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金融海啸开始，全球经济就面临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正在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反扑，反主流政治精英的浪潮在许多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掀起一场场政治风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响应国内政治压力与解决社会矛盾，不断采取片面保护措施来削弱自由贸易体系，甚至逐步拆解现有的区域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架构。
多项政经指标都指向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已经开始遭遇“逆全球化”的袭击了。首先，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报告，从2011年到2016年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每增长1％能为贸易带来2.5％的增长，但近年来，同样经济增长只能带来0.7％的贸易增长。
全球贸易额停止增长动能，不仅仅是由于美国消费者信心尚未完全恢复，欧洲经济复苏乏力，以及中国经济进入供给侧改革。更根本的原因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政治基础在欧美社会已经全面松动，而人为贸易障碍正蚕食过去累积的贸易自由化协议。
根据WTO发布的2016年统计，其成员国自从2008年以来共实施了2100多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英国选民在一场政治豪赌中选择脱欧，在欧洲大陆主张退出欧盟的激进政治运动对传统政党体系带来巨大冲击。
在意大利，五星运动趁势而起；在德国最近一次大选中，默克尔总理虽然顺利连任，但她领导的政党联盟的政治基础明显削弱，而激进的右翼势力第一次在“另类选择党”旗帜下进入德国国会。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立刻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准备终止美韩自贸协定，也启动对中国的301条款调查。现在许多美国传统盟邦都担心特朗普的鲁莽外交作为意谓着：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所有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所有经济协议都可重启谈判，一切以美国利益至上，特朗普要把所有筹码用到极致，给得更少，拿得更多。
最近哈佛大学的奈伊（Josephe Nye)教授抛出一个问题。他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21世纪国际秩序时，都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其实我们更应该要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前者是取材于崛起中的雅典与既有强权斯巴达之间最终难免一战的历史教训。他目睹特朗普政府急于抛弃国际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主要提供者角色，开始担心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真空，否则世界经济将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危机。
根据金德伯格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起源之分析，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和平秩序，产权保障，开放贸易体系，自由航行，稳定的汇率或通用交易货币，度量衡与各种交易规则的标准化，以及在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时，适时为世界经济注入购买力以拉抬需求，在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时及时注入流动性，积极扮演全球信用体系的最终担保人角色。
只有唯一超级大国才有能力与意愿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出现国际领导权青黄不接，美国没有意愿承接英国衰落留下的领导真空。
不过，笔者并不认为当前逆全球化潮流会将世界带入“金德伯格陷阱”，我们看到的国际秩序动荡，乃是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带领的全球化模式换轨到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方案的过渡现象。全球化的动能仍在，只不过全球化的路径与游戏规则需要进行调整。奈伊之所以担心“金德伯格陷阱”，因为他高估了当前美国在维持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也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能力与意愿。
其实，特朗普政府很快会发现美国没有退出全球化的选项。当今世界国际贸易体系的骨干是全球供应链，是由跨国企业建构的绵密的跨国生产分工网络，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失去现代工业产品高度自给自足的选项。
苹果手机制造基地根本没有可能迁回美国；波音公司的零部件供货商遍布全球，而其飞机销售额的70%来自海外市场。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业很难摆脱墨西哥零部件供应链，通用汽车的最大获利来源是与上汽集团合资的中国通用，别克汽车80%的销路在大陆市场。如果华盛顿开始全面拆解全球化架构，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必然动摇，华尔街的核心地位也会不保，这无异于经济自杀。
在逆全球化浪潮一波波来袭之际，以金砖五国为首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已经自觉扛起推进全球化的重担。他们也为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与深化注入新的动力，并在多边体制安排与合作机制上不断推出新的倡议。
尽管这五个经济体的体质差异颇巨，中印间长期战略目标不易整合，南非、俄罗斯与巴西也无法摆脱原物料与石油价格长期低迷的拖累，但金砖五国合作机制仍不断深化。金砖五国已经建立了60多项合作机制，设立了包含安全、贸易、金融、环保、科技等各领域的部长级协商机制，金砖新开发银行也开始运作，总部在上海，并在非洲设立第一个分行。
2017年9月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峰会”也顺利完成其重要的承先启后任务，在《厦门宣言》中为金砖机制勾勒出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愿景蓝图。最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所倡议的“金砖+”，也就是金砖峰会协商与合作机制的升级版。金砖机制将不再是五个创始成员国的封闭俱乐部，而将纳入其他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国家。
这次峰会就已经为升级版进行暖身，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和泰国等五国领导人也受邀出席厦门峰会。根据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对2050年世界经济实力分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未来的世界基本上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7）扮演主角，而不是传统的G7。这次墨西哥参加厦门峰会，金砖机制已经涵盖E7中的五国，印度尼西亚与土耳其的受邀参加应该指日可待。
就经济影响力而言，从2013年开始中国跃升为最大商品贸易国，美国失去60多年的龙头地位。以购买力等值计算，从2015年开始，七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规模已经追赶上G7。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七成，他们已经是全球化的支柱与新动力来源。
近年来中国也开始全方位提拱补充性或替代性公共产品。例如：协助发展中国家因应国际金融危机的双边与多边换汇机制，独立的跨境支付系统，新兴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北斗卫星定位与紧急通信系统，远洋护航与海上执法，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对欠发达国家的开发援助与基础建设融资，以及在非洲、南亚与拉丁美洲全面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并逐步搭建深化南南合作的多边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置。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效益将可直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而其规模更大。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意谓着中国将引领非西方国家探索全球化新路径，并全面修正全球化游戏规则。
首先，中国准备将自己过去35年所累积的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之发展经验，推介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透过新的政策协商机制、经济整合架构、多元长期融资平台、技术与产能输出策略，让欧亚大陆与环印度洋地区借由全新建构的运输、通信与能源传送网络，形成紧密的经济板块，并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陆上丝绸经济带的推进，也意谓着过去被海洋时代抛弃的欧亚大陆内陆国家与中国广大西部地区将有翻身的机会，他们可以从全球经贸网络的边陲摇身一变为前沿与要冲。
美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主要是为跨国资本与跨国企业利益服务，将政府的职能缩到最小，移除所有妨碍资金、商品与信息及专业人士跨国移动的障碍，让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追求最大投资回报，让跨国企业所代表的市场力量全面主导生产资源分配与塑造消费偏好。
然而，这个全球化模式也让跨国资本取得绝对的支配性地位，发达国家劳工的权益普遍受到压缩，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不断下滑。同时，这个模式也让金融资本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大量金融资本流向虚拟经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增高；国际热钱在新兴市场国家兴风作浪，资产泡沫破裂此起彼落，实体经济饱受干扰。
从2016年杭州峰会开始，中国已经在G20架构下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日后历史学家必定会将杭州峰会定位为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杭州峰会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跨越标志：第一是G20集团核心任务的转换，第二是经济政策与全球治理主导思想的演进，第三是全球经济合作议题倡议者与引领者角色的交替。
G20集团领袖会议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首度召集，所以过去几年其核心任务就是协调各国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与应对全球经济的中短期挑战。而在中国倡议下，杭州峰会首次将核心任务提升为谋求全球范围中长期的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性发展，以维护当代与子孙后代的共同福祉，并为此制订与推动结构性改革行动纲领，以及同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系统性改革。这是G20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过去多年，G20的政策共识文件深受G7集团主流政策思维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失灵的约束，其着眼点是挽救面临逆转危机的既有全球化模式。
这几年G20集团内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倡导新的思路，主张G20应为全球化找到新的动力与支持基础，一方面要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鼓励各国采取积极行动推动结构性改革，包括以创新带动增长、发掘网络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扶植中小型企业、普遍提升劳工的技能、大力推进基础建设以及积极发展绿色能源。这些新的政策倡议在杭州峰会第一次形成完整的论述，也首次决议将为结构性改革建立具体量化指针，督导各国进度。
其实，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所需要建构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政策协商平台的拼图，在2017年已经基本上到位。从本世纪之初开始，中国已经陆续将中国与欧盟峰会、中国与东盟10+1峰会、东亚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阿盟峰会、中国与中东欧16+1领导人峰会、中国与拉美加勒比海共同体等全方位的多边协商与合作架构逐一制度化并夯实其基础。
2017年又正式启动“一带一路峰会”，以及9月份由李克强总理在北京首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六大国际经济机构负责人举行第一次“1+6”圆桌对话会。中国携手所有利益攸关者来共同促进建构开放、包容、活力的世界经济的立体政策协调平台已经搭建完成。
进一步而言，美国霸权衰退固然会导致国际经济秩序震荡，但美国逐步退位也可能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历史良机。奈伊所描绘的美国盛世下的太平（Pax Americana），是对复杂历史的选择性诠释，因为他对美国霸权的两面性避而不谈。
在美国霸权之下，除了她最亲密盟友可以分享特权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顺从者。他们受惠于和平与经济发展机会，但也只能接受美国霸权体系下公共财政长期供给不足或质量欠佳，承受美国不时将公共财政成本任意转嫁，以及忍受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public bads）等。
多年来世界银行的增资提议都遭遇美国否决，让其角色不断萎缩，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长期融资需要，这就是公共财政供给不足。但美国却阻挠亚洲基础投资银行的创设。美国的中东政策与推翻政权作法，是伊斯兰世界激进化与政治动乱的根源，让西欧饱受恐怖主义与难民问题之苦。美国强迫亚洲各国打开资本市场与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兴风作浪，华尔街有毒金融产品泛滥。这些都是公共之恶。
IMF提供的紧急纾困方案极为严苛，常导致窒息性经济萎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震撼之后，美国已无法提供稳定的货币秩序，并长期滥用国际铸币特权，但又阻挡将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机制升级为超主权货币的提议，并施压中东国家要求石油交易使用美元，也不断防范欧元挑战美元。这就是美国提供劣质公共财政。
过去其他国家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提供其意识形态认可的公共财政，长期阻挠公共财政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对新兴领域创设治理规范（例如治理全球暖化）经常消极以对，更极力防范新兴大国取代其龙头地位。
总之，过去30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面临困境，势必进行调整。自由国际秩序在西方社会的支持基础亟待修复。以中国为领头羊的非西方国家，在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的同时，也会引进新的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以让全球经济交换与合作模式更能符合发展中国家广大群体的包容性增长及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