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出使西域，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检视班超的外交成就，我们不难发现，其外交品格和外交艺术是中国古代外交哲学和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

——处理好外交上奋发有为、敢于担当与外交授权有限的关系。古代使节与现代使节相比，古代使节更像严格意义上的特命全权大使。班超扣押疏勒国王兜题、击杀匈奴使者、处死于阗巫师、捕斩焉耆国王，等等，这些都是班超自主拍板的行为，对经略西域产生了战略性、全局性、持久性的影响。汉朝皇帝对班超充分的信任、授权，这是班超经略西域获得空前成功、班超外交品格、外交艺术得以全面展现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虽然外事无小事，虽然外交授权有限，虽然今天的使节很难想象会介入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中去，但处理好外交上奋发有为、敢于担当与外交授权有限的关系这一点，永远不会过时。

——处理好发展硬实力与拓展软实力的关系。汉代外交之空前发展主要是因其综合国力之强盛，尤以其中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强大所致，同时还与其软实力亦有相当关系。软实力在汉代外交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为四方国、族对于汉文化之从敌视到仰慕，以匈奴最为典型；一为四方国、族对于汉文化从隔膜到亲近，其中以西域诸国较为典型。在外交关系中，硬实力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软实力之发挥作用一般来说是在硬实力基础之上方才奏效。班超之所以能够调动西域国家数万大军来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是以汉朝强大的硬实力和日益增长的软实力为基础的。

——处理好经略周边与了解世界的关系。班超在西域30年，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出现于西域诸国政治舞台上。起初，出使的目的是“招抚西域诸国”，联合他们共击匈奴。他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且做了许多一般外交使节力所不及的事。在一些地方根据当地人民的要求，“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土，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后汉书·班超传》卷四十七） 为了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他于公元97年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古罗马帝国。史书上说甘英一行“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他们到了那些前人从未到过的国家和地区，与之建立起通商和外交关系。甘英途径十余国，往返三万八千多里，“穷临西海”，遥望大秦。甘英虽然没能与罗马进行直接接触，但却是中国人首次到达地中海东岸（现在的希腊附近）。他还了解到从条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而且还带回了大量关于中亚、印度、西亚、罗马等地的情报。以这些情报为基础，通商也逐步走向繁荣。166年，大秦王安敦的使者来到后汉拜访，大秦王安敦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

——外交人员处理好外交使命与外交队伍建设之间的关系。任何时候，使节都要把完成外交使命与搞好使团内部管理、加强外交人员队伍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班超的外交品格和外交艺术在对组织内部关系的协调上突出地体现出来了。班超气度恢宏、胸怀宽广，对下属管理不拘小节，深孚众望，兵士因而甘愿“死生从司马”。对待同事，班超也是如此。汉章帝曾派官员李邑护送乌孙质子到西域。李邑行至于阗时，正值龟兹进攻疏勒，“恐惧不敢前”，上书曰“西域之功不可成”，低毁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后汉书·班超传》卷四十七）幸亏汉章帝用人不疑，并诏谕班超可留李邑做事。班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按原计划派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返回京师。班超认为留下李邑，快意报复，不是公忠体国的行为。他磊落豁达的行为也使其作为一个“将在外”的驻外使节获得了朝廷的信任和支持。

——外交人员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关系。如果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不做假账是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那么为国家利益无私奉献则是外交人员的职业道德，班超是外交人员无私奉献的典范。本来，按常情班超可以去做官或当个学者，然而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毅然投笔从戎，献身疆场，丝毫不计较个人安危，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并且一去就是30年。要问他的动力从何处来，答案只有一个:正是这种顽强的民族精神驱使他这样做。否则，他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西域的；即便是去了，也不会坚持那么长久。汉章帝继位之时，曾诏令被困疏勒、孤立无援的班超东归，班超本可趁此天赐“良机”，乘机脱险，荣返中原，坐享荣华富贵，可他仍“欲遂本志”，毅然决然地勒转马头，孤身留驻西域。“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后汉书·班超传》卷四十七）处处身先士卒，曾多次负伤，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班超投笔从戎

公元95年，和帝嘉奖班超，封他为定远侯。此后他任西域都护七年，这时，已没有对手挑战东汉对西域诸国的主导地位，汉朝在汉匈争霸中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100年，班超已年近七旬，自感精力不济，难当重任，乃上书和帝，请求告老还乡。和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公元102年8月，斑超回到洛阳仅几个月，便与世长辞，终年71岁。

班超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外交家而被载入史册。李约瑟称他是“著名的将军”（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34页。）苏联的《世界通史》上说他“不仅以卓越的战略家著称，而且以天才外交家闻名”。（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二卷下册第727页。） 他的外交品德、外交艺术和外交成就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