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女性思想曾受到比他稍晚些的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批驳。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观点来看,卢梭似乎是个赞同女性取悦男性、服从男性的性别歧视者。事实上,卢梭的女性思想有其特殊指向,不能孤立地进行考察。

根据女性主义思想家苏珊·奥金的理解,卢梭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关注女性本质、女性教育、女性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中的位置等问题的哲学家之一。卢梭从自然和公民两个角度论证了“女性的本质”即成为“贤妻良母”。在他那里,自然首先是开端意义上的自然。在这一点上,卢梭继承了霍布斯的自然观念,自然即自然状态。卢梭发现,在自然状态中,伴随着家庭的出现,两性之间的爱情、母子之间的亲情取代了偶然性的交配和本能性的繁衍,女性的职责开始固定为照料家庭和繁育后代。其次,自然也是本性意义上的自然。本性就是大自然所赋予的目的。在卢梭看来,两性在体质上男强女弱,在性情上男刚女柔,这就决定了女性适于担负照料家庭和孕育、哺乳、抚养孩子的职责。简而言之,女性成为“贞洁的妻子”和“贤良的母亲”就是女性的本性,就是大自然赋予女性的目的。

承认男女本性各异并不是卢梭的新观点,但是将男女两性的本质差异看作是大自然最和谐、最自然的安排而加以尊重却是其独到之处。由此,卢梭引导我们转向关于女性的公民视角。卢梭认为,公民作为共同体中的一份子而存在,只应关心公共的善,完全为国家而生存。卢梭笔下最典型的公民形象就是斯巴达母亲,在得知五个儿子全部战死沙场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城邦的胜利。不难看出,公民的一个显著特质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仇恨国家的敌人,也即充满“爱国主义”情感。卢梭将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植根于家庭的自然情感之中。他指出,在家庭中,我们对亲人的自然之爱是对祖国和同胞之爱的根源,而女性作为“贤妻良母”则将使这一自然情感升华为对家庭的责任。

按照布鲁姆的看法,卢梭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楚布尔乔亚社会的问题。在布尔乔亚社会中,人们因只关心自我保存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为实现布尔乔亚社会中的人之联合,卢梭把目光投向了家庭。在卢梭看来,家庭中人与人的联结是布尔乔亚社会中人之联合的基础和典范。而女性只有作为“贤妻良母”,家庭中人与人的联结才是可能的。

为此,卢梭进一步挖掘了女性作为“贤妻良母”的社会意义。卢梭认为,家庭首先巩固了两性的结合,巩固了人与人联结的自然基础。因为两性的结合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自然现象,但是这种结合并非牢不可破,只有男女两性通过组成家庭的方式,两性的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卢梭承认两性结合的脆弱性,这在他所考察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身上就可以窥见到。对于自然人来说,自我保存永远是第一位的,而自我保存永远指向人与人的分立。但是卢梭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美与美德的理念植入肉体性的欲望中,由此使肉体性的欲望升华为精神之爱,升华为对婚姻和家庭的欲望,从而两性被塑造得不可分离。

更进一步,卢梭通过让作为“贤妻良母”的女性成为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使家庭成为崇高的事业,进而使家庭中的人与人的联结成为可能。女性作为“良母”这一点在卢梭那里是理所当然的,母亲对孩子的情感是唯一出于自然本能的情感,不像公民为国家献身、男人为女人赴死只是教育和想象力的产物。相较于女性作为“良母”的自然形象,卢梭更重视女性作为“贤妻”的德行。在他看来,女性的德行是家庭的原则。因为女性只有忠实于她的婚姻和家庭,才能使男性相信孩子是属于自己的,进而二者结合的激情才能在家庭中、在繁衍后代中不断延续,最终达到永恒。

总之,卢梭的女性思想有其深刻的政治哲学意蕴,仅仅将讨论局限于卢梭是否是性别歧视者未免过于狭隘。卢梭整个政治哲学的主旨意在解布尔乔亚社会之毒,其女性思想则为解决布尔乔亚社会中的人之联合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案。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