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之类的随笔，原是一种专用文体，不是成功者用于自我炫耀，就是失败者用来自我辩解，正如警车开道是专用信号，不是用于护送巡视的高干，就是用来押送赴死的囚犯。至于我辈者，平庸得出奇，既无过关斩将的功劳，又无夜走麦城的败绩，更与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无缘，不过是幸运地由不惑窜到天命，并由眼花溜向耳顺。回首大半生，往事如烟，乏善可陈，几乎无话可说。勤华兄嘱我写几句话，我就拣点陈芝麻、乱谷子，凑个份子。

72年中学毕业，自然就转正，成为生产队的正式社员，就地务农，一干数年。赶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算是交了好运；接到吉大录取通知，如同中了六合彩。但兴奋还不至于发疯，自然不会吃耳光。因为美中不足的是，报考中文系，却被录到法律系。那年月调换专业比当时离婚还难。由此，文学青年之梦彻底破灭。带着这个情结，技术性法言法语感到味同嚼蜡，至于公安业务之类的课程，几近受刑。毕业前，选了外法史专业，一是文史接近，似可兼顾文学梦，至少可以在专业上偶尔红杏出墙；二是文革噩梦初醒，对于专制独裁深恶痛绝，恨屋及乌，在情感上拒斥满纸德主刑辅、五刑八议的中法史。在本科读书时期，深深获益于徐尚清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借此机会对他致以谢意，虽然显得姗姗来迟，但仍可略表铭记师恩之情。

84年底，还在法大读研，有机会到厦门参加外法史年会。这次会议上，首次接触了国内同行，见到了许多长辈，如陈盛清教授、林荣年教授、徐轶民教授、林向荣教授、由嵘教授、徐尚清教授、张学仁教授和胡大展教授等；还结识了许多年轻同行，如何勤华、米健、方立新、张锐智等法界少林高手；北京与我同程往返的有贺卫方和梁治平君，一路上说说笑笑、插科打诨，其情其景犹在眼前。我后来又参加几次年会，总体的感觉很好。长辈谦和，思想开放，颇有长者风度；年轻尊重前辈，治学严谨，思想活跃。因此，外法史学会内部特别团结，气氛特别融洽，从没有像某些学会那样，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一些长辈退休后，仍然自费参加年会，与老朋友叙旧，同新朋友相识。另外，每次年会闭幕式上，老前辈满达人的即兴赋诗，成为不可缺少的"可口可乐"。回想起来，参加这个学会，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们读研时，许多领域尚是空白，或刚刚起步，我们的兴趣就服从学科建设。例如，卫方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教会法，我研究的是伊斯兰法，清真古卷数年，游荡在外法史的"天方夜谭"之中。我的导师潘华仿先生主要研究英美法，这自然影响了我的兴趣。86年，由老师主编一部外法史教材，让我参加撰稿，除了承担伊斯兰法部分，还承担英美法部分。当时，我还是个讲师，担当此任，是一种殊荣。这推动了我对英美法的深入阅读和思考，完成教材任务后，虽然也曾移情别恋，但心里一直对"她"放不下，以致近年旧情复发，又如醉如痴一番。至今，我对潘老师和由老师心存感激。在学术领域，师长一次鼓励或提携，往往影响后学的一生学术志业。

外法史学界的许多老前辈，都深深热爱自己的专业，并努力培养后备力量。许多同辈学人，也在外法史领域扎根数十年，开拓出"根据地"，勤华就是榜样。我这人革命意志不坚，自读研流窜入京之后，始终不安分。先是流窜到社科院法学所，后又流窜到清华，所幸者，"作案"对象只限于高校、科研机构，专业上仍然"离乡不离土"。其实，在专业上，我也流窜过，先是从外法史专业流窜到比较法专业，后又流窜到法理学专业。近年来，我又流窜回外法史专业。如今，无论"作案"地点，还是"作案"对象，都已无力流窜。俗话说，羊怕遇到狼，男怕入错行。自己曾经以为，最喜欢的职业是当个丛林中的游击队长，而最擅长的职业可能是厨师（至少我的刀工不差）。但我生之时，游击队早已改成正规军，无处可游，而当时温饱尚未解决，厨师无米可炊。想来想去，从业三十年，毕竟还不算入错行：在不同地点和专业领域之间窜来窜去，不正就像个游击队长（学生是队员）吗？教书和写作不正像厨师做饭吗？--饭菜是否可口可乐，那得问顾客去。至于文学梦，实在无话可说。

奥德修斯在外飘荡20年，最终回到家乡。我在专业领域也漂流了多年，最终回归外法史。外法史是我的专业神话，还是我的精神家乡？这仍是个问题。

高鸿钧

2012年4月16日

【注】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