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欧美”到“师俄”

现代教育史上，有两种典型的教育模式，一种是学术模式，它以学习为中心，以获得知识为目的，倡导学术的学习。一种是变革模式，即以社会为中心，反对脱离社会生活实践，倡导社会的学习。这两种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轮番上演。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一道政治分界线，它将整个20世纪的中国教育一分为二。上半叶，废科举、建新学，并于民国30年代最终确立中国现代教育制度，40年代进入大学教育的黄金时期。胡适当年说过：“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时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几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媲美。这种以欧美式的通才教育，属于倡导文化生产、学术追求，以获得知识为目的“学术模式”。

下半叶，随着江山易主，意识形态和社会剧变，以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为界标，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被重建。如同“新中国”概念一样，国民政府的“旧教育”，被定性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因而被彻底否认。重新树立的“新教育”，是要“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显然，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是一种“变革模式”。

在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内，新旧教育性质二元对立。既然要“破旧”，“立新”的动力和资源来自何方？ 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革命视为十月革命的继续，“以俄为师”成了当时的国策。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教育经验，自然就成为中国教育“破旧立新”的动力资源。1950年初，教育部聘请的苏联总顾问阿尔辛杰夫到任，阿尔辛杰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规划者。作为“新教育”代表的阿尔辛杰夫是这样解释“旧教育”的：旧教育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相反，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

这种带有阴谋意图的解读，使改革“旧教育”（主要是欧美模式），有了迫切性与合理性。1950年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提出三项基本方针：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高等教育为工人农民开放（国立免收学费）；必须向计划经济过渡。高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学习苏联学习，我们不但不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正式的近代化的工厂，同样也不可能迅速地建立起真正先进的高等学校。”其“师俄”的指导思想，不出阿尔辛杰夫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布局之左右。

1952年的院系调整方案正是参照“苏联模式”制定出来的，院系调整的基本方针是，整顿和减少综合性大学数量，建立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大学体制。调整动机是，一、将高等教育纳入为经济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轨道，加速培养工程技术和科技人才，提高教育效率和改变教育布局的不均衡状态。二、整顿综合型大学，打破国民政府旧大学格局，从“欧美式”通才模式，转变为“苏式”的专才模式。

按照调整目的，全国新设高校31所，其中工业院校11所，农业院校8所，师范院校3所，医药院校2所，财经院校3所，政法院校2所，文科院校1所，艺术院校1所。从旧的综合性大学独立出来的各种专门学院有23所。调整后停办的高校共49所，改为中专的4所。综合性大学从49间砍削剩下13所，除了文、理两科以外，法、工、农、医、师范等学科全被调出，综合性大学大伤筋骨。最终，院系调整达到了“整顿和削弱文科和综合性大学”基本目的。

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最少的国家

按照院系调整原则，全国大学规定：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最多不超过4所综合性大学；1至3所农学院；1至3所师范学院，工学院是这次调整的重点。如表所示：

院系调整后，工、农、林、医、师范等实用科类学生比例逐渐增高，1953年77.1%,1959年达85.1%，而院系调整前，这类学生数比例不足一半。人文学科类则逐年减少，如文科、财经、政法三类合起比例调整前为46%，1953年降到14.9%，1959年低至6.1%。政法科类学生数比例调整前接近总数的1/4，1959年不到1%，成为当年11科类中学生数比例最少的。如下表：

除了现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大学被削减以外，私立大学更没有生存空间。笔者以占全国大学三分之一强的华东地区为例，1952年院系调整前华东地区有私立高等院校19所，院系调整中这些私立高等院校全部被并入公立高等院校，无一所幸免。如表三、表四显示：

民国时期的大学体系按新标准被重新以条块划分、拼装、组合，其重要科系及著名教授被最大限度地拆散，原有的大学格局完全被打破，大学自身的历史脉络被割断。在中国大学运行了数十年的欧美模式迅速瓦解，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逐渐消亡。1949年，学习文、法、商、教育等文科的学生占33.1%；1953年，文科学生的比例急剧下降为14.9%；1957，这一比例跌至9%。后甚至为6.8%。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这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绝无仅有。

1956年5月高等教育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标志着4年来的院系调整，以“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制度终于以法令形式被确立。至此，中国大学自五四以来的“博雅教育”模式终止。

与“旧教育”告别之后

这次“师俄”的院系调整，远比民国20年代“仿美”的“壬戌学制”改革要全面和彻底得多，主持这次院系调整的马叙伦称之为“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革命”，体现了执政者与民国欧美式大学决裂的气魄。这种新旧冲突，并不完全是知识体系问题，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故其“革命”方式，一是思想改造，二是全盘苏化，两者相辅相成。

思想改造属政治手段。院系调整初期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大学教师，《人民日报》社论曾经指出，院系调整遇到阻力，“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为院系调整顺利开展，在学校推行思想改造成为必然。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启动，与两人有直接关系，一是周恩来，一是马寅初。1951年8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马寅初在北大开展政治学习运动，其后马寅初总结了北大的学习改造经验，被教育部概括为高校的“思想改造+组织清理”模式。毛泽东很快作出肯定。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此，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上升为国家任务。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作用、步骤。接着，《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中针对性地指出：“思想改造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于是，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院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运动中，“组织清理”的威慑力最大。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绝大部分的教师对自己进行了千篇一律的清算。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潘光旦先后检查了12次才过关。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在全校师生大会检讨4小时，讲到动情处禁不住热泪纵横，仍然不获通过，全校师生对他进行批判，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帝份子”，让他检讨自己怎样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几次检讨不被接受，最后说了违心话，才获通过。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内心巨大的痛苦。

大学教师所谓被“通过”的一项重要标准，是看其是否接受院系调整，1953年第3期的《人民教育》指出“院系调整工作的好怀，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将院系调整上升为大学教师的生存问题时，之前的阻力迅速被化解。之前难于进行和贯彻的院系调整，现在几乎没有遭遇公开的阻力，“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新华月报》就此评论道，“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就有条件和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为院系调整而发动的建国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启了以权力决定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个人思想以符合社会集体的要求。学术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独立与自由从此被阉割，政治权力对重大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这就对高校教师的人格、心理、学术、道德等方面产生消极后果，教育精神的根本——人的创造力被剥夺，学者的学术生命逐趋萎缩。自1949年到1957年间，钱钟书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评论，也没有新作问世。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被解聘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爱国志士、学术泰斗张东荪甚至潦倒北京街头，不要说学术生命连自然生命都成问题。此等大家尚不能独善其身，其余众生更不在话下。

以思想改造运动为前提条件的院系调整，后人以“全盘苏化”来比喻。它是以苏联模式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使用苏联教科书，学习苏联教学方法，按照苏联形式成立教学组织等。正是这些在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全盘苏化的改革，确立了新中国的大学制度。这次的“全盘苏化”，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以外来文化为导向的最为深刻和最全面的一次改制。

新的大学教育目标被确定为培养工程师和专家，这一决策，也确实在短时间内为国家的建设培养了一批专才，但这是以严重削弱文科教育和综合性大学功能为代价的。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原来知识体系内的西学因素（主要以文科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因与新时代不合时宜而被冷落。使中国高等教育呈现文理分驰、重工轻文的结构失衡，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

综合性大学特别是文科系列，本身具有促进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承文化传统，维系和整合社会，培育人的心智和品格等教化功能。削弱文科教育，是导致人文精神长期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前半叶，著名的综合性大学校长多是人文或社会科学专业出身，后半叶的大学校长多为理工科专业出身。现代高等教育史表明，综合性大学对一个国家的教育与科学发展至关重要。

全盘苏化、以行政主导的学制改革，在短短的两三年完成，留下大量问题：忽视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工分家与专业设置狭窄。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被拆散，使作为现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大学严重削弱，最终导致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的距离渐行渐远。取消私立大学，使得民间教育空间不复存在，民间办学的传统至此中断，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负担。随后教会大学的取消更是切断了教育界与西方大学的天然联系。

政治革命固然可以瞬间翻天覆地，而文化反刍、知识吸纳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知识体系的互补或替换，是一个长期工程，匆忙而鲁莽地与“旧教育”决裂，容易造成文化的中断。这是我们当年急速地告别“旧教育”之后所要深思的问题。

李 杨：研究员，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刊于《教育家》2012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