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深刻影响着国家形象的塑造。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国家形象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讲好地方故事对于国家形象塑造与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也肩负着向世界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的重要职责。因此，把握当前国际传播规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成为一项重要使命。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国际传播依托相互独立又多元互动的传播主体来完成，形成多主体、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在国际传播视阈中，“地方”既是国家行政体制和行政层级管理结构的次级行政单元，又是被赋予特定意义的地理位置和物理空间，不仅包括地方媒体，还包括其他外宣机构，例如省级、市级、县级主流媒体。地方媒体在整个传播格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值得重视。其不仅是重大时政新闻社会反应的神经末梢，还是重大时政新闻社会反响和群众反响的第一收集渠道。需要充分发挥其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优势，突出故事的活力和温度。与此同时，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需要注重提炼和宣介展现中国精神的标识性概念，善于运用既反映中国人思维方式特点、又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的话语，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纷繁复杂、充满挑战的国际新闻舆论场，讲好中国故事，方法技巧固然重要，关键还在于“讲什么”。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在传播内容上围绕中华文化深耕细作。无论是传播力和影响力甚广的云南“大象北迁”，还是“沉睡数千年，一醒惊世人”的三星堆文物，具体真实的人、事、物生动地讲述着地方故事，充分展现了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
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为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也是塑造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的资源宝库。既要通过中国实践写好国际传播“文章”；也要善于讲好中国发展“故事”，挖掘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叙事，增强对外传播的自塑能力。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地方探索
在积极构建多主体、立体化大外宣格局背景下，各地紧紧围绕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变化与国家战略调整，展开各具特色的国际传播地方实践。
以节事活动为载体。城市是传媒资源的富集地，近年来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一系列大型国际节事活动的举行，给城市形象及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宝贵历史机遇，是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各地在围绕国际节事活动推动城市形象传播、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方面，作出了诸多有益探索。例如，借助奥运会的广阔平台，北京成功塑造了“双奥之城”的形象，展现了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魅力。同样，通过举办亚运会，杭州开展了一系列对外传播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的海外美誉度。
以平台建设为基础。近年来，党中央不断加强改善重点媒体的基础设施、技术手段、采编能力，带动各地以主流媒体为中心的多样化的国际传播平台建设。各省区把平台建设作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着力点，将“借船出海”与“造船出海”结合起来，扩大对外传播覆盖面与到达率，积极争取国际舆论话语权，破解国际传播中“卡嗓子”的问题。例如，广西北部湾之声使用英语、泰语、越南语、广州话、普通话进行信息传播；云南澜湄国际卫视成功入网泰国、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北部，覆盖人口众多；《浙江日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合作出版《今日浙江》专版、开设新媒体专题专栏等。
以体系构建为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部署，为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地方宣传工作重点任务，通过整合传播资源、调整机构设置等方式，推动地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迈上新台阶。各省区市以建立省级国际传播中心为突破口，优化地方国际传播格局。例如，海南省立足自由贸易港的区位优势，通过报台跨媒体融合，充分整合优质传播资源，初步构建起以海南自由贸易港“333”国际传播体系——造好自主发声“三大平台”、用好借嘴发声“三大渠道”、建好对外发声“三大支撑”；云南成立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在红河、德宏、普洱等多地设立分中心，打造“111238”立体化对外传播体系。
以路径创新赋能新时代国际传播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思想引领，推动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更加积极主动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以品牌传播增强影响力。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因而文化被视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发展史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传统等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是地方独特的符号意义系统，在物质层面包括特定地域人们的语言、饮食、建筑、服饰、器物等；在制度层面包括特定地域人们的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在哲学层面则指特定地域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群体人格，等等。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资源禀赋，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地方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的独特优势，需要将地方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资源优势。一是打造独特的地域文化品牌，借助品牌传播理念，因地制宜，充分挖掘、整理和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对各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作进一步提炼，进行品牌规划，培植凸显地方特质的文化品牌。二是加强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发掘阐释，制作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国际传播内容，发挥品牌传播效应。
以情感传播提升共情力。国际传播既是一个信息交换的过程，也是一个沟通与对话的过程。在面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受众时，能否凝聚共识、引发共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传播的广泛性与有效性。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在交往、互动中形成共识与认同的基础，也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前提条件。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开展国际传播的“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超越“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西方范式，既展示出中国发展实践的世界意义，又阐释回应世界关切的中国观点。对于地方国际传播主体而言，需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依托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释我国的发展成就，运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阐释人类共同价值，提升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世界影响力。不仅要深入挖掘地方故事中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还要重视情感的传递，以情感的互通消解文化隔阂。例如，匠人博主阿木爷爷的“出圈”，就是因其短视频作品以平凡劳动者的视角讲故事，在展现传统技艺的同时传递着全人类共通共享的价值理念，从而引发受众共情。
以精准传播提升传播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和新设计，尤其是“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行动指南。周边国家与中国地缘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近、交流密切，国际传播内容的受众接受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地方传播主体一方面需要全力配合国家重大外交战略和外交行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开展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融入到中国故事中；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的地理区位确定国际传播的重点对象区域，如广西—东盟，吉林—东北亚等，深入研究对象区域内不同国别、不同民族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制定一套精准传播策略，实现受众定位精准、话语表达精准。
以协同传播优化传播格局。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地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与特定地区发展的基础条件相适应。一是上下联动。地方国际传播主体，尤其是“一报两台一网”需要发挥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主动加强与中央媒体及外宣机构的对接，为中央媒体供给更多精彩的优质内容，同时积极联动地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延伸内容生产的触角。二是区域合作。地方国际传播主体之间需要加强合作，一些有资源优势的地区，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等可通过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打造区域国际传播共同体，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唱”。三是内外协同。借助“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世界媒体峰会等平台，协同国际主流媒体、海外华文媒体，跨越文化壁垒，促进民心相通。
作者：贵州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研究员 唐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