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主义看问题，上帝是世界的上帝，基督是世界的基督，教会是世界的教会，教徒是世界的教徒，人类是世界的人类，国家是世界的国家，拯救是世界的拯救，语言是世界的语言，节日是世界的节日，风俗是世界的风俗，道德是世界的道德。一切自私的民族的东西，不值得夸奖和炫耀。本文接棒赵紫宸，希望严厉批评基督教中国化的幻觉。

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天下一家、博爱济众，对爱国主义的家族中心论做出批评。他的上帝观、基督论、耶稣历史、神性论、人性论、世界观、教会观、救法论，他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的看法，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看法，尽皆如此，表示了对民族主义邦国意识的批评。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我华传道送经，为单一封闭的华夏文化增添一异质新颖的文化要素，给中国重此岸、轻彼岸的现实文化增添了一种向上的超越性文化因素。奇怪的是：封建文化的狭小襟抱竟不肯接纳她。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笼罩国人官宦心头。我们必须知道，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大二公。教会是一种大而公的普世教会，视万国万民为一体，同为上帝之子，不分疆界与畛域，并非民族主义狭小器量所可包容的。今天，我们必须发扬基督教中所包含的世界大同、万国一家、人人皆兄弟的精神，切莫以狭小的唯我独尊的家族情怀构筑壁垒，把中国宗教变成民族主义者拒绝交往的工具。基督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手中的泥巴，可以被捏成任何一种玩物。它同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我封闭毫无共同语言。

基督教在西方是作为一种革命性因素而出现的。这里所说的“革命”，乃是文化、宗教、伦理意义上的革命。它打破了罗马帝国的家长制、父权制，扫除了民族主义壁垒和狭隘意识，确立了一神论和人人平等的博爱观念。这种宗教传到中国，就对中国封建大一统制度下的纲常名教构成破坏性、革命性力量。但这并不是说，传教士曾经满怀着“颠覆”和“革命”的动机向一个封建性王朝大胆发难。不，他们不仅不具有革命意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保守的。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一厢情愿地结交封建官僚绅士，但许多官宦文人却总是怀疑他们是社会“骚乱”的传播者，怀疑他们腹有鳞甲，对他们表示不欢迎。利玛窦“援儒”、“合儒”，尊崇儒家敬天祭祖的惯例，林乐知的“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某些传教士不是面向大众，而是走“宫廷路线”，这一切表明他们并不想触动封建社会基石的一丝一毫，不敢对传统礼俗和信念发出稍许疑问。不过他们这样做，的确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逐渐站稳脚跟。

西学输入使中国文化餐桌上多了一道菜肴。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固有本土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它打破了儒术独尊的一统天下，带来了新的因素。基督教禁止拜偶像，而中国社会却普遍重视祭祀祖宗，设立祖宗牌位，祭悼亡灵。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祗，而中国社会“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溜，莫不有神”，民众不仅按时致祭，而且随时祈祷、求福、求寿、求雨、求晴、求子女、求升官、求发财、求太平。

本位文试以赵紫宸先生（1888-1979）为样板，弘扬基督教世界主义，批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世界观。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旦被中华染缸浸润洗染，就可能变质腐化。赵紫宸先生是中国基督教教会思想史上不依赖于官方扶持提携的神学巨擘。他志在高山志在流水，不在庙堂。真正的学者有时反倒处江湖以远（当然不会忧其君）。他的著作和思想垂范后世，不是在世时荣耀一时。中国20世界上半个世纪思想大师如群星璀璨，后半个世纪的神学则黯然失色，凋零败落。幸有学术机构文化学者撑起基督教研究一片蓝天，重心转移到高等学校人文社会学界。学术和宗教思想独立，乃人格独立的一部分。中国现而今居然冒出爱国爱族爱家爱同胞爱近人的神学，其实是鬼学族学国学汉学腐儒之学。

初始阅读赵紫宸文集，开卷即是《基督教哲学》。在谈到基督教与国家主义时，老友，即，客，谈说爱国主义，但是这爱国一定要顺延到爱人类。爱国者爱人，爱人者爱人类。爱国者不虚言，虚言者不爱国，爱国者循事理，绝事理者不爱国，爱国者不妄行，妄行者不爱国。赵先生回答云，爱国和爱世界，两不冲突。目今中国，爱国的盲行者多有。虚言爱国者，爱国就不得爱世界，这样的人所在多有。

一  基督教的“国家”观念

在世界与国家、教会与民族的关系上，赵紫宸醉心于世界教会，看轻国家民族政权和民族教会。基督教会与世俗国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教会与国家各有其目标：教会要向万民传福音，在普世实现救恩。国家寻求国民现世福利，更有一些国家谋求君王统治者的一人一家之私利，把国家机器视为压迫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教会绝不可俯就国家。凯撒的当归凯撒，基督的当归基督，这是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教会并不以爱国为最高最远目标，反以世界人类为最高目标。教会因而常常为主受迫害。在一种专制制度下，教会若不受迫害，反倒说明她同邪恶合流。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的国家政体是临时性的，而且是不完善的。教会应当与国家有一种张力关系。“梵二会议”认为教会应当与国家合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但又认为教会是人类超越性的标志和监护者，不应与政府混为一谈。教会与国家各自独立，教会不应从政府获得特权。教会的理想是世界主义，国家的理想才是爱国主义。

赵紫宸先生主张以超世界克服分裂的现世界。赵紫宸先生热情地肯定世界主义，他有时把国家主义看作与世界主义一样美好。这时他心目中的国家主义乃是爱国主义。他把爱国主义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当作是对世界主义的补充和内在含义。但他更对国家主义采取批评的立场，把国家主义同法西斯主义视同一体。[1]当他肯定国家的作用时，在他，爱国是爱世界的初步和过渡，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不对立。我们今天须知，使人民只知有己国，不知有外国，有世界，闭关自守，是顶有害的。赵先生借天国来弱化民族隔离，这与世俗哲学世界主义淡化民族概念异曲同工。

梁启超先生说：“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我们是要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我们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世界”。[2]赵先生引用梁先生的话以反对国家主义。他认为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一样，把世界推向了忧患恐怖的氛围。国家主义对内镇压人民，借武力谋求统一，对外不承担国际义务，违背世界潮流，固执己见，以孤立为荣。他认为梁先生的世界主义被人忘记，但人类不应当忘记这理想。

《圣经》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本，指血脉），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徒17：26-31）赵紫宸先生引用梁启超的话表达他的美意：“我们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我们中国人所崇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 （我认为赵先生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我们中国人最讲爱国家）。[3]宇宙唯一，世界唯一，人类唯一，这说明它们有着根本统一性。国家当然不是人类最高团体，[4]国家之外还有别的国家。他说，如果一国自认为有绝对尊严，绝对威权，那么世界就会有纷争、悲剧、冲突，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天下一家的观念的实现。

这世界越来越小，国与国变成了一个社会，谁也不能独立自存。国家独立这一理想其实很难真正实现。一国不能脱离世界而独立存在，独往独来。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成了一个个人，也应当忏悔其罪恶。他期望“世界主义国家”的实现。[5]这个思想乃基督教的精魂。他批评国家主义：“个人只能知有国，不能知有个人。这样，立国的真意义便都失掉了。”[6]只有在世界主义和天下为公的基础上，个人才能有自由，有人格，有人权。凡国家主义炽盛的地方，个人往往缺乏自由。国家——个人发展的桎梏！国家——束缚自由的枷锁！国家——正在逐渐过时的劳什子！

赵紫宸先生引用G.C.Bingon的话，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打破了犹太人与外邦人，奴隶与自由人，希腊人与化外人的界限。他期待打破各国中间的阻隔，使一切种族观念破除净尽，促成互相尊重的国际生活。[7]只有热衷于权势的人才煽动排外民族主义情绪。只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才宣传在卫星上可以看到中国长城。

他批评中国文化说：耶稣不讲“五伦”，仅讲“一伦”，即朋友之伦。夫妇、父子、君臣，皆朋友也。[8]他认为耶稣因此是超抵抗主义者，而不是不抵抗主义者。世界主义讲一伦——人人皆朋友，故是“超抵抗主义”。他借朋友的话说：“天国之内，包藏万民，在宗教方面有纷纭复沓的宗教，有杂陈乱列的公会。在思想方面，有千变万态的哲学，有殊途同归的科学。在天国方面，又有黄白红黑的民族，有东西南北的人民。”但他又认为，“在天国范围之内，尽可冲突，尽可纷争，但其特点，乃在于相争而兼容，相异而相和，相矛盾而相保护……”[9]我极欣赏这种哲学。由此我认为教派林立，和而不同，百家争春，甚好。中国教会自50年代一元化后，宗派消除，鸦雀无声，党同伐异，难容异己，这是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不符合当今多元共处并存文化。

“全能的上帝，你是世界万族的父亲，我们用至谦卑的心向你呼吁，恳求你救你的儿女脱离战争的凶恶，领天下国家走和平的道路……一切弟兄联络团结，成为一个社会”。[10]赵先生对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非常推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一样，是政府间组织。我认为还应当有更高的组织，此即各国民间的跨国组织和世界公民代表大会，在世界上发挥超出联合国的作用。这应当是理想。世界公民代表大会应当高于由各国政府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大会，民众有权控告本国政府。我以为还应当有世界民间人权大会，有世界议会——有别于政府代表组成的联合国。

这一切均表明赵紫宸先生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为实现世界主义，他提出许多可行的方略： “民众在这方面，应当多有民族间的交触；要组织观光视察的团体旅行，要交换学术文化机关的导师；要有国际博物艺术交互的展览，要发行专门了解他国情形他国思想的杂志图书与报章；要实行传教自由的法制（而不是把外国传教士当作敌人），要解除谩骂讽刺的卑劣行为（例如在讨论中西医药的优劣时，中医捍卫者使出中国文化糟践人的杀手锏）……要制造国族间相敬相羡的了解，更要注重国际公意的仲裁，坚守互订同签的条约，做国家正义公谊的后援与指导。”[11]总之是国家绝对主权的破灭，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如果这样，民众就可以看到国外电视图书报纸杂志，可以看外国的医生，可以存取钱币到外国银行，可以不出国上外国大学。如此地看问题，则近代中国和外国签署的种种条约规章，就是我国对世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对爱国主义的批评。赵紫宸先生认为，充满激情的爱国思想很容易会形成一种狭隘与排他，甚至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主义。他谈到“天下为公”时，引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4-5节和梁任公的话，大胆地呼吁各国当悔改，弃掉国家主义而建立世界主义的国家：

“照基督的眼光看，各国都应当痛心疾首的忏悔罪恶，把自己国策捩转来。总有一天各国会彻底的觉得与其以侵夺为事，莫若以贡献为事，与其以凶暴相恫吓，莫若以道义相号召。那时节，至少我们希望世界会有那时节，世界虽不至于真的大同，各个国家却不能不成为世界主义的国家了。这样的思想，是基督教的精魄，是中国人的灵魂。”[12]

他认为，我们在鼓吹基督徒爱国之时，更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懈地将国家建立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上，“个人方能有自由，有人格，有创造的权能。若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面，那么国人只能知有国，不能知有个人。这样，立国的真意义都便失掉了。”[13]

国家主权观。在我们这个世界，自然有高过于国家主权的东西。主权有限，是千古不移的真理。用主权打压人权，是一切侵犯人权的人们的借口。赵紫宸从世界主义出发，主张限制主权，这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题中之义。基督教是超世界进入现世界，是世人求超越而与上帝直接联系。“世界上的国家民族须要放弃他们各自争执的绝对主权，与他国他族，尤其是弱小国家，弱小民族，连合为一，求取互相协作，彼此交融的真正正义的和平。”[14]各国之内，政府要解放民众。不干涉内政，主权无限，反对国际舆论的谴责与国际干预，乃是小农意识，是过时的思维方式。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不受外力监察、批评的内政。作茧自缚式的家庭内政一去不复返（中国素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今日则有包庇情事）。

然而，世界主义的观念，必然蕴含着绝对国家主权观念的破灭：“基督教既要天国临到人间，自然希望国家绝对主权的破灭，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万国之上，必有一个比从前的国际联盟更为完备的组织，以为仲裁调剂鉴察统治国际关系的机关。人类历史是人群由个人至部落，由部落至国家，由国家至国家集团，由国家集团至全世界大同盟大组合的历史。”[15]

比如在论到教育时，他说：“人们只知道统制教育（垄断教育——引者注），袭取教育，造成盲瞽的人民（愚民政策——引者注），使作一政一党的工具。”他认为，“这是国家的祸患，不是人民的幸福”。在许多地方，思想已经成为机械。他反对政府欺蒙人民，提倡政府保护人民，发扬民主，由国内延伸到国际。

世界新秩序断不容纳国家政府的绝对无上的主权，似乎对内可以任意欺压人民，发动战争。拿着武器，对人民说，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提倡“舆论一律”，让人民如同小媳妇一样怕挨打，连咳嗽一声都害怕，乃是专制和自私。这就要求国外干预，如同一个家庭的暴力需要外部干预。国外干预从来是一国进步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国际限制的无限主权，乃是腐败的权力。“万国之上，必有一个比从前的国际联盟更完备的组织，以为仲裁、调剂、监察、统治国际关系的机关。”[16]海岳开通，将各国自闭自守的可能性打破，使人们急待一个公正和平新秩序。封建时代，父杖子，夫殴妻，族长私设公堂，乃天经地义。这一切现而今都算违反国际法。

赵先生有时自相矛盾地说国家主义与超国家主义可并行不悖。他又说耶稣是爱国的，保存祖国的国粹，发扬祖国的国魂。他说这是伟大正直的国家主义。我对此论颇不以为然，并认为这与赵先生其他论述相矛盾，而且与基督教信仰不一致。说耶稣是爱国的，不过我要问，他的国是什么国。耶稣的国不在这世界上，正如赵先生说，他的父是天父一样，他的国也在天上。耶稣不是爱国义士，不是起义领袖，他反对犹太人狭隘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保罗把生于亚洲的基督教传到西欧，使之成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足见欧洲人并不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也不排除保罗而另倡“自传”。赵先生那样热切地把耶稣说成爱国义士，有些无根据。赵先生说：“爱国的人不但能了解自己国的历史，尽力为祖国的目标，使软弱萎顿，愚陋恶劣的祖国，可有美丽快乐的将来”。[17]

不过我认为，一个顽劣的国家，它的灭亡乃是它新生的前提，我们应当加速它的灭亡，而不是维持不死不活的恶劣的生命。国家有时又是政府的别名，像卢旺达大屠杀政府，国际干预废除之，良有宜也。我们今天知道，联军解放伊拉克，乃是促成萨达姆政权的完结，这很好。我们可以认为，赵先生反对狭隘的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赞成自己抗争的国家主义。他的国家主义，不是盲目崇奉国家的一切作为。这一点，赵先生又表达得很好：“爱国之人，莫不知道现在的祖国有不可爱的地方，须要创一理想之国为将来的祖国，因此爱国的意识是爱将来的国，是在永存的现在中，刻意努力辅助同胞，开同胞的知识，进同胞的人格，以达到将来的乐国。”[18]这是指爱未曾出世的同胞，爱百年后的文化。

赵先生的论述可谓深刻，远见。他认为，耶稣的国家主义乃推己国及人国。所以他的国家主义同法西斯一党的狭隘国家主义不同，是正直的国家主义。他说：“然而国家的主权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国家之外，尚有他国，操有同样的主权。绝对主权说是欧洲国家主义的凶器，既已妨碍他国，复屡自害其国。提倡国家主义的人，若尤而效之，以为一国对于他国绝对的不负道德上的责任，那么这等人是要毁灭国家的人格。……人必须处于人群之中，国必须列于诸国之间”。[19]他提倡限制主权，这想法很好！可是他又说，“国家主义并非是‘非国际主义’，乃是与国际主义并行的主义”。这理解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他竟说：国家主义不可无，国际主义也不可无。[20]然而，赵先生毕竟是基督徒。他说：人格日益扩大，始则爱一家，人格与一家等大；继而爱一乡，人格与一乡等大；继而爱一国，人格与一国等大；终而爱一世界、一宇宙、一上帝。人格就与一世界、一宇宙等大。总之，爱的范围越广，人格越伟大。[21]

二  基督教世界主义伦理

按赵紫宸先生的意见，耶稣主张超国家主义。超国家，不是无国家，而是使一切国家得有其共同的事业、友谊的关系和统一的标准。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当今世界统一的幅度远大于始皇帝。但世界主义不同于用武力统一天下，不是要建立王朝。谭嗣同先生在《仁学》中说：“耶稣之天国，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质言之，无国也可也。立一法，不唯利于本国，必无损于各国，使皆有国。创一教，不唯可以行于本国，必合万国之公理，使智愚皆可授法。”赵先生故而受启发反对绝对国家主义。他主张万族一本，天下一家，中外东西，联合一致。[22]基督教信奉的上帝是万王之王，万君之君。国家如果有意义，那就是要促进世界大同，由个人而社会，而国家，而世界。国家是工具，是桥梁。

赵紫宸认为，教会不应当为政党所利用，不应当为政府所支配。教会里应当尽是信徒，不当专为一政党中的信徒所设。赵先生的意见仿佛是痛心地预见到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发展。

他认为中国教会应当与西教会有宗教默契与友谊。“我们的教是世界教，此教的精神是世界精神，与西方教会有直接关系，一方面用言论思想报告等等激起西方信众的深省与了解，欣赏与同情，由是而收推广宗教同情同志的实效，一方面由此而使中国教会得有经济灵心巩固的根基。”[23]

人间有国、有家、有种族区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但按赵先生的意见，人心常向着超乎此种限制的精神境界发展，[24]此即世界主义精神。事实界，有区分，有歧视，而在价值界，则没有此种区分。“上帝子女所有的团契，惟以爱为法律，以耶稣为导师——那就是天国”。[25]以人为人，不问种族的差异。人间有残杀，须建一不残杀的人间。这世界，充满了残缺纷争，而在天国里，却是悲天悯人。世界不合理，故要有一个合理的世界。按基督教的看法，“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永无穷尽。阿门。”（主祷文）

人性论。基督教爱的伦理以基督教人性论为前提。赵先生认为，基督教是由超世界进入世界，要用超世界的生命力拯救现世界。上帝是父，人类是兄弟。这是世界主义的基本概念。他说：“从广义方面说，基督教无国界，无种族界，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都是弟兄姊妹。论性情志向，则同国之人，或者气味不相投（同国之人，可能枪炮相向，发布思想观念戒严令——本文作者）。异族的人，反而志同而道合（比如国际人权干预，又比如外国人到山西贫困山区送书、送医，中国的“公仆”却在城里享福——作者）……人之所需，万人供之，自不宜有人与人之间交与的阻碍。说本质则天下之人，虽有形貌上的不同，风俗习惯上的殊别，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在要求、愿望、喜惧、爱恶、理智、情性等等上，莫不相同。”[26]人类同祖同源，这是世界主义的根据。人类同祖同源的根源又是上帝。他看到世界缩小，人群多接，伦理范围自然要扩大到世界人类。上帝为父，人类都是兄弟的伦理，自是人类必需的理想，必需的伦理。

爱的伦理。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人类同种同源。这乃是世界主义的基本出发点。这一思想非常珍贵，可今日仍有不少华人持守“炎黄子孙”的狭隘观念。不少人仍拒绝人类共同起源说。他们拒绝基因学说和其他科学人类学。中国人之“严夷夏之防”、“华夷不两立”的观念很炽。赵紫宸先生喜欢做穷根究底的探索：他不停地问“为什么”。[27]“上帝为什么要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因为上帝是爱。”人本有上帝形象，这是全人类合一观念的依据。这同狭隘的“炎黄子孙”说，同“血脉同宗”说，同“一个李字掰不开”说，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说，同每年一次的祭扫黄帝陵、同到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寻根祭祖不一样。中国有夏商周断代工程这类腐败的学术，据说还会有尧舜禹断代工程，三皇五帝都会有年谱——伪科学与狭隘民族主义一同上演。

赵先生认为，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换言之，从世界主义看，人人平等，不能把人看作螺丝钉、千里马和驯服工具。我认为，只有世界主义才不以人为工具。种族爱国主义肯定会以人为草芥、蔽屣。

按《圣经》观点，人类若以上帝为父，人类即为兄弟，平等而且自由，谁也不得奴役、压迫、专政、剥削谁，谁也不应该做“代表”让他人拥戴。世界无核心。有之，也只能是以个人为中心。基督教初期的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一种原始的世界主义观念。赵紫宸先生据此认为，“人既是基督的门徒，教会的分子，又是国家的国民，社会的分子，世界的公民”。基督教就处在这种两难之中。[28]但是，他又认为，“国家的法令若不合上帝的旨意，则不从。只从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命令，而不是国家的命令，才是最高的命令。”[29]即使对国家命令，他也倾向于民主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有微小选择权。我认为，在极权、全权政府组织下，政府的命令是无上命令，国民只有顺从，不能违抗。然而反抗是人民的权利呀！天地是上帝的天地，宇宙是天父的宇宙，天下为公，是顶自然的事。[30]集权力、荣誉、功劳于一人的时代应当过去。

赵紫宸先生认为，伦理上的至善（supreme good）包括：“向全世界人类全体看，造成和平，建立天国，以表彰上帝圣爱良善的公义，以至于人人得成人，得建人格，得享幸福，得有永生，得为天国的分子，是善，也是至善”。[31]“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下面同归于一。”（所一9：10）这至善就是天国。

爱的伦理。世界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基督教的人人亲爱。爱是出发点，爱也是归宿。赵先生对此有专门论述：“上帝是爱”。世界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上帝之爱：“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翰一4：19）“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便是谎言，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翰一4：20）康德认为：“你应当，所以你能”。反应当的，就能做到。然而实情是，人却“不能”，所以上帝谦卑下凡，亲自来救人。逻辑上，人应当有道德，然而事实是，人却没有道德。人要为善，须有力量。人无力量，上帝乃赐予之。[32]赵紫宸先生认为，从基督教的观点看，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主义的世界，应当由上帝保证。但我们须知，爱人助人，决不同于中国皇帝的怀柔远人和解放2/3世界人民。

基督教的世界主义认为，我与他人，浑然一体，这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一样，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这是“超世界的世界”。[33]在天国里，上帝是父，众人是兄弟。“我们恳求你在各国各族之中，呼召你的先知，出来广传你天国的福音……惟愿你的慈爱除灭了世上的恐怖与冤仇，贪凶与争战”。[34]世界主义因而提倡博爱。中国学者批评自由、平等、博爱很有些经验。世界主义的天国与地上之国不同处在于，世界注重的是操权，天国注重的是服事。这是基督教世界主义同世俗极权主义的不同。在未来世界主义的世界中，镇压、压迫、不受限制的权势，以及自命不凡的集权，将不复存在。这从《圣经》有关天国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外邦人有君王治理，有大臣操权，而在耶稣的门徒中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5-28）后来的“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勤务员”，“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小小老百姓”，“公仆”，“三个代表”，大概源于此？然而不及于此。

和平观念。从爱的伦理出发，可以导致和平观念。赵紫宸先生认为，上帝的命令是普遍的法律，各国均得遵守，没有什么主权国家的利益与权势可以凌驾于上帝命令之上。上帝的命令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道德命令。人的命令因而是低一等的。他期望“国与国早早脱离凶险”，“全能的上帝，你是世界万族的父亲……恳求你救儿女脱离战争的凶恶。”[35]可见，赵紫宸先生虽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向往和平。他主张，不仅国与国之间，而且一国之内，解决一切纠纷，都应当使用和平手段。岂有在国际上反战而在国内分歧上开战之理？谭嗣同认为，无国则畛域化（化除，消除），战争息，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这里，消除国家界限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谭嗣同的君主废，贵*平，公理明，贫富均，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36]他说，如今欧洲人出国如出门，十分容易，国界将不会重要。他引用谭嗣同的话来说明和平与世界一家的理想。他反对国家主义，认为国际形势险恶，国家主义的压制，使人向往世界和平。他希望豺狼与绵羊同居，虎豹与牛犊同卧。[37]“昔有国家，各凭武力，彼此争夺，那就是强权胜，公理败”。这里包含了废除国家的理想。谋私利者常假国家之名以逞。他认为，强国与弱国之分乃起源于人类分裂为国家。国家是人设立的，亦将由人而废除。他不是国家至上论者。他不是先国家，后个人。

赵紫宸先生说：“人在不讲理性的时期，茫茫然尊己而抑人，自称为开化的天民（如“中华”——引者），称他族为化外的蛮夷。一说蛮夷，便生轻蔑心，一生轻蔑心，便容易产生侮辱心，一生侮辱心，便容易时时因交触，因独私，因攘掠的欲念而启杀人心。”[38]这里显然包含了对于中华观念的批评。基督教提倡上帝爱一切人，有限的道德生活一变而为无限的道德生活。

耶稣和保罗的教训。 赵紫宸先生在谈到耶稣时，曾讲过耶稣的爱国主义即“爱犹太国”的主义。但在《圣保罗传》中，这种爱国主义就不见了。保罗是基督教的缔造者，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是他创立了“因信称义”，废除了割礼和律法称义。“主的福音借着圣保罗传遍了罗马的天下，主的教会借圣保罗冲破了耶路撒冷的局部的民族的范围而成为世界人类大统一的心灵结合。[39]据圣保罗，我们时代，宇宙万汇，一切群生，都要得救。鹤鸣九臬，声闻于天，圣保罗心忧天下，放眼世界。“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由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三：28）

在《圣保罗传》中，赵先生分析了基督教诞生时的哲学背景。“天地一理，人类一性“，这有民胞物与的观念。这种思想成了罗马帝国广大的人群宇宙论（世界主义——本文引者注）。“人类为一体，万有为一家，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都是我所存之地……天下人均是弟兄。”[40]

赵紫宸先生称保罗是做了“背国的叛徒”，称他是“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里云。”赵紫宸先生把保罗的世界主义放在当时大环境下分析：斯多葛派认为天地一理，人类一性，民胞物与，与大同主义毫无二致。似乎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爱国者。[41]

一个历史的宗教应当同中国的自然力崇拜、民族宗教、国家宗教和皇帝个人崇拜不同。这与保罗这位有较高修养，又有罗马文化背景的人有关。在“礼仪之争”中反对旧礼教的保罗，当然要受到迫害——差点系狱，差点被中国皇帝或政府驱逐——耶稣因而让他速离耶路撒冷城到外邦去。保罗要撤除犹太人与外邦人的界限，一如后来传教士要抹去中国旧礼仪与西方礼仪的对立——此即废除律法和旧礼仪。上帝是全宇宙的救主，全人类的教主，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救主吗？基督教文化从自然走向历史，将来，人类又会从历史走向历史的终结，那将是自由的王国，人类大同之世，也就是启示录的新天新地，一切都更新了！陈旧的事物被丢入硫磺火湖。旧世界的大淫妇被捆绑。

和平观念与天国观念。他认为应当建立亲睦和平，协作互惠和民族间的交融，要建立民族间的相敬相羡的了解，要注意国际公意的仲裁（不应把国外舆论对一国人权的批评当作敌对，这种批评常常能促进国内进步：虚心使人进步嘛！——本文作者），坚持互订同签的条约，作为国家正谊公道的后援与指导。换言之，国际公约，不独约束一国政府在国际上的行为，也约束一国政府在对待内部人民时的行为：“基督教正是要天国临到人间，自然希望国家绝对主权的破灭和世界新秩序的建立。”[42]

基督教祈盼的天国概念，乃是世界主义在人间的实现。赵先生云：基督给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衣被我，我有疾病，你们看护我……这些事，你们作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我常想，一国之人权，一国人民之生存状况，往往要以该国囚犯、流浪者、下层人民的生存状况为转移。这可能是水桶理论：水桶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最低的木板的高度。我们长期忽视无权者、残疾人、乞讨者的地位，以为对犯人应当专政，只许规规矩矩，其后果是国家主席也沦为阶下囚。“最小的兄弟”——我们的关注之所在。有人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已有保障，是因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有宗教徒。但那些家庭聚会者，教堂外的信众的信仰自由就不该得到保障吗？

赵紫宸先生心目中的天国，有些像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这样的天国“无疆土，以世界为疆土；无国民，以人类为国民。……教会不是天国，教会清洁而良善，可以为天国国民实现精神生活，开拓宗教事业的工具，……天国只有三事，一是上帝是父亲；二是耶稣是救主；三是人类是弟兄。而三者一贯，发而为爱的生活，如此而已，如此而已！”[43]

这一观念的基石，全在于耶稣的诫命。耶稣是世界的救主，因为他自立崇高，庄严，纯洁的人格，得有上帝意识，努力前进，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完全托付人类。[44]

三 对基督教本色化空想的批评

批评民族主义。自保罗以后，各地教会皆是一个教会。民族教会，地方分立，乃是对基督教真义的反叛。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元首。只有在康熙大帝时教会的头才可能是皇帝，他有权威裁断宗教事务。中国教会热衷于由国王、政府包办教会信仰。中国现今教会崇奉“三个代表”，似乎教会代表“先进阶级”，又似乎教会应由“三个代表”来统帅。但从教会观点看，肢体虽多，却是一个教会。中国教会无论如何首先应该是基督的教会，这从保罗时就如此。教会是一个世界的圣徒之家，是上帝之国。[45]基督教是历史的宗教，而不是中国的传统自然宗教。自然宗教拜天祭地，实行祖宗崇拜，这是自然经济、自然状态下的原始宗教。基督教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历史哲学因而是基督教的产物。历史哲学借助于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大能，使人类历史合一，使人类有共同本性。自然界纷繁复杂，使中国人的自然主义社会观把人类四分五裂，缺乏统一性。中国有历史学，但没有历史哲学，只有天人合一。历史同自然没有分开。从自然到历史，是一次飞跃。

赵紫宸认为，把基督教看作舶来品，看作帝国主义的工具，实在有不能持平的地方。他认为这种抨击是急不择言，不详察。我们不能因为爱国的缘故，岌岌乎打口号，立标帜，将基督教从西国手中夺过来，与本国政治势力结合。他认为基督教是主张真理、正义、公平、仁爱的，苟一偏于不平，其效果便与受帝国主义庇覆的效果相仿佛。持平地看，基督教对于中国的贡献，确是甚伟。

本色化、本土化、中国化、中国特色，是中国文化人特有的中国特色的心理情结。在当前鼓吹中国节日读经复古开办私塾排斥西医中，俱得表露。然而赵紫宸先生不盲目鼓吹本色教会运动。

一种世界主义的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固有弊端应当有所排斥、杆格和批评。世界主义是对本族中心论的否弃。世界主义思想若不挑战民族主义，便不能成功运行。而且，世界主义必然同各民族原有的迷信、人身依附、落后成对立之势。这是必然的，而不是或然的。基督教若不挑战民族本位文化，便是失察、失职、失业、失语、失范、失败。50年代后，基督教在中国变成自闭自封自大的民族教会，“中国化”成了拒外的理由，但“五四”以后的教会却抨击过中国的腐败。

赵先生就是如此之人，他以基督教观念批评中国古老的家族意识国家本位：“然而中国已经毁灭了中心的信仰，是中心腐化，意志薄弱的，前途不可预期，目前只是难产的剧痛。”[46]比如讲民主，他说中国应当既有经济民主，也要有政治民主。有人说，中国人主张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然而赵先生认为，这种道理部分已经不存在了。中国近代文化偏重于守旧、守成，缺乏维新的活力。赵先生敢于批评中国文化，乃是从世界眼光来看中国。他说：“在今日，中国绝对没有民主”。[47]他欢呼“中国文化现在正在剧变中”。我认为我们应当和赵先生一样，促进和欢迎中国的剧变。我们难道不是正处在一日二十年的时代吗？人权入宪，乃表明一种旧思维方式的终结。

赵先生有时错误地说，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很薄弱，种族观念不强烈，也可以说这是因为大同世界天下一家观念作怪。[48]不过，我认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种族观念太强烈了，这大大危害了人民和个人权利。但他关于中国人被“绝对国家主义”的国家欺凌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国家观念太强，个人观念薄弱，个人不知应负的责任，每一个人无足轻重，故自暴自弃。我以为这是中国社会太过集中造成的个人责任意识淡薄。但他提倡由万族一本、天下一家的基督教使各宗教联合在一起，擎起耶稣的理想来。这观念就弥足珍贵。

赵先生从基督教世界主义出发，批评中国文化“看不见历史上还有超历史的基督，也不曾梦想到盼望到上帝从世界之外的来临，因为中国文化只知道你与我，以及这现象的世界。国人不容易信基督。”[49]我认为，要推广基督教，就必须否弃中国道德文章。“中华基督教”、“本色基督教”，乃是想造成大杂烩。赵先生认为，固有的中国文化绝不会在自己之外盼望基督的来临。中国人或能了解佛教，但不能真切了解基督。我以为赵先生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之缺乏世界主义的原因。

赵紫宸先生提倡的世界主义有时指地上的世界大家庭，有时指天国。但无论如何，这都同华夏民族主义对立。他和鲁迅先生一样以敏锐的眼光审视华夏文化的顽劣。他说：“今日的中国，是罪恶滔天的中国”。这与“河殇”、“城殇”、“国殇”、“华殇”有相近之处。他引罗素的话说中国人有 “贪婪、懦弱、残忍”三恶德。[50]例如美国世贸中心被炸，中国女大学生欢呼雀跃，便是明证。

赵紫宸并非狭隘的和排斥西方教会的，在他，教会乃是一种相互尊重、彼此支持的主内一家的精神。他建议：“西教会应当为神国推广的缘故，不但将教会交给中国信徒，并且应当欢欣地予以经济人才的辅助……在中国教会里，西教士仍旧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代表西教会对于中国教会表示深切的友爱。他们是西教会的爱的使者。同时他也是中国教会里的教友，与中国教友完全处同等的地位，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51]简单的说，赵紫宸思想中，教会是同时兼备普世性和地方性的 ，缺乏普世性的地方教会只算是基督教的一部分。赵紫宸不遗余力参与普世教会的活动。可惜，中国后来驱逐了洋教士。

赵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批评，频频发乎笔端，闪出火花和光芒。“中国文化现正处于大巨变之中，基督教是否能启发人们的信仰，为中国文化注射新的血液？ ……阻碍基督教的，不是中国文化，而是罪恶，是士大夫的骄慢自足，是民众的愚鲁无知，更主要的是一些不三不四的改头换面的所谓基督徒。” [52]

我们中国文化在改革中正接受兼容世界文化。赵紫宸认为，中国文化在剧变中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基督教要打入中国文化，成全中国文化 ”，“基督教是实行的宗教，不但要做慈善事业，而且要推翻迷信，改良社会，从抵制鸦片赌博*淫纳妾，到发展教育医药卫生等都引得社会人士的信任。所作所为虽非彻底的社会，但也下了不少社会革命的种子。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对中国文化有过相当的刺激。基督教如要影响中国的文化，自当用更进一步的方法，使其基督化，深入家庭、农村、工厂、监狱、商店等地做救度化导的服务。”[53]他认为中国文化应该完全崩溃，中国的人生观宇宙观要完全下台。要由另一种思想取而代之。没有任何哲理可以使中国起死回生。基督教应该和旧文化对垒，为中国创造新文化的基石。他为此舌敝唇焦。

所以他对于中国的败德劣行，人格涣散，有切肤之痛。“颓废，刁滑，最恶贯心，人不信人，人只讲糊涂理性，不讲准确理性，人放纵兽欲，人杀人，人吃人，“中国的思想到了最混沌的地步”，“沾染了丧家灭种的疾病”（这分明说的是当今中国社会也）。”他相信唯有基督教可以救国救民。[54]

他后来对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抱否定的态度。“人们又想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打成一片，不啻忘记了基督教的真际，投降了已经崩溃的中国文化；却不知道基督教是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 是与中国文化根本的思想冲突，是要从冲突中救度中国文化的。”[55]

他对于中国人的道德多所批评。他说：“乾坤只是轩轾，时序只是惊惶，这时候来说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伦理，不等于是在痴人说梦吗？”“在中国，所有的是贪污，是枉法，是残忍，是残酷，是大欺小，强凌弱；而会说话的，又用种种美名，欺压大众，一味权利之争。”这简直和鲁迅一样，和胡适的“五胡乱华”论一个样，对于中国的针砭深入肌肤。在中国，“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俱绝，人无一点公德，无一点爱心，一代不如一代。问题的根本在哪里呢？他的回答是：中国全部问题的根本是一个道德问题。[56]在赵先生看来，基督教伦理对于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道德问题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的中国处于大动荡时期，赵先生认为全部中国问题是道德问题，他强调中国需要道德力量，而这，又是基督教信仰所固有的。他把中国社会问题置于天国的范畴里。“将来，如果有什么强有力的事情，可以防止民族间再有血腥的冲突，可以在他们中间产生善意，那必然是基督教。基督的生命，一旦活出来，就会提升个人，使家庭发光，社会更新，及使国际间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57] 这当然不是要我们尊孔读经。回复到——中——国封建文化，是没有出路的。这里也没有什么“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胡吹。这不是21世纪是“中国哲学的世纪”的瞎说。

批评基督教中国化。 赵紫宸先生认为，中国基督徒因为经验与知识的缘故，并不真正知道基督教的本真究竟是什么。他认为，中国教会并没有什么“本色教会”，“国化基督教”。他说：

中国的哲学实在是过时的理论。中国哲学（如宋明学术），没有受过科学的磨砻，结果不免于空中楼阁的虚玄。如果基督教不以近世最精密的哲学为宗教思想的指导，而必要套在中国的旧思想模型里，其结果难以使人满意。他认为如果硬要使不被真正了解的基督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发生机械的关系，实在是一个错误，决不会有良好的成绩。他认为，我们应当虔敬恳切地了解基督教与世界文化，俾在我们心里血里结成我们的新生命。我们是中国人，然而亦应吸收世界的文化与基督教。根本上，基督教生活原是世界的基督教，在殊异方面才是中国的基督教。

换言之，中国教会是特殊性，世界基督教是共性。特殊性离不开一般性。他讽刺基督教中国化是“找些儒冠方巾旧东西来”。[58]

时间迈进到21世纪，在中华大地上兴妖作祟的居然还有排拒世界文化的浊流。在反对西医西药西方节日西方饮食西方学术经典的浊流中，居然有人斥基督教为外国鬼子的宗教。对此，我们应该用赵紫宸先生的话来回答：“西方的思想风俗习惯，以至于饮食衣服无不与中国的素尚相抵触，而中国人取而纳之于社会之中，不啻是自己的东西。阻碍基督教的……是士大夫的骄傲自足，是民众们的愚陋自私。”[59] 所以，赵紫宸先生在主张基督教和中国素常文化合一丽泽切磋交流的同时，不否认基督教应该批评旧礼仪旧规章制度，“要批评中国一阴一阳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挥写一个基督教的历史哲学”，这就是基督教以超越历史来成全历史的历史哲学。[60] 这是对中国哲学循环论天道观的批评。当然，在赵紫宸先生的思想中，还有不少国族主义的观念掺杂其中。他有时想把世界主义和中华大民族的民族爱国主义糅合在一汽。这也不奇怪，因为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的中国人鼓吹基督教和狭隘中国的邦国意识民族情节不相抵牾。

西方逻辑与哲学的彻底性，不仅慎终追远，而且达致终极——在伦理上就是由一人一家达到世界主义。这才是赵先生的本意。他对同胞主义也是有时赞扬，有时批评。[61]赵先生专门有一章论述“基督教与国家主义”（《基督教哲学》）说，要有国家观念，也要有世界观念，要有国民生活，也要有世界公民的生活。我认为，赵先生的本意即是从国家开始，达到世界主义结论。生活的顺序：先国家，后世界。逻辑的顺序，先世界，后国家。他认为，这两种观念与生活，互相渗透，所以，我们断不可因其提倡爱国而欢呼雀跃反对世界主义，也不可因他提倡爱国而嫉恨他。我们不可无族人的友谊，也不可无国际的友谊。总之，他不反对世界主义。他提倡国家主义，但又认为国家主权也得依道德法则行事。“国家必修德而行，也要尊重他国主权”。他心目中的国家主义，有时竟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2]这使我想起极端民族主义者常常挂在口头上的“文化侵略”、“教育侵略”、“宗教主权”等。赵先生反对面临西方精神时国人所谓“文化侵略”、“精神侵略”之说。他说，文化是不能侵略的，精神是不受侵略的，放心罢！[63]如果文化竟然能侵略，那我们欢迎这种侵略，犹如我们欢迎“科学侵略”、“民主侵略”一样。

在《我对于创造中国基督教会的意见》中，赵紫宸阐发了普世教会的观念：“基督教会在精神生活与宗教事业方面是没有种族国家界限的……所谓世界的教会，乃是各国教会内的信徒，不分种界国界，而共有的精神团契。这样，无论那一个教会，那一个信徒，都可以做世界教会内的分子。”[64] 中国的教会，当然应该有使徒的印记，是上帝教会的一个肢体，属于普世的教会。

批评丑陋的中国人。赵紫宸先生有些激愤，像《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一样，借“王茉莉”之口说：“自作孽，不可活。我们中国人罪恶最重。我们中国人心里没有一片净土。我们自杀，我们自欺，我们自取灭亡。中国人最大的祸害是中国人自己；中国人最大的危险，是中国的爱国志士。我们拿他国买中国的金钱，用爱国的美名，做卖国的事情！我们颓唐懒惰，疏懈忽略，迷信了持中调和的优游，以致有今日的堕落。人心里充满了罪恶，再也没有相信，不会了解人是可以爱人，救人，信人，拯救人的。人的罪恶越深，越不能有努力爱人爱国的精神。人啊，揭破你的假面具罢，你是在死亡的深渊里啊！”[65]

在他的眼中，当时的中国社会 “罪恶弥天，腥秽满地”。要拯救中国腐败的人心和社会，非基督教不能竟其功。和20世纪前半期大多数先锋思想家们一样，赵先生大声疾呼，愤怒指斥中国人的劣根性。

“同志们，今日的中国，是罪恶滔天的中国……今日的中国人，颓废，刁滑，罪恶贯心。人不信人。人只讲糊涂理性，不讲准确理性。人放纵兽欲，人杀人，人吃人！事事用情而情感枯涸，事事纵情而真情消歇。女子妖艳而妩媚，男儿反侧而无常。外国的吗啡鸦片遍全国，西方的道德宗教若秕糠。我们中国人只要坏东西，不要好东西；只要速成占便宜，想法图眼前。”[66]

这仿佛是21世纪中国有识之士的呐喊，这是一种另类爱国心，不同于痴迷于中国种种恶德的爱国心。

教会观。赵紫宸先生认为，把基督教看成帝国主义的工具，“实在有不能持平的地方”。因而他认为，宗教是不分国界的。世界的教会，不分种族国界，而有共同的团契。他又认为，“本色教会”是中国基督徒所创造的制度，因为中国自昔并没有基督教会。他坦言：“我们的教是世界教，此教的精神是世界精神。”[67]赵紫宸先生认为，基督教是“独脱空间实际国族种界的范围而流行无极”，“是超国家主义”。赵紫宸还说：“我们的教是世界教，此教的精神是世界精神。”[68]

他认为，中国的教会，当然是西方教会的后裔。教会是具有精神主权与组织的独立团体，不应依附于国家。基督教会在精神生活与宗教事业方面，是没有种族国家界限的。宗教是不分界限的，西国人可以输捐，可以遣人来辅助中国的信徒。这同单纯自传自养自治的主张有杆格。从精神方面说，中国基督徒与天下的基督徒同信上帝，同宗耶稣，同尽心力作建设天国事业。所谓世界教会，就是各国教会的信徒不分种族国界共有的精神团契和交流。因此，无论哪一个教会，哪一个信徒，都可以做世界教会内的分子。更确切地说，凡是真信徒，就都是世界教会的分子。所谓某国的教会，某地的教会，其实也是发挥生活的组织与制度。精神生活可以中外有默契，有共通。

赵紫宸大胆认为，中国教会必须效法西方教会。他说，有的人听了这句话可能要奇怪：我们现在不是天天呼叫“本色教会”，“本色基督教”吗？他说，可是，基督教决无本色的可言。“本色教会”，仅一名词而已，尚没有存在；即或可有，也是“中国基督徒所创造的制度”。譬如我现在写这篇话，可不可以叫做一篇本色话？我想可以叫它为“本色话”，因为我从心中把话发出来，表明我的本色。我的本色，究竟从哪里来的。不瞒读者说，我的本色是天南地北往古来今的东西，不过是从我里头经过，由我的意识组织而已。看起来，离开文化的交流，不可能有纯粹的本色文化。[69] 我们中国人唯恐自己不是中国人。总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本色化、中国化，结果就出现许多糟糕透顶的东西。好像连人造地球卫星这类先进科学，也是中国“独立”自主研发。可这个世界上，若离开全人类的科学，你能孤立无援地做什么呢？当然，你如果移民海外，或者挺着大肚子拼命到外国生个洋崽，那当然又是中国化——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善于偷越国境生仔。不过我不赞成中国人加入他国还仍旧自称中国人。

本色教会也是如此。中国自昔没有基督教会；魏晋以前没有庵观庙宇。所谓庵观庙宇，原是中国人创造的东西；凡是中国人自己所创造的，不问其元素是从哪里来的，都可以称为本色的东西。英国人织呢绒，原料是中国货；但是呢绒运到中国，名称是英国货，不是中国货。他认为，我们效法西方，介绍文化，实在是一种伟大的贡献。 所以国人要尽力介绍西方东西进来。宗教美艺文学等等，实在是西方比较深长久远的精神文化，其重要性乃较科学有过之无不及，我们也应当悉心了解，拿来做我们丰富生活的原料。在这件事上，西方深于宗教的人们，实在对于我们有很大的贡献。西方有宗教、美术、精神哲学，实在足以表显他们精神生活的强固。赵紫宸认为，他们的思想、哲学，远超乎中国固有的许多优点。地球人类有幸而有西方文化作表率，不至于衰退。

四  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安子如是言

20世纪法国宗教思想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说： “将祖国置于某种绝对的不受玷污的地位，显然是荒谬的。祖国是民族的另一种说法；而民族则是由历史事件而造成的领土与民众的集合体。就人类理智所能判断者而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偶然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总是善恶相杂的。民族是一个事实（fait），而事实便不是绝对者。它是各种同类事实中的一个。世界上并非只有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诚然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的民族，就他人对它的爱而言，也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薇依认为，祖国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环境（milieu vital）。她认为， “若祖国被视为生活环境，那么，它就不能避免来自外部的影响。国家不再出于神圣权利而成为其控制之领土的绝对主宰；在这些土20世纪法国宗教思想家地上的一种合理而有限的权威，在国际事务中由国际组织来行使，也就不再是欺君犯上（lesemajeste）之罪。” [70]

不过，她认为，人们越是属于这些非民族性的圈子，就越是愿意维护其民族自由，因为这样一些超国界的关系不可能存在于受奴役的民众之中。同样，地中海沿岸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在它们被罗马人征服之前要强烈、活跃得多，而当它堕入罗马行省的不幸状态之后，就呈现出沉闷的千篇一律。只有维持自身的特性，才可能有交流——离开自由，这就是不可设想的。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着许多承载生命的圈子，那么祖国就只是其中的一个。”

雅克•卡博说，西蒙娜•韦伊认为 “国家是一种冷酷而无法让人爱的东西；它残杀并取消所有一切可能成为被爱的东西；因此，人们被迫爱它，因为只有它了。这就是当代人在精神上受的折磨。”[71]他认为，把国家当作忠诚的对象，这是一种纯粹的偶像崇拜： “崇拜偶像这种真正罪过的对象始终是类似国家这样的东西。当魔鬼向基督献出世上的王国时，正是向他提出了这种罪过。基督拒绝了。黎世留接受了。”[72]

事实上，“国家政体的发展耗尽了国力”；[73]它*着国力的实体生存并养肥自己，而国力实体最终被消耗殆尽；结果是国家政体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经历了这种如此古怪的荒谬事，以至人们甚至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民主，在这种民主中，所有一切政府机构，以及同它们有关的东西，都被全体民众公开唾弃和蔑视。”[74]

国家，“人们仇视、嫌弃、嘲笑、蔑视和害怕的对象……以祖国的名义索求绝对的忠诚，全部的奉献和最大的牺牲”，就把这种荒谬推到了顶点；国家得到了它所求；“它被当成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并受人供奉，无数人献出生命为它增添光彩。一种无爱可言的偶像崇拜，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可悲的吗？”[75]

如果人们大谈祖国，他们就会很少谈论正义；然而对于工人，单单祖国是不够的。在爱国主义的概念中，有着矛盾：祖国是一种有限的不完善的东西，而它有着无限的要求。[76]因此我想，地球人批评地球各国人权，不算火星人干涉地球国内政。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这是我们很可夸示于人的。但我们也深知，一种古老而不死的文化很可能是一堆沉重的包袱。基督教是西方外来文化。假如它能使古老中国焕发青春与活力，假如它能有效地阻遏古老文化的僵死气味蔓延，并从根本上革新中国文化，那么，它就不失为一种健康革新的力量。然而不幸，基督教未能尽其所能地发挥批判优势，便一头钻进中国古老文化的怀抱。外国传教士尽管试图对中国旧文化作出批评，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向顽固的孔孟之学屈服。

基督教原本是标举世界主义和“人类一家”的旗帜的。但到了中国，却被歪曲为民族的、皇家社稷的宗教，被迫挂起民族主义和邦国主义的旗帜。这可以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不幸命运。基督教成了卫国保家保种的攻伐异己的掩护。假如基督教能充分发扬其对中国古旧文化的冲击与批判的作用，或许它会受到更多的中国学者的欢迎。对基督教从内部所做的人为阄割，使之成为为皇室、为家庭制度服务的国家主义宗教。这可以说是基督教两千年最悲惨的命运。

从根本上说，基督教文化与敬祖事天的儒家文化是完全不同质的两大文化体系。如果华夏士子能以坦诚开放的胸襟接纳西洋文化、用以弥补中土炎黄文化的不足，则中国文化会发生新陈代谢革命性的变化。这毋宁说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但囿于惰性思维的中国王公大臣、士子文人，以封闭排外为最高宗旨。中国教会于是标榜自我封闭、自我颂扬、自我布教。这种排外意识竟达到令人恐怖的高度。同世界性开放格局相比，中国士子文人，在排斥异端方面居于列国之“最”高水平。可惜可惜，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斥巨资建国学院大楼，这上层建筑里就没有西方科学文化宗教神学的地盘，这无异于否认百年来中西会通的巨大成就。基督教和佛教中国化的人这次吃了闭门羹。

任何不是以西方基督教制胜中国残缺文化，而是以中学化解容纳西学的努力，都是使老大帝国苟延残喘的疾心妄想。今天，以西方之学化解、冲击固有的东方守旧之学，大局已定，势所必至。我们应当欢呼“人类一体”，“万国一家”的大时代的到来，我们切不可以华夏亘古文化抗拒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切不可做旧文化的殉葬品。

基督教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顺应和调适。它也具有社会批评的职责。若望保罗二世说：“所有基督徒都有义务通过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目前盛行的价值危机，勿忘普遍真理。”在世俗化日盛的今天，基督教应唤醒人们反省道德的与社会的问题。[77]天主教对西方的“新时代”（The New Age Movement）的批评值得注意：新时代是现代出现的现象，每个人都可以照自己的利益进行选择，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宗教。这是十分危险的。基督教认为“新时代”不符合真正的基督教信仰。[78]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基督教信仰同其他信仰合一，被称为混合论（Syncretism）。我们时代不需要宗教冲突，但也不需要宗教折中。中国的宗教混合论是抵制基督教的另一种翻版。一部分国人向来的习惯是：对外部文化，始则抵抗，抵抗不成，便以“古已有之”之论将中外文化煮成大杂烩。奥格利奥说，宗教历史是一种宗教创造性地借鉴另一种宗教，然后又回归自我。[79]我认为，基督教适当地回归自我，十分重要。

所幸在20世纪将近谢幕的当儿，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大批基督教文化研究学人和基督教学术研究机构。他们是基督教教会以外的学者。他们并非“虔诚”信徒，也没有熟读经书。但他们在译介转述基督教学术方面不遗余力，崭露头角。在文、史、哲、经、法诸领域，都有这样一批襟抱开放的知识分子。他们完全没有旧式文人和某些封闭的基督信徒那种狭小的器量。应当说，这种态度实足以代表中国基督教的未来。中国的基督教应当抛弃“体”、“用”、“本”、“末”的思维惯例，而应当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弘扬基督教本来就有的“天下为公”的教义，打破心胸狭小的封闭民族心态。

每年清明节，中国各地扫墓祭祖，毁坏良田，践踏草木，引发山火，污染环境，神汉巫婆，纷纷出动。纸美元、纸洋妞、纸牛马、纸冰箱、纸彩电、纸楼房、金雕玉刻的童男童女等跃然出现。“风吹旷野纸钱飞”已成城乡一景。嵩山林区火灾，过火面积达450亩，就是由清明祭祖引起。山东省林业部门数据表明，清明前后上坟烧纸引发的火警，占到三成以上。

最近，二月二，龙抬头，河南新郑建成29米高的“华夏第一祖龙”龙头，占地千亩，高逾百米，耗资上亿，也是以 “爱国主义”和 “弘扬民族文化”为名。然而龙是从未存在过的东西。自称“龙的传人”，标榜中华民族特殊，就和全人类一体的观念抵触。“龙”是帝王们的工具，是集权和暴虐的象征。其实我们凡辈平民，根本不是龙子龙孙——是有如何？

从祭祀“三皇五帝”到祭祀“周公孔孟”，凡与本地沾亲带故的，国人都祭祀。礼炮轰鸣、钟磬悠扬、圣贤遗迹、帝王贵胄，先人阴魂，驱之不散。民族主义压倒环球人类一家的基督教观念。300年前礼仪之争，中国皇帝胜出，可悲也夫。和中国人民大学“和合”国学神学研究院以及街道乡村读经私塾相呼应的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封建陋习严重，失学儿童大军和为成年儿童务工，公祭皇帝陵与公祭成吉思汗陵并行不悖。丧葬祭礼尤为突出。基督教在打破传统陋俗方面贡献居伟。按鲁迅的说法，大禹是人还是虫，尚不清楚。炎黄二帝乃神话传说中人。至于“龙的传人”更是图腾崇拜的产物，然而，此起彼伏的公祭大典不绝如缕。祖庙陵寝，幽灵不宁。连堙圯有年的苏小小墓也被修茸一新，以励来兹。香烟袅袅，古乐干云，幡旗猎猎，龙狮狂舞，华服衮衮，冠冕崔崔，斧钺刀矛，兵器森然，青铜祭器，供品陈列，古代黄色刀旗迎风招展，巨龙颔首腾云，《炎帝颂》高调入云。我们希望：基督教切莫沾染如此自然宗教和自然崇拜，切莫“祭如在，祭*如*在”。

--------------------------------------------------------------------------------

[1]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42页。

[2]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22页。

[3] 《梁任公近著》，第1卷（上），第241页，《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20页。

[4]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20页。

[5]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22页。

[6]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23页。

[7]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23页。

[8]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9页。

[9]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5页。

[10]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0页。

[11]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5页。

[12] 赵紫宸：《学仁》,第422页。参见《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

[13] 赵紫宸：〈学仁〉,第422页。参见《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

[14]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0页。

[15]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5页。

[16]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5页。

[17]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2页。

[18]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2页。

[19]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3页。

[20]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4页。

[21]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1页。

[22]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21页。

[23] 赵紫宸：《我对于创造中国基督教会的几个意见》，1927年。《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张西平，卓新平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321-332页。

[24]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4页。

[25]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4页。

[26]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7页。

[27]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24页。

[28]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8页。

[29]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8页。

[30]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9页。

[31]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4页。

[32]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2页。

[33]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46页。

[34]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46页。

[35]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0页。

[36]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1页。

[37]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1页。

[38]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1页。

[39]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79页。

[40]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04页。

[41]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09页。

[42]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5页。

[43]  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6页。

[44]  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6页。

[45]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6页。

[46]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01页。

[47]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01页。

[48]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21页。

[49] 《赵紫宸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03页。

[50]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页。

[51]  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550页，正中书局，台北，1980年。

[52]  赵紫宸，《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上海广学会，1946年。第277页，第276页。

[53]  赵紫宸，《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上海广学会，1946年。第277页。

[54]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自序”，“耶稣的人生哲学”，《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11页，第186页。

[55]  赵紫宸，《系狱记》，第60页。《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第398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398页。

[56]  赵紫宸：《基督教的伦理》，上海青年协会，1948年，第2页。

[57]  赵紫宸：《基督教对中国心灵的吸引力》，第373页。《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第438页。

[58]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林荣洪编，《近代华人神学文献》，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出版，1986年3月。

[59]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04页。

[60]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07页。

[61]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7-238页。

[62]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2页。

[63] 《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2页。

[64]  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547-548页，正中书局，台北，1980年。

[65]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3页。

[66]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赵紫宸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11页。

[67]  赵紫宸：“我对于创造中国基督教会的几个意见”，《真光杂志》1927年第26卷第6号，第1-13页。

[68]  赵紫宸：“我对于创造中国基督教会的几个意见”，《真光杂志》，1927年第26卷第6号，第1-13页。

[69] 赵紫宸：《我对于创造中国基督教会的几个意见》，1927年。《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张西平，卓新平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321-332页。

[70] 西蒙娜•薇依：《扎根  人类责任宣言绪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39-140页。

[71] 西蒙娜•薇依：《扎根  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9年，第99页。

[72] 西蒙娜•薇依：《扎根  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9年，第102页。

[73] 西蒙娜•薇依：《扎根  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9年，第103页。

[74] 西蒙娜•薇依：《扎根  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9年，第106页。

[75] 西蒙娜•薇依：《扎根  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9年，第107页。

[76] 雅克•卡博：《信仰与重负——西蒙娜•韦伊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第421-425页。

[77]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国际天主教参考资料》，2003年第6期。

[78]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国际天主教参考资料》，2003年第2期。

[79]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国际天主教参考资料》，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