃，堕落成了三色旗派的仆从”；“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制宪议会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支持票；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制宪议会甚至连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如出一辙了”。二是1850年3月10日补选后的民主派的革命地位已下降了，“曾被国民议会赶走的山岳党回到了国民议会，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司号兵了”（马克思，2009b：106-107、168）。
另一个位置特殊的是小农阶级。马克思在勾勒阶级下行图时根本没有提及小农。而且，1848年12月10日的大选与1851年12月10日的政变都与小农有关：前者是所谓“农民起义的日子”，后者靠的是军队，而当时“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马克思，2009b：116；2009a：572）。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似，小农也是中间阶级。但小农与民主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阶级。
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2009a：566-567）
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们在马克思所勾勒的以议会和行政权为舞台的阶级下行图中没有独立的位置。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小农并没有被固定的某个阶级所代表。因为小农具有两面性，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相反，是愚蠢地固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马克思，2009a：567-568）
由于《雾月十八日》的重心是解剖波拿巴的政变，所以，马克思在书中着力对小农保守的一面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而在提及小农革命的一面时则语焉不详。比如，以往许多人反复征引《雾月十八日》的一句话作为马克思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然而，这些征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在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1869年版的《雾月十八日》已经被删除了（马克思，2009a：573；何丽野，2008：143-151）。本文不讨论马克思全部论著中关于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的思想，只是要指出《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两面性分析的重心所在。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雾月十八日》中派系分析与阶级分析的关系。在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分析中，派系分析一直是影响巨大的分析范式。《雾月十八日》中议会各派系、各政党的光谱一般是与其阶级的光谱对应的：新山岳党或民主派对应的是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或《国民报》派对应的是（中等）资产阶级；秩序党或保皇派中的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分别对应的是大土地所有者以及金融贵族、大工业资本家。（波拿巴派的阶级属性比较特殊，我们放在下节分析。）马克思在行文中常常将派系与阶级并称，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等。不过，派系分析与阶级分析仍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前者更重视的是行动者在政治舞台上的姿态和行动，而后者更重视的是由行动者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阶级属性。派系分析时常受困于看似清晰的政治标杆和变幻莫测的政治行为，而在阶级分析的透视镜下，派系的实质就无所遁形。比如，在世界各国从旧制度走向大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常常看见革命派、立宪派和保皇派这样的三分法。而在1848-1851年的法国，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光怪陆离的图景：立宪派居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反倒承认自己拥护立宪，而保皇派却支持他们实际所憎恨的共和国。如果用阶级分析的视角，这些悖论都可以迎刃而解。
首先，立宪派这里主要是指共和派，因为他们是真正迷恋共和政体的所谓“纯粹的共和派”，但在马克思眼中，他们却有着十足的虚伪嘴脸。当初他们把持制宪国民议会制订宪法时，“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因为他们一心以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卡芬雅克在1848年12月大选中肯定能当选总统。而他们在1851年的修宪风波中无条件地反对对宪法的任何修改，只是因为想要及时终结波拿巴的统治。但他们当初制订的宪法就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怪胎，宪法赋予了总统实际的权力来对抗议会，结果，“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马克思，2009a：484、546）。共和派若要反对解散议会，就是图谋反对宪法。
其次，革命派这里指的是民主派。如前所述，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动摇性和怯懦性——他们在1850年5月议会废除普选权的关键时刻却“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就是这种性格最好的写照。“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而他们在5月8日以后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马克思，2009a：518-519）。马克思寥寥几笔就将民主派虚妄的激情、畏怯的本性勾勒出来了。
最后，《雾月十八日》特别精彩的一笔是马克思对保皇党即秩序党鞭辟入里的剖析：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埃姆斯，在克莱尔蒙特，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历史剧演出时，在扮演一个议会大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联合起来，从而把本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本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马克思，2009a：499）
对保皇党来说，帝制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也可以抛弃的招牌，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对王冠的梦想远不如他们对钱袋的追求来得重要。在这一点上，奥尔良派与正统派没有任何差别。而这两派也只有在共和的招牌下才能联合在一起。因此，在波拿巴图谋复辟帝制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可以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来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总的说来，阶级分析作为一种实质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穿越派系政治的迷障，翻开政治乱相背后的底牌。
也应该承认，由于受限于《雾月十八日》的主题以及研究材料的缺失，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研究不像对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研究那样细致、清晰，结构性分析和事件性分析结合得那么紧凑。比如，在临时政府1848年6月镇压工人起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似乎令人费解的现象：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的对立。当时临时政府从工人中组织了别动队来对付同样由工人组成的国家工场。马克思的解释是组成别动队的是流氓无产阶级，“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而“国家工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马克思，2009b：95-97）。尽管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的解剖是犀利的，但具体就别动队的构成是否真是流氓无产阶级成分而言，史料的支撑是不足的。这很可能是马克思写作的年代所难以避免的。美国学者特劳戈特1985年对此作了专门研究，用大量数据说明了六月起义时别动队和国家工场其实具有相同的职业构成。他解释别动队和国家工场之所以采取了对立的政治立场和行动，是因为他们1848年2月到6月期间在集体经验上的差别。由于有团结的军官团队、军营与一般民众隔离开来，以及对军营生活中各种不满进行了迅速的处置，原本无组织无纪律的别动队变成了镇压革命的军事组织。而国家工场没有全然与民众分隔开来，在处置内部不满上又不如别动队，尤其是主要指挥官在6月初突然被清洗，这些因素使原本中立的国家工场转化成了革命派。不过，特劳戈特的事件社会学并不是对阶级分析的颠覆，而是一种拓展和补充，他所强调的是行动者以阶级为基础的任何倾向都受限于一系列带有偶变性的组织性力量（Traugott，1985：83-184）。如果说阶级分析的功能类似于望远镜，事件分析、组织分析和派系分析的功能类似于显微镜，那么，对事件社会学来说，望远镜和显微镜都是不可或缺的。
五、《雾月十八日》的暗线：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呈现
《雾月十八日》除了理论明线外，还存在一条理论暗线。这条暗线是在书中最后一章中点出来的：“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马克思，2009a：565）。这也就是波朗查斯（1982：285）所谓的国家相对自主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构成《雾月十八日》的理论暗线？这条暗线与阶级分析的明线又是什么关系？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相对市民社会的“完全独立”？马克思为什么在“完全独立”前面又要加上“似乎”这个限定呢？
如前所述，行动者构成了事件社会学的基本要素。有些行动者身上打着比较鲜明的阶级烙印，有些行动者的阶级身份则比较模糊。而《雾月十八日》将波拿巴这样一个阶级身份复杂、政治立场多变、行动异常狡诈的政治投机家作为重点分析的行动者，恰恰与较为明晰的阶级下行图构成了复杂的张力。如果说阶级下行图的明线让我们更多看到结构和局势在事件中的作用，那么，在国家相对自主性这条暗线里，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作为行动者的波拿巴在事件中的作用。这两条线索的交织，揭示出在具体历史事件中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必然性与偶变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我们可以按照这条暗线来重新理解《雾月十八日》的文本结构。第一章除导言外，是对波拿巴登场前的历史事件分析。第二章分析的是波拿巴的登场以及初登场后联合秩序党对共和派的排挤。第三章分析的是波拿巴联合秩序党对民主派的打压。第四章分析的是波拿巴对内阁的控制及秩序党对普选的废除。第五章分析的是波拿巴在与秩序党的较量中夺走了军队，稳定了行政权的控制。第六章分析的是秩序党在修改宪法中分裂，议会内外的资产阶级决裂，以及波拿巴与议会的决裂。第七章是结论。
在这条暗线中的主角显然是波拿巴。但波拿巴在其中的角色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三个：第一个角色是作为小农“拿破仑观念”化身的波拿巴，在他身上打着浓厚的历史烙印和意识形态痕迹；第二个角色是作为政治冒险家和机会主义者的波拿巴，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出“海盗的固执的意志”；第三个角色是作为流氓无产阶级首领的波拿巴，他建立了“十二月十日会”这个派系，掌握了军队，代表着“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尤其是落后的小农（马克思，2009a：496、523、567-573）。从1848年12月10日到1851年12月10日，这两个12月10日发生的历史事件虽然从结果看都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呈现，即资产阶级的落败、波拿巴的得势，但背后的逻辑却判然有别：不仅波拿巴在其中的角色不同，而且与波拿巴角色掺合作用的其他因素也大相径庭。
在第一个12月10日，波拿巴意外当选第二共和国总统。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普选制的前提下，农民的“拿破仑观念”使得第一个波拿巴角色充分发挥了作用。小农对波拿巴的支持，正如埃尔斯特（2016：401）指出的，“并非来自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来自其想象的利益——一种在50多年前就被接受但后来被忘却了的拿破仑的理念。这种权力基础尽管不是经济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但仍然是稳固的”。除此之外，选举政治将其他阶级的各种情绪和私念暴露出来：“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马克思，2009a：488-489）。显然，选举结果既受到肯定未来的赞成票影响，又受到否定和惩罚过去的反对票影响（萨托利，2009：124）。如果说小农在选举中表达的是他们的第一偏好的话，那么其他阶级表达的就是他们的最低偏好或最不反感的偏好。
而在第二个12月10日，波拿巴成功发动政变，其中起作用的因素要复杂得多。首先，这是由于波拿巴的第二个角色作用的结果。波拿巴家世显赫却命运多舛，自小随母流亡，成年后多次参与军事冒险，屡战屡败（吉拉尔，1999）。长期的流浪、冒险、囚禁、越狱生活使“这个冒险家长出非常发达的触角”，他既善于见风使舵，把握进退的时机，又没有虚伪道德的顾忌和负担，有时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胁”，有时又可以“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有时则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用各种下流手段进行斗争”——这些使他在政治上比那些“假英雄”和所谓“真圣者”的资产阶级更胜一筹（马克思，2009a：495、516-517、521、531；雨果，1998）。
其次，这是法国政治的特性所致。从法国历史来说，如前所述，中央集权制有深远的传统。即使是建立了共和体制，中央集权的影响也未曾消弭。
显然，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极端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而现实的社会机体却极无独立性、极不固定……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抗拒的权力。（马克思，2009a：511-512）
马克思“既将法国大革命分析为由君主制开始的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终结，又分析为由拿破仑的事业所加冕的现代国家的真正创造”，由此“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于社会的寄生物，所以争夺对现代国家的控制权的斗争也就更加没完没了”（傅勒，2016：107）。也就是说，法国政治的特性使行政权的控制和争夺成为国家统治的焦点。波拿巴的总统职位，尤其是1849年宪法所赋予他的广泛的权力，加上第二个波拿巴角色的上下其手，使他在这种争夺中占尽了先机，而议会资产阶级则被这种缠斗拖得气息奄奄。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集权在法国政治的一个表现形式是，首都巴黎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了整个国家的精华。用托克维尔（1996：111-112）的话来说，“投石党运动时期，巴黎还只是法国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因此，只要集中力量控制好巴黎，就能控制住法国全国的局面。我们稍后就可以看到第三个波拿巴角色是如何来控制巴黎的。
再次，这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实现机制发生转换所致。一般地说，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与政治统治紧密相联。但在当时的法国却出现了特殊的局势：阶级的下行，历史的倒退，革命的沦丧；秩序党在排挤了民主派、共和派的统治后，在波拿巴的步步紧逼下显得畏缩无能。“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马克思，2009a：495）。更为重要的是，秩序党在谋求帝制的过程中必然走向分裂。因为“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类的资产者都消融为一般的资产者，消融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而复辟图谋使“先前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无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马克思，2009a：542、54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资产阶级代表性（representation）的转移（波朗查斯，1982：78-79、269-270；柄谷行人，2011：3-25），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在政治权力上的“退让”（abdication）（埃尔斯特，2016：396-406）：议会外的大资产阶级为了其经济利益，抛弃了秩序党，转而支持波拿巴。“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对秩序党那些所谓的代表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对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争吵不休感到烦恼”；“当波拿巴巡游外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肆无忌惮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而“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总之，议会外的资产阶级“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他们“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马克思，2009a：547-550）。
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对波拿巴的分析并不限于法国政治的特殊性所造就的“波拿巴现象”，而是由此进一步拓展到了在资产阶级世界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波拿巴主义”。像波拿巴这种号称“代表一切阶级”而攫取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权的反常状况其实并不反常。他在《法兰西内战》中甚至提出：“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马克思，2009c：153）。恩格斯也对此作了深刻的剖析：
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没有一种像英国这样的寡头统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与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去承认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恩格斯，2009c：237）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攫取了政治统治权却又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这就是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的波拿巴主义。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在“国家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的说法前面加上“似乎”这个限定语。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这种自主性只是相对的，是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一种转变：从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马克思，2009a：516）。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是由于它们拥有它们自己与阶级权力不同的权力，而是由于它们与结构的关系”，因此，这只是国家的形式权力与实际权力、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的区别（波朗查斯，1982：120-121）。“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马克思，2009a：516）的手法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的统治性质。
最后，这也是波拿巴的第三个角色作用的结果。波拿巴利用资产阶级的矛盾使国民自卫军陷入了瘫痪，又依靠流氓无产阶级建立了十二月十日会，并依靠流氓手段收买和掌握了军队，这是政变得以发生的最直接因素。当时巴黎有两支武装力量，国民自卫军和巴黎卫戍部队。国民自卫军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城市民兵组织，是资产阶级手中强有力的军事工具。1830年后重建的国民自卫军更是扮演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角色，“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马克思，2009a：507）。而波拿巴就任总统后，违背宪法的规定，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都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国民自卫军的地位。而后，在资产阶级激烈的内斗中，尤其是1849年6月13日事变后，国民自卫军中革命的成分逐渐被保守的成分所清洗，资产阶级就此毁坏了自己对抗波拿巴政变部队的最后一个武器。波拿巴后来发动政变时仅派出一个上校，就稳住了已陷入瘫痪的国民自卫军（孙娴，1995：224）。另一方面，波拿巴则把1849年成立的十二月十日会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军队。十二月十日会“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马克思，2009a：522-523）。这是波拿巴作为流氓无产阶级首领建立的自己的党派战斗力量，其性质就如同巴黎无产阶级曾建立的国家工场、资产阶级共和派曾建立的别动队一样。马克思特别强调，十二月十日会是真正属于波拿巴的独创物，在他众多的角色中，他“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2009a：574）。当然，他要发动政变，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正规军尤其是巴黎卫戍部队。为此，波拿巴采取了环环相扣的行动步骤。首先，从1850年下半年开始就对全国的军队尤其是巴黎卫戍部队频频巡视，用金钱收买军官，用雪茄、香肠和香槟酒招待士兵，尤其是重点拉拢远驻非洲的军官。其次，1851年1月罢免了尚加尔涅的军职。秩序党虽然对波拿巴此举进行了有气无力的抗争，但这些“假英雄”与波拿巴这个“不信神”的流氓的遭遇，其结果最后只有苍白的服从。曾经放言“如果议会主席给我一道逮捕总统的命令，我将送他到万森监狱”的尚加尔涅，在接到波拿巴的撤职命令时，只对传令者说了一句：“您的总统以独特的方式来感谢我的服务”（吉拉尔，1999：104）。再次，波拿巴先后将他最核心的政变成员安排在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巴黎卫戍部队第一师指挥官和巴黎警察总监等掌握军警力量的要害位置上，用从法兰西银行窃取的2500万法郎重金收买参与政变的军队，仅收买巴黎卫戍部队第一师指挥官马尼昂就花去了100万法郎。最后，波拿巴在1851年10月对巴黎卫戍部队的成分进行了清洗，将原驻守巴黎的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4个步兵团和2个骑兵团调离巴黎，将很少受巴黎共和主义氛围影响的驻非洲军队调来补充，为政变作好了最后的准备（孙娴，1995：222-224）。
《雾月十八日》在展示秩序党人肩靠的武装力量是如何变成指向他们自己的刺刀的过程中，也揭示了波拿巴第三个角色的性质：流氓无产阶级对军队的改造和掌控。在拿破仑时代，军队曾经是小农的光荣，是“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而在波拿巴手上，“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马克思，2009a：572）。波拿巴要使国家变成相对自主的统治机构，首先就要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而变成他手中的统治利器。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的《御用军人的统治》一文中所指出的：
虽然在以往各个时期，与法国社会的独特发展相应而起的统治阶级，都依靠军队作为它反对敌手的ultimaratio（中文编译者注：最后论据，极端手段），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社会的一定阶级的利益。在第二帝国时期，军队本身的利益要占统治地位。军队不必再去维持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的统治。军队要维持它自己对全体法国人民的统治，即维持它自己的王朝。（马克思，1962：429）
就是这些因素的交错作用，最终完成了波拿巴的变形：从蚂蚁变狮子，从可笑之辈到流氓英雄。“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马克思，2009c：153）由此登场。在这个帝国中，波拿巴自命是中间阶级的代表人物，但他又不断造成中间阶级的物质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他自命为农民的代表人物，但他又以其流氓无产阶级的行径侵害农民；他号称是所有阶级的代表，但实际上只是“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马克思，2009a：575）。当法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尖锐到相当程度时，波拿巴又用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其统治。尽管欧洲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使波拿巴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足足表演了18年之久，但无论是龌龊的政治手腕，还是一时的经济繁盛，或是对外的大国炫武，“这个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的腐朽性以及在它统治下兴旺发达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状态”，终究不免“被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揭穿”（马克思，2009c：575）。《雾月十八日》的结尾那句画龙点睛之笔既作出了拿破仑的铜像势必随波拿巴的称帝而从旺多姆圆柱顶倒塌的历史预言，又为近20年后《法兰西内战》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六、小结
尽管《雾月十八日》初版发行不畅、影响有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委会，1992），但它就如一坛老酒，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久远，就越是芳香醇厚。到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乃至文学领域公认的经典之作。对社会学来说，《雾月十八日》将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张力、阶级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通过事件史抽丝剥茧般的剖析充分地展现出来，为我们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社会学的想象力”。休厄尔（2012：102）提出，事件社会学既要考察事件在过去是如何被制度和再生产的结构所利用的，又要考察局势和策略性行动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引发了事件转型的。而这样的理论追求早在《雾月十八日》中就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范例。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序言》等诸多马克思经典著作都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雾月十八日》与《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这三部法国事件史论著尤其是《雾月十八日》，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还是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法国的历史传统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因为《雾月十八日》曾在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书中那些类如“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马克思，2009a：476）的质问，曾让无数人耿耿难眠；而那些类如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一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2009a：566）的转喻（metonymy）（怀特，2004：382），又曾让多少人豁然开朗。正如雷蒙·阿隆（2000：379）将韦伯称为“我们的同时代人”一样，马克思也理所当然地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令人遗憾地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已经很少研究马克思（参见谢立中，2016）。而今，在“社会学的历史转向”渐成气候之时，在社会学呼唤着“返回历史视野”、“把革命带回来”的时候（肖瑛，2016；渠敬东，2015；应星，2016），我们来重温和细品《雾月十八日》会有一种别样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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