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自觉

经济全球化是最值得关注的“世纪现象” 。在全球化的裹挟下，各个不同文化体的相互碰撞、斗争、冲突与渗透、融合、共生，构成百年文化史的主流。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无时无处不在，文明间的角力成为经济全球化背后的“潜在暗流”

中国在四十年间，由被迫加入全球化，到积极参与全球化，到主动引领全球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心理和文化适应过程。 从“天下主义”文化到建构“民族-国家观念”，中国人的文化适应显得极为艰难、痛苦和纠结。这个过程，对中国人的文化观，产生了极为深刻而复杂的影响，至今无法摆脱。

如果把视野放到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压迫下的文化自信心的丧失、自我文化认同感的式微消解、以及民族文化凝聚力的逐步涣散，使中国人的民族自觉和自信在近代达到了空前危重的时期。

全盘西化论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展开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在全球化中的极为深刻的文化彷徨与自我认同感的撕裂。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近代以来又是中国“国家-民族意识”逐步觉醒的时期。这两个趋势共存并行，构成中国近代百年文化变迁和民族意识的特有景象。努力“理解中国”，成为所有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包括美术教育的核心命题。几乎所有论战，都是基于在“理解中国”的差异而展开的。

在这一百年中，有一种偏向的影响极为深远。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嘲、故意的忽略、有意的蔑视、莫名其妙的厌恶、习惯性的弃之如敝屣，在这一百年以来的文化自戕中变得愈加强烈。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断然否定的态度，令国际有识之士匪夷所思大惑不解。一些文化大师也赫然在其列。

今天我们仍然要反省一百年以来知识界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仍然要深切检讨中国人对自我民族认同的消极心态，仍然要在“五四”一百周年之际洞察我们在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文化成本和心理成本。反思必须是整体性的，而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零碎的。

这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对今天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对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对中国人的整体心理稳定与精神世界之均衡，都在持续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化是一个民族心灵安顿之乡，是民族生命力之根，根没了，民族就不存在。

在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中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国际经济政治事务参与度越来越深的今天，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理解的能力和深度，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乃至于一切文化符号和文化积淀的利用的广度与深度，都必将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人的文化软实力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百年的命运。

中国人能否充分理解、继承自己的传统（包括思想哲学以及一切可视的元素），并能否以一种全球化的话语方式，在全球化的语境底下，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深度的利用和“现代意义”上的再阐释，这个能力，决定着中国一切产业和文化努力的结果，决定着中国能够给这个世界（包括自己）贡献什么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都没有极高的理解、认同、把握和高超的“再利用”的能力，又有什么资格与其他的文化对话呢？

越是全球化时代，越是需要有清晰的自我文化认知和强烈的文化身份感。在“他者文化”的映照下，我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反而会更加明确。

那些最好的城市规划师，那些最优秀的动漫设计师，那些最具有国际声誉的电影导演，那些享誉世界的建筑设计师，一定都是最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最善于利用民族优秀文化符号、最懂得用自己的文化元素打动世界的人。所以他们的作品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是这一切的出发点和基石。

马化腾在2018年两会上提出一个提案：随着技术发展以及动漫、文学、影视、音乐等崛起共生，应推进“科技+文化”融合创新，打造中国特色文化IP，促进文化产业内部、产业与社会各领域之间生态化协同化发展，建设产业发达、文化繁荣、价值广泛的“数字文化中国”。他认为，过往大家经常看许多好莱坞大片、国外的动漫作品等等。但如果国内也具备了很好的讲故事、美术制作、以及技术制作等等能力，就可以把一个IP用多种形态(动漫、文学、影视等)呈现，可以把中国传统的文化IP进行多种领域再演绎。“锻炼好这个能力后，我们也完全可以打造大片，并不会输给好莱坞。”

这就取决于我们挖掘中国自己的故事、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的能力。中华数千年文明，其内涵极为博大精深，这个漫长的有着独特价值的文明史，正是一个巨大的IP宝库，宝贝俯拾即是，就看我们的挖掘能力、理解能力、消化能力和把握能力。

对于一个连自己本民族的古典文献都读不懂、没有基本的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系统认知、没有基本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民俗史、中国美学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建筑史等领域的系统学习过程的人，一个对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带入感”的人，要找到并充分利用中国的IP，并以其他国家能接受的语言阐述给世界，是不可能想象的。犹如去往宝山探宝，很多人只能空手而回。

我们有多少像《花木兰》这样的文化元素？多到不可想象。关键是如何进行全新的演绎和呈现。 为什么《又见平遥》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关键是对民族历史的高度同情与深刻认知，并利用现代化的呈现方式来展现给观众。

我们现在的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影视产业、平面设计、动漫游戏等产业，要获得更高的商业竞争力，要获得全世界的认同和国际影响力，就必须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就一定能获得世界市场的承认。 贝聿铭的苏州和卡塔尔的成功，在于深刻理解了那个文化和文明。

二、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人文关切与人文精神塑造

除了文化自觉，还要有人文关切。

一切商业和文化行为成功的前提，是理解了人。 因为一切商业和文化行为，最终都要满足人的需求。

如果不了解人、不了解人的需求和向往、不了解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关切与焦虑，不能洞察这个时代的呼求和创伤，我们就不可能创造成功的商业和文化。

而要理解人和时代，就必须具备极为强烈的人文精神，就要进行系统的、深刻的人文教育，就要培养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

无论是金融学还是设计学，都要具备深厚的人文关怀，都要有全面的人文素养。无论是一部好歌剧、一个好博物馆，还是一个好的金融产品，都是基于一个人的人文素养。

一个艺术家，一个设计师，一个学者，一个企业家或金融家，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文关切，如果不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人文精神，就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伟大的设计、伟大的学术和伟大的工商业产品。因为他难以洞察人，难以理解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东西。他对这个世界理解很肤浅，很幼稚，很表面，于是他也就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因此，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必须结合。我们现在技术上已经基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缺在人文精神上，缺在思想上，缺在人文底蕴上，思想和人文的贫乏使我们的艺术作品、设计作品和工业产品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

时代呼唤伟大的艺术、伟大的学术，呼唤伟大的作品和大师。以深厚的人文精神去理解中国、以高度的文化认同去设计中国，我想这是今天的会议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大家对于“中国设计”的期待。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