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上海战事已经平息，乡下虽然安全但赚不到钱，母亲的一家生活依然贫穷清苦。看到上海社会逐渐恢复了平静，他们又决定回上海谋生了。于是母亲便跟着她的大哥、二哥以及她的两个嫂嫂又从江都邵伯乡下回到了上海想重操旧业。但这时，外公的身体不行了，肺病也越来越重了，不能再回上海了，就和外婆待在了邵伯乡下，第二年病故了。过了几年，到了抗战后期，外婆也去世了。
不过就在外公外婆待在乡下躲避战火和养病的这1-2年，一些富足人家害怕战乱就贱卖乡下的田土躲到上海和江南一些大城市里去了。一辈子没有田，也没有种过田的外公看田土便宜，居然用自己在上海弹棉花积攒的一些钱在老家买了约二十亩田，租给一些乡邻耕种，随便收些租子。中共建政后土改，继承了这些田土的大舅和二舅都被定为地主成分，虽然他们都一直在上海弹棉花，也没有享受过多少田租，只是名义上的土地所有人。但这事儿在上海做工后来又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母亲一点也不知道，填写成分一直写的“手工业者”。文革时这就成了母亲的一项罪状：隐瞒家庭地主成分。
刚回上海，战后的沪东杨树浦一带几成废墟，一些纱厂也还在重建，没有复工，舅舅们就临时在徐家汇地区租房居住并弹棉花维生。母亲也就有时从附近农村贩点蔬菜到城里去卖，赚点小钱贴补家用。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当年11月，沪东几个日资纱厂又都陆续重建开工了，急需熟练工人。这时，舅舅们和母亲也都返回了老地方——杨浦区临青路，而母亲则又一次进了大康纱厂当了纺织女工。
回厂不久，母亲便又见到了早就熟识的佘敬成。这时佘敬成已在母亲不在上海的那年，即1938年春天加入了中共并担任重建后的大康纱厂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对外身份则是上海沪东大康纱厂所属织布厂的高级副领班。此后母亲便一直在佘敬成领导下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各种抗日活动。
其间，因外公病重，母亲曾于1939年下半年辞工回老家照顾她父亲。年底外公病故，母亲又于1940年春返回上海。因抗日工作需要，母亲这次没有回到大康纱厂继续干她的收入较高的穿筘工，而是又重新回到了她13岁就开始做工的沪东裕丰纱厂细纱车间去当一名挡车工了。但这次母亲回裕丰纱厂却是有任务的，也就是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去那个厂协助创办一个面向女工的业余识字班并就机宣传抗日。
母亲在一份回忆材料上说，“佘敬成叫我团结比较好的工人，动员她们上识字班，向她们宣传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和五卅惨案等”以及其他“抗日的道理”。不仅如此，高小水平的母亲居然有时还在该厂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创办的识字班上无偿地当起了“代教”（代课老师）。
1941年4月，经受住了多年工人运动考验的母亲经佘敬成介绍加入了中共。母亲在文革期间一份受审查材料上说，一天“佘敬成交给我一张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我填好，交给了佘敬成。”过了几天母亲就应约到同兴纱厂对面弄堂里一个小亭子间内参加了她的第一次党小组会议。加入中共之后，母亲从事抗日工运及其相关宣传鼓动工作也更加起劲了。这时母亲还不到22岁。
也就是那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国民政府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予以撤销。中共也适时发出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要求大力发展华中和淮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
从小就很独立并具有巾帼气质的母亲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报道后，便萌生了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想法。后经思考再三，母亲便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很正式地说了出来。支部书记佘敬成和其他几位女工党员听了都感到惊讶，也都很佩服母亲的勇气和选择。由于当年新四军各个根据地都大量需要产业工人出身的干部，在佘敬成将母亲的这一愿望向上海地下党组织上汇报后，母亲的这一愿望也很快就有了结果。
1941年10月，也就是在母亲加入中共半年后，年轻的、还只有22岁的母亲没去征求已从江都邵伯乡下回到上海的外婆意见，也就是说瞒着她的妈妈，仅仅跟她的大哥，即我的大舅，打了一个招呼，说她要到外地去办重要的事情，一段时间不能回上海了。大舅听了很惊讶，可能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小妹可能是参加了共产革命想到新四军的根据地去，于是便加以劝阻。对此母亲义无反顾，很快就辞掉了纱厂那个薪水还不错的工作（听母亲生前说过，她那时作为技术熟练工，每月薪水约有20多块银元），只身前往新四军的淮南路东根据地参加抗日了。
母亲在她写的一份材料上说，根据中共地下党的安排，那天傍晚，她带了一个拎包，里面装些换洗衣物，独自一人来到位于杨树浦路上的上海肥皂厂西边的一个公交车站，与一位根据地来接应的戴眼镜男士以暗语接上头并假扮成夫妻，然后乘公交车到上海火车站。在与另外两位化装成商人及其伙计的男士（其实他俩都是暗地里保护母亲的人）汇合后，一起乘火车走的。
他们四人从上海乘火车到了南京，然后再一起辗转抵达了位于苏皖中部交界处的淮南路东区党委。一路上由三个人或明或暗地化妆护送，可见当年母亲从上海去苏皖根据地参加新四军还是挺受到中共组织上重视的。母亲还说过，她的中共党的组织关系是自己随身带的。看来当时淮南路东根据地与上海之间的电报联系还不是那么的方便或频繁。
在母亲的回忆中，这位与母亲在路上假扮夫妻同行的交通员先生名叫高景文，印象中是一位中等个子，四方脸型，看起来很斯文的青年人。母亲还说，那位高先生在路上曾悄悄地介绍自己是从淮南路东根据地抗大第八分校毕业的，也是专从根据地跑上海的交通员。但他的口音却不是上海或江南一带的，也不知是哪个地方的人？据说，这位高先生的太太与他是同学，也是同期抗大毕业的。母亲说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位高先生。可惜我在撰写这本书稿时也未能查找到有关这位高景文先生的更多的资料。
母亲在根据地区党委做短暂停留后，被安排至安徽天长县联抗政府（联合抗日政府简称）交通站工作。当时的县联抗主任是县委书记吴泽芳兼任，其妻彭珍任交通站指导员。当时的交通站是秘密工作，直接受县委书记和上级交通站领导和指挥，也不与地方上任何单位联系。后来母亲又干过民运工作队，当过民运训练班和一所完小教员以及区妇联主任等。
到了第二年，面对日伪军和顽军封锁，淮南区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布匹供应紧张和价格飞涨，便开始大力发展生产，搞经济自救，盱（眙）来（安）嘉（山）县成立了纺织厂。母亲的上海纱厂女工出身的特长此时有了用武之地，便任该县纺织训练班主任兼纺织厂指导员以及县妇联副主任等职。
那段时间，由于日伪方面对纱和布实行统制政策，根据地布料奇缺，价格飞涨，民怨沸腾。新四军的军服被褥制作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查历史资料，1942年淮南区的一匹洋布市价2300元法币（当时100元法币可买一只鸡），到了1943年11月就涨到了4200元/匹，而次年初居然又暴涨至18500元法币了（那时法币也在贬值，100法币大约只能买10个鸡蛋了——作者注）。
那时淮南区联抗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在延安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也同时在路东和路西根据地发出了开展“纺织运动”的号召。根据地联抗政府除了创办这家纺织厂外，还在各地乡村大力推进纺织合作社，号召和组织千家万户发展土布纺织，还设定了价码不低的种植棉花、纺纱织布的奖励条件。
那段时间，在上海好几个日资纱厂干过近十年、熟悉几乎所有纺纱织布工序且也能熟练掌握各个工种操作技能的母亲，除了指导那家纺织厂的纺织机械购置，帮助建厂、制订生产规程和管理生产等外，还将很大精力放到了对进厂的纺织女工以及根据地各县区的纺织合作社社员的培训工作上。可以说，那个时期的母亲是忙得不亦乐乎。
因母亲在其各种回忆材料中均没有提及自己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具体贡献，也没有历史资料表明了这一点，但我想，身为根据地纺织厂领导人和纺织培训班负责人的母亲无疑在其中是做了相当多的有益工作的。
淮南区路东和路西区联抗政府大力推进和发展的“纺织运动”大生产也很快就有了回报。到了1944年底，根据地的布匹价格很快就回落到1943年初期的价格了（据资料显示，当时根据地的土布价格更低，仅约为每匹1500多法币，后又陆续降至1200多元法币——作者注）。这也使得当年队伍日渐扩大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和一些地方部队的被服供应等后勤需求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母亲年轻时个子较高，面容清秀，性格却坚贞刚毅。在离开上海到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时她就产生了抗战不胜利就不嫁人的想法，在根据地那些年也曾拒绝过不少人，包括新四军某些高级干部的追求。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春，母亲26岁，终于与一直在孜孜追求她的戴恒先生结婚了。
戴恒出身于江苏扬州江都戴氏望族在安徽天长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与祖籍也是江都邵伯的母亲算是老乡，从小读过私塾和中学，后加入中共，参加了抗日工作，时任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嘉山县粮食局局长。令人遗憾的是，1947年10月，没有跟随部队北撤而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已一年的戴恒先生不幸因叛徒告密而被还乡团抓住并活埋杀害。中共建政后戴恒先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苏皖淮南津浦路东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奉中共中央命令北辙，先是撤到苏北地区，然后又被迫撤往山东，最后又通过胶东渡海并经朝鲜和旅顺而撤至辽宁。但根据地还是根据形势需要分批留下了一些干部和军队及各县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戴恒先生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1946年秋，其时已有身孕的母亲与戴恒在苏北告别后，随大部队参加了新四军北撤。母亲时任淮南津浦路东区北撤家属队指导员。当时，这个家属队成员全都是淮南津浦路东区及其各县的领导干部，包括部分留下坚持敌后工作的领导干部的家眷和孩子（孩子很少），如再加上一个排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足有一两百号人。
那时，母亲身背一柄驳壳枪，每到一个地方还得走村串巷，入户查看以妥善安排那些干部家属们的食宿条件。她那时作为指导员不仅要负责整个家属队行军路上的吃住行等事务的管理工作，还得负责她们的安全。所以，每到一处都得在准备过夜村落的里里外外先观察地形，布置好放哨和警备的士兵。在那之后，她才能最后休息下来。
母亲到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时就配了手枪，枪法也很好。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家里还见到过母亲保留下来的一只用一块红布包裹着的漂亮的勃朗宁手枪。后来不准领导干部配枪了，也就上缴了。当年北撤家属队的家属们（其中很多人都是中共建政后安徽省和江苏省的一些省级或部门负责人的夫人——作者注）对母亲都很好，也很尊敬她，亲切称她吴队长、鹏云大姐或小吴。即便到了中共建政后，如果见了面，她们也是这么称呼母亲的。
1947年4月初在北撤途中，母亲于山东济宁长沟镇生下了我的大哥（大哥吴德文，小名就曾经叫长沟，退休前系合肥市公安局处长。我们弟妹都称其为大哥，其他弟妹则称呼我为小哥——作者注）。但生下儿子十多天，还没有满月，母亲所在的部队就又要转移了。这就是说，母亲还在月子期间就开始长途跋涉了。曾有部队战士拟用担架抬着产后身体还比较虚弱的母亲走，但不愿意给部队添麻烦的母亲还是谢绝了。母亲的坚韧由此可见一斑。好在我哥出生时，十分健康，据说竟有老秤十一斤重。一路上颠簸不已，风餐露宿，哺乳期的大哥居然也没有生什么病。不过，那年在他身上发生过一个故事还是值得一说的。
那年秋，在胶东根据地休整时，因部队要开拔，继续渡海到东北去，母亲担心儿子太小会拖累部队，曾下决心忍痛将才半岁的我哥委托给当地一家富裕户暂时收养，丢下30块大洋并说最多三个月后就回来接走。然而，当晚看着空落落的炕头，母亲就后悔了。第二天母亲便去老乡家想要回孩子，说钱不要了，孩子还我。谁知那户人家舍不得，竟将我哥藏了起来，不愿意还给母亲。母亲无奈，回来后痛哭。部队领导得知情况后，就找了与此富户熟悉的当地一位开明士绅帮助去做工作，还派了一个班的士兵陪着母亲再去那个老乡家，才终于将儿子，即我大哥给要回来了。
那时北撤，走走停停。每次行军，母亲就将大哥放在一个筐里，另一头放着行李，由母亲的一个通信员老周一路挑着担子走的。老周伯伯是安徽天长当地人，比母亲大十多岁，忠厚而勤奋，自母亲从上海到根据地天长县联抗政府交通站工作时就作为母亲的通信员一直跟着母亲了。老周伯伯对母亲很好，也很忠实。在那些不停地打仗或转移的岁月里，不管母亲走到哪里或到哪里办事，他都背着一支匣子枪，跟在左右，保护母亲。不仅如此，老周伯伯还救过母亲一次命。
1942年春，母亲还在天长县交通站工作时，有一次外出江苏六合某地执行任务，在通过日伪军封锁线时，被日本人发现了，开始打枪。母亲他们就尽量迂回着跑。谁知还是有两颗枪弹从侧面打中母亲的左小腿（幸好没有伤及骨头。伤愈后到老，母亲腿肚子上都一直留有两条较深的自上而下斜横着的凹槽），当时鲜血淋漓，疼痛难忍，母亲一下子摔倒在地，痛苦异常，寸步难行。
那时，日本人就茵集在不远处的据点里，枪声还在响着，而且也有了想出动抓人的样子。这时，一直紧跟着母亲的老周伯伯见状，不顾横飞的枪弹，连忙上前将负伤不能行走的母亲背了起来就跑，一气跑了好几里路，最终将母亲安排到当地一家可靠的老乡家里治疗养伤，方才救下了母亲。童年的我们看到母亲小腿肚子上的那两个深深的枪伤凹槽发出疑问时，母亲就会谈到老周伯伯。老周伯伯文革前系滁县铜矿保卫科长，后去世。我们从小就经常听母亲说周伯伯的事情。遗憾的是，我们都没有记住这位老周伯伯的名字。
1949年初，母亲随着部队从东北又经山东回到了滁县，先后任嘉山县津里区妇联主任、滁县民主妇联会副主任、主任，后来与时任滁县地委宣传科长的父亲相识相爱并于当年秋结婚。那一年，母亲30岁，父亲40岁。
父亲和母亲于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10月生下了我，后来的5年里又陆续有了我的弟妹们：妹妹史新亚、大弟史泰陵（已病故）、二弟史江桥和小弟史红庭，或是高级建筑师、会计师和主任医师。现在他们均已退休，子女孝顺，孙辈健康，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