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离不开如何处理与西方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关系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开西方的相关学术体系，而是需要对其加以借鉴并为我所用，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不过，我们需要对西方的话语体系或者学术体系进行更细致的辨析，看哪些理论对我们来说更具有启发性或亲和性，哪些理论在我们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中可能会造成误导。我们现在都重视交叉学科的建设，其中有一个交叉研究的方向，即比较历史分析，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中都有比较深远的影响。我就以此为例，辨析西方理论对我们的启发之处。
比较历史分析源自经典社会理论
“比较历史分析”这个概念1979年正式提出，但它的基本分析思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流行起来，尤其是1966年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出版以后。今天我们的政治学、社会学谈到比较分析传统，一般都是从摩尔开始追溯。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真正的渊源并不出自有这个名称的年代，就像“社会学”这个概念虽然来自孔德，但是今天社会学界认为，在出现这个名称之前，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就对社会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较历史分析真正的渊源其实在经典社会理论诞生的时期。大体来说，对比较历史分析构成特别重要影响的大致有五个源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亚当·斯密。这五个源头作为欧洲经典社会理论的源头，给我们展开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分析空间。西方所谓自由和秩序、激情和利益、利益和理念的张力，以及在研究方法上实证和理解的张力，都与这几个源头有关系。甚至后来的学科分化，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学科划分，以及社会理论中英、法、德等国不同的理论传统，其实都与这五个渊源有很重要的关系。因此，要理解比较历史问题，就要看到经典社会理论赋予它的力量。
韦伯在1920年去世，标志着西方社会科学的重心开始从欧洲转向美国。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有很深的影响，同时也使比较历史分析产生了一个方向性的变化。
美国社会科学强调经验实证
美国社会科学的基本特点既与它特定的自然、历史，包括地理环境有关，也与美国独特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关，还与二战以后美国经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崛起有关。美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以及它在二战后霸权地位的获得，决定了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中什么是最紧迫的问题，什么是处理这些问题最恰当的方式。简单地说，美国社会科学的特点是强调经验实证，强调通过恰当的方法对不稳定的因素进行控制性研究，尤其强调方法控制。有人把美国整个社会科学称为工具实证主义，这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整体特征。这个特征对后来的比较历史分析产生了三个特别重要的方向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所谓中层理论的兴起。从欧洲理论到美国中层理论之间有一个阶段，大概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所谓“宏大理论”兴起的时期。60年代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开始受到批评。但是，同样属于功能主义阵营的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层理论”。他认为社会学应该谦虚一点，应该在所谓宏大理论和微观的工作假设之间搭建中层理论，进行机制性的分析，研究那些可以被观察、被操作的因果关系。至于说能不能出现社会学界的牛顿或爱因斯坦，是需要做无数的中层理论，有很多年的积累，才可能出现的。在默顿看来，马克思或韦伯、涂尔干这样的经典作家虽然重要，但是他们的思想并不符合中层理论的标准，很难进行操作性的应用研究。默顿的中层理论概念提出之后，对美国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美国学者开始用中层理论的方式去处理经典理论。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强调对经典文本完整、系统、深入的解读，而是强调功能性、实用性、操作性的使用。比如说比较历史分析的开创者摩尔被认为受到马克思影响。但是，如果仔细读摩尔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就会发现那是非常粗糙、肤浅、碎片化的。而他的学生斯考克波无论对韦伯、马克思，还是托克维尔的解读都是非常随意、功能性的。因此，我认为中层理论出现后，对比较历史分析造成的第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经典理论的重要性丧失了。
第二个影响是在美国有一段时间社会科学几乎完全不处理历史问题。20世纪60年代比较历史分析出来后，社会科学开始处理历史问题，这是比较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它对历史的理解，就可以发现其中许多解读都是很有问题的。比方说，他们把“现代化”这个概念当作一个价值预设，成为研究不加质疑的前提，这和韦伯当年对现代性的复杂的态度完全不同。一方面，韦伯对资本主义兴起作了深刻分析，另一方面，他又对所谓“专家没有灵魂”的铁笼时代表达了深层的忧虑。而后一面向在摩尔、斯考克波的分析中是完全看不到的。此外，摩尔、斯考克波往往强调结构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伦理因素的作用。我们如果看马克思、托克维尔、孟德斯鸠的论述，根本就没有所谓结构与文化等这样的机械划分，它们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交融在一起的。另外，美国的比较历史分析对时间和事件也是非常不敏感的，从他们对历史的分析和对史料的处理来看，他们对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是高度隔膜的，基本上只能靠二手材料来做研究。更有甚者，他们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是肤浅的，缺乏耐心去面对历史复杂性的问题。
第三个影响是“方法主义”的崛起。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比较历史越来越强调方法，越来越强调对历史因果机制的精细化探求。比方说，在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上的反复纠缠，在实现更精细化的机制分析上的探究。
学术源流引发启示
当然，我不是要完全否定比较历史分析的学术贡献，而是强调，一旦我们远离了对经典的完整理解和精深读解，一旦我们抛弃了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研究方法的推进上，就是在舍本逐末。我辨析比较历史分析的渊源和流变，是以此为例来谈对建构中国学术体系的启发。
这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重返经典理论，对西方的经典需要进行认真、完整、系统的解读；第二，直面历史的复杂性；第三，破除方法主义的迷信；第四，跨越学科界限，甚至包括中西之间的人为界限。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和勇气去面对这个伟大的时代，才能够提出我们真正的话语体系。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