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墓碑是一种文化形态。高大的坟冢墓碑，中国文化特色。我的老家一块地界叫鳖驼碑，高大墓碑两丈有余。那其实叫赑屃（bìxì），古代神话传说中龙之九子之一。形似龟，好负重，驮载着石碑。用来做碑座，俗称“神龟驼碑”，象征长寿。生死亦大矣。中国人也天然具有末世论情怀，关注未来，关注死亡。这叫做向死而生（海德格尔）。这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死亡哲学。这当然并非叫人死，而是叫人活。让人守陵，看坟地，似乎就不是“死后原知万事空”。有钱人，生不带来，死却带去，厚敛厚葬，还是怕人掘墓或鞭尸。生的尊荣，死的富贵。《论语·子张》：“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贯气， 风水上地脉贯通，会走好运。
陵寝，一般墓只能称“冢”、“丘”、“坟”。墓体越大， 坟丘越高。南京叫“鬼”叫“坟”的地名有10多处。江苏江宁有坟头村，家家户户挂着“坟头”门牌。坟头村来历，明永乐年间，朱棣为父亲朱元璋立碑，开凿阳山碑材，开工兴建明孝陵碑亭。死难的民工很多，草草掩埋于此，后成村，以坟头二字得名[1]。南京叫“鬼”叫“坟”的地名，还有坟山村、小坟村、西坟头村、杨家坟村、周坟村、赵坟村、上汪家坟、下汪家坟等。
原来的坟地有人认为晦气。但在过去，坟是风水宝地。老北京有许多带“坟”的地名，如公主坟、八王坟、索家坟等。太平庄一带坟茔很多，其中有的墓室建造讲究，以砖发券。有普通人家的私墓，也有埋葬贫民的义地。北京师范大学东门铁狮子坟一带原来是坟地。铁狮子坟是以一对铁狮子命名的。从东汉开始，狮子就成为帝王公侯陵寝镇墓的神兽，多为石狮，铁狮子少见。那对铁狮子一直做为北师大家属宿舍大门的标志。1958年大炼钢铁化为一文不值的铁水。
这些带“坟”字的地名和单纯墓地不同，大多是以坟主的姓氏或身份命名的自然村落。带“坟”字的地名，同样传承着一种特有的文化，记录着一段古老的历史，也承载着当地民众一缕难以割舍的情怀[2]。带“坟”字的村名不同于单纯墓地，大多是以坟主的姓氏命名的自然村落。
民间杂祀，偶像崇拜，家族祠堂，乱象丛生。国之瑰宝，以坟为村名的3332个。有的村庄因名人坟冢而得名，河南安阳广王坟村，因封藩安阳的赵广王（朱元璋嫡孙）葬此而得名，是广王陵墓的看坟庄。赵广王的王妃娘娘生前很贤淑，后人为其建庙造像，形成村庄后，村名为娘娘庙。林州市河顺镇马家坟村，是因该村有座马卿墓而得名。明朝嘉靖十五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马卿死后葬此，后来一些看坟人在此生活，形成村庄后得名马家坟。
村，所以存也，是叫人生。但生与死，不可须臾离开。有的村名与死亡结缘。有些村名带“陵”。湖南尤其多。黄陵，黄帝陵也。不是真有帝王陵墓。另外指山陵或丘陵。陵，本意土山，形声字，左耳旁“阝”，是形旁，阜，本意“土坡”。与土山、土地有关。
村庄有时以陵园命名。太原有黄陵（村）。村庄为何以陵园命名？太原黄陵村，曾名王陵城。《太平寰宇记》：“太原县王陵城，有晋太原王司马辅冢存。”西晋 泰始元年（265年）改太原郡为国，封司马瑰为王。咸宁三年（277年）改封司马辅为太原王。太康五年（284年），司马辅亡，葬于此地，因称王陵。王、黄音近，讹传为黄陵。清《太原县志》：“王陵城在汾水东旧县东北，今名黄陵村。”[3]
北京十三陵周围有十二个村庄，住的几乎都是守陵人，村子也以陵墓名字命名。十三陵有泰陵园（村）、康陵园（村）、长陵园（村）、万娘坟（村）。顺治元年设司香官和陵户，后逐渐成村。以陵为村名，多数由陵令、陵监、寝庙令、园长、陵户等官职演化而来，是独特形式村落演化。思陵的村叫悼陵监村。康陵（村）以春饼宴著称。昭陵（村）还有关公庙。
以冢作为村庄名，不见得不雅。因古代名人坟冢而得名的村庄，蕴含逝去已久的历史信息。河北冀州后冢（村），村南是前冢（村）。山东微山县荆冢集（村），谱载，刘氏为南宋淳熙年间谏议大夫，初从江西迁密湖乡，后迁荆冢集。三皇庙碑载，荆冢集系因荆轲的衣冠冢得名。也有人说是为纪念明代考生荆洪而修的坟墓，因而得名。《济宁直隶州志》记载，乾隆年间有荆冢集，系荆冢集南、北村委会驻地[4]。
济阳曹冢（村）原名曹家冢，又称曹冢子村，源于村北墓冢。据说是曹参的坟冢。村庄自汉至元，所居都是曹姓。《德平县志》记载：“曹家冢亦称帝王冢。”曹操生性多疑，死后有多处疑冢。文人雅士们还称之为“汉墓春烟”、“丘陵迭翠”[5]。春烟，春天的云烟岚气等。
还有帽珥冢（村），曹县莘（shēn）冢集（村）。莘冢集村有莘冢集东等六个行政村。莘冢集村有夏莘国莘仲君墓。莘冢集村历史悠久，是商代名相伊尹的故乡。夏朝莘仲君墓和莘国故城遗址位于莘冢集村南[6]。
北京门头沟有太子墓村，明代永乐年间，太子巡幸西山，将沙果与苹果嫁接，所得果实，香味如沙。当地人感谢太子，将其所嫁接之树称为太子木。太子也仰慕当地民风淳朴。文人则雅称之为太子慕。太子死后葬于此地，人们遂称此地为太子墓，久之成为村名 [7]。
河南林州西皇墓村，有龙泉寺、天地雷音寺，皆林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534年，权臣高欢立孝静皇帝，国号天平，定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自任丞相，建立东魏。林州时称林虑郡。传说高欢西行，看到寺庙众多，乐不思归。高欢的女儿暴病丧命。高欢得知这一带有二龙戏珠（盘龙山、卧龙山、珍珠山）、凤凰展翅（凤凰山）、金牛望月（金牛山）等多处风水宝地，便将女儿安葬于二龙山上。北齐天保元年（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当文宣皇帝，便称坟墓为“皇墓”。后取名“皇墓村”。墓东称“东皇墓村”，墓西称“西皇墓村”[8]。
山东郓城子房墓（村），汉初军事家张良埋葬于此。张良，字子房，西汉建立后，被汉高祖刘邦封为留侯，死后葬于此。 张良死于何地，至今难以考证。据说吕后曾通缉他，国内一夜生出八百个张良墓。有“一夜造八百墓”之传说[9]。
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村西有明代景泰帝陵，明代妃嫔皇子丛葬的所在。村东有三个坟堆，村西有一座砖塘。董四墓是东四墓的讹传。乾隆二十四年《重修天仙庙记》说：“神京西北隅计二十五里，大明之墓置于斯。相继人烟丛集，随后以墓记村，因以为东四墓焉。”[10]魏源《海淀杂诗注》也说：“东四墓西四墓，正当万寿山后，宝藏庵前，皆明代妃嫔葬所。”[11] 东四墓即指上述四墓。1951年在董四墓村又发现一座明代妃子墓。
以碑为尾词的村庄名1330个。以碑为名的村庄，湖南道县塘碑（村），村边池塘有一石碑。福建汀州彭屋碑（村），皇碑（村）。高碑店，古时有一通高碑，上有四个大字：燕南赵北。故此叫高碑店[12]。千年古村。高碑店是辽金时代的漕运码头、皇粮商品的集散地。
河南偃师寺里碑（村），又名“四女碑”。北宋，为抵抗异族入侵，该村四位烈性女子率众起义，被俘后就义。后人立“四女碑”为纪。相传该村岳姓为岳飞幼子岳琳后代。记载该村的四通碑是北魏时“平等寺”，寺内的四通造像碑，碑上刻佛像，该村遂称寺里碑[13]。
村名叫社，其来有自。社，犹村落。社，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和祭礼。社火、社戏、社团，这些名词透露农业文明的宗法经济特征[14]。农村公社称“村社”。社指集体组织。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公社，公有制，源自原始农村公社。农村公社亦称“农民公社”，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形成。“社 , 所以神地之道也。”[15]
村名尾词为“社”的，2076个。《旧唐书•文苑传下•司空图》：“岁时村社雩祭祠祷，鼓舞会集，图必造之，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16] 陕西咸阳三社村，福建厦门集美区三社村，广东江门市三社村 ，三社村由三个自然村合称为三社。乡里社会组织，又称村社。古时划分乡社，有单一家族，有亲族联合，有杂姓移民聚居村落。内部有自己的习俗惯制。按习俗惯例民俗宗教，而不经由法制管理。当然也没有按照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村官。那里是家族祠堂、祖宗崇拜、自然神灵统治。
村寮，寮，liáo，酒肆，小屋，small house。草寮，小茅屋。僧寮，僧人居住的小屋。寮，同“村”，广东惠东方言，即村，如巽寮（xùn liáo）、施家寮、前寮（村）、李家寮等。巽寮湾，粤东海湾。乾隆年间，一群客家居民来此，搭茅“寮”定居。巽，八卦表示平安吉利。道教虚无之境，即太虚、寥廓、空虚。寺院寮房，指宿舍，如居士寮房。有村名叫袁厝（cuò）寮（村），广东汕尾驷马寮、古居寮、新寮。叫寮的村名，全国2721个。
村名尾缀为祠的，1871个。祠，春祭，供奉祖宗、鬼神的房屋。祠也是为纪念伟人先贤修建的供舍（相当于纪念堂）。山西平遥西源祠（村），禹王时该村泉水涌流，叫神池，名其庙为“源祠”。后有些户迁到村东，取村名为“东源祠”。该村遂改名为“西源祠”[17]。 祠堂又称宗祠、祠室、家庙。不少村名来自祠堂堂号，有的村名以宗祠为名。祠堂记载历史，更有村名直接为"祠堂村"。
七、结语：村名中的精神追求分析
地名，是人类区别地域、地物的标识符号。“通过地名的由来、变迁和内涵，可以透视地理历史、民族民俗、宗教信仰、社会经济等文化现象。地名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符号，更是文明传承的见证。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18]传统村名，流品不一，雅俗共存，瑕瑜互见。中华村名一如故国宗教，呈现杂乱态势。古老地名故事乃民间文学一脉，见证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史[19]。当然，有论者认为，作为中华文化衍生物的地名，保留着中华历史文化的基因密码。打开地名密码，走进地名背后的故事，对了解地方历史掌故，丰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发掘当地的旅游资源，皆不无裨益。中国已经正式启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这对古老地名这一文化遗产，当会起到积极的的保护推动作用[20]。但也有人过于矫情地说：“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五花八门的命名地，乡村这些亲切的地名，则似一张张久炼的祖传膏药，牢牢地贴在游子们的心坎上，在每一个特殊的日子，缓减着一个个离乡族人怀乡的隐痛”[21]。散文语言，太夸张了。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多数市民来自乡野村庄，似乎也是事实。
讨论中国村名和传统宗教文化的关系，自然有一个问题界域，那就是传统村落和佛道民间宗教——含原始迷信、风水占卜、方舆之学——的关系。负载一方物种和人文的山水土地，各有其名。村名是社会的活化石，也是地域文化的滥觞。对村名的神话传说追根溯源，可以还原历史的草蛇灰迹[22]。村名中饱含的神话色彩，表现了民众和先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美好生话的希冀。人是有限的存在，肉体的物质存在，具有有死性、当下性。生活在现世的人，也有美好愿景，追求纯灵明、长寿、灵性。
传统宗教信仰旨在祈福禳灾。于是，中国特点的多神信仰被普遍接受。不同宗教的神祇也可以被普遍供奉。道教诸神，民间杂祀，人们各取所需。宗教被民间化、世俗化、功利化、通俗化，也难免被庸俗化。其功能依村民的实际需要被篡改。不同信仰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烧香磕头、祭祀膜拜、祈福禳灾，目的不尽相同。自然，长期文化积淀形成的心理定势仍然存在。但大部分人不明白庙中神灵的确切含义，一味焚香叩祷，只求保佑平安发财、祛病生育。所以，村名里的宗教杂神名称，其实更多地无关乎信念、信仰，无关乎超验追求。它是经验世界的俗事庶务。说是闹着玩儿，娱乐，也不为过。有人俏皮地说，佛教兴盛的“后果”，连村名都这么有文化。
中国流俗宗教，物欲强烈，现世追慕多于来生希冀，当下大于未来，功利高于精神不知几许远矣，缺少属灵性。当今之世，传统民间信仰、自然宗教意识回归，积重难返的农耕文明之牛头马面、雷公电母、灶君财神、老树成精、狐仙水怪、巫医卦师、物质崇拜的痼疾复发。佛教圣地香火昂贵，赚钱牟利，腐败庸俗，信仰失真，引起广泛关注。而村名之宗教性质和意义却逐渐稀释。本文只具文化探讨意义。
国人亡国灭种忧患意识强烈，祖宗崇拜，谁的祖先阔，就好。同宗同族同祖同根同姓同种同乡，血脉相连。村庄多为同姓构成，宗教信念一致。宗教应该带来和谐和睦睦谊。旧时村寨，尽管窝里斗，但邻村往往世代争夺水源土地林木，在所难免。宗教性地名不能带来彼此和平。上战场父子兵，打架亲弟兄！菩萨村难免和老君村械斗。所争无非地垄田埂界限、水源流向。一爿山林，涓涓水渠，寸土寸金，不可剥离。神仙斗法，龙王显能，大圣牛魔，各逞其威。疆界划定，兵戎相见，如来玉皇，互不相让。
2018，2，28
[1] 《金陵晚报》记者 朱丽娟，南京师范大学实习生 徐涛，“南京叫‘鬼’叫‘坟’的地名有10多个”，《 金陵晚报》， 2013年3月5日。
[2] 济南社区舜网论坛，盘点济南历史上那些带“坟”字的地名。
http://bbs.e23.cn/thread-180475223-1-1.html。
[3] 太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太原古县志集全》，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2年。
[4]《济宁直隶州志》（复印本），徐宗干，许瀚，卢朝安著 ，清咸丰9年（1859年）。
[5]《德平县志》，清光绪19年（1893年）出版。责任者：凌锡祺。
[6] 郅田夫，“山东曹县莘冢集遗址试掘简报”，《考古》， 1980年，第5期。
[7] 陕西省博物馆，“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 ， 1972年 ，第7期。
余斌，“太子墓村调研有感”，《前线》，2014年，第3期 。
[8] 本文多处源自牛汝辰 ，《中国地名掌故词典》， 中国社会出版社，2016年。
[9] 王志强、张化雨、何梦嘉，“汉留侯张良墓冢考察记”，《寻根》2015年，第2期。
[10] 安志敏：《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科学通报》， 1951年，第12期。
[1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文物考古资料》，1952年，第二期，第78，88页。
[12] 彭秀良：“方位词的变化——唇齿相依京津冀之十三”。《 今晚报》，2016年10月5日。
[13] 段鵬琦：《洛陽平等寺碑与平等寺》，《考古》，1990年，第7期。
[14] 蔡秀清，《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 萧放，“社日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8 年，第 6 期。社日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节日。
[16]（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 》（繁体竖版全套十六册），中华书局，1975年。
[17] 《新农村建设中的古村落保护开发研究——以山西平遥西源祠村为例》，pdf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罗艳霞，专业：建筑技术科学。
[18] 王晓清，莫方华，《中国地名文化》，《农民文摘》 , 2014 年。
[19] 柯喜堂，“打开地名密码，走进地名背后的故事”，《西安晚报》，2016年8月12日。
[20] 柯喜堂，“中国古代地名的奥秘”， 《西安晚报》，2009年10月19日。
[21] 彭家河，“一个村庄的地名志”，《光明日报》，2016年4月8日。
[22] 袁雪萍，王东洋，“洛阳村名的神话学解释”，《文史艺术》，201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