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国际战略和安全界以及国际学者发表了大量关注中国的文章和书籍，考察和分析这个新兴大国将如何影响世界。我还记得1985年在英国留学时，经常在图书馆里翻看各国报纸，难得偶尔能找到一篇涉及中国的豆腐块文章。现在关于中国的文章和著述已经多得看不过来，然而，一个基本事实并没有大的改变，这就是，在国际出版物当中，仍然不多见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
总体看，在国际知识和信息库里面，源自中国大陆的现代知识一直是比较匮乏的，更谈不上系统性和完整性。例如我在英国参观知名大学图书馆时注意到，虽然在藏书中有关中国的书籍不算少，但多是历史类的和民国时期的出版物。访问美国时，我在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看到书架上摆放着多份杂志，细看都是来自日本或者台湾和香港，源自大陆的一手信息不多。由此可见，外界关于中国的“资讯赤字”是相当严重的。而信息的缺乏往往导致媒体和公众依循旧的逻辑去推断今日中国，使得政界人士在不完整的资料基础上构建看法。
我从事外交工作的那些年就深切体会到，当国际上出现涉及到中国的热点问题并且引发广泛关注时，中国人的声音相对而言比较薄弱和单一。而且，由于受到冷战政治隔阂的影响，中国的形象受到西方有偏见的媒体和人士不断歪曲和涂抹。面对外界的指责和猜测，中国人一直在苦苦解释。
最近几年在国外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建设治理的成功正带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快速变化。一个明显的印象是，各方普遍感受到国际格局和秩序的变革压力，而影响这个趋势的中国话题越来越受瞩目。经常听到人们花很多时间讨论中国近年来的内外政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释放的信息。外界想知道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国将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将影响世界走向何方。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呈现多元态势。
一方面，大多数人意识到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看到中国带来的机遇。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成功道路值得它们思考，中国提供的帮助和支持为他们克服发展难题提供了新机会。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日益固化和保守的世界中，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东方吹来的清新之风，为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带来新的希望。
另一方面，不乏有人担心中国搞“新殖民主义”，通过盘剥其他国家滋养自己的利益，甚至像历史上曾经的列强那样走上争霸的道路。最明显的是，现存的世界强国和传统势力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上升，试图构建围堵和阻碍中国崛起的思维和部署。
我与许多国家的议员和学者经常讨论这些问题，向他们介绍中共十九大对时代的基本判断，谈到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发展的路还很长，也仍然艰苦，需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同时，中国也要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我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共同安全等观念，强调中国将始终致力于基于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国际安全合作，期待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牢固的、可以适应新形势的伙伴关系。很多人愿意认真倾听，也非常重视。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出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外宣方面的职责和使命。他明确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部署和理论阐述。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近年我国对外叙事的意识和方法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也正取得越来越好的效果。中国有了更多的自主平台和新媒体工具，硬件不断完善。将国家发展和人民的面貌更加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在对外传播中不仅讲“中国不是什么”、“中国不做什么”，而且开始更多地讲述“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以及“我们会成为什么”。中国在过去40年间一步步走向成功。不管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大国地位更加稳固，在世界事务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的优质产品为外部世界所承认，中国游客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公正态度和响亮声音更加为国际社会所瞩目。中国不是靠照搬西方模式取得成功的，西方媒体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化、程式化地报道中国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是出于事业发展的需要，有的则是出于对自身的反思。
但是舆论场有很强的惯性，外界多年积累形成的刻板印象不大可能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国际上对中国仍存在诸多模糊和错误的认识，有些是基于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观念、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有些是出于对世界权力转移的恐惧，有些则是因为中外语言文化和表达方式差异造成的理解上的偏颇。还有少数反华分子和他们背后的势力，常年靠攻击、抹黑中国谋生，大肆收集、编造和散布负面信息。
近年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美国和西方一些人极力鼓吹把中国作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已经提出将全球战略重心从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向传统大国竞争重新聚焦。
这些变化使中国与世界沟通的话语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向世界清晰、系统地说明自己，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一项艰巨任务。传播者需要不断学习和摸索实践，包括认真地了解自己的国家，跟上发展变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升掌握和使用国际话语权的能力。我们自己也可以思考一下，在国际传播的操作上如何更加细致和精准，如何将外界的质疑转化为传播的机遇，如何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在世界上更好地传播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精髓。
需要更多人参与国际沟通
作为新型世界大国，中国更多、更好地参与和影响世界事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自身知识、信息和政策与国际社会的沟通，让世界更充分和准确地了解自己。我们需要努力改变旧的偏见，同时避免新的偏见生成和积累。国与国之间偏见的形成和人与人之间的情况类似，如果一个人的背上总是被人贴上标签，自己不做努力去摘除，就会越贴越多，容易成为“公认的事实”。
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对象应是国际上的普通公众，他们是国际社会的基础，往往没有预先设定的立场，对中国的认识基于自己亲眼看到、读到的信息和与中国人交往的亲身体会。但很多时候，如果他们看不到来自中国的一手信息，就容易受到被歪曲的信息影响。
我们需要提升国际传播意识，需要有更多的中国人通过在国际媒体上接受采访和撰文、参与国际论坛，阐释中国政策，需要中国媒体更多地向国际传播信息，需要更多的中国资料和书籍被翻译成高质量的外文，进入世界的知识传播渠道。为此，需要从政策上、程序上和财力上加快改革和调整，鼓励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让更多的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传播中来。
这里要特别提及中国人参与国际论坛的必要性。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以展望世界形势、探讨人类发展路径为主题的国际论坛多得不胜枚举，是沟通思想和信息的重要平台。与会的各国官员和专家学者多在本国和国际事务中比较活跃，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外交决策。他们通过论坛听取各国对政策和战略意图的专业和权威说明，将这些信息带回到本国的学术圈和决策层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
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如能多参加国际论坛，可以通过交流和交锋，比较客观地了解外部世界，掌握国际舆论关注焦点，为决策获得更多参考依据。同时，也能在这些国际平台上及时澄清看法，梳理潜在的合作和冲突点，以利于扩大战略判断的空间，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判风险。因此，参与国际论坛是我们加强国际传播的捷径之一。
不同类型的人构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国际传播面对的许多国家与中国的社会制度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些国家的社会舆论和国际传播的构成也比较多元。例如美国，从白宫到国会、到智库、院校乃至媒体，都有各自的影响方式和利害考虑，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也是美国舆论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传播工作，逐步培育多渠道传递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不仅需要在官方层面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而且应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构建传播的能力和渠道。
这些年，外界与中国打交道的主体人群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直接同中国人接触、交往。他们不是从冷战深处走出来的，过往的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淡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乃至更年轻的一代有条件摆脱冷战思维的羁绊。这对我们是契机。
对外传播要心里装着“人”
沟通和传播是有明确对象的。不论是对外演讲、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出席国际论坛，对象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基本共同点——面对的都是人，是有思想和各种文化习惯的人。我的体会是，开展国际传播心中始终要装着“人”，包括三个渐进的层次：了解、重视和尊重。
首先是了解对象，特别是“第一现场”的听众，即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下对话的具体人。如果是演讲，需要考虑台下的听众主要是学生、学者、业界人士，还是政策制定者，他们对中国哪方面的政策和情况更加关注或者有疑问。如果是采访，记者或主持人关心什么问题？相关的新闻机构有什么政治倾向，秉持什么立场？如果是国际论坛，主持人或者嘉宾也会有自己侧重的问题或者角度，应尽量多地了解他们的背景，论坛通常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讨论的主题又是什么？同台嘉宾是谁？他们关心哪些的问题？对中国采取的立场是什么？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方，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讲中国故事，目的是让对方了解自己。重要的不仅是自己想讲什么，也需要了解对方想知道什么。“讲”和“听”这两个管道接通了，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
第二是重视。这既包括同意自己观点的人，也包括那些反对或者不认同的人。遇到对中国误解和偏见比较深的人，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对方提出的挑衅性问题。例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采访者与被访者之间是一场智慧的博弈，双方都是要赢取镜头背后公众的认可。尤其西方媒体不会轻易让我们利用它们的平台传播我们的主张，总是会试图抬高门槛、提升难度。而我们既然要登上它们的平台，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提升自己应对尖锐问题的能力。
提尖锐问题的人，可能是出于偏见，也可能是想通过引起争论增加新闻性。尖锐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就像打网球，对方打过来的球越重，越有机会借力打力。应对尖锐问题需要判断对方的质疑是基于错误的事实还是错误的逻辑。如果“事实”存在问题，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如果逻辑存在问题，如何找到其破绽，釜底抽薪地化解掉？通过回答问题赢得理解，实现传播的目的。
第三是尊重，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这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行为中需要一直秉持的信念。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周总理处理涉外事务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他在与人交往时彰显的那种源自内心的尊重，使得与他打交道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都对他充满敬意。
2016年12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以《国际行为中“人”的因素》为题进行演讲时，表达过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多年的实践让我观察到，在现代文明环境下，无论是多么富有激情的理念、无论有什么样的道义目的，对国际行为的最终判断，还是要看它对人和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确实，对人性的尊重正是我们与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理念重要的区别之处。
及时发声、讲“实在话”
新闻传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规律。现代社会信息媒介多，需求总是处于“饥渴”状况，当今世界舆论场上对涉华信息的需求是相当突出的。当发生某件事情时，能第一时间进入传播渠道的信息往往给人印象最深，很快就能在受众当中形成心理定势。
政府部门和新闻机构需要主动和及时地提供第一手信息，走在舆论的前头。信息发布得越早、越快、越多、越准确，就越能抢占舆论制高点，越能赢得信任。而且最好能同步考虑国内外受众的需求。如果第一时间传播的信息是错误的、虚假的、片面的，会出现“三人成虎”的效果，而后需要投入数倍资源去澄清、矫正也不见得有效，甚至会引起舆论反弹。
对于什么是“真话”，不可避免会有主观判断的成分。而且“真话”往往需要时间去了解，也将受到时间的检验。因此，传播者最好讲有把握的真话，没把握的宁愿不说，或者等情况明朗了再说。有时出于国家安全或者政策考虑，真话也许不能全说或者马上说，但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则是，根据授权尽量说实在话。我观察在一些国际场合，有的大国发言者表达的内容并不那么充分，但他们出色的口才和自信以及参与讨论的积极态度往往能赢得一定的认可。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国防政策本质上是防御型的。我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和方式是坦坦荡荡的，不搞“当面锣背后鼓”，因此在国际上阐释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趋向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
我的体会是，无论在什么问题上，讲实实在在的中国故事，讲事实、讲数据、讲困难、讲作为，是最有说服力的。毕竟，真实的故事最能打动人、说服人。诚然，在这个充斥了大国之间打打杀杀历史的世界上，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难免引发外界的猜测、质疑甚至误解。如何超越长期以来我们与其他国家存在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利益差异，如何以让外界听得懂、能理解的方式阐释自己的意图和作用，如何让我们的声音出现在所有有需求的地方，在这些方面，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和改善的地方。
新闻和舆论上的周全安排，是现代大国推行政策不可或缺的。在重大决策出台前，宜对可能的国际舆论反应做科学和平衡的预评估，以便于有所备案。信息时代，尤其对大国来说，国际传播和国内传播的边界相对模糊起来了，国际上的热点会即时反射到国内，国际政治中的许多故事也恰是源自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意味着，我们做对内传播要顾及国际影响，开展对外传播也要考虑国内老百姓的感受。换言之，作为大国，政策方面的言论和行为不仅要考虑如何赢得国内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也需要考虑如何说服国际社会。
总之，向国际社会进行有效传播，既要有“道”，也要重视“术”。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沟通和传播中的理念和价值观，而“术”则是技术、技巧和方法，“讲好中国故事”就强调了“术”的重要性。“讲好”本身包含着对“术”的要求：讲什么？怎么讲？如何才能“讲好”？故事是讲给人听的，要让人听得进去，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进而说服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一定的方法、技巧，做足功课。
当然，“道”和“术”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脱离“道”空谈“术”，“有术无道，止于术也”。许多方法和技巧的学习和培养是琐碎的，甚至是折磨人的，需要有信念的支撑。之所以有人肯吃这份“苦”，愿意去努力克服困难做这件事，相信他们都是因为有信念和责任感，希望把中国的故事讲出去，讲好，这何尝不也是一种“道”呢？
诚然，中国在世界上全新国际话语权的确立，除了靠更好地说，最终还是要看我们做得怎么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国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也将不断赢得国际社会更好的了解和信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好的基础。
（作者为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学者。本文中部分内容源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我的对面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