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也正是在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要义之一即通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以提升国际话语权、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毋庸置疑，习近平文化思想也为新时代的中国对非传播提供了理论指引。当前中国对非传播也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方面，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非关系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特别是在中美博弈升级的背景下，西方媒体加剧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权和叙事之争；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中非关系也面临着内生的转型升级压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着力推进对非国际传播的叙事创新与能力建设，助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跨越，就成为需要中国学界和相关部门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差异叙事
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和软实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叙事之争。中非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也充满多重叙事，譬如中西媒体就讲述了不同版本的中非关系故事。中国媒体更多讲述友好合作的故事，而西方媒体更多从负面出发，讲述了一个矛盾冲突不断的中非故事。具体来讲，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有着显著的差异性。
一是友好合作叙事与过期殖民叙事。从叙事的历时性来看，中国媒体有关中非关系的叙事因时而变，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主题。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中国媒体对非叙事主要围绕双方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相互支持，结下的深厚“兄弟”革命友谊而展开；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随着中非合作转到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经贸合作上来，这一时期的叙事更多围绕“发展”而展开，追求中非在经济社会上的共同发展、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及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中非关系完成了“新型伙伴关系”“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三级跳，朝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迈进，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媒体对非叙事主题更多以合作共赢的“伙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讲述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故事。虽然每个时期的故事有所不同，但中国媒体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等不同向度讲述了中非友好的故事。
而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历时性则表现为一种过期殖民叙事的延续，其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一方面认为相对于享有高级文明的西方“自我”，曾是其殖民势力范围的非洲大陆是一个“野蛮的”“未开化”的永恒“他者”。由此，非洲被西方媒体刻画成一个悲惨的大陆，长期被环境恶化、地方部落争斗、政府腐败、官员执法不力等问题困扰。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被西方媒体矮化、丑化的境地，表现为“黄祸论”“恐华症”、质疑中国文明和历史等一系列不实论调中。这种对中国的恐惧和刻板印象也注入了西方媒体对当代中国及其在非角色的阐释之中。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中非交往的深入，西方媒体在看待现实的中非关系时，也延续过期的殖民思维和霸权逻辑，以非洲大陆的“守护者”“救世主”自居，俯视中非关系并抹黑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活动，从而将“黄祸论”这类种族成见的遗产融入了对当代中国的形象以及中国在非洲的角色阐释之中，给中国贴上“新殖民主义”等一系列不实标签。
二是宏大叙事与多重具体叙事。中国媒体在讲述中非关系故事时，虽然也越来越注重使用细微的、具体的叙事技巧，来讲好中非民众的生动故事，但整体而言，中国媒体还是更加偏好宏大叙事主题，其描述下的中非关系常与历史、命运、社会、人类这些较大的、跨越时空的、关联双方的价值概念相连，表现了一种对中非关系的总体性、根本性解释。例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南南合作等都是中国媒体常用的叙事主题。而西方媒体则更加偏好多样化的具体叙事，其很少直奔主题批评或赞赏中非关系，而是善于通过对中非交往中“个体”“小人物”的细微描写和情感体验、通过展现大量看似具有个体特征的中立客观的声音、通过选择媒体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使中非交往中的各类问题通过“细微的个体”“客观的声音”或“中立的信源”等自然显现出来，逐渐演变成主流舆论，以建构中非冲突不断的拟态环境。
三是传统的正面叙事与违规的负面叙事。中国媒体常用传统经典的叙事范式，内涵正面的、向善的、中非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而后者善用违规的叙事范式，蕴含中非对立、竞争、冲突的负面价值观念。西方媒体习惯使用负面叙事来报道中非关系，认为中非关系的进展意味着中国对西方霸权的挑战。它们常常使用一系列非常规、吸引读者的词汇和负面议题，抢占道义的制高点，指责或批评中国走进非洲的诸多行为。而与之相反，中国媒体大多使用传统的“正面新闻”“建设性新闻”来报道非洲与中非关系，为西方塑造的有关中非关系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替代方案。即使面对非洲的困难和中非关系面临的挑战，中国媒体也多将重点放在可能的解决方案上，从而讲述了充满希望的非洲故事，讲述了中非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故事。
二 中国对非传播叙事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非各自的发展诉求和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也在变化。
此外，国际传播的技术场景也急剧变化中，这些变化对中国媒体的中非关系叙事形成了诸多挑战，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亟待以新的叙事范式来言说中非关系，促使其更符合与时俱进的中非交往实践，更好地消除西方媒体负面叙事的影响，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
一是国际舆论场有关中非关系的话语权争夺愈趋激烈。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大变革时期，国际话语权争夺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同样，中非双边关系在国际舆论场也面临着愈发激烈的话语权争夺和叙事之争。随着中非合作的影响日益扩大，非洲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大国都在非洲大陆积极寻求政治和经济机会，特别是美国、法国等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增强对非洲的控制力。在西方大国试图扩大在非影响力的同时，它们对中非的务实合作更加警觉，担忧中国在非影响力的扩大，在正面经济竞争已经失去优势的情况下，西方媒体联合智库、基金会等一道对中非关系发起了更加激烈的舆论攻势，俨然将在非洲与中国争夺话语权视作其影响力运作的重要战场。由此，西方媒体、智库等制造了中国在非投资、中非各领域交往的各类“问题清单”，以发起对中国的“问责”。
二是非洲受众对中国对非传播叙事面临一些接收困境。在面对西方媒体发动的愈加猛烈的舆论攻势之时，中国对非传播还面临着来自接收方非洲受众的挑战，中国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范式还未得到充分认可，由此导致报道落地效果还不佳，对非洲民众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如一项2018年、2020年和2021年对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三国城市居民媒体消费习惯调查表明，三国民众对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或《中国日报》非洲版等中国媒体的接触度较低，而接触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的频率就要高很多。
三是与时俱进的中非关系需要叙事更新。中非人民在共同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中结下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但随着时间推移和代际更替，中非传统友谊有弱化淡化的趋势，双方青年一代难免从“利我”视角来理解中非合作，加之西方媒体将中非交往中的小摩擦扩大化炒作，中非民间情绪对立有所滋长。与此同时，中非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利益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中非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多，影响和干扰双方互信的因素也在增多。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和非洲，相互认知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这对中国媒体的对非传播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关注非洲内部日益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和中非在现实面前友好关系的流动性，要根据变化的中非关系进行叙事更新，更多聆听非洲的声音，更多将非洲对中非关系的认知、理解、评价都纳入叙事之中。
四是新技术驱动对非传播的叙事转向。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国际传播发展也出现新趋势。同样，新技术也影响到非洲大陆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塑造着他们对中国、中非关系与世界的认知。虽然广播、电视仍然是非洲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但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在非洲的发展却有着广阔的空间，发展速度惊人。据互联网世界统计，2022年非洲的网民人数已超过5.9亿，互联网渗透率为43%，脸书用户已超过2.55亿。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体将继续引发非洲传媒市场的变革，非洲各界也对利用社交媒体重塑非洲叙事寄予厚望。因而，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也要求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进行转向，在利用好广播、电视加强对非传播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交媒体、互联网等新技术在非洲的发展态势，以更好适应这一新场景。
三 中国对非传播叙事范式创新的路径
新时代语境意味着中国对非传播必须加以调整，才能够适应这些新变化和新趋势，而其中叙事范式的创新尤为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指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一重要思想有助于指导我们加快构建中国对非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
一是营造基于现实的全面叙事。一方面，在中国对非传播中，应大力宣介中非合作所取得的务实成果和中非关系的平等性，向非洲民众展示中国走进非洲对于中非双方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方在中非关系的叙事中也应囊括中非交往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向非洲朋友展示中非携手应对这些挑战的信心与方案。这一基于中非现实的叙事，不但能全面反映中非关系的全貌，而且与非洲受众具有更好的叙事对应性，更加契合非洲媒体和民众对于负面叙事的偏好，借此有望能更好应对西方媒体发起的“叙事之战”与摆脱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困境”。
二是构建基于价值的共同叙事。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创新应超越文本层次，转向如何从更深层的价值观层面进行突破。这就要求中国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言说不能仅局限于中国这个主体，而是要从中非互为主体、从中非的共同价值出发来理解双方关系，从而实现一种以非洲为主体、为对象和为场景的中国表述。中非命运共同体就是彰显中非共同叙事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中非共通互融的叙事道义高峰。这是一种从“我们”思维出发的更为高级的至善性价值取向，打通了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隔膜，追求的是中非乃至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此价值为指引，中国对非传播的共同叙事，不仅要呈现中非深厚的传统友谊、唤醒共同的集体记忆，还要呈现中非互利共赢的合作现实与务实成果，批驳西方负面叙事的不实言论，更要呈现中非共同面对的全球挑战、讲好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三是开创基于互动的数字叙事。面对国际传播中的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应适应这一趋势进行创新，将传统媒体以文本为中心的叙事与当前以互动性、参与性、沉浸性为特征的数字叙事结合起来，探索设计不同叙事联动的叙事范式。
一方面，鉴于广播、电视仍然是非洲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对非传播过程中，要加大对这两大媒介的渠道建设和叙事内容改造，要赋予传统媒体以更多的数字叙事内涵，促使其内容更加生动活泼、易被接收。另一方面，借力数字叙事推进中非民间叙事主体互动。作为“兄弟”“朋友”“伙伴”的中非双方都渴望相互了解，依托社交平台，中国对非传播有望开展社交式、互动式、讨论式的故事讲述，增进双方对彼此文明、历史、文化、制度等全方位的认识，加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从而使得中国媒体的对非叙事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真正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最后一个就是“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表明从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来看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传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传播，而是强调交往的价值。同理，从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来观测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不仅超越了传播学意义上的“讲好中国故事”，更是对西方媒体污名化中国对非搞宣传、意识形态输入等言论的有力回击，其关注的是中非两大古老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中非人民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的交流共享，真正彰显了一种内蕴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等特性的新传播观，只有在此意义上探寻构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提升对非国际传播的能力才谓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李玉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