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重对布迪厄阶级理论进行了社会学考察。在当今社会学领域内，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占据着极为重要且独特的位置，其观点超越了迄今为止任何阶级与阶层理论。与以经济及职业结构为主要依据的各种传统理论不同，布迪厄将阶级与阶层问题放在文化的视野下加以探究。他赋予文化以特殊意义，认为它受到阶级的决定性影响并和经济资本一样，凝结着社会的不平等，也即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身份与地位只有通过诸如生活方式、阶级品味及其消费模式等广义的文化资本方能得以体现。因此，他将文化资本视为和经济资本有着同等重要作用的阶级分类指标。布迪厄从文化出发的阶级理论，不仅对社会学实现文化的转向做出了独特贡献，而且也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秩序、社会等级的形成机制，揭示经济转轨时期经济与文化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过程，进而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布迪厄、阶级与阶层、文化资本、社会空间结构、生活方式

自20世纪中后期起，西方发达国家步入了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大众消费为特征的后产业时代。文化向政治、经济生活各领域的大规模渗透和扩张，促进了社会结构和日常经验的美学化。社会组织的这一转向同时也对社会理论提出了挑战。为回应社会生活的文化化与美学化，社会学关注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对形式的关注转向对内容，即对文化的关注。布迪厄、鲍德里亚、贝尔以及霍尔等许多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们坚信，只有坚持以文化为社会学的主要关注形式，才能推进关于社会的研究。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不再是各种社会形式和过程的考察怎样才能启迪文化的和美学的活动，而是我们用于理解和阐释艺术作品和美学效应的种种批判性与哲学性技术手段，如何才能对研究社会生活有所帮助，进而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法。

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同时对阶级与阶层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迄今为止，社会学领域内各种阶级与阶层理论通常都是以经济和职业结构为主要依据的，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工业化理论和后工业化理论都带有明显的经济决定论色彩。韦伯学派的社会分层理论虽然重视生活方式、教育程度、个人威望等身份与文化因素在结构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但仍然强调阶级结构的决定性影响。而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学家们则采取了不同取向，认为在建构阶级与阶层过程中，文化同样起到决定性作用。为此，他们将教育程度、生活方式、阶级惯习、消费模式和兴趣爱好等文化因素视为社会分层的独立性变量。

在各种强调文化决定性作用的阶级与阶层研究中，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空间理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社会空间理论深受韦伯尤其是马克思的影响。这从他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借用中便可略见一斑。用布迪厄本人的话说，就是他“做了马克思想做而未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在布迪厄那里，“资本”并不只局限于经济资本一种。它同时也包含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非经济类资本，而其中的文化资本对阶级与阶层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布迪厄指出，当今社会个体区别于他人的因素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它同时还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品味和生活方式等文化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内，生活必需品的增加以及由于大量消费带来的提供产品和服务人数的剧增都大大强化了文化因素的作用。“广告商、专卖商、时装设计师、时尚顾问、装潢设计师、形象设计师、临床医生和网页设计师等都影响着一个日益扩大的消费群体的文化品味和生活方式选择。”因此，在被称之为大众文化时代和消费社会的今天，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文化品味以及消费模式等文化资本已经同经济资本一起，共同成为反映人们阶级和身份的主要标志。换句话说，如今文化资本已和经济资本一样，成为划分阶级与阶层的最为重要的分类指标之一。

1.社会空间的结构——布迪厄文化阶级理论

布迪厄文化阶级理论是建立在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成熟的经济主义超越之上的：“社会空间理论的建构……必须与将作为多元空间的社会场域视为纯粹的经济场域，即将其还原为经济范畴的生产关系，并将经济范畴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各位置坐标的经济主义彻底决裂。”这一论述充分反映了布迪厄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仅仅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阶级，根本无视经济以外任何其他因素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经济还原论。

为了克服经济主义倾向，布迪厄提议用“资本”概念取代生产手段并将此作为阶级分类的标准。而且在他那里，“资本”不再局限于经济资本，而是一个由多重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型概念，由①经济资本、②文化资本和③社会关系资本所构成。不过这三种形态的资本并非完全独立，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会发生相互转换。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布迪厄导入了社会空间概念。他利用二维空间——将资本总量作为纵轴，而将资本结构作为横轴（经济资本较多而文化资本较少，或者文化资本较多而经济资本较少等等）——来表现资本的分配状况。在此情形下，社会空间便成为一个包含由不同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所决定的，各种位置的多元空间。而“阶级”则指社会空间内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位置差异。在此，“阶级”显然成了一个表示社会空间内各行动者相对位置之差异，反映等级秩序的概念。遵循这一思路，他利用法国国立统计经济研究所（INSEE）所规定的职业范畴，把阶级划分成“支配阶级”（或称上流阶级）、“中间阶级”和“普通阶级”三大类（图表1）。

显然，在布迪厄那里“阶级”并非只是按照经济资本一个尺度衡量出来的。尽管和身份一样，财富曾经是，目前仍然是决定社会阶级的主要因素，但进入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后叶以来，决定阶级的因素却变得极为多元化，任何单一因素都已经无法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依据了。为了建构阶级，布迪厄首先导入了“资本总量”概念。资本总量是一个表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之总和的概念。不过，在这三种形态的资本中他尤为注重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他并且认为除了经济资本以外，作为一种职业要求的学历、社会评价以及某职业特有生活方式和品味等文化资本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经济资本有着相同的分量。社会资本尽管也对阶级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相对而言只对结构起到一种辅助性作用，并不是决定行动者社会地位的根本因素。换言之，三大阶级主要是依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总和的“资本总量”划分出来的。总之，根据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多寡，“各阶级（以及同一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从不论是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都最为丰厚的阶级一直到两者都最为贫乏的阶级作出划分”。显然，在布迪厄那里，资本总量成了一个表示阶级垂直序列的概念。例如，占据支配阶级最上层的专业人员阶层通常“收入和学历都很高，而且出身于支配阶级（专业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家庭的比例也极高（52.9％），有能力大量享受和消费物质财富与文化财富”。而另一方面，处于中间阶级下层的办事员阶层（办公人员和营业员的总称）则“学历较低，大多出身于普通阶级和中间阶级家庭，可享受和消费的财富也十分有限”。而且这一差距在专业人员阶层与“低收入、低学历并出身于普通阶级家庭”的单纯体力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之间更为显著。

不过，布迪厄文化阶级理论的最大特色并不在阶级划分上，而是对资本总量大致相同的团体或阶层，即对同一阶级内部各不同团体或阶层所作出的区分。在同一阶级内部，不同

成员拥有的资本总量尽管也有所不同，但相比之下隐藏在其背后的资本质量，即资本结构的差异则更大，对团体和阶层形成的影响也更大。例如，资本家和小商人的职业特征要求他们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所以经济资本在其资本总量中所占比重通常远高于文化资本。而另一方面，由于大学教授和小学教师都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目的，所以文化资本在其资本总量中占据的比例反而远高于经济资本。布迪厄用“资本结构”概念表示不同种类资本的构成比例。即使行动者拥有的资本总量相同，但如果资本结构不同（拥有较多经济资本和较少文化资本，或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和较少经济资本），那么他们在社会空间内所处的位置就完全不同。总之，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资本总量中所占比例，即资本结构是反映同一阶级内部各不同团体或阶层之差异，决定其社会位置的分类指标。

根据资本总量划分出来的诸阶级，再按照资本结构，即按照不同种类的资本在资本总量中分配形式的差异，对阶级内部的团体进行进一步的划分。不论对普通人还是对“学者”而言，由资本总量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已经完全把以上这种二次差异遮掩掉了。将资本结构作为考察的对象，而且像迄今为止实际已经在做的那样，人们已不再只将存在于特定结构中的支配性资本种类——如19世纪所流行的“出身”、“财富”及“才能”等等——作为考察的唯一对象，而是将结构全体作为考察的对象，这是指在进行最为正确的区分的同时，掌握对各种不同种类资本的分配结构所具有的特殊效果进行把握的方法。

显然，按照职业范畴所作的阶级分类，只有通过对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这两大指标的灵活运用方能完成。

但必须指出的是，由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所建构的社会空间不是一个稳定和永恒的空间。在进行阶级划分时，我们必须同时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换句话说，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必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由于最初资本与最终资本间所形成的关系符合统计学特征，所以要想说明惯习行动，仅仅将其与决定某一特定时期内社会空间所占位置的各种特性联系起来考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某一惯习行动与出身阶层……之间的联系，……是以从家庭或培育了个人的生活条件所直接产生的教育效果”，以及“社会轨迹的效果，即社会性上升或下降体验对性向及主张所产生的作用”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即使目前某些个人或团体在特定社会空间内占据的位置完全相同，但只要其过去的社会地位不同，那么不仅其人生经历会很不相同，而且还可能因此形成不同的惯习，并对当前的惯习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布迪厄用“惯习的履历现象效果”一词来形容过去获得的惯习对行动者当前生活的影响。总之，目前属于相同阶级或阶层的行动者，完全可能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惯习。换言之，不仅同一阶级内部可能形成不同的阶层，而且同一阶层内部也可能由于经历不同形成不同的利益团体。

由此可见，要准确把握某个人或团体的阶级惯习，除了必须了解其目前的状况之外，还有必要探究他们过去的经历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用动态的目光审视某一特定时期内，某个人或团体的“轨迹”，即他们究竟是处于“上升”、“维持现状”，还是处于“下降”趋势。总之，布迪厄主张必须从①“与被静态决定的地位有关的特性”以及②“与地位的生成（devenir）有关的特性”两方面来理解阶级惯习。因为只有将用静态观点得出的，表面上相同地位的结论放入更为真实的脉络，即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性生成中加以考察，才能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本质性差异。反之，当个人或团体在社会“轨迹”上描绘着相同的上升或下降曲线时，我们便可以认为他们具有相同的惯习特征。

“轨迹”（trajectoire）是布迪厄专门用来表现个人或团体上升与下降趋势的概念。它具体可划分为团体轨迹和个人轨迹两类。“团体轨迹”是一个反映“轨迹的效果决定了某一团体或同一阶级内部各不同团体，即占据着相同位置的阶级或团体究竟是处于上升时期还是下降时期”的概念。为了便于分析，他用某一特定时期内，某团体成员数增减的百分比来表现团体轨迹的趋势。在《区隔》中，布迪厄将一定时期内（1962年至1968年）就业人数增长超过25％的团体界定为处于上升趋势的阶层；将虽有增长但增福小于25％的团体界定为中间状态（维持原状）；而将略有减少的团体视为处于下降趋势中的阶层。以此为依据他得出如下结论：支配阶级内部的教授、艺术家及专业人员等团体处于上升趋势，而工业资本家和商业经营者团体则处于停顿状态，并未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尽管中间阶级整体呈增长趋势，但其中手工艺匠人和营业员并未出现明显增长，小商人却处于下降的趋势。此外，普通阶级几乎没有处于上升趋势的团体。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而农业劳动者则处于持续下降的过程中。显然，团体轨迹概念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弄清究竟哪些团体属于正处于发展和扩张期的新兴阶层，哪些团体属于处于停顿和收缩期的传统团体，而且还可以明确同一阶级内部各不同团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

个人轨迹则是一个专指“某一时期内占据相同位置的诸个人，由于其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并因此产生差异”的社会学概念。这是一个反映现阶段各阶层内部出身阶层不同的概念。如果站在个人轨迹的角度上看的话，那么作为中产阶级一个特定阶层的办事员阶层，就同时包含斜率上升的上升移动层、斜率为零的现状维持阶层以及斜率向下的下降移动层。这其中既有处于上升轨道中的工农子弟，也有处于下降趋势中的政府或企业高管人员及其大学教授的子女，还有许多处于停滞状态的出身于办事员或其他中产阶层的成员。值得一提的是，工农子弟如果能够成长为一名办事员，就意味着他的社会地位上升了。反之，如果大学教授的子女成了办事员，那么便标志着其社会地位的明显下降，而且一旦这种下降超过一定限度，整个家族就会遭遇所谓的阶级脱落（déclassement）。此外，代际移动轨迹的斜率越是接近于零，就越有可能进行稳定的职业再生产。

“轨迹”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社会流动理论中的“移动”概念。团体轨迹基本对应于强制性流动，而个人轨迹则对应于纯粹流动。但布迪厄的阶级理论有别于主张在发达社会中存在巨大社会流动的主流的社会流动研究。因为在布迪厄看来，当代产业或后产业社会的变化，是以阶级结构的再生产而非阶级结构的转化为特征的。因此，即便表面上“轨迹”和“移动”概念颇为相似，即团体轨迹和强制性流动相对应，而个人轨迹和纯粹流动相对应，但两者在如何看待流动机制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认识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几乎所有社会流动理论都主张不论个人出身如何，若能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优异“成绩”——在现代社会，学历已成为重要的“成绩”之一——就可以获得较高的地位，即实现向较高社会阶层流动的理想。换言之，社会流动理论将现代社会视为一个有别于身份社会的、注重个人能力和业绩的社会，并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可以实现自由流动。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迪厄则认为“个人既不能在社会空间内随意流动”，而且“所有的到达位置对所有出发点来说也并非都具有相同的可能性”。总之，个人轨迹并非产生于诸个人自由的社会流动。

其次，与各种既存社会流动理论不同，“轨迹”并非只是一个描述职业阶层流动的概念。对于布迪厄而言，即使发生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轨迹的斜率也可能为零。换言之，职业流动并不必然意味着阶级的流动，例如从小地主到下等官吏的职业间代际流动以及从小手工业者到办事员或商店营业员的代际职业流动，有时仅仅意味着某种社会地位的继承。由于产业结构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所以社会空间内小土地所有者（富农）所占据的相对位置被下等官吏所取代，而小手工业者所占据的相对的社会位置却有可能被办事员或营业员所取代。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于诸阶级或诸阶级内部团体的形态发生变化（阶层厚度的量的变化）的场合，即团体轨迹发生变化的场合。而且轨迹概念主要关注社会空间内相对位置的变化问题，但有些时候我们对职业变化的把握并不能说明这一问题。总之，布迪厄的阶级理论和以职业流动为分类标准的主流社会流动理论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严重分歧。

第三，轨迹并不仅是一个表示阶层间流动结果的概念。它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反映创造诸个人或诸团体惯习行动、性情倾向以及主张的机制，即它同时是一个表现惯习形成过程的概念。至少在各种探究社会流动方式的研究中，与布迪厄持相似观点的理论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讲，“轨迹”更接近于“生活史”概念。当然“轨迹”和“生活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轨迹”既不是一个把握轨迹形成过程中个体自身内面所展开的各种社会化过程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描述诸个体社会化细节的概念，而是一个始终以上升、下降或平行移动三种方式把握“最初资本与最终（到达）资本”的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轨迹的思路比较简单，不过与流动理论相比，还是更为注重诸个人在进行阶层流动时所产生的固有惯习。因此可以这么认为，“轨迹”是一个比任何既存社会流动理论更接近于“生活史”的概念。总之，“轨迹”概念为我们弄清隐藏在个人生活史中的意义，某一特定阶级内部诸个人的主体性态度及其背后所存在的惯习差异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至此，布迪厄运用资本总量、资本结构及其变化＝轨迹这三大分类指标建构了阶级和阶层，并向我们提供了被建构诸阶级和阶层在社会空间内的配置图。这一配置图在反映阶级结构垂直秩序的同时，也反映了它们的水平秩序。垂直秩序指由资本总量所决定的个人或团体在社会空间内相对位置的不同，即支配阶级、中间阶级和普通阶级的区别。而水平秩序则指取决于资本结构的同一阶级内部各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

布迪厄指出，迄今为止，各种阶级与阶层理论仅仅关注垂直的阶层秩序，而忽略对水平秩序的研究。但如果我们站在资本结构的角度进行观察的话，就不难发现在特定阶级内部确实存在一个被称为“交差结构”的水平阶层结构。例如，“从艺术家阶层移向工商业经营者的过程中，随着经济资本的持续增长文化资本却在不断减少。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支配阶级是遵从交差结构的原则构成的”。同样，在中间阶级内部，“从小学教师向中等规模的工商业经营者、普通管理人员、占据中间位置的普通技术人员以及办事员的移动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经济资本不断增长文化资本却持续减少的现象”。布迪厄所说的交差结构表明，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即在支配阶级和中间阶级内部同时存在着资本结构基本相同的阶层（如大学教授和小学教师，或大企业家和中小企业家）。

这显然意味着在支配阶级和中间阶级内部存在着立场基本相同的阶层。也就是说，水平位置可以超越阶级，揭示不同阶级内部具有相同资本结构的阶层。布迪厄十分重视这一划分并用“支配阶级空间和中间阶级空间的相同性”加以表现。因为他尤为关注处于相同水平位置的阶层，尽管阶级立场不同却呈现出共同特征这一现象。

支配阶级空间与中间阶级空间的相同性，可以按照两者的结构产生于相同原理这一事实加以说明。两种场合都同样存在受欢迎者……与不受欢迎者，通常情况下，前者比后者年龄大，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大都出身于经营者或农场主阶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者主要拥有学历资本和大量的闲暇时间，而且大都出身于中间阶级与上流阶级中的工薪阶层或劳动者阶层。在两个不同空间内处于相应位置的人们……主要是根据资本结构中支配性资本量的多少，即同种类的稀有资源所有量的多少来进行划分的。

至此，布迪厄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阐明了存在于社会空间内部的阶级结构。

2.阶级结构与生活方式

通过生活方式，即所谓的“象征关系”揭示阶级结构是布迪厄文化阶级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阶级的条件和阶级地位》一文中，他详尽阐释了阶级结构与“象征关系”（relations symboliques）的对应关系。象征关系即指客观上与其他阶级之间所维系的一种关系，“是一个……将状况及地位的差异转换（transmuer）成意义差异（distinctions signifiantes）的体系”。显然，这一源自韦伯“身份与阶级”理论的解读，涉及“象征体系与文化秩序（ordre）”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象征体系与文化秩序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论述便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之一。在《记号经济学批判》（1971年）和《物的体系》（1968年）等作品中，鲍德里亚对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高度大众消费社会的文化消费现象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提出著名的消费社会理论。但布迪厄却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有失偏颇。在他看来，文化秩序之所以可以转换成固有的“方法上的自立化（autonomisation méthodologique）”，即生活方式，完全是由于行为（actes）体系在“实效性功能意义”以及表现技法（procédés）体系（差异指标）上自律化的结果。因此，社会主体（sujets）学会了如何在社会结构中表现地位，又如何强调与自己的阶级地位密切相关的“各种价值观”。至此，由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象征，以及文化所创造的“系统性表现”本身便作为一种正当（统）化体系被建构，并成为结构性理解的对象。换言之，曾经独立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象征与文化结构如今亦开始具备物质性效果了。

不过，布迪厄并未停留在一种韦伯式见解，即认为不同的阶级成员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实践着相互之间的阶级封闭。韦伯认为纯粹的经济权力，即“露骨的金钱力量”并不一定被视为社会权威的基础。为此，他对阶级和身份（status）作出区分，认为“阶级”是具有相同“阶级状况”和“市场状况”，在财富与劳动以及生活条件与个人经验的市场中享有同等机会的诸个人的集合体。而身份团体则指由名誉和威信的等级地位所决定的个人集合体。在韦伯那里，阶级和身份团体之间仅仅存在着某种隐性联系，身份团体有时候可以建立在阶级情境之外。但布迪厄指出，韦伯的区分法至多不过是一种“唯名性对比（unités nominales）”。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阶级和身份不过是完全相同的“现实性对比（unités réelles）”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它们不过是按照经济秩序的自律化程度以及支配程度的高低所作的划分。也就是说，这一区别不过是由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各自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造成的。尽管表现形式可能因为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但在现实社会中，象征层面（身份）和经济层面（阶级）往往是同时“并存（coexister）”的。文化消费是一种平行于阶级等其他市场现象的现象。显然，布迪厄关注的，正是曾经被马克思和韦伯视为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而加以摒弃、身份概念的象征功能。他并且将象征功能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布迪厄也认同经济差异的决定性作用。在谈及象征差异与经济差异的关系时他指出，“象征差异相对于经济差异而言始终是

第二位的。象征差异通过将经济差异转换成为象征差异的方法来表现自己”。事实上，韦伯的“身份”概念与“象征秩序”息息相关。“象征秩序”是一个由生活方式——对特殊的服饰、饮食、武器、艺术的排他性占有，以及名誉层面的特权方式和支配社会交换的规则和禁忌（尤其是与婚姻有关的规则和禁忌）——组成的“差异化体系”。韦伯指出，“简单地说，阶级就是按照其与财富的生产和所有关系来加以区别的‘团体’。而身份团体则正好相反，它是一个依据生活方式的不同进行划分的‘团体’”。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异，往往会通过其在经济财富运作方式上表现出来的象征差异得到进一步强化。如此一来，经济财富便转换成一种“符号”，即语言学所说的“价值（valeurs）”。它以行为和物质的功能为代价，给予形态和“使用”方法，即所谓的“生活的样式化”以特殊的价值。

总之,一切差异中最具权威的差异就是最能象征社会结构的地位差异，即“服饰、语言和语调，特别是说话方式、良好的品味与教养” 。而且，此类象征差异通常是作为人格的一种基本特征，一种无法还原为物质的“本性”被认可和被承认的。尽管体现于生活方式的象征差异是由“家庭出身”及“教育程度”造成的，但这一人格化与身体化差异本身却成为最能体现“优异性”的，极为重要的卓越化指标。

布迪厄的《区隔》是一部揭示象征关系（生活方式）与阶级结构对应关系的经典著作。在此书中，他试图通过对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和普通阶级不同品味及生活方式的考察，揭示不同阶级的结构特征。例如，布迪厄曾经从音乐爱好（对文化资本要求较高的文化品味）入手，对不同阶级的品味特征进行了调查（见图表2）。结果发现不同的阶级对音乐有着完全不同的偏好。支配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大学教授和艺术家阶层对巴赫钢琴曲表示出特殊的喜爱，中产阶级较喜欢格舍温的《蓝色狂想曲》，而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则受到中下层阶级的普遍欢迎。由此布迪厄把音乐作品划分成三种不同品味，即合法品味，中产阶级品味和大众品味，并将其视为一个表征各阶级关系的基本原理。

除音乐爱好之外，阶级的品位差异同样存在于绘画及电影等其他艺术领域（见图表3）。在《区隔》中，布迪厄使用相同的方法分别对绘画作品和电影作品的爱好进行了详尽考察并据此总结出不同阶级的艺术品味：合法品味。偏爱朦胧的巴赫键盘作品、伯鲁盖尔以及戈雅的绘画、前卫爵士乐和艺术电影；中间阶级品味。偏爱《蓝色狂想曲》等较易理解的古典音乐作品、喜欢郁德里路和杜菲一类的通俗画家，以及抒情或通俗的流行音乐；大众品味。工人阶级（包括支配阶级中的非知识团体）偏爱类似于《蓝色的多瑙河》的通俗古典音乐或轻松古典音乐，以及没有深奥艺术主旨的流行音乐。

此外，布迪厄还考察了饮食、服饰以及体育爱好等日常生活方式与阶级结构之间的同源关系。他曾如此描述不同阶级的饮食品味：资产阶级倾向于浓烈的主菜、甜腻的餐后点心和酒精类饮料；专业人员选择精致、清淡的食品；大学教授的食物结构和公务员阶层十分相似，较为健康和节制；艺术家偏爱异国风味；而体力劳动者则喜欢选用大量的、炖得很烂的、很咸和很油腻的菜肴。

至此，布迪厄给出一个对应于社会空间的生活方式空间（象征空间）。生活方式同样成为揭示社会空间内不同地位关系的重要分类指标。但必须指出的是，生活方式与阶级结构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譬如，尽管阶级与消费实践息息相关，但收入却不是决定消费行为的唯一因素。消费行为与收入水平的联系必须经由惯习的调节。“收入常常被赋予一种因果的有效性。只有当收入与收入所产生的惯习相联系的时候，这种因果的有效性才实际存在”。惯习的重要性尤其表现在“相同的收入与极不相同的消费方式发生联系的时候”。同样，反映特定职业团体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指标并非以一种机械和直接的方式对应于该团体的社会位置。这其间必定存在一个可以将不同的社会位置转换成具体生活方式的媒介——阶级惯习。也就是说，社会空间和生活方式空间之间必定存在一个构成惯习的理论空间（见图表4）。

在此，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内所处的位置与生活方式间形成一个可逆的循环。阶级差异通过惯习被转换成一种品味的区隔（distinction）。品味为行动者规定了应该接纳或排除谁、

谁是盟友谁是敌人、谁该与谁结婚以及他们在学校和工作单位内该如何表现，等规则。总之，社会位置决定文化区隔，它“传递一种‘自身位置感’，即对某人自身的可能性和限制的一种感觉。感知就此进一步巩固了客观的约束。”

3.布迪厄阶级理论和现代阶级与阶层研究

以上从①社会空间的结构及其②阶级结构与生活方式出发，对布迪厄社会空间理论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那么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究竟与现代阶级和阶层理论存在哪些主要区别呢？通常情况下，现代阶级与阶层理论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继承和发扬马克思阶级理论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另一类是以诠释韦伯“身份与阶级”理论为己任的社会分层研究。这两大理论思潮共同构建了社会学领域内的主流阶级与阶层理论。与此不同的是，布迪厄的阶级理论尽管融合了马克思和韦伯的许多理论主张，却是一个建立在对他们的继承和超越之上的理论体系。

如上所述，布迪厄阶级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试图通过将多元化的“资本”概念——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作为阶级分类的标准，来克服马克思的经济至上主义倾向。从表面上看，强调经济决定作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以阶级多元性为基本前提的布迪厄社会空间理论截然不同，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自二十世纪70年代起，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受到来自自身阵营内部的巨大挑战。众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充分意识到经济决定论的危险性，为克服这一倾向做了种种理论探索，并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实证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普莱扎斯（Poulantzas,N.）的阶级理论，经常被学者们用来与布迪厄阶级理论进行比较。早在1970年代初，普莱扎斯便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阶级理论为基础，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大层面对社会结构作出区分。他提议可以通过将阶级定义为是在三大活动领域内——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构成的社会关系的手法，取代马克思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以此为依据，普莱扎斯提出以下观点：在经济领域内起支配作用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在政治领域内起重要作用的是劳动场所的服从与支配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重要的则是辨别劳动的精神与肉体形式，即区分通过“专业性秘密知识”控制体力劳动的能力，以及尽管可以通过体力劳动的形式反映出来却无从“了解”的无力感之间的区别。

另一方面，当代著名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赖特（Wright,E.O.）的阶级理论也和布迪厄的主张十分相似。和布迪厄一样，赖特同时从马克思和韦伯那里吸取了大量灵感。传统马克思主义通常把对生产手段的控制视为剥削的基础，但赖特认为剥削的基础并非仅仅局限于生产手段的占有。因为至少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同时存在由地位和组织（赖特所说的组织资产）产生的剥削以及由技能和专业知识（赖特将此称之为技能－资格资产）产生的剥削。换言之，人们除了可以通过占有生产手段的方法进行剥削外，还可以通过在组织及制度中占据有利地位的手法，以及通过掌握高超的技能及其获得稀有资格的方法来剥削他人。因此，赖特在对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和非所有者进行分类之后，又根据生产手段所有量的大小将前者置于第一次元，而根据组织资产与技能－资格资产所有量的大小将后者置于第二次元，并以此为依据对阶级作出划分。显然，赖特的基本思路和布迪厄十分相近。他的组织资产和技能－资格资产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布迪厄的社会关系资本和文化资本。

由此可见，阶级分类标准的多元化取向也同样成为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那么，布迪厄文化阶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本质性区别呢？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阶级的认识上。赖特是根据剥削的有无这一明确的界限来界定阶级的。他并且依据这一思路对阶级作出具体区分并依次进行了命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迪厄仅仅明确了社会空间内各位置间的关系，并未回答诸如究竟存在哪些阶级以及总共存在几个阶级等问题。布迪厄之所以这么做，原因之一就是他十分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的实体论认识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讲,布迪厄从持续变化的社会空间内的连续位置来把握阶级的方法，与社会分层理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社会分层理论是一门由韦伯“阶级与身份”理论发展而来，并以美国社会学家为核心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Sorokin,P.A.）的阶层观深受韦伯多元阶层理论影响。从韦伯的理论出发，他提出现代社会存在①基于贫富差距的经济阶层、②基于权力、称号及支配能力的权力阶层和③基于职业、威信及声誉高低的职业阶层三大阶层。另一方面，格尔德索普（Goldthorpe,J.）的阶级分类法则主要以市场局势和工作局势两大因素为依据。个体的市场局势指工资水准、工作安全和提升前途，强调物质报酬和“生活机遇”。而工作局势则集中在职业内部的控制、权力和权威问题上。格尔德索普在此基础上，通过职业评估的方法划分出三大主要阶级阶层和11个阶级地位。此外，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则将社会阶层理解成“社会资源以及获取此类资源的机会被不平等地进行分配的一种社会结构状态”。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源即指满足个人需求和社会功能要件的总称，它主要由物质对象（资本财富、消费财富）、关系对象（势力、威信）、文化对象（信息、教养）所组成。显然，这三种社会资源和布迪厄三大资本形态十分相似。

尽管如此，布迪厄阶级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我们知道，布迪厄阶级理论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对阶级所作的动态把握。也就是说，尽管其理论出发点和社会分层理论所描述的多元与连续的资源分配状况十分相似，却和仅仅将社会世界理解成一个没有阶级对立、静态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分层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布迪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充满阶级对立与斗争的社会世界。他把理论界定的阶级称为“纸面的阶级”，认为它和现实世界中的阶级很不相同。“纸面的阶级”只能为我们提供某种可能性，而社会空间内处于邻近位置的诸个人却由于有着共同的利害关心和价值取向，因而很容易达成共识，形成有别于其他团体的特定的社会集合。布迪厄将此定义为团体。它负责组织各种为捍卫和实现自身价值及利益的活动，这正是实际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阶级。换言之，阶级的范围和界限并非事先由理论所给定。相反，它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的。

4.结语

综上所述，布迪厄的社会空间理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非经济学解读之上的。在他那里，资本不仅取代生产关系成为一个阶级分类指标，而且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它同时还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布迪厄赋予文化特殊的地位，认为它受到阶级的决定性影响，并且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和地位通常体现于生活方式、品味及消费模式等广义文化。因此，他将文化资本视为和经济资本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独立的阶级分类标准。

事实上，正如笔者在本文冒头部分谈及的那样，在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大众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时代，社会学关注形式向文化的转变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这一倾向同样出现在阶级与阶层研究领域。我们知道，当今社会的阶级差距不仅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正在逐渐缩小，反而出现了扩大化倾向。而且与以往不同，此次阶级差距的扩大并非仅由经济格差造成。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信息、技术、教育等广义的文化资源的不均衡分配。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卡斯特在《千年终结》中，把教育程度、知识结构等文化因素视为造成美国社会不平等及贫富分化的头等因素。尽管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与业已步入后产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不同，但同样面临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等问题。而且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早已步入学历社会，“文化资本”（学历资本）正成为继经济资本之后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换言之，文化如今已成为形成阶级与阶层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弄清全球性贫富差距的再扩大化、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消失”等阶级问题的成因，更为准确地把握我们所处时代的脉搏，就必须在阶级与阶层研究中重新导入文化的视角。而以重视文化因素的独立影响、将文化资本视为和经济资本有着同样重要地位而著称的布迪厄阶级理论不仅对阶级与阶层研究实现文化的转向做出了独特贡献，而且也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秩序、社会等级的形成机制，揭示经济转轨时期经济与文化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过程，进而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Pierre Bourdieu, 1985,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Theory and Society,vol.14.

Pierre Bourdieu, 1966,Condition de classe et position de classe,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re.

Pierre Bourdieu, 1987,“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2.

ピエール•ブルデュー『ディスタンクシオン Ⅰ』，新評論，1989年。

ピエール•ブルデュー『構造と実践』、新評論、1988年。

加藤晴久編『ピエール•ブルデューーー1930-2002』，藤原書店，2002年。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上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

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Ⅱ 经济与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青井和夫：《社会学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茲《文化：社会学视野》，商务印书馆，2004年。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

詹姆逊：《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