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新政权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的努力是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的：接管和改造旧学校，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和教会学校，以及私立学校改为公立；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将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实行全日制学校、干部学校、业余学校并举，扩大工农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主要在1952年进行的对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旧有的高等教育，构造了建国之后高等教育的模式和品质，对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一模式已成为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对象。

◎对院系调整过程的追述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校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 月，取消交通大学管理学校，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纺织工学，等等。

1952年，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为适应高等教育满足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的需要，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统一分配毕业生制度的需要，开始大规模进行院系调整。

1951年11月，中央教育部在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1952年院系统调整的序幕。会议指出，全国工学院地区分布很不合理，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少数大城市，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效益低；学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才不够专精；学生数量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决定以华北、华东和中南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

1952年5 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调整的原则是：高等学校的内容和形式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

大学（指综合性大学）为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培养师资的高等学校，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 所，最多不得超过4 所，大学行政组织取消院一级，以系为教学行政单位；工学院是这次调整的重点，以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为原则。

农学院采取集中合并的方针，每一大行政区办好1 至3 所。

师范学院每一大行政区办好1 至3 所，纠正过去与大学同学科设系的倾向，严格遵照中学教学计划所需系科设系。

具体的调整方案包括：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科性高等工业学校；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撤销。

将南开大学的工学院与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合并于天津大学。

将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将其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江大学。

将南京大学的工党与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

将武汉大学的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和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南昌大学的采矿系统调整出来，在长沙成立独立的矿冶学院，并增设采煤系及钢铁冶炼系。

将武汉大学和南昌大学的水利系、广西大学土木系的水利组合并，在武汉成立独立的水利学院。

将中山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独立的工学院，等等。

整个调整工作，京津地区从6 月开始，华北地区于9 月，中南地区于10月开始，到年底基本完成预定的调整任务。

通过调整，北京地区新设的学院为：北京地质学院（由北大、清华、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党院等校的冶金系科合并组成）；北京航空工业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成）；中央财经学院（由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民政组合并成立）。1952年的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例如，华东地区原59所高校，没有参加调整的8 所，停办（或调整后校名取消）及迁移外区的学校达21所。调整后，全国共计新设高等学校31所，其中工业院校11所农业院校8 所，师范院校3 所，医药院校2 所，财经院校3 所，政法院校2 所，文科院校1 所，艺术院校1 所。从旧有综合性大学独立出来的各种专门学院有23所。调整后停办的高校共49所，改为中专的4 所。

作为1952年院系调整的延续和补充，1953年全国继续进行院系调整。此后，1955年，高等教育部决定调整部分高等学校的院、系、专业的设置和分布，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的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其中影响校大的将交通大学大部分迁往西安，建立了西安交通大学。

◎院系调整的动机及其结果

1952年院系调整的主要动机，是将高等教育纳入为经济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轨道，加速培养工程技术和科技人才，提高教育效率和改变教育布局的不均衡状态。这些目标基本达到。

经调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一批多科性综合大学改为文理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等综合性多科性工业大学。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减至14所，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 37所。招生规模迅速扩大。1949年，共有高等学校205 所，在校生11.7万人。1952年，共有高等学校201 所，在校生21.97 万人，增至1953年的1172人。

工科院校的培养能力显著增强。理工院校占高校总数的比例，由1949年的13.7% 增为21.4%.全国工科学生招生规模广大了1 倍，由原先招收1.5 万人增至3 万人。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 ，1952年达到35.4%，为各科学生之首，改为了此前以文法科为主的学校和学科结构。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通过调整，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相对集中，提高了使用效率。

中国高等学校的布局偏于沿海和大城市。1949年时，58% 的高校在沿海10省市，仅上海一地就占25% ；边远9 省区的高校仅占6.8%. 经调整后，适当改善了这种不均衡的布局。到1958年，沿海10省市的高校占高校总数的42.4%，边远9 省区的高校增至占13.%与此同时，在1950年接管了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其中11所改为私立）之后，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所有65所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办。

以本世纪初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标志，我国现代教育的体制是向西方学习，仿效美、日教育制度的产物。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一道分水岭，将二十世纪的大陆教育鲜明地一分为二。对旧中国教育大规模改造重建，全面模仿、移植苏联模式，形成了建国后大陆教育的基本面貌、价值品质。

与欧美大学的通才教育模式相对，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一般称之为专才教育。其基本特点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连，对教育实行高度统一集中的计划管理；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来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学生分配；本家对高等教育实行垄断，学生全部免费。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高度契合的、与动员型社会同构的教育制度。它可以集中国家资源，迅速培养大批高度专门化、专业狭窄的“现成专家”，却有其明显的弱点和弊端。

◎对院系调整的历史评价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50年代初按苏联模式重建的高等教育，其弱点在建立之初虽也有明显表现，但总体上是适当时政治、经济制度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必须随之而变革；然而，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

1 、严重削弱文科和综合性大学。

现代教育始终有相辅相成的两翼。一方面，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对经济振兴，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价值；另一方面，教育又具有促进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保持和传递文化传统，维系和整合社会，以及陶冶人格等人耸教化的功能，即教育的非功利价值，它主要是通过文科教育实现的。因而，急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都面临一种考验：能否在发展科技教育、专门教育的同时，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不难看到，院系调整发展工程教育的成就，在很大程度是以削弱文科为代价的。1949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共占33.1% ，其中文科、财经、政治各科的学生比重分别是10.2% 、16.2% 、6.3%；至1953年，即第一次院系调整后，已分别下降为6.7%、6.4%和1.8%（共占14.9% ）。到1957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又进一步下降为4.4%、 2.7%和1.9%（共占9%）。1962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6.8%. 同样，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特殊功用，被称为现代教育的 “轴心机构”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 降至1952年的10.9%.1986年，这一比例为4.3%. 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

对文科教育的削弱不仅由于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也出于对它“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一大批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学者备受批判冲击。“文科危险” 和“文科无用”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酿成全社会经视、贬损文科，重视理工科的明显的“重理轻文”的倾向。

1980年，经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我国大学生中文科学生的比重达到8.9%. 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的统计，在全世界1000万以上人口50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比重于50% 的有限3 个国家，介于 26~50%的有26个国家，介于20%~30% 的有6 个国家；介于18%~20% 的有4 个国家。中国的情况，竟然比这一比例最低的国家还低10%.这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同样表现在理工科院校的课程结构中，以及中小学的学校教育中。其后果，不仅造成应用文科人才的奇缺，制约了社会现代化发展，而且严重削弱了学校的教化作用，致使学生在知识结构、价格结构上的片面畸型。科学与文化的割裂在前现代的中国表现得格外明显。

2 、人才培养过于专门狭窄，效益低下。

即便从培养专门人才的角度，这种教育模式仍然是不甚成功的。对高度专门化教育的推崇，意味着对科学和文化的综合性、完整性的损害和削弱。它固然可以培养出大批统一规格的“标准件”，却难以培养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更不用说大师和巨匠了。

1953年，我国高等教育十一大类共设置215 种专业；到1983年，高校专业设置达到创纪录的1039种，是1953年的4.8 倍。以有计划、按比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理想的专才教育，在现实的动作中却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1987 年高校毕业生分配中，有353 个专业（占专业总数的41.7% ）人才奇缺，数额达19万人；与此同时，又有157 个专业人才“过剩”，人数亦达10万人之多。过于专门狭窄的专业设置和专门技能，与现代社会知识技术迅速更新、职业变换和社会流动加速的要求不符，是造成专门人才“专业不对口”、大量人才浪费的重要原因。

与计划体制相应的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的高校管理体制，造成重复设置严重，学校规模极小，高等教育效益低下。例如，1977年至1985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27.3万人增至61.9万，增加了127%；学校数却从404 所增至 1016所，增加了151%. 高等学校中，学生达5000人以上的仅50所，占5%；学生1000人以下的447 所，占44% ；其中 500 人以下的学校有179 所，占17%.3 、大学教育中的“三脱离”当按照苏联模式将大学改造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工厂”时，大学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学校树人育人的主旨和通义，在专门教育的结构中被培养专家的目标所模糊。“做事”和“做人”的双重目标事实上被分离，“人”的教育被简化为政治理论教育，由独立于教学系统之外的专门机构、组织和人员进行；这同时分离了曾由教师承担的“经师”和“人师”的双重职能。用政治教育取代价格教化和文化、道德教育，则抽空了学校教育的人文内涵。使学校的教化作用不断衰微。

50年代初重建高等教育的同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科学院落科研系统，从而取消了现代大学作为社会的科研中心的重要功能，造成教学与科研成的脱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的科研十分薄弱，只具有单一原教学功能。

在大学内部，教学与科研的脱离是与理工分家、专业课与基础课脱离、实验室与考古室脱离的教学组织相连的。基础理论与专业教育，教学、科研和实验之间界垒分明，各类人员功能单一，相当多的大学教师成为只事教学的 “教书匠”。这必然导致高等学校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降低，以及教育资源的大量浪费。

教学与科研、专业与基础脱离的最大弊端，是造成学校与社会相脱离的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倾向。崇尚书本知识，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反映出这种教育结构中产生的教育后果和学术风气。很多人认识到，50年代初否定欧美式教育制度而移植苏联模式，不仅是由于政治气候和实现工业化的压力，也由于苏联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教育价值的某种相容性和一致性。理论脱离实际便是这种共性之一，虽然它们出自不同的途径和结构。

上述高等教育的弊端已经在8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和改革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矫正和改善。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克服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继续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从而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与世界文明接轨和与现代生活合拍的新教育制度和教育文化。

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