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研究以藏族学生扎西在内地14年的求学生涯为个案，通过描述其在上海、广东、南京三地经历的初中、高中和大学（含研究生）生活，发现其每一段的学习就像一次新的旅程，会接触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学校、不一样的课堂、不一样的传媒，甚至不一样的“自己”，这些都属于广义上的“媒介”。基于此，本研究主要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着重探讨不同类型的媒介在其不同的生命阶段，对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以及文化适应、民族认同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在跨文化的传播语境与媒介生态环境中，走进内地的藏族学生会经历好奇、陌生、抵触、理解与反思的文化适应过程，其中既有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与调适，也有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解构与重构。内地的求学之旅，实际上也是一趟丰富的媒介之旅，更是深刻的文化之旅、认同之旅。
【关键词】 内地西藏班,媒介,文化适应,民族认同,复调式传播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筹建内地西藏班（校）。此项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人才培养项目，使得每年大约有1500名左右的藏族学生在完成小学的学业后，经过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选报方式，踏上背井离乡的求学之路。客观地说，三十多年来，内地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各类专业人才，极大地缓解了西藏自治区人才需求的矛盾，为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往针对内地西藏班的研究大多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教育管理、办学效应等角度切入，主要做一些应然性的政策探讨或脱离实际的宏观论述，缺少经验层面的实证调查和学理层面的系统思考。不过，现有内地西藏班的经验研究开始逐渐增多，而且一般都会不约而同地围绕族群（民族）认同和文化适应等理论视角展开相关的分析与探讨。
其中，族群（民族）认同则是多数内地西藏班研究绕不开的理论视角。如阳妙艳等通过对已经返回西藏工作的内地西藏班毕业生在内地西藏班的学习经验、大学教育体验、就业取向、对西藏的了解及自我声称的族群认同进行了访谈，发现内地西藏班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西藏和拥护民族团结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主要通过正式和潜在的课程向西藏学生传达和灌输。①朱志勇则采用了日记法、访谈法与非参与式观察法对某一内地西藏学校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学校对于学生族群认同感的建构存在两种张力：一是国家和学校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而建构的学生的族群认同感；二是学生通过自身藏族文化符号的再现而声称的族群认同感。国家和学校期望藏族学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框架下建构族群认同感。②总体看来，此类文献大多局限在学校这一相对封闭的教育情境中探讨族群认同。实际上影响藏族学生族群（民族）认同的因素或情境远远不止学校这一情境，社区情境、社交情境、传播情境等均会影响到藏族学生族群（民族）认同感的建构。
再有就是文化适应。所谓文化适应是指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与其当初生活的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中后，个体基于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做出的一种有意识、有倾向的行为调整。③该视角在内地西藏班的研究中被使用得较为广泛。如郭龙岩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主要从家庭、同龄群体和学校三个方面对内地西藏班（校）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这一跨文化环境下的预期社会化进行实证分析。④李玉琴则对藏族小学生集中的四川省双流县3所学校就读的56名藏族儿童的文化适应进行了实证调查，调查结果比较乐观地显示多数的儿童能够在新的主流文化环境中独立生活、愉快学习，人际交往和谐，处于文化适应状态的整合模式，有部分人存在融入的倾向。⑤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了“不适应”。如拉巴卓玛通过在重庆西藏中学进行的问卷调查，从藏族学生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这三方面对内地藏族班的藏族学生的不适应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较为简单的数据描述和分析。⑥当然，更多的文献只是在宏观层面较为笼统地辨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想当然地列举几种文化不适应的类型，并理想化地提出一些对策措施。其实，针对内地西藏班的藏族学生所面临的文化适应问题，我们的研究路径不应该只是静态的、结构性的分析，而需要更多动态的、过程的描述；我们需要看到的不应该只是总体的、模糊的群像，而应该是更多鲜活的、有生命的个体。另外，文化的适应或不适应，也不应该是僵化的、静止不变的，我们还需要对于“适应”和“不适应”的相互作用和转化进行阶段性的分析。而且，文化适应的问题或状态，也会与上述的族群认同交织在一起，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然而，先前的研究并没有能够反映出如此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
对于藏族学生个体而言，如果将小学毕业离开家乡赴内地西藏班读初中的第一天开始作为起点，并将在内地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回西藏工作算作是这一求学生涯的终点，那么这段求学旅程一般会长达11年（或16年）之久。在这十几年中，这群藏族学生在内地的不同城市接受初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生的学习，每一阶段的学习就像一次新的生命旅程，会面对陌生的环境，学习崭新的知识，接触多维的传播，感受多元的文化等。也许一个个丰满的个体故事，即可记录和还原这个群体在内地求学不同阶段多彩的生命旅程和体验。而对这些个体故事的关注或深描，其指向必然不仅仅限于某个个人、社群，或某个事件、场景中呈现的数据或事实，而重在通过描述和分析呈现出对他者文化的理解。⑦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文化适应与族群（民族）认同的关系讨论置于某一藏族学生个体经验中进行长期的、连续的微观考察，通过提供研究对象“自我言说”的文本，呈现出更真切的微观故事，⑧并试图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去生动、整体地描述、分析甚至重新建构该藏族学生的生命历程及其文化适应过程，从而细致地展现进入内地西藏班的藏族学生个体在学校、社区、社交、媒介消费等诸多生活场景与传播情境中，所经历和面对的日常生活、文化冲突与认同建构，力争打开那些在宏大的历史叙事、规范的数据统计中被忽略的个体生命经验及其记忆窗口，并希望经过个体故事的不断描述、拆解和洞识，以见清晰。
因此，本文选择有着14年内地求学经验的扎西⑨作为研究对象，其自2000年开始分别在上海、广东、南京、北京等地经历了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含一年预科）的学习，直至2014年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拉萨工作。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扎西撰写的个人传记、早期的日记、书信以及人人网日志等。同时，由于笔者身为扎西本科毕业论文、硕士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故而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有便利对其进行日常观察和持续访谈。在扎西回拉萨工作后，还对其进行了多次的微信在线访谈和核实，以保证有关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部分事件和细节，还通过与扎西有共同经历的藏族学生以及与扎西有过接触的汉族同学和老师的访谈进行了佐证。
二、“我在内地14年”：成为一名熟悉的陌生人
1987年12月，扎西出生于西藏拉萨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有爸爸、妈妈和大她4岁的哥哥。上幼儿园之前，扎西都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扎西回忆在外公家的日子有青草泥土的芬芳、有河水潺潺的流淌、有最无忧无虑的童年。
很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爸爸妈妈把扎西接回了家。幼儿园的时间过得飞快，上完中班后，为了能够顺利进入拉萨市实验小学，扎西就转进了实验小学的学前班。在拉萨，实验小学是一所非常不错的学校，尤其重视汉语教学，被人戏称为“汉族学校”。
在小学，扎西曾经鼓起勇气去竞选学校大队长，可上台演说前总有些紧张，而且有些害羞。同班同学达珍就多次跟扎西说：“你不要害羞，不要紧张，就大胆地说，就像那些汉族学生一样，没关系。”在她的鼓励下扎西大方地去表现自己，最后顺利竞选成功。
为何要向汉族学生学习？内地究竟怎样？1998年寒假，爸爸妈妈借春节放假的机会带扎西去看望在重庆读书的哥哥。那是扎西第一次坐飞机去内地看看。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是距离拉萨最近的内陆省会城市，很多时候西藏人说去“内地”，其实就是指去成都。尽管成都的冬天与拉萨大不相同，灰灰的天，阴冷阴冷的，但是仅仅几天时间，扎西就喜欢上了成都，就因为成都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
回到拉萨，扎西把这次去内地一路上的见闻，和又新鲜又好玩的故事讲给了班级里的同学听，从大家的表情中能够看出他们听得很入神，对内地都很好奇和向往。于是，想去内地看看自然就会成为扎西和她的同学们日常生活中讨论和关注的焦点。
夕阳西下，我牵着妈妈的手走在布达拉宫广场上，远远看到3个大约十八九岁的女孩走过去，我不断地向她们张望，直至她们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一看她们的样子就知道是从内地读书回来的学生，穿着洋气，成熟又充满活力的感觉。我就忍不住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成她们那样。⑩
内地西藏班，对于扎西他们来说，是远方一个诱人的梦。大人们说出去读书了将来才会有出息；哥哥姐姐们会以去内地读过书引以为傲；老师们说去内地读书是好学生才能实现的目标。而扎西所在的班级，有些人认为去了内地就可以逃脱父母的管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些人想去内地读书加入“优等生”的行列；还有些人只是希望不辜负长辈们的殷切希望。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时的扎西和她的同学们都在为去内地西藏班而努力。
那是一段起早贪黑的日子，当时我们多数都是骑自行车上学。冬天的早晨，天还没亮就要出门，每天妈妈都会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目送我蹬着自行车远去。晚上放学回家时，天色已晚，同学们三三两两骑着自行车回家，路灯下我们的影子拖得好长好长。
终于到了临近填报志愿的时候，大家既开心又紧张。在全国共有28个地方设置了内地西藏班，其中北京和上海是内地西藏班中口碑最好的两座城市。当很多同学为填报上海还是北京为第一志愿举棋不定时，这一年被告知北京西藏中学将正式改为内地西藏高中班，将不收初中生了（在此之前，北京西藏中学是一所初中、高中混合制学校）。所以，扎西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都将上海作为第一志愿。填报完志愿，紧接着就参加考试。考试的内容是语文、数学、藏文三门主课。考完没多久，成绩出来了，扎西所在的班级共四十多名同学，有13名考上了内地西藏班，其中10名都在上海。
转眼间，一切尘埃落定，扎西和她的同学就要去心心念念的内地西藏班了。在喜悦与期待中，一段漫长的旅程即将开启。
（一）“上海也有我的家”：GK中学、课外生活与社区活动
2000年8月23日，扎西一家天不亮就出门了，从家到机场有2个小时的车程，妈妈一路叮嘱扎西要紧跟着老师同学，千万不要单独离开，以及到了学校需要注意安全。
这次出发的学生共计八十名左右，都是从全区各个小学考入上海市GK中学的。由于西藏到上海还没有开通直飞航线，所以需要先到达成都，在成都住一宿，第二天再启程去上海。
第二天抵达上海，上海GK中学的校长和几位老师已经在机场准备好大巴来接我们了。两天的旅途，大家都有些疲倦，但是每个人都忽闪着眼睛四处寻望，内心更加砰砰作响。而这时，我们也成了上海浦东机场一道别样的风景，路人会好奇地看着我们。
前往学校的大巴上，包括扎西在内有很多人晕车，抵达学校时大家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大巴停靠在校门口，老师让大家下车排好队，眼前就是“上海市GK中学”几个闪闪发光的大字。学校的老生们已经站成了两排，从校门一路排到了食堂门口，一看到我们下车就开始欢呼鼓掌，这阵势让扎西他们既紧张又害羞。到了食堂，在大家坐定等待吃晚餐前，校长作了简短的发言，欢迎新同学们来到GK中学，表示“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兴奋中迎来的第一堂课是音乐课。音乐老师说，第一堂课要学习唱校歌，随后边弹起钢琴，边一句一句开始教大家跟着唱。校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美丽的GK中学哺育着一代新人，美丽的GK中学哺育着一代新人。雪域，雪域之外的少年；东海，东海之滨的少年，藏汉亲密如一家，齐心振兴我中华。团结奋进、求实创新，八字校训铭记在心。啊，我爱GK，GK永远灿烂辉煌，永远灿烂辉煌。
歌词不难记，曲调也不复杂，有着简单的抑扬顿挫，结尾处还需要努力扬起声调。就这样，前几节音乐课，同学们都在不断重复练习，直到每个人都牢牢记住。在未来三年GK的生活中，这首歌在大大小小的场合无数次被大家唱起。比如，在领导进行新年慰问的大礼堂里，在操场军训的烈日下，在出门旅游乘坐的大巴上，几乎贯穿于GK的春夏秋冬。
除了音乐课，语文、数学、英语是初中阶段的三门主课，藏文却成了副课。学校里一个年级有1—2名教藏文的老师，全校总共不超过8名藏文老师。学校每周安排2次藏文课，每次课都是2节课时。周日上午固定的3节藏文自习课，要求大家自习只准看藏文，这些就是藏语学习的全部安排。
实际上，到了上海以后，面对宽松的藏文学习环境，大家很少在课余时间复习藏文并及时完成藏文作业，更不要说背诵了。预备班和初一的时候，藏文的学习氛围就懒懒散散的，期间还换过三四个藏文老师。再加上出于中考制度的考虑，在有限的时间内大家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去学习其他科目。长此以往，许多原先很喜欢藏文课、藏文成绩本来很好的同学也逐渐失去了兴趣。而学生的学习态度也会影响老师的教学热情。藏文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开始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开学一段时间后，扎西和她的同学渐渐适应学校的生活，新鲜感也渐渐褪去，开始日复一日地迎接着每一天。这种重复在扎西初中3年的光阴里不断上演，从早上到晚上，从春天到冬天。在大部分时间里，大家都在做着相同的事情。唯一值得大家期待的就是周末。
结束了一周满满的课业，周末的到来总会让人觉得开心。周五晚自习一结束，班级里就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气息，大家都脸露轻松，按捺不住周末来临的喜悦。摆在教室11点钟方向的电视，静静守候在那里，散发着它的巨大诱惑。周末最大的利好就是同学们可以对电视任意掌控，可以有大把的时间连续观看，而不用像平时有些早晨或者中午实在忍不住，趁老师不在偷偷打开电视，匆匆地看上两眼，还要让另外的同学在门口把风。
就这样，在不断适应新生活、不断张望周末来临的日子里，第一个学期很快就结束了。寒假里最期待的事情就属过藏历新年，这是大家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过年，忍不住有些兴奋。
藏历三十下午，大家都在宿舍里忙活，不仅把宿舍收拾整理得干干净净，还从外面商店买点彩带之类的装饰挂在宿舍，用花花绿绿的东西来烘托一下节日气氛。学校里也张灯结彩了一番。收拾好这一切，大家开心地等着藏历初一的到来了。早上6点多钟，大家开始陆续起床，互道一声“扎西德勒”。7点左右，老师们拎着食堂的保温桶，出现在了楼道里，大喊：“来喝羌鬼11啦！快拿着碗出来喝羌鬼啦！”大家赶紧拿着自己的碗出去，老师一边跟我们互道吉祥，一边给每人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羌鬼。9点多钟，大家开始从宿舍往街对面的校园走。在这个短短的路程中，周围的市民不断好奇地望向穿着藏装的我们，嘴巴稍快的人就上来问一句：“这是你们的民族服装吗？过年要穿这个衣服吗？”接着大家以班级为单位排着队走进位于食堂二楼的学校大礼堂，一会在这里就要举行迎新文艺演出。
迎新文艺演出不仅有全校藏族学生和老师们参加，还会有校领导、上海市领导参加，有一次还有西藏的领导参加。学校舞蹈队的藏族舞蹈表演，是每年迎新文艺演出必有的节目，舞蹈队的成员不仅经过精挑细选，并且坚持排练。可以说，舞蹈队是上海GK中学的一个品牌，多次代表学校参与上海市或闸北区的各种活动。在学校里举行的任何相对正式的活动中，也都会有她们的表演。
一个学期下来，尽管对学校生活已经逐渐熟悉和适应，但大家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了解还十分有限。跟上海人的接触是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直接窗口。学校周围小卖部的商贩，路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同学们眼中的上海人，与其相处的好坏成为他们对上海的最直接感受。不过，除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之外，学校也会特意组织一些活动，来促进大家认识上海。
一天课间，班主任把我和2名男同学叫到了办公室，说学校有一个活动需要我们参加，每个班级挑选3个人跟上海本地家庭结对子。这个活动有个很温暖的名字叫“上海也有我的家”。
到了举办活动的这一天，扎西和同学们都穿着藏装，戴着红领巾，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来到学校会议室，按老师要求依次坐好等待着活动的开始。圆桌会议室的正中央挂着大红色横幅，印着黄色大字“上海也有我的家”。不一会儿，学校领导、街道办主任、活动负责人纷纷入座。领导们发表了一系列声情并茂的感言后，就把扎西他们分配给了对面的各个家庭。第一次的家庭活动安排一起逛公园，去了城隍庙，还照了相片，但心里的生疏感迟迟未能散去。第二次是去结对的爷爷奶奶家里吃饭。在此之后，扎西实在不喜欢这些活动，觉得拘谨地闲逛、吃饭和聊天，没有一点亲切感，还不如自己待在学校轻松，还能看看书、做点作业。后来有一次结对的爷爷奶奶给宿舍打来电话约扎西出去时，扎西选择了婉拒，谎称学校有活动。再后来，扎西跟她的上海“家庭”的关系就这样断了，班上其他同学也陆续断了。回想起来，扎西一直对当时的抵触情绪有些后悔，认为自己的不懂事与小情绪辜负了老人家的一片好意，以致后来“不欢而散”。
很快，三年的初中生涯就结束了。临近毕业，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进行中考的最后冲刺。这一年是内地重点高中第二年录取西藏生源的学生。这些中学也是老师、家长们心目中认为能够学到更多、发展更好的地方。于是大家都填报了各自心仪且分布在各地的重点高中。毕业离开上海那天，校园里住宿区人山人海，有抱头痛哭的，也有悄悄擦泪的。大家穿着学校发的毕业西服，背着统一的书包，带着别人献的哈达，挥挥手坐上了去往机场的大巴。
（二）“我想转学回家”：开学受挫、交往不顺与奋战高考
回到拉萨的暑假，扎西一直在等待中考的结果。直到2003年7月底，在西藏教育厅张榜公布的名单中，扎西在广东FS中学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同时公布的还有另外一个汉族名字，看名字应该是个男生。于是，扎西一下子就高兴不起来了。本来就不怎么愿意跟汉族同学一起念高中，从西藏一起过去的居然还是个汉族男生，以后做什么连个伙伴都没有，这可怎么办？那几天情绪跌落到谷底。哪怕是在开心地吃饭，只要一提起上学这事，扎西就会开始掉眼泪。
远在上海的初中班主任宋老师问扎西情况如何，扎西如实汇报，并把她的苦闷告诉了宋老师。宋老师说，3年不算什么，对于未来的人生来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去内地读重点高中，可以看到不同人的生活，有机会跟更强的同学学习，对以后的成长一定会有帮助的。宋老师的这席话像给扎西打了一针强心剂，“为了更强的自己”，扎西开始收拾行李。
按通知书上的时间，扎西独自一人订了机票从拉萨飞往广州。
傍晚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取好行李向出口走去，看到一位老师拿着“FS中学”的牌子，就走了过去。几乎是同时，一个白白净净的短发女孩拖着行李走了过来，她就是陈清。陈清虽然不是拉萨的藏族，但是个女孩，让我稍稍心安了些。坐上大巴，我看着窗外广州城市的霓虹闪烁，情绪却是一种无以名状的低落。跟陈清坐在最后一排，互相问着对方的初中、家乡，没聊多久有些倦意袭来，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后，老师说就快到学校了。车子穿过一个略显狭窄矮旧的街道，转一个弯就到校门口了。
校园路灯下两排穿着蓝白相间校服的人开始鼓掌列队欢迎，就跟扎西三年前去上海读初中时一样。这一届一共有7名西藏学生入学，除了扎西和陈清之外，其他5名都是从本校初中考上来继续读高中的。在一间小办公室简单碰头后，老师就直接带着扎西和陈清去宿舍了。
第二天，学校安排了一次新生见面会，分发了校服。负责扎西她们的老师都是初中西藏班的老师。会上，初中西藏班的老师说，以后生活上的任何问题都得跟他们沟通，包括平时外出都需要找他们来请假。见面会末了，班主任谢老师还跟扎西说，这两天赶紧去把头发剪短，学校不允许留长发。本来就带着伤感的心情来到这里，在一阵又一阵的打击之后，扎西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跟家里打了一通电话后，眼泪就开始往外涌。
很快到了期中考试，由于学习环境的不适应，再加上原来的基础就相对薄弱，扎西和陈清的考试成绩都不理想。
除了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都让我郁闷，几次考试我们几个都是垫底。在初中算是好学生的我们，无法一下子接受这种落差，觉得还没有面子。
最让扎西和陈清无法接受的则是周末不能自主外出，每次都要跑到初中西藏班办公室去找老师开请假条，老师会询问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得一五一十告诉她。
正因如此，开学前几个月扎西的情绪都很低落，一直处在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常常忍不住抱怨这里的种种不好，跟家里打电话也总是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妈妈在电话那头心疼不已，说要接我回拉萨中学念高中，说书在哪念不是念，自己学好就可以了。何况那时确实有很多同学因为不适应内地高中的生活，转学回拉萨读书了。可爸爸不同意，说根本不应该有这种想退回来的念头，会慢慢适应的。
于是，那段时间是扎西疯狂写信的日子，除了给家里，还给以前的初中同学写。每一次寄信后就盼着回信，收到回信就赶紧再写信。大家在信里说着各自的遭遇，也互相打气。那一封封信，成了那段时间最踏实的寄托。每次心情不好，就把那些信再拿出来看一遍，仿佛大家又像初中还在一个教室一般。后来她发现，大家遇到的问题其实都差不多。读内地高中班的学生其实日子都不好过，信里满满地写着因为学习差距而产生的苦闷自卑，并且觉得没有信心取得进步。还有就是跟汉族同学相处比较困难，难以融入他们的圈子等。
对扎西来说，比起成绩不理想和外出受限制，更难的是人际交往。在这里，每个人都在说粤语，根本听不懂，别人笑哈哈地讨论一件事的时候，扎西就只能在边上微笑着沉默。
当同学意识到的时候，还会用普通话再给我阐述一遍，但是每次都这样，我自己都会觉得烦，语言的障碍无形中让自己被孤立开来。
刚到班里时，同学得知扎西是从西藏来的，就会抛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吃什么？”，“你们住房子吗？”，“在西藏你们都带刀吗？”，“哇，你皮肤好黑哦！”，“你的体育一定很厉害吧？”……尽管每次扎西都会礼貌且耐心地解答这些疑问，但是无法理解的是自己对他们就是没有亲近感。
在班上，除了同桌和周围几个人之外，跟其他同学都是礼貌性地笑笑，没有过多的交流。再也不可能像初中一样，从教室这一头蹿到那头，随便坐任何位置。在这里，你的一举一动，总会有无数双眼神注视着。这种气氛让人压抑，也让人不舒服。更何况学习成绩上还一直屡屡挫败。
由于广东实行“3 + X + 1”的高考方式，到了高二就开始分班。扎西一开始选了化学。比起其他班，该班以化学为主课，化学学得更深，很多时候扎西跟不上课程的进度，于是后来转到了政治班。这样一来，7名来自西藏的同学，除了有2人选历史，其他几人分别选了化学、物理、生物、地理、政治，各占一科，分散到了不同班级。大家也因此脱离了高一时的“小群体”生活，开始在各自的班级真真正正跟汉族同学相处了。
到政治班没多久，班里的女生正在为学校活动筹备节目，一个叫陈佳雯的开朗女孩找到我，让我一起参加跳舞，得知她们的音乐是《刀马旦》，我就知道肯定是那种“汉族舞蹈”，就拒绝说我不会跳。后来班主任又来说服我，我想刚到这个班级不能留下不好的印象就只能答应了。果然这是一个我从没接触的舞种，还加了一些京剧的动作，最后只能硬着头皮跳了。不过这次经历让我跟班里的同学走近了很多。
尽管与同班同学的交往有所改善，但扎西的交际范围就是她座位周围一带的同学，其他都是以礼相待，保持着距离。如果别人主动来跟扎西玩，她也会配合，但扎西绝不会主动去找她们做什么。
即便这样，藏族同学和汉族同学还是避免不了产生一些矛盾。刚到高中的时候，扎西总是会听见一些人用广东白话说“西柚”，对于这个名字，其他5个在这里上过初中的人特别敏感，他们跟扎西说这是对西藏同学带有歧视的称呼。
高三开学没多久，因为这个称呼终于爆发了一次矛盾。在物理班的洛桑，一次课间与几位叫他“西柚”并挑衅地撞他的汉族同学发生了肢体冲突。其中一位汉族同学的脑袋被打破，被送去了医务室，大家当时都吓坏了。学校对这起事件很重视，也很紧张，专门选择在一个上课时间，召集了洛桑班级和被打同学班级的两个班同学，以及其他6个藏族同学，在一楼的空地上开了会。参加会议的老师是他们两个班的班主任和年级长。年级长老师公布给予洛桑留校察看的处分，并说希望所有汉族与藏族同学要互相团结。
整个高三的生活是痛并快乐着的。虽然学习成绩依旧不理想，而且压力还越来越大，但这是一段大家都在朝着高考这个共同目标努力的过程。每天的日子简单而充实，最重要的是扎西自己的心态终于调整好了，可以跟班级里的同学轻松相处，也有了许多共同外出的经历。
有一次，她们相约周末一起去唱歌，叫我一起去。她们说的地方我不认识，周末的时候另一个女生还特意来学校门口接我。在KTV我第一次听到她们唱粤语RAP，觉得好玩又好听。还有一次，一大早跟她们去吃早茶，感受了一把广东人的饮食文化。
这些发生在扎西学习最忙碌期间的玩乐，成了高三生活中最好的调味品。而班上的汉族同学居然教会了扎西一些生活中最常用的白话，比如问“几点钟”“你在哪”“多少钱”等。
除了上述美好的记忆，扎西如同多数高考学生，在校园更多的时光就是埋头做着无止境的作业和卷子。转眼间就到了高三填志愿、参加高考的日子。从2002年开始，国家推出内地西藏班高中插班生的政策。内地西藏班初中毕业生经过考试后择优录取到18个省的三十多所重点高中学习。按照计划，高中毕业后可以参加所在省市高校的统一考试，由内地西藏班招生办组织统一录取。因为教育的优惠政策，能报考的大学都比较好。
后来，扎西他们7个人中，4个人都如愿考取了第一志愿填报的学校。班里汉族同学看到藏族同学的志愿表，心生羡慕，说他们太难考到这些学校了，怎么也不敢填这些学校的志愿。那一刻，扎西隐约感觉到了在汉族学生心目中，为什么会觉得他们特殊了。
高中毕业典礼是扎西最后一次见到班上的同学了。拍照留念之后，大家欢天喜地地庆贺终于结束了高三这苦痛的日子。时隔三年，藏族同学终于可以回家了。大家一起去给家人买好礼物，打点好行李，在一个天不亮的早晨静静离开。
扎西后来在她的日记里这么写道：“离别，总是伤感，总有人哭红双眼说不舍。挥一挥手，道再见，再见这承载我太多情绪的校园，再见这让我变得无比坚强的地方。”作为一名内地重点高中的藏族学生，这三年扎西是在克服人际交往与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双重压力下走过的。直到离开时，扎西还在感慨：“高中啊，这一生最初的苍老。”
（三）“我是藏族学生”：大学生活、多元课堂与“西藏同乡会”
2006年，扎西顺利考取南京大学。收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录取通知后，邻居叔叔特意让他在该校读书的侄女玉珍来家里一趟，跟扎西见了个面，顺便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好做准备。玉珍是2005年从北京西藏中学考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她告诉扎西，学校距离市区很远，宿舍条件较差，体育课要跑2500米，等等。这些消息让扎西对大学的美好幻想瞬间被击破，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来南京。
车子行驶了很久，跨过南京长江大桥，终于到达了位于江北的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汉白玉大门庄严而大气。报到登记处，会有学姐、学长帮忙带领新生按照一定的流程办理报到手续。报到结束后，扎西则被已经在家见过面的姐姐玉珍带去宿舍继续办理入住手续，一切都算顺利。
第二天，在教室里举行了第一次班会，算是同学间的一个见面会。会上见到了辅导员，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她介绍说班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甚至有西藏的同学时，许多同学都好奇地询问是谁。当扎西和另一名藏族同学德吉起身介绍自己的时候，全班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让她俩很不好意思。
由于还没正式开始上课，晚上没啥事的时候，大家就喜欢串宿舍，说着关于自己的往事，彼此增进了解，也不免会有人问扎西一些你在西藏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之类的问题，扎西总会耐心地一一回答，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2007年的10月，扎西多了一个贵重物品——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她开始过上有电脑的生活。
刚有电脑，男生们给我推荐了“跑跑卡丁车”，那段时间疯狂迷上这个游戏，在电脑上插上一个键盘，在不断的练习中，我不仅会使用各种道具，还可以从最后一名冲刺拿到第一名。后来因为男生们更爱玩“魔兽争霸”之类的游戏，随着他们的方向转移，我对这款游戏的喜爱也渐渐淡出。
后来因为学习广电课程，老师会经常拿电影举例，扎西觉得自己得多看些电影，所以会常常从校门口的地摊淘些碟子回来看。那段时间扎西会买岩井俊二系列、北野武系列、《海上钢琴师》《罗拉快跑》，等等，回来就用电脑放着看。再后来，扎西和身边的同学一样迷上了港台剧和美剧。
除了偶尔玩游戏和看剧，电脑也让扎西有机会成了校内网的一员。
一次跟着几个女生一起去电子阅览室玩，她们给我介绍了“校内网”，说可以搜索找到自己以前的同学，现在大家都在玩这个，当我用她们的账号搜索了一下“上海GK中学2000级”时，果然出现了许多认识的同学。每次上网，她们必先登录校内网，逛几圈其他同学的页面，再看看电视剧之类，不亦乐乎。虽然觉得挺好，但是我却没有想过要注册，校内网也就搁置一边了。
直到2008年寒假回拉萨时，一个林芝的朋友联系到扎西说好不容易找到她的号码，问扎西怎么连校内网都没有时，扎西才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校内网生活。从此以后，扎西每天上网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校内网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鼠标从这个头像游离到那个头像，点来点去，左看右看。从在留言板留下“来看看”“过来踩啦”之类的言辞打个招呼，到渐渐开始写日志、传照片，分享自己的生活，校内网融入了扎西他们这群藏族大学生的生活中，同样也融入进汉族同学的生活，并在二者之间产生着交集。
令扎西耳目一新的不只是大学生活，与高中阶段截然不同的课堂也让扎西有了前所未有的上课体验。大学四年，扎西大约需要修满140个学分的课程才能毕业。其中有公共课如数学、政治、英语、计算机等，也有专业课；有上百人一起上的大班课，也有十来人的小班课程。另外，上课的形式与要求也比高中时多样，宽松很多。
刚进大学的第一次考试是英语分级考试，我和德吉都被分在了一级。当时多数同学都在二、三级，被分在一级的主要是一些英语基础较差的少数民族学生。除了一、二、三、四级英语班，还有专门的民族班，多数都是维（吾尔）族学生和少部分藏族学生。
刚开始英语课还是像高中时一样无趣。不过每次上英语课就像一次小型聚会，因为扎西能见到不少同级藏族同学，大家一起上课、一起聊天，又有了初中时候的感觉。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一年，大二的时候换了一位英语老师， 三十多岁，男性，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可能因为他也在少数民族地区待过的关系，他上课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让大家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扎西能深刻感受到他对这群民族学生特别的尊重与爱护。他很会活跃课堂气氛，鼓励每一位同学积极参与发言，并会要求每一个同学以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做课堂展示。
我在课堂展示中加入了许多自己在西藏拍摄的照片，我告诉大家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西藏的环境在不断遭受着破坏，蓝天白云下也有污染垃圾，失去保护与传承的藏族文化是不会永恒的。我在老师和同学们细心聆听中能感受到的那份专注与共鸣。结束演讲时老师对我说：“I can feel the love ， the power”。
可以说，大二的英语课，是扎西在漫长的英语学习旅程中最喜欢的英语课。后来分专业，可能是因为在小学做过小记者的经历，扎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广播电视专业。在充满期待中，扎西开启了大学专业的学习之旅。
第一次上广播导论课迟到了。因为是小班上课，教室没有后门，扎西只能推开前门走进教室，不好意思地坐到了后排。扎西刚坐定，任课的李老师就要点名认人了。第一个点到的就是扎西的名字。由于扎西的名字与多数汉族同学不一样，常常会引起老师的好奇，因此被点名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我站了起来，老师说还以为是个男孩子，并示意让我坐下介绍了一下这个名字的意思。之后他又问我藏族是怎样过新年的，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风俗习惯，这个问题稍显唐突，我就继续吧啦吧啦地说了一通，能感觉到我的脸已经红到脖子根了。结束时，老师说你说得很好啊，让我们了解了不一样的文化，但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害羞呢，胆子要大，说错也没关系的。我点了点头，心里有一丝感动。
不过，最让扎西感动的还是拉萨“3·14事件”发生时，李老师在上课前还专门关心了她。他问扎西有没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是否平安，扎西回答都好。李老师说会过去的，不要担心。虽然李老师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的，但是扎西没有感受到任何不自在，老师的诚恳反而让她感动。
2009年是扎西在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生活的第三年。这一年，广电班的同学要在全校范围内举办一次电视节目展映会，展映会的分工策划拍摄等任务都主要依托于电视节目策划这门课进行。全班所有节目中含金量最高的要属以汶川为主题的纪录片。该节目组的5名同学专门奔赴汶川，拍摄震后的故事。他们选了两个初中生作为人物主线，通过他们学习生活的故事讲述这场地震的伤痛。不过，让扎西没有想到的是，纪录片组的一个同学跟她说：“扎西来给我们的片子配音吧”。
我迟疑了一下，觉得班级里的普通话好的人很多，而且我也没有什么配音经验。但她说觉得我的声音好听，希望我试试。后来整个一下午，我就对着电脑的话筒看着那些文字录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终于录好了，大家却觉得很不错，我自己其实也比较满意。没想到之后，另一组同学也来找我配音，真是受宠若惊。
展映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扎西发了一次校内日志，就四句话：“终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那些熬夜，那些纠结，随音乐淡出。”评论下面有许多人纷纷来恭喜，一些低一届的学妹、学弟在看到节目展映后，居然留言说，扎西学姐你的普通话真好听。扎西知道，他们一定会惊讶，在这样一个几乎全是汉族同学的环境里，却有藏族的同学能够熟练地使用着他们的“母语”。受到如此多人的肯定，扎西当然很开心，可是她也难过自己却说不出这样标准的藏语了。
让扎西略感庆幸的是，平时能够有机会与一帮同样来自西藏的同学在一起聚会和举办活动。算上和扎西一拨当年招收的11名藏族学生，到2006年南京大学全校一共有近三十名藏族学生。到扎西大四的时候，一下子增加到了68名藏族学生。从此之后，南京大学招收西藏学生越来越多。在校藏族学生人多就有利于组织活动，毕竟人多力量大。
刚开学没多久，就到了“十一”长假。以往“十一”长假7天，南京高校的藏族学生都会聚集在一起举办足球联谊比赛。每年由一个学校主办，依次轮流。这一年轮到南京大学举办。
整个活动内容其实很简单。第一天上午以一场小型文艺演出的形式举办开幕仪式。开幕式在室内体育场举行，每个学校表演节目，有歌舞，有小品。开幕式结束后，下午就开始进行比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以淘汰赛的形式最终产生冠军，并在闭幕式上颁奖。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我们在三个年级中抽取一部分男女同学，排练了一个名为“情满草原”的藏舞作为开场舞。我们在网上搜索“情满草原”，并看着视频一点一点学起来。其实大家印象中所谓的“藏族人能歌善舞”真不是对于每个人，因此每当遇到这种迫不得已的时候，实在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学。
后来在全校的迎新晚会申报节目的时候，扎西他们当中的一个学姐把这支舞蹈报了上去，觉得大家排练了这么久，就在“朝圣者杯”的西藏同学面前跳跳太可惜了，应该跳到更大的舞台，也算是展现一下藏族学生风貌。虽然最后的演出中男生们出现了一些小差错，但是这支欢快的藏族舞蹈带动了全场热烈的气氛。
这是扎西他们第一次在大学参加学校的迎新晚会。从此之后，每年的学校迎新晚会都会有新人来表演藏族舞蹈，每次演出在风格上都力求创新。鉴于藏族学生群体的人数越来越多，会跳舞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也不再像初高中表演藏族舞蹈时，只是简单地选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讨论拼凑出几个合适的舞蹈动作，组合成一支舞蹈，穿上藏装就上台表演那么单一了，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一些经过专业编排、有较高水准的舞蹈作品，通过模仿，再适当融合一些自己的创意，呈现在舞台上。除了讲究服装，还会使用一些道具来给舞蹈加分，比如，从西藏寄过来的藏戏脸谱，用纸画好再糊成的手鼓等，不断精益求精。
南京大学的藏族同学除了举办足球赛这样的联谊活动以及在各种晚会上的表演与露脸，还效仿北京的藏族同学承担起锅庄舞在南京的传播重任。每周五在校园内的一块空地上，放上音乐，带领着大家一起跳，愿意参与的汉族同学也会自动加入。跳锅庄舞是一种极为直白的文化表达方式，当藏族学生通过肢体与音乐的配合，享受着舞蹈的乐趣时，既是向外界的其他民族学生展示自身民族的文化，对于民族内部成员而言，也可以通过跳舞维系一种民族情感。
一晃到了大四，扎西的大学生活也接近了尾声。大四开学前，利用暑假机会回拉萨的扎西在家人的建议和期待中突然决定考研。回到学校，扎西打听到她可以以“少数民族骨干计划”享受分数上的优惠，于是决定以这个计划考本校的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扎西几乎就在复习考研与毕业论文的撰写中度过了大四生活。期间，还去新华社西藏分社音视频新闻编辑部短暂实习了半个月，当时也想过本科毕业了争取去新华社西藏分社工作，后来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而错过了新华社西藏分社的面试。
忙碌中，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随着毕业论文答辩的结束，也到了扎西告别大学生活的时候。“虽然我知道我还会回来，但还是忍不住忧伤，我们11个藏族学生最后一晚在KTV通宵唱歌，抱头痛哭。”
（四）“我要回拉萨工作”：北京预科、台湾交流与硕士毕业
考研的过程还算顺利，本科毕业前扎西就收到了南京大学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根据“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有关规定，民族学生在正式读研前需要到北京接受一年的预科教育。
2010年暑假，在扎西离开拉萨去北京的前几天，扎西最爱的外公生病了。住院后的第4天，外公离开了人世。扎西哭得很伤心，这是她第一次眼睁睁地目睹死亡。回到家，亲戚朋友们忙成一团，还专门去寺庙算好日子，请僧人来家里念经超度，并点亮了一百盏酥油灯。第三天，爷爷以天葬的形式进入了下一个轮回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妈妈不断告诫扎西要记清楚大人们做了哪些事，记清楚藏族葬礼有哪些规矩传统，还说以后这就是扎西的事，不能不懂。不可否认的是，在离开西藏的10年里，扎西没有经历过藏族传统的红白喜事，对于这些婚丧嫁娶的传统习俗几乎不懂，小时候参加婚礼也只是一群小孩自娱自乐地打闹和嬉戏。外公的葬礼是扎西经历的第一次葬礼。没有等到外公的“头七”结束，扎西便坐上了北上的火车，踏上了下一段的求学旅程。
火车行驶了近两天两夜，到达北京。扎西和一起出发的同伴要去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完成一年的研究生预科学习。北京邮电大学昌平校区较为偏远，穿过北京市区的高楼大厦后再行驶许久，扎西才在一片开阔的视野中看到了学校。扎西拖着行李在班级宿舍分配表上寻找自己和同伴的名字，还顺便寻找了一下其他藏族同学的名字。这一年一共有8名来自西藏的学生。
这一年的学习课程主要有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理论、英语、计算机等，课程压力不算很大。除了周末外出找在北京的老朋友或同学玩，扎西在学校里的交际范围仅限同宿舍的室友和周围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每天上下课，扎西默默穿行于校园，她明白在这短暂的一年里，自己注定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转眼间，到了12月份，迎来了学校的迎新月。每个班级都在陆陆续续地举办文艺晚会。因为3班、5班、6班都分别有藏族同胞要表演节目，所以扎西他们都去观看和捧场。3班的晚会上一个藏族女孩和5个汉族女生表演了一支变了样的藏族舞蹈，她们的演出让扎西和同伴看了后觉得有些尴尬。
轮到扎西所在班级晚会征集节目时，班长来要节目，扎西说再考虑下，内心的过客感使得自己这一次并不想主动参与什么。扎西的同伴却非常着急地对扎西说：“万一我们不跳，他们不是藏族却跳了我们的藏族舞蹈，而且跳成那样多难堪，我俩还是好好排一个真正的藏舞吧。”最终还是报了名。
晚会过后，扎西认识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有蒙古族、回族、彝族、羌族等民族学生，后来都成了好朋友。这让扎西在北京的下半年生活，变得丰富而欢乐。
在这段时间里，如果用一个字总结跟这些朋友相处的感受，那就是“ 真”。这种感觉跟以前很不相同，我的高中和大学都是跟汉族同学一起度过的，从高中的不适应到大学的转变与接受，在经历了不愉快、挫败与不解，自己也正在进行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自我修复的过程。
实际上，在北京设立一年预科学习的初衷是为了使藏族学生更加适应第二年在目标学校的学习。但平心而论，这样的一年似乎很难对大家未来的研究生学习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但在这一年里，扎西跟朋友去了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好多地方。在假期中还去了内蒙古、西昌等地，看到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状态，不同的饮食、风俗文化让人大开眼界也收获颇丰，扎西说她喜欢旅行带来的新鲜与满足感。
我无法忘记，当朋友告诉我呼伦贝尔草原有内蒙（古）最好的草原时，我在满怀期望中乘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后，看到的却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素有“草原明珠”之称的呼伦湖慵懒浑浊地躺在一片干枯中，黄色的地不时从绿色的草中裸露出来，这幅破败是我未曾预料到的。这突然让我想到了西藏，我不知道在西藏高速追求经济发展的局势下，大刀阔斧地开发旅游业，多少年后，是否还会青山绿水依旧，让人向往的圣地还会永恒多久，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内蒙古？只怕，越想越悲观。
2011年9月回到南京，扎西开启了真正研究生学习的日子。身处熟悉的校园，见到熟悉的老师和同学，没有了以往每一次新的学习阶段开始时的不适应感。这一年，扎西除了研一的课程以外，还修了几门研二的课程，每一天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刚开始的研究生生活就是这样在不停地上课中流过，日子简单而充实。
再次回到南京大学，扎西似乎总在潜意识中努力克服自身的一些不足，也努力尝试着做出某些改变。
院里研究生会换届选举，我去参加了，其实并不是说感兴趣，只是在过去一年中，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之后，开始想有所突破，而这是第一步。最后竞选上了主席团秘书长一职，开始研究生会的工作。研究生会的经历，让我在工作中有了更多跟他人沟通的机会，这不仅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同学，更让我的能力得到了锻炼，也开始学会了主动、融入与担当。
10月底，学院承办了第8届独立电影节的活动，扎西作为研究生会成员自然担负起了一定的职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迎来了电影节的开幕。在电影节的展映名单中扎西看到“万玛才旦”四个字，顿时激动不已。
万玛才旦是一位来自青海的藏族导演，第一次看他执导的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时，内心撼动许久。片中，电视剧《西游记》、录像厅、收音机、VCD机、电视机等现代文明的产物自然而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封闭的小村落。影片中有个片段一直记忆犹新，小僧人翻看弟弟的书包，好奇弟弟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弟弟翻出语文课本，飞快地用汉语念了一遍“ 弯弯的月亮像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并且说，学好了汉语就可以去大城市了。这幼小的梦想，似乎一直以来都是山里孩子们的共同追求。
不像其他藏装题材的影片总是以亮丽风景、神秘佛教做噱头，也没有让世人总是带着一种猎奇的心态来看待这个偏远且有着不同文化的地方，而是以一种最直白的方式记述着这里的生活，发现某些东西正在悄无声息中改变着，让人看到矛盾的存在。影片中藏族社会的变迁包含在每一位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中，文明与传统的对抗与消融也流淌在这个看似漫长却又猝不及防的过程中。扎西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电影，于她而言，除了共鸣就是钦佩，感动于导演能为民族文化真正发出声音。在他们离开南京时，扎西把自己在西藏拍摄的风景照印成明信片送给他们作纪念。在送给万玛导演的明信片背后，她写着：“感谢您为这个民族所坚持的东西！”
忙碌中第一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学期开学没多久，由于研究生期间学校和院里会有各种不同的出境交流项目，扎西在看到院里贴出赴台交换项目的通知后，也跃跃欲试地投递出了申请书和个人简历。不过，扎西还是会怀疑自己：“在这里，优秀的人比比皆是，我要用什么去争取这有限的名额呢？”好在此时又想起了朋友的告诫，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过程，要有想做就去做的决心。于是，扎西在忐忑中参加了面试。
最终，扎西和另一位女生被选上了。七八月就要开始在南京办理各种手续，但是那时扎西已经放假回家，还好同行的同班同学家在南京，说帮扎西一起办理，让扎西安心在拉萨过暑假，不用专门为此来南京。因为满满的期待，整个暑假的日子跳跃着忽闪而过。
去台湾之前，为了方便联系，哥哥出资把我只能发短信、打电话的小手机换成了iPhone4s。我开始通过手机玩微博，随时随地。在去台湾前我还注册了微信，而在朋友圈发的第一张照片也是在台湾的生活。伴随着微博与微信的频繁使用，我的台湾生活也开始了。
2012年10月8日，扎西和同班同学，还有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男生一同从南京禄口机场出发，前往台北桃园机场，激动与期待满盈内心。
在桃园机场，随着大家陆续到齐，一起坐上了大巴去往文化大学。这次的赴台活动是由中华发展管理基金会委托台湾地区的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承办，主题为“2012年两岸大传研究生交流活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需要进行学术交流和媒体实务学习。
在10月22日正式实习之前，学校安排了一系列的参访旅游活动。大家都认为好不容易来一次台湾地区，当然要抓紧时间多转转走走，满是欢喜。
在台北故宫里我看到了一件印有藏文的展品时，一阵激动。后来，我又在高雄的奇美博物馆看到“文革”中西藏昌都被毁寺庙中的一尊佛像；在乌来老街的小店里看到印有藏文“扎西德勒”的瓷器；在泰雅族纪念品店里看到印有藏文的小挂饰，这些意外遇见的西藏元素，让我觉得欣喜而亲切。
扎西还去了台湾的其他一些地方，她说最打动人心的还是鹿港小镇。鹿港小镇是在台南途径的一个小镇，没有逗留很长时间。这里有密集的街道，传统的建筑和寺庙古迹，一种质朴扑面而来。扎西曾在南京和北京的大街上见过“鹿港小镇”餐馆并吃过饭，所以在此之前对鹿港小镇的了解也不过是一个在中国大陆以台湾地区的地名而命名的，有着油条虾、三杯鸡的台湾风味餐馆。但由于时间太紧，只能走马观花。
还没转几圈又得匆匆上路，坐上大巴，电视音响一开，大家的麦霸模式立刻开启，同行的男生很应景地点了一首《鹿港小镇》开始唱起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小镇，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在文明的人们……”
望着车窗外的景象，扎西久久不能平静，思绪飘得很远。在台湾，以及离开后的无数日子里，这首歌扎西听了无数遍。歌的结尾唱道：“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门上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子子孙孙永保佑，世世代代传香火。”扎西感慨起自己得到了想要的，却又失去了拥有的。
从台湾地区交流回来，已经是研二的下学期。扎西身边的同学纷纷开始为毕业做种种打算。虽然扎西很确定自己会回拉萨找工作，但还是想在内地找个实习机会锻炼一下，尤其经历了台湾地区的媒体实习后，扎西非常期待看到更多、学到更多。就这样，经朋友介绍，2013年3月扎西来到了北京爱奇艺公司实习。2013年8月扎西又联系了新华社西藏分社音视频新闻编辑部的主任，再次去分社实习。选择在这个时间实习的目的其实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实习为未来的应聘增加砝码。
一个月之后，扎西回到学校，就投入到了紧张的找工作阶段。就业的目标很明确，尤其经过台湾媒体和爱奇艺公司的实习之后，扎西愈发坚定了去媒体工作的意愿，而新华社西藏分社在她看来应该是最好的选择。锁定这一主要目标后，扎西就开始了各种努力。
新华社西藏分社的招录计划出来了，得知今年招收2名记者岗时，特别开心。一是觉得既然去了分社，就一定要做记者；二是觉得，2名招人计划希望更大一些。周围每个人都觉得我很有优势，我自己也在想藏族、研究生、2次分社的实习经历，进入面试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于是，全心全意地准备着。
新华社的考试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的考试撞在了一天。上午参加完新华社的考试，扎西就匆匆赶到南京农业大学的考点参加中国银行的考试，还好两地相距不远，一个小时内可以赶到。之后，则是漫长的等待过程。虽说做了最坏的打算，可内心隐隐地总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新华社。虽然扎西的老师和同学一致认为扎西在西藏找工作十分具有优势，甚至她自己也这么认为。满怀信心时，现实却给了扎西重重一击，网上公布的参加面试的名单中没有扎西。
4月初收到了中行的录取通知，在没有任何一个offer的焦虑情况下，这简直是一个救命稻草，于是就签约了。其实，家人也一直希望我去中行，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但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心怀某种浪漫理想的我，总觉得规矩单调的银行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但是结果恰恰证明了那句烂大街的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不得不提的是，西藏就业中有一项人才引进计划，其原则是不接收西藏生源的学生。这样的计划和规定让工作选择原本狭窄的内地藏族毕业生更加举步维艰，接下来的一次经历就是扎西勇敢地质疑了这样的规定。
朋友告知我，西藏党委宣传部在招人，让我试试，虽然深知希望不大，但还是发送了一份简历。本想着在邮件正文里礼貌地陈述几句，岂料越写越生气，于是一口气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文字，质疑了他们不收取西藏生源学生的人才引进政策，也质疑了国家输送一批批的藏族学生去内地读书的初衷与成效。并在邮件的最后这样写道：“所言一时兴起，却发自肺腑，并无冒犯之意，若有，还望见谅。因为热爱，所以注目，无论怎样祝福家乡的未来更美好！”写完不免心生顾虑，但还是按下了发送键，心想西藏体制内的人做事也许会拖拖拉拉，说不定连这个邮件都会看不到。
结果邮件发出20分钟后，扎西的电话响了。一个男声礼貌地介绍了自己是宣传部的人，说看到了扎西的简历和邮件，但是表示很抱歉，因为原则上规定不招收西藏生源的学生，所以就算他们招收了扎西，组织部也不会给编制。电话这头的扎西一直应着声，听他说着这些对扎西来说已经意料之中的话。突然男子语调一转，说：“不过，谢谢你啊！”这句谢谢，使得扎西为刚刚的义愤填膺有些脸红，于是回复了一声：“不好意思”。然后，挂掉了电话。
一封邮件，让扎西有机会把找工作时的情绪与不满宣泄了一番，实属无奈。可是能去反思、能去表达，扎西认为或许就是这十几年的内地求学经历给予自己的最大馈赠。
2014年6月，扎西获得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学位，正式结束了这14年的内地求学旅程。
6月初的清晨，南京城的夏天还有点微凉。这是无比平凡的一天。走在大街上，我的装束和言行无异于周围的任何人。我的饮食、听的歌曲也无异于校园里的其他同学。来南京的第7年，我已经习惯于这里的一切。但是我还是会在无数个醒来的清晨，怀念闻到那袅袅桑烟，期待看到老人们提着转经筒走在拉萨的街头。而面前的我，却变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我。
三、“命运交响曲”：一路的成长与复调式传播
前文讲述的扎西的故事，实际上是通过时间顺序并以生命史的方式回顾扎西14年的内地求学生活。通过发生在内地学校和城市中活生生的经历，试图真实呈现作为内地西藏班的一员所经历的文化冲突与适应的过程。
而这些故事也都发生在全新的内地环境中。对于扎西来说，创造这一新环境的则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12。“媒介即讯息”，此处，我们并非把媒介局限在具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工具，而是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去理解媒介，将其视作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者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关系的渠道或方式，还原媒介本身的含义与意义，借此，我们把扎西内地求学这一特殊的社会化过程放置在一个更加宏大、更加宽广的传播世界，包括日常生活中在内地跟同学、老师等发生的沟通交流，以及课堂上接受的教育传播，学校和班级组织的集体活动，还有平时听广播、看电视、发短信、上网直至后来使用的微博、微信等日常媒介接触与使用。
这些媒介出现或融入于扎西的日常生活里，一路接触和使用这些媒介的过程就是个人不断成长、不断适应内地环境且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扎西以上不同阶段的人生乐章中，如同“复调音乐”中存在着多个平行、独立的声部，在横的关系上，各声部的节奏、力度、强度、高潮、终止、起讫以及旋律线的起伏等，不尽相同而且各自有其独立性；在纵的关系上，各声部又彼此形成良好的和声关系。13随着人际交往、学校组织、大众传媒、新媒体及作为个体的人等各种类型或特性的媒介的交相介入，时而相互应和，时而独自成调，多个“声部”在交织与和声中构成一种张力，奏响的则是一部结构复杂、起伏变幻、顿挫分明的命运交响曲。
（一）人际交往：从陌生隔阂到沟通理解
在内地西藏班的学习过程中，扎西接触最多的就是“内地人”，特别是内地的汉族同学。
初中来到上海读书，从这时候开始就真正跟“内地人”有了接触。上海GK中学作为一所藏汉结合的学校，上海本地学生和西藏学生各占一半，但是这里的上海学生和藏族学生的接触比起小学还要少。因为藏族班和上海班的教室位置和上下课时间都有所岔开，所以在校期间互相几乎没啥交集。与上海班学生仅有的接触也是在学校组织的屈指可数的联谊活动中建立起来的某种短暂而仪式化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结束。
到了高中，扎西离开了熟悉的藏族学生群体，被独立地放在一个全是汉族学生并且说着粤语的陌生环境中，去面对这些跟自己有着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各种问题接踵而至。首先是语言交流问题，扎西从早到晚需要用普通话跟身边的汉族同学交流，而汉族同学却习惯或自然地在扎西面前用广东话交流，经常会在无意中忽略了扎西是否能够听懂，甚至个别老师讲课也是如此。其次是人际沟通问题，这也是在学习成绩的差距和语言沟通障碍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一个困境。人际沟通的顺利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扎西对这些汉族学生的态度，进而影响到在高中阶段学习生活的其他方面。到了高三，随着人际沟通的深入、广泛以及经过两年的不断调整适应，扎西的人际关系甚至学习生活终于变得慢慢舒适起来。虽然也有高考的压力，但这是扎西记忆中“痛并快乐着”的一段时光。与此同时，因为过生日、参加演出等机缘也使得扎西慢慢敞开了内心，开始有意注重与周围汉族同学之间的友好相处。
到了大学，扎西与汉族同学的接触就越来越紧密了。舍友、同学、校友等多重概念开始出现在日常生活里。大学期间每一个藏族学生个体都被放在内地汉族人的大群体中，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有了比以往更深层次的交流。就环境而言，大学有着相对宽松多元的氛围，同学不再仅局限于班级这个固定的概念。而且，因为大学课堂的开放和校园活动的丰富，还可以结识到许多其他院系的同学。相对松散多元的人际交往网络给扎西带来轻松的感觉，对自我的认同不再完全依靠学习成绩、他人态度来实现。这段时期，对于扎西个人而言，人际交往较为顺利。
但这也并不代表着冲突就不存在了。在更多的藏族学生融入内地汉文化的群体中时，差异与矛盾一直存在，只有显性与隐形的区分罢了。在与内地汉族同学的交往互动中，扎西经历了从陌生，到抵触，到戒备，再到反省、重识、亲近的过程，也经历了从同学到朋友的角色深入，人际传播质量在不断提升。到了研究生阶段，扎西有了更多的汉族朋友，平时相互间进行交流时，只有谈及西藏有关的元素时，扎西才会亮出自己的藏族身份。但是如果是一次无关西藏的谈话，扎西的内心不会像以前一样去将自己的藏族身份摆在沟通之前。对于扎西而言，这一点正是在与内地人的不断交流互动中才得以认识与成长。也正是通过与他民族的不断接触、相互往来、彼此交流，她才会发生对“我族”更加关注、对“异族”更加包容的一种反省与自觉的过程。14
尽管扎西在与内地人交往时存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方面的种种差异，但是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是民族的基本特性，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才促使民族在比较中发现本民族的独特性，才生发了对于“我族”的认同心理，正所谓“差异构成了认同”。15
实际上，文化差异对参与互动的双方都会形成挑战，但在积极的文化环境中，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接触越多，他们彼此的尊重和态度就会越积极。16随着交往的深入和广泛，扎西愈发体会到这种尊重的重要性，同时也会反省自己高中时对汉族同学的一些消极评价。扎西意识到在不希望周围人对藏族产生刻板印象的同时，自己也应该对周围人秉持一种平和公正的态度。正是因为这种平等意识的存在，让扎西与内地人慢慢建立起了朋友的关系。大家在一起除了相互吸引、满足好奇心之外，也会聊生活、聊心情、聊共性的东西，甚至一起逛街玩乐、生活上互相帮助等。
其实，人际传播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在交往中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社会。在扎西这段旅程中，人际传播这种最原始、最长久的传播模式贯穿于始终。到了旅途的最后阶段，作为人际传播一方的扎西，不再仅仅停留信息内容本身、他人的眼光等问题，而是开始以更宽广的视野，学会倾听周围、学会进行反思，这就是扎西在不断经历的人际传播过程中，将信息内化成自身的理解力与思考方式的表现。正是与生活在内地的不同人的交流与互动，促成了扎西对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并建构了扎西独立的人格。当然，这种建构除了与人的互动，还离不开教育。
（二）学校教育：从封闭单向到开放多元
确切地说，扎西接受现代教育的过程从小学就开始了。当时，扎西就读的拉萨实验小学就开始用汉语教授数学，而其他小学大多还在用藏语教数学。而且，扎西所在的实验小学所学的汉语教材是全国统编教材，此时许多学校还在使用西藏自治区的区编教材。这个时期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已经在努力地与内地城市接轨。
扎西在拉萨读小学时期，除了使用的课本，学校还会通过设立德育室、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等方式向藏族学生灌输和强调国家意识。到内地读初中之后，学校不再有如此直白的教育方式，但是还会通过接收到的语言、历史、地理等知识或课程帮助扎西认识到西藏以外的许多地方，也让扎西有了关于“中国”的全面认识和共同想象。另外，学校还要求住校的藏族学生每天固定时间集体观看《新闻联播》《感动中国》等电视节目，让大家知道校园外的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而到了高中和大学，他们则与汉族学生学习一样的文化知识，有共同的课本、老师，并且身处同一个课堂。这时候扎西进入了一种更公开、平等的教育空间，和周围汉族人有了更多的共性和在场感，藏族身份的特殊性已经显得不再重要。
与此同时，旅途中的“老师”在扎西的内地求学及成长过程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小学时面对老师，毕恭毕敬，与老师谈论的内容只有书本上的知识，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初中时，与老师的关系不再那么绝对，多了一些生活上的交流。不过，在扎西看来，多数初中老师除了传授知识、在意学生成绩，更注重藏族学生的日常管理，担心学生在生活方面出问题，所以学校采取了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制度，限制出行，限制使用零花钱，尽可能杜绝各种隐患。
到了高中，扎西接触的老师分两类。一类是教授文化知识的任课老师，他们跟藏族学生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师生间的关系建立则主要来自课堂。可能是因为成绩不够优秀，扎西惧怕这些任课老师，一直跟课堂上的老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另一类是管理初中西藏班的老师们，他们主要负责管理藏族学生的日常生活，此时师生的关系在于课下。扎西认为把一个年幼且充满好奇心的群体置身于一个充满诱惑的陌生城市中，却又把他们封闭隔离起来，容易激发藏族学生青春期的叛逆情绪。
在大学开放的校园环境中，扎西的心智也随之成熟与平和很多。扎西发现，大学老师在课上谈及各种话题，除了肯定还有批判，让扎西可以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在以往的七年中，无论情感上喜欢与否，老师和扎西的生活注定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但是到了大学，扎西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与喜好来选择，如果喜欢这个老师可以亲近，可以跟他自由聊天；如果不喜欢这个老师，适当保持着距离就好。在校园里，老师们得知扎西的藏族身份，第一眼往往会略带惊异，之后则会充满善意、理解、尊重，老师们也会期待着与扎西交流，这种交流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对话中扎西是独立的个体，另一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以管理者自居的老师，双方对话的空间也越来越轻松、真诚与广阔。扎西认为，只有到了大学，老师课上课下讲到的内容才开始真正启蒙她的思想，让她不断产生共鸣。所谓老师、学校对于一个学生的真正意义，这时扎西才深深体会到。
另外，由于教育具有社会性，且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社会化，而这一过程主要又是通过语言和文字的学习与传承实现的。遗憾的是，藏族学生到了内地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脱离了藏语的大环境。为了适应内地中考制度，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藏文课已经成了“副课”，课程节数相比小学也大大减少。受大环境影响，多数人不愿意对枯燥晦涩的藏文课下苦功夫，而是出于中考的实际需求，在科目学习上“功利”地有所选择。在这样缺少氛围的学习环境里，藏文老师往往显得势单力薄，日常教学免不了也会产生一种应付的心态。到了高中，像扎西一样在内地高中插班的学生基本不再接触藏文（北京、南通等西藏高中班还会设有藏文课）。而到了大学，藏文教育就彻底消失在校园里了。
内地西藏班的学生在中考、高考的压力下努力地学习汉语、英语和其他学科，这样他们才能考取更好的成绩，去上更好的大学，未来找到更好的工作。此时，藏文的“无用”显而易见，藏文的学习免不了只能被搁置一旁了。虽然，在民族的界线和使用特定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命定的人类语言差别”对于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强大的导向引领作用。17藏语作为藏族地区的命定语言，对藏族地区的文化注定是有着强大的引领作用。这不仅是民族存在之基，也让藏族人寻求到一种归属感。民族地区的学生能跟其他内地城市的学生一样平等地接受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紧跟社会时代发展的步伐，但是教育也有着一定的民族属性，民族教育应该具备的个性特征不能完全被现代教育的共性所取代。这一点在内地西藏班学生所接受的现代化教育中因为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都没有能够很好地体现。
（三）媒体接触：从使用满足到文化自觉
回顾扎西这段求学之旅时，会惊讶地发现内地西藏班的学生们接触大众传媒的机会之多。尤其是在初中到高中阶段，大家在封闭管理的校园里几乎被传统媒体所包围，而且需要依赖这些媒体消磨着校园里的大量课余时间。
在印刷媒介中，杂志是扎西接触最久的媒体。小小的《故事会》伴随着扎西从拉萨的小学一直跨越到了上海的初中。到上海后，扎西还陆续看了适龄的《花季女生》《花季少男少女》之类的青春刊物，也翻阅了许多印有自己喜欢明星的各种娱乐杂志。这些杂志的阅读或多或少都是为了使得自身从校园狭小的空间、枯燥的课本内容，以及单一的校园生活里转移到更丰富的想象世界中。
到了高中，在封闭的校园里扎西依旧需要杂志来消磨时光，但脱离了青春、娱乐等消遣元素，扎西更专注于《读者》《青年文摘》《萌芽》这一类有点知识性的杂志。此时，扎西发现杂志里的内容不仅能拓展她的视野，还能为语文课写作文积累内容，尤其那时总是要写议论文，要用事实举例说明。这些杂志的阅读就十分有助于故事的累积。这时的杂志接触就具备了一定的“功利性”。
刚入大学，扎西一开始还有看这类杂志的习惯，尤其是《青年文摘》。当得知班里其他汉族同学也喜欢看这本杂志时，更让扎西对它偏爱有加。但一两年后，就极少再看这类杂志了。因为专业需要，扎西偶尔也会看看《凤凰周刊》《新周刊》等新闻类杂志。有段时间扎西偶尔也会买《南方周末》看，主要是该报纸的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而且相较杂志也更便宜。扎西最早接触报纸也是在小学，不过当时的手抄报《星星报》和上海发行的《小主人报》都是在老师的要求下接触的，且持续时间都并不长。事实上，在扎西的初中和高中期间，报纸都是缺失的。到了大学则是出于专业学习的目的才会阅读。由此看来，印刷媒介中的报纸对扎西和与她一样的藏族学生的影响与作用非常弱小。
除了杂志，广播也在扎西的内地学习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初中时期。由于刚到内地，一切都很陌生，面对生活和学习的好多不确定除了依赖于上届同学的各种交流，接触和接受外界信息的渠道又特别有限，此时广播自身的优势使得它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普及开来。
从广播的接触条件来说，因为收音机的廉价与便捷使得内地藏族班的学生人手一部成为可能。那段时间，扎西他们这个群体内如此推崇广播，究其实质还是因为大家对当时一档叫《篇篇情》栏目的喜爱。《篇篇情》的播出时间在每晚的9点到10点。学校晚上9点钟统一熄灯，由于无法立即睡着，学校又不让在寝室卧谈，那时还没有手机，也没有MP3，所以听广播就成了扎西他们最好的选择。《篇篇情》的节目形式主要是配上最新或者怀旧经典的音乐，讲述让人忧伤或喜悦的心情故事。它在静悄悄的夜晚陪伴着每一个年幼离乡读书的藏族学生，让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包含着自身紧张情绪的释放、对陌生环境的新认识，以及孤独心灵的慰藉感。
到了高中和大学，广播就渐渐销声匿迹。尽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杂志、广播甚至电视这些传统媒体似乎与如今内地的青少年越来越遥远，但是，对于藏族学生来说，到了上海以后，杂志、广播虽然仍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娱乐功能，但看电视就成了大家最便利的媒体和娱乐项目，不过，它不像杂志、图书和广播，在内容的接触、使用时间的分配上大家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程度去选择，而且可以在宿舍和教室里任意使用，电视就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体收看同一档栏目。到了周末，平日上课的严肃教室，一下转换为了同学们的娱乐场所，大家可以随意且不受限制地收看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在这段求学之旅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教室能如此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高中阶段，教室的那台电视可能一学期也就被打开几次。宿舍楼的电视房，倒是满足了爱看电视的藏族学生们的需求。在管理严格的校园里，当其他汉族学生周末可以回家、可以出去玩的时候，扎西他们这群藏族学生就只能在学校，仅有的外出机会也都是为了购置生活用品或者添置一些衣物等。因此电视又成为高中阶段消磨无聊的校园生活最忠实的好伙伴。藏族学生自己购置的DVD机更使得他们在电视内容和时间的选择上具备了主动性，所以在其他汉族同学不在学校时，大家就会一起看电视看个够，这依旧是藏族学生最廉价、最有效的娱乐选择。
大学阶段，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扎西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传播环境。网络对大学生，尤其对藏族大学生其使用功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社交功能，可以通过QQ、人人网、微博、微信等社交通讯工具相互联系、传递信息；一种是娱乐功能，可以在任意时间在线观看各种类型的电视节目、视频等。藏族学生对这些媒介内容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藏族学生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化适应。一方面，他们可以充分发挥网络的娱乐消遣功能，转移注意力，缓解了现实人际沟通或者生活中遇到的磕绊与不顺。另一方面，在身边每个同学都在玩人人网、看美剧的时代，自己也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接触的这些新内容可以作为一种平时与汉族同学进行沟通的谈资，在藏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之间搭建了一个可以共同讨论话题的空间。尤其是男生们喜欢玩的网络游戏经常需要与周围同学进行团队合作，这种游戏行为延伸到线下，深化了现实中的互动，加深了友谊，有许多人因此成了很好的哥们。
另外，在网络上看电影也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消遣方式。在大学期间，扎西也接触了一些国内外很好看的电影。这些电影有一部分是关于种族或民族文化的内容，往往能引起许多藏族学生的共鸣，比如美国电影《撞车》、印度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等这些讲述着文化差异、和平、包容的影片，让许多藏族学生免不了产生一些触动。
不过，藏族的身份在校园里总能引起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好奇，尤其是在与同学的日常交往中，许多汉族同学都很热衷于询问一些关于西藏的各种问题。比如询问藏语言文字怎么说、怎么写，询问藏族的传统文化历史，询问藏传佛教教义，对藏文化充满着不同程度的好奇。但是许多藏族学生对于这些问题往往无言以对，顶多只能回答一些皮毛，出现了“文化中断”现象。18这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长期脱离于民族母体文化的显性影响。
虽然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一问三不知，但是藏族学生们却能准确说出《生活大爆炸》的剧情，能唱出周杰伦最新专辑里的歌曲，知道衣服最近流行什么样的颜色款式等，并有着更敏锐的触觉捕捉到这些渗透于各种媒体以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大众文化。遗憾的是，这时大多数藏族学生已经经历了七八年在外求学的过程，一些需要耳濡目染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一些原本懂得的东西都开始随着时间推移淡化消解，这种民族文化内核的消失，让众多只剩下藏族身份外衣的藏族学生隐隐有些不安。此时，被唤起的则是一种“文化自觉”19，在新媒体时代、在这群藏族学生身上尤其如此和容易。
（四）民族传播：从文化中断到文化修补
当初，离开拉萨到达上海的第一天，扎西就在机场的行人纷纷驻足打量他们的那一瞬间，隐约感觉到他们在人群中的与众不同。在后来的无数次经历中，无论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与老师、同学的沟通，与商贩、市民的交往，参加的藏族新年、庆典仪式、联谊活动以及学校里每年都会有的大大小小的文艺演出，或者内地西藏班的藏族学生自己的日常聚会和举办的各种主题活动，扎西更是感受到了此时此刻的她已经不是她自己，而是一种特别的身份符号与文化载体。
其中，文艺演出是校园文化中十分常见且重要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扎西在内地的求学过程中参与过无数次的演出。被冠以“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更是各种文艺表演的座上宾。
在初、高中，扎西参加过的文艺演出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丰富校园文化的文艺演出，学生会组织各班参与，一般都在下午以“晚会”的形式开展，节目内容尽是流行歌曲、街舞、印度舞、藏舞等。这样的晚会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娱自乐。尤其在封闭单调的校园空间里，每一次的文艺晚会确实能调剂同学们的生活。另一种则是非常正式的文艺演出，全校师生参加，领导们正襟危坐，一般在藏族新年初一的上午或者其他必要场合举行，这样的节目都经过老师的精心编排，并极力以歌舞形式突出藏族元素。本来艺术表现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在老师们眼中只有具有民族特色的藏族舞蹈才真正契合内地西藏班这群学生的身份气质，并由学校定义着“他们是谁”。
到了大学的环境里，他者的概念在藏族大学生的头脑中愈加清晰。民族意识的觉醒，让他们开始将艺术与身份认同的巧妙地融合起来。藏族学生群体通过不断区隔“藏族”与“他者”，诉求着自我表述的权利。与此同时，他们也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这种诉求必须借助于与他者的互动实现，而艺术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对话的契机和媒介。藏族学生通过对藏族舞蹈的艺术表演，力图证明自己所拥有的地位与文化，表达自己所属的藏族群体的族群认同。
其实，从中学到大学的内地求学过程中，这群藏族学生面临过各种文化、环境、饮食、交友等方面的不适应，扎西他们在内地的每一段生活都类似短期的“移民群体”。帕克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指出，民族意识不可避免地因为移民而得到加强。孤独和陌生的环境使漂泊者的思想和感情指向他的故土。20而扎西在初中和高中时期由于学业压力比较大，校园空间封闭，以及自身年龄幼小，还不足以构成强烈民族意识感，一切都还懵懵懂懂。
上了大学，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与内地城市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在高校的藏族学生自觉地形成了一个小群体，随着该群体的每一次群体传播的实现，他们对于藏族的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得到显现。这种重新获得的“新的认同感”敏锐地表达了“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它也是一个主动干预和转型的过程。21
在大学中无论各民族、各地区都有“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组织关系的松散与紧密程度依靠于成员间情感的亲密度。这种地缘认同中包含的共同的世系、族属、相同的文化环境、共同遵循的生活禁忌、相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地缘的联系都构成了这群“移民群体”在异文化的情景中建构“文化认同”。由根植于认同上的同乡情谊和乡土意识而结成互助互利群体是中国都市异乡人的一个重要生存策略。22藏族同学一般不把类似的群体称之为“同乡会”或者“老乡会”，而总是以“藏族”带过一切，比如“我们藏族聚会”，“我们藏族学生组织的活动”，等等，正因为对于民族身份的深刻认同，大家对于一起做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天经地义”的感觉。
起初的聚会活动限于定期一起吃饭、一起去KTV唱歌、一起郊游等，随着对环境的深入了解，自身观念的不断成熟适应，整个群体的传播交流不再仅仅限于情感共鸣或娱乐消遣。在民族意识的强烈觉醒之下，他们开始以藏族的身份在学校里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进行有民族意识的实践活动。如在校园里组织开展“藏文化节”宣传活动、为西藏的孤儿院募集资金、在学校迎新晚会上表演藏族舞蹈、每周组织跳锅庄舞等，这些都是基于民族身份认同上的一种积极的文化自觉。人类学家戴维·科尔泽认为：“没有仪式和象征符号，就没有民族。”23藏族学生群体开展的传播活动离不开民族与文化，充满着民族符号与仪式的表达。在多数活动中，藏族学生通过舞蹈、文字、服饰等文化符号形式，来展示民族文化。展示的过程，也是一次自我表演的过程。藏族同学在每一次的表演中努力塑造在他者面前的良好形象，维护着藏族的“形象管理”，通过音乐与舞蹈这种娱乐轻松的形式，期待着他者的认同与互动。
藏族大学生群体正是通过舞蹈表演、文化输出等形式不断维护着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传承。这一过程离不开各种媒介的介入与使用。也正是因为传播媒介的介入才使得这些传播行为更具影响和发挥效果。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兴起与普及，一些民族文化的内容极易在网络平台上激发藏族大学生们的兴趣，之后往往以分享的方式期待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与支持。这种依托于网络技术的行径为藏族学生之间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可能，这种关注更唤醒了根植于内心的一种民族情绪，实现了一种新型的民族传播行为。
而且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藏族大学生不满足于简单的信息传播和分享，更将民族意识的觉醒化作有效实践，创造性地使用网络，这种行为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化修补”。所谓“文化修补”，是指大众媒介对因社会变迁而断裂、缺失的传统文化的弥补，这也是传统社会的受众通过大众媒介空间对断裂的传统文化进行再发现的过程。24 一方面，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加速了这一群体的现代化和文化自觉的进程；而另一方面，产生了文化自觉的群体成员利用网络对自身文化进行修补，网络充当了“文化修补”的工具。
比如上海藏族大学生，鉴于自己较好的藏文功底，专门录制藏语教学视频上传到人人网，供同学学习分享；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锅庄协会”，并把日常的活动发布的人人网的公共平台。北京高校众多，且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西藏中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都有具备一定规模的藏族学生组织机构。在这样一个相对浓郁的藏文化气氛中，他们自主开创藏文化杂志，不仅有藏语版还有汉语版，还开展藏文常识比赛等。这些活动的照片和资料通过网络发布后，迅速引起全国各地其他高校的效仿借鉴，相互探讨，分散在全国各个高校的藏族学生因为网络而集聚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网络工具的存在，如果没有人人网这样一个方便互动交流的平台，内地藏族大学生就不能通过记录和传播重现自我。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行为还促进了汉族学生对藏族学生的进一步认识，网络中的互动行为延伸到线下的现实生活，促进了藏族与汉族之间的互动了解。因此说，网络不仅修补了藏族文化与藏族认同感，间接也“修补”了藏族学生与汉族等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一趟寻找精神家园的媒介之旅
在内地遇见陌生人，得知我是藏族，来自西藏，第一句话往往是：“都看不出来你是藏族！”每每这时我都只能报以礼貌的微笑。在拉萨，走在大街上，有时别人会把我当成游客来兜售纪念品，别人张嘴就用汉语跟我说，当我用藏语回答对方时，对方会惊讶地说：“呀，我以为是个汉族。”14年的内地生活中，我的脸上的高原红已经渐渐褪去，外貌穿着已经跟内地城市趋于一致。但是我的内心永远不会在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得到落地的感觉。
14年来，内地的求学旅程与扎西的个人成长已经深深地融为一体。扎西在内地城市的学校接受文化教育，学习了英语、汉语和专业课，每天用普通话跟汉族的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还会上网看综艺节目，出门逛街购物，品尝当地的美食等。当扎西回到拉萨时，每天与家人说着藏语，早晨吃糌粑、喝酥油茶，经常穿梭于拉萨的大街小巷，也会去寺庙朝拜，听各种熟悉的民族旋律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就这样并存于扎西的身体中。在扎西能自如地适应内地生活之前，也曾厌倦过学习，讨厌与内地人沟通，并在所处的陌生环境中感到困惑、矛盾与挣扎。随着时间的流淌，在悄无声息中，内地城市包容了扎西的泪水与欢笑，扎西也接受了自己的改变与成长。
扎西对内地城市从好奇，到恐惧，到发现，再到喜欢，这一曲折的融入过程，也是扎西成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扎西习惯了内地城市的生活，对内地城市物质的充裕和生活的丰富便捷感到满足。而离开内地，回到拉萨，还会时不时惦记内地的美食、娱乐。这就是体现在扎西他们这一群体身上的矛盾之处：在为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侵入传统家园感到愤懑或忧虑的同时，却又对内地城市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有着极高的认同度，这是一种极度复杂的情绪。
这种复杂的情绪还体现在民族认同上，也就是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有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25于是，复杂多变、似强似弱的民族认同一直贯穿于扎西这段求学旅途的始终。这种民族认同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路的媒介则在不断解构和重构着扎西的民族认同。
在初中、高中时期，扎西等内地藏族班学生的民族认同是被媒介不断解构的阶段。首先，被传统媒体包围的校园内，内地西藏班的学生都还年幼，此时传统媒体的渗透力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体现。广播、杂志和电视媒体成功地分离了时空，把全新生活方式、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等元素以生动、鲜活的符号，刺激的视觉、听觉感受，呈现在扎西他们的面前，这与扎西们以往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加之青少年固有的好奇心与接受力，这时候的媒介语境极易影响人的文化选择和生活方式，并影响人的文化体验和价值观念，进而不断解构着扎西他们的民族认同。其次，在与内地人的沟通过程中，一些对藏族和藏文化的消极评价和不善言论，也极易挫伤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这样一来也必然会导致其不能正确地认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原有的国家和民族认同。
到了大学，有了更广阔、更多元的信息传播环境，在接触过程中新媒介则重新建构了扎西他们的民族认同。新媒介沟通平台有着海量的信息、多元的立场和开放的思想，这些信息与互动能够开阔人的思维，激发民族意识，唤起主体的不断反思。而这种反思在适宜的时候就能化成一种文化自觉，并进而激发民族认同的主体实践。此时，扎西等内地藏族班的藏族学生就会积极参与到这种文化自觉的活动中来，实现民族认同的再建构。
在这一趟媒介之旅中，传统与现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小学时学校通过德育室、升国旗、参加全国比赛等方式强化着国家认同。到达上海以后，由于受环境影响，藏族学生忽视了藏文学习，重视其他课程学习。学校通过组织参与学校仪式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内化了藏族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同时，在内地学校中进行歌舞表演、藏族文化符号的再现等方式进行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扎西对于民族认同感的自觉与强化。从高中到大学，随着和汉族同学人际交往的深入，以及新媒介使用的普及，扎西的民族认同感趋于增强。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博弈的过程，正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在扎西身上不断得到显现的过程。于是，彰显理性化、世俗化和多样化的现代性，紧紧包围和冲击着传统民族性的内核，使得“两个我”在扎西体内不断对话、不断抗争，从而具备了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反思性”26。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化教育的民族学生，扎西集现代与传统于一身，并在觉醒的民族意识中不断守望着正在改变的自己和家乡。
这一段求学旅途注定是充满着矛盾的复杂的媒介之旅、文化之旅和认同之旅。一路上，扎西的成长与变化，不仅代表了她自己，也能代表与她有着一样经历的内地西藏班的藏族学生。回首这段旅程，从出发到回家，用成长的轨迹画了一个圈。他们在收获的同时，也在失去着。然而，不管怎样，也不问何时，寻找自己抑或民族的精神家园则始终存在于这群人的内心深处。
*本文得到香港城市大学“田家炳教育基金”的资助。文章的写作及修改过程中得到李金铨、林芬、梁丽敏、孙信茹、段京肃、朱丽丽等学者的宝贵意见。《开放时代》的匿名评审人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建议，谨此感谢。文责自负。
【注释】
①阳妙艳、尼玛顿珠：《从内地求学到返藏工作：对内地西藏班毕业生学校教育与族群认同的研究》，载《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2期。
②朱志勇：《学校教育情境中族群认同感的建构》，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③万明钢：《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④郭龙岩：《内地西藏班（校）藏族学生跨文化社会化的实证分析》，载《西藏研究》2008年第5期。
⑤李玉琴：《藏族儿童内地学习生活的文化适应研究》，载《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
⑥拉巴卓玛：《内地西藏班（校）学生的适应现状及对策探讨》，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⑦朱丽丽：《学术的环流：叙事、地方知识与主体性》，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⑧秦洁：《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乡土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页。
⑨本文使用的“扎西”及其他人名均为化名。
⑩此处引文以及下文中的其他引文均来自扎西撰写的个人日记，部分细节和内容的完善还来自后期对扎西及其同学、老师的访谈。
11羌鬼：藏语音译，“羌”意为青稞酒；“鬼”意为熬制，“羌鬼”为青稞酒内放入糌粑、奶渣、小人生果等熬制的一种食物。一般作为传统特色食物在藏历年初一清晨食用。
12［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27页。
13杨春时、简胜宇：《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主体间性世界》，载《东南学术》2011年第2期。
14陈茂荣：《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15［美］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16张越：《超越文化差异：M中学内地新疆班维汉文化互动的民族志》，载《教育学术月刊》2014年第11期。
17［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王小章、郑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18严庆：《浅析内地民族班（校）师生的文化适应》，载《民族教育研究》2009年第2期。
19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20［美］罗伯特·E·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陈静静、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2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页。
22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23Kertzer， David.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9.
24张瑞倩：《电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修补——以青海长江源村藏族生态移民为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25［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页。
【作者简介】 郑欣：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Zheng Xin，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次仁群宗：西藏大学文学院（Tsering Choezom，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