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文学界来说，20世纪不但以“疑古”发端，还以“走出疑古”来宣告自己的结束，去今最为遥远的上古史竟纠缠了中国学术界整整一个世纪。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典学界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
“疑古”实际上仅是顾颉刚学术的一个侧面，严格说来，顾学是一座结构宏富、深邃莫测的庞大宫殿，中国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现代经学、古籍整理等等都是这座宫殿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领域的开拓与创辟之功，使顾颉刚成为中国古典学术的终结者和现代学术的先驱。
“开创历史学的新时代”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刊所附《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引起了人文学界的巨大震荡，一场古史论战就此展开；1926年，顾颉刚将各方讨论汇编为《古史辨》第一册，使得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中国史坛迅速崛起，成为民国年间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七册《古史辨》，构成了民国学术史上的辉煌一页，是前后20年间这一学派巨大业绩的历史明证。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被后人誉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而此一发现在当时则充当了“轰炸中国古史的原子弹”。两千多年来，“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千古一系的君统，“三圣传心”、“尧舜孔孟”的道统，以及以经学为主体的学统，“古代为黄金时代”的三代王制观念，一直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对传统社会性命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均立足于帝系即“历史”的叙述上，假如没有“三皇五帝”、没有尧舜禹启这些历史人物，就根本不会有所谓“黄金世界”和道统，失去这个根基，“封建”意识形态将全部坍塌。顾颉刚揭出上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一事实，并采用釜底抽薪、历史还原的方法，全面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经学上古史系统，由此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古史革命”。
这场“古史革命”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广泛赞誉：“层累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并被认为“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语），“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余英时语），齐思和则认为“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世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十九世纪初年西洋史家如尼布尔（Niebuhr）等人同垂不朽”。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邓广铭曾总结说：“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哲学史、思想史方面，胡适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在历史学方面，真正开创了一个时代、代表新思潮的，应当是顾颉刚。”
今天看来，作为现代中国史料批判运动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主要推动者，顾颉刚对历史学最为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他奠定了历史考据或史料批判作为现代史学基本纪律的地位。现代史学的铁则是“拿证据来”！只要这个铁则还不过时，只要历史研究还需要审查证据，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工作就不会过时。中国历史上最需要严格审查的一批证据，就是关于上古史的文献，——不管是传世的还是出土的，因这批文献全出自后人的追述和传说，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为现代史学所认可的“一手材料”或“原始文献”可言。顾先生和“古史辨”派的不朽业绩，就是按照现代史学的规范，启动了对这批文献的审查程序。应该说，这一审查迄今并未完成，甚至还会一直进行下去。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
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推进到现代历史地理学，是顾颉刚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又一不朽贡献。在清理《尚书》的《尧典》、《禹贡》时，顾感到问题复杂，几乎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遂移师历史地理，于是有了《禹贡》杂志的创办及禹贡学会的成立。《禹贡》半月刊之英文译名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即中国历史地理，可以说，从名称到研究内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都与禹贡学会密切相关，顾本人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
如果说将沿革地理推进到历史地理是出于学术自身的考虑，那么，禹贡学会从最初的古代地理研究入手，向后来的民族史与边疆学的转移，则是顾颉刚们以学者的身份报效国家的明证！《禹贡》发刊词说：“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则指出：“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边疆史地的研究从此发端。
顾氏在培养历史地理人才方面的成就尤其辉煌，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部出身于顾氏家门（杨向奎语）。并称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三驾马车”的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都曾是顾颉刚的学生。他们循着顾氏之门径，发扬光大了顾氏的研究业绩，今天上海、北京、西安等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即围绕他们及他们各自的弟子们所形成。
如果说顾氏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尚存争议的话，顾颉刚在历史地理方面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则赢得当今学界的一致公认。
“邃于经学”：
中国学术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
“化经为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伟大使命，顾颉刚以“经学之结束者”与“古史学之开创者”自任，成为“化经为史”过程中最具自觉性和代表性的学者。
以“四个打破”和推翻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偶像为目标，顾颉刚前半生“化经为史”的业绩，主要表现为“把孔子这个偶像和历史分家”，即剥离经学中的伦理性与政教色彩、还原经学的历史性，以史学观念取代经学信仰，其着力点在于“破坏”经学古史系统，我们可称之为“化经学为史学”。
新中国成立，打碎王制、道统，否定“封建”思想与礼教，乃至砸碎一切“旧”的东西，经学中的伦理性已荡然无存，顾颉刚这位昔日将经学赶下神殿的猛将，这时反倒逆主流而动，坦言自己“今后想着重研究经学”，“把‘经学’变为古代历史资料的一部分”。此时，他的工作重点，由仅限于战国秦汉时人想象中的上古史，进而趋入上古史本身，由“破坏”转移为“重建”，这成为顾颉刚后半生所努力的方向，而这一工作主要集中在他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上。
研究重点的转移，使顾颉刚对《尚书》学研究的关注点，也由伪古文《尚书》转移到《今文尚书》，此一时期，他不再是“不立一真”，而是“化经书为史料”，即借助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乃至考古学、天文学、土壤学、农学、科技史，在经学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寻出可以用为史料的“真”，这便是他对于古史的“建设”。
神圣经学的结束与现代史学的开创，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顾颉刚最早清醒认识到这一趋势，并主动承担起这一学术与文化使命。从“破坏经学古史系统”到“建设真实的古史”，从“化经学为史学”到“化经书为史料”，将“破坏”与“建设”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路径，完美地结合于“化经为史”的学术实践中，顾颉刚因此成为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路人”
20世纪中国民俗学始终伴随着一个名字，那就是顾颉刚。他以现代史学家的眼光和手段，使我国民俗学在发端与奠基之时，即获得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并为民俗学提供了一系列研究范本：《吴歌甲集》提供了区域民间文学的研究典范，《妙峰山的香会》提供了田野作业的典范，而《孟姜女故事研究》则提供了研究故事传说的典范。
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谣活动，揭开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序幕，顾颉刚所整理的《吴歌甲集》，被胡适称为“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钟敬文认为《吴歌甲集》“不只是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在《吴歌甲集·写歌杂记》中，顾凭着史学家的严谨和博识，把民间歌谣与《诗经》研究进行互补，将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谣，在学术领域提升至与《诗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同时为现代经学和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而由顾颉刚等人在1925年所进行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则是中国学界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作业。江绍原说：“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傅彦长甚至认为顾先生“在研究民族的艺术文化方面”，“其功实在他所著的《古史辨》之上”，何思敬则称誉顾颉刚此次调查“在我们中国学术界中确是一个霹雳”。
顾颉刚“取得世界声名”的又一项“科学业绩”，是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将两千多年来的文献记录和遍布全国各地的民间传说材料理出一个明晰的“层累造成的”演进线索，并将这一故事的演变归纳出历史和地理两个系统，是顾氏此项研究的主要贡献。这一研究也同样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刘半农致信顾，称“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上述一系列卓越的研究业绩，仅是顾氏对民俗学贡献的一个方面。他贡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所发起的民俗学运动。在我国民俗学尚处于摇篮之中时，顾氏实际上一直承担着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职责。1927年，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刊行民俗学会丛书，编辑《民俗》周刊，这是我国民俗学奠基与正式开展的标志（王文宝语）。直到1978年秋，他还领衔向中国社科院递交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他的倡议与垂范，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蓬勃发展，而这一绝而复兴的学科，目前正成为中国的显学之一。
虽然，对于顾颉刚来说，民俗研究自始至终都是治古史的辅助而非正业，但他对其浓厚的兴味至死未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堪称中国现代“民俗研究的开路人”，即便称他为“中国现代民俗学之父”，也当之无愧！
学可并乾嘉：铸造古籍整理的新典范
古籍整理始终是古史辨派致力的重心。顾颉刚的疑古事业，承绪郑樵、姚际恒、崔述等人的辨伪传统及乾嘉以来的考证风气，由辨伪书而辨伪史，为辨伪史而考古籍，古史辨与古书辨就这样二位一体，而所谓的古书辨就是古籍整理。在启动了一场全面颠覆经学古史系统的“史学革命”的同时，顾颉刚还开启了古籍整理事业的崭新时代。
整理前代古籍是历代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只是到了顾颉刚，陈陈相因的古籍整理面貌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科学打败了经学。其中，考辨典籍的成书时代，尤具特殊意义。《尧典》不是尧时载记，《禹贡》也不是夏时版图……由经书而诸子，老子、墨子、杨朱、荀卿等纷纷被列入考辨的视野。虽然对于诸典籍的年代考索还有种种争议，有的至今未能定论，但是，经书与诸子的年代，终于作为一个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在“层累说”的理论视域中整理古籍，不但古书的造作年代，连所述内容等等，都必需经过科学的考辨才能得到承认。如同余英时所说，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确建立了孔恩所谓的新‘典范’”，“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新法门”。这一典范的铸就，是顾颉刚对于古籍整理事业作出的革命性永久贡献。
顾氏不但提供了古籍整理“范式”，他还以丰富的古籍整理实践，为学界提供了现代古籍整理的最佳样本。在《尚书·大诰译证》中，他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与相关的“传”、“注”材料，会通汉魏以后各类专家的学说的精华，结合考古、古文字学材料，从语言方面寻出头绪，译成今语，作成考证。杨宽认为顾已做到“著为定本”，许冠三则说，这是顾颉刚“合疑古、辨伪、考信为一”之作。
以古史重建为核心，顾颉刚的一生，在古籍整理实践方面多有开创，并屡屡制订富有远见卓识的古籍整理规划。他是古籍今译的最早尝试者，二十四史点校工程的最早规划者和启动者……顾颉刚还有许多古籍整理规划，由于时代限制，虽无法在他生前落实，今天却都成为学界古籍整理的重点。如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曾提出编辑“经藏”的设想，并为此制订了系统的整理计划，今天学术界对于“儒藏”的整理，可以说是顾颉刚“经藏”计划的延伸。丰富的前瞻性使顾先生的诸多宏伟规划，与其他学术成绩一样，成为不可忽视的宝贵学术遗产。
而顾颉刚在古籍整理事业上所达到的高度，可能也将最终决定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如果说，乾嘉学派所从事的是汉代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古典文献整理”运动，那么，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的事业，则是继乾嘉学派之后又一次带有典范意义的“古籍整理”运动，而且，这次“整理”与乾嘉不同，“乾嘉学派”的整理仍然是在“传统”的范畴之内，而“古史辨”则是在“现代”范畴之中，从而给今天所有的古典研究奠定了基础。
包含并远不止上述内容的《顾颉刚全集》，于先生辞世三十周年之际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顾颉刚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顾颉刚的逝世，不仅是史学上的胡、傅、顾时代的结束，更是中国古典学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但“古史辨”派肯定将与“乾嘉学派”一样，作为古典学史上一个特殊段落的标识，永远载入中国学术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