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我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教授由三校各自分别聘任。当时哲学系的教授有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王宪钧，北大的汤用彤、贺麟、陈康、郑昕，南开的冯文潜，洪谦当时是外文系教授，也在哲学系开课。这个教授阵容，在当时国内各大学中无疑是最强的。
我们这些老师都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年，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后来进了新式学堂，于二三十年代去美、英、德等国留学，是我国最早一批去西方专门学习哲学，获得学位归国的学者。他们学贯中西，既是开始系统地介绍引入西方哲学的传播者，是运用西方哲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同时又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浓重的中国情结。因此在从二十年代开始，三四十年代展开的，可以说是中西哲学的第一次正式交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当然，在联大以外还有几位在这场交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者，我现在只想就我们这几位老师的学术思想和生活中的点滴情况，试图为这场中西哲学的交会做一点素描。
要办好一所大学、一个系，关键的问题是要能聘请到好的教授。在联大，聘请教授是系主任的职责，由系主任提名，经学院院长同意，便可以聘请。因此院长和系主任都必须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由他们决定聘请或退聘教授，以及为教授定级，便不会引起争议。大学校长只要能请到好的院长，院长能确定好的系主任人选，便是尽了职责。所以我想先从联大的文学院长和哲学系主任谈起。
哲学系属于文学院，但北大、清华、南开和联大的文学院长都是由哲学系主任担任的。北大的文学院长原来是胡适之先生，抗战开始后他出任驻美大使，按照学校规定，担任政府职务者不能再担任大学教职，文学院院长职务便由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先生担任。金岳霖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元老，哲学系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一九二九年冯友兰先生到清华以后，金先生便让冯先生担任系主任，后来又兼任文学院院长。冯先生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归国后担任过河南中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再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而汤先生原来是清华学堂毕业生，归国后担任过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再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由此可见清华和北大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南开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和哲学系主任是冯文潜先生。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由冯友兰先生担任，汤用彤先生任哲学系主任。
我们这三位担任院长和系主任的老师各有特色：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又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位走在一起时，我们这些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联大哲学系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西洋哲学史”一直是由冯文潜先生讲的，他是我们学习西方哲学的启蒙老师。冯先生讲课非常认真负责，对每位哲学家的主要思想都讲得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除了课堂讲授以外，他还指定我们要读一本英文的《哲学史》教本，写读书笔记，定期交给他；他不但在理论上指出我们的理解欠缺，还纠正我们写的英文文法错误，并且分别要我们去他家里，讨论这些问题。这种教学方法有点像中国传统的书院学习法，在当时已经少见。正是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有些学生对西方哲学产生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冯先生是美学专家，我在三四年级时选他的“美学”和“艺术论”课程，他为我们讲述西方各种美学理论和艺术流派，给我们看各派画家名作的复制品；我在课外读过朱光潜先生的一些美学著作，一度也曾想专攻美学。冯先生是述而不作的，一生只留下英、德文讲稿，未曾出版。八十年代初，有一次在杭州讨论希腊哲学，联大比我早一年毕业的顾寿观学兄在西湖边上闲谈时忽然问我：“你说联大老师中哪一位对学生最为关心？”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自己说：“我认为是冯柳漪（这是冯先生的字）先生。”后来想想，我自己也有亲身感受：四年级时要写毕业论文，我想从头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史，便选柏拉图哲学作为论文题目。那两年陈康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我还没有听过他的课，便请求冯先生担任指导教师。一九四五年我毕业后无法谋生，想到图书馆去当管理员，当时联大图书馆长是南开的黄钰生先生，和冯先生很熟，我请冯先生为我求职，谁知过几天冯先生竟答复我不行，我非常失望。又过了两天，当时担任汤用彤先生助教的石峻先生告诉我，要我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跟即将回联大任教的陈康先生学希腊哲学。后来我就走上这条道路，原来是冯先生已经将我的论文向汤先生推荐了，所以应该说是冯先生给我制造这个机会的，我深深感谢他。
再谈清华的老师。
清华的哲学系和北大的哲学系有什么不同的特点？最通常的说法是：清华注重哲学体系，而北大重视哲学史。重视哲学体系的注重哲学问题，重在“思”；而注重哲学史的则重视哲学家的著作，注重读书，重在“学”。这只是两家各自的侧重点，决不是“思而不学”或“学而不思”。但清华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北大培养出来的则往往是哲学史家，这大概是事实，但也不是绝对划分的。
清华的这个学风，我想应该说是由金岳霖先生培育而成的，不仅因为金先生是清华哲学系的创始人，而且有金先生的经历和文章为证。金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是以研究T.H.Green的政治思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后来在伦敦受了两本书的影响才转向哲学，一本是罗素的《数学原理》，另一本是休谟的《Treatise》。这两本书使他对抽象的哲学问题和现代逻辑发生浓厚的兴趣，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因此由他和他的学生、脑子里更充满哲学问题的沈有鼎先生创办的清华哲学系培养了不少这样的“哲学动物”，在联大就有王浩、冯宝麟（冯契）、殷福生（殷海光）、周礼全等，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做出了成绩。
金先生当时眼睛有病，怕光，总戴一副墨镜，额上还加一个太阳罩，到教室里讲课时还戴着。我三年级时听过他的“知识论”课。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一坐；虽然面对学生，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那时他的《知识论》一书第一稿原已完成，但在昆明跑空袭警报时将原稿丢失了，可能正在重写。我们听课时对他讲的有些问题，有的因为在别的课程中听到过，还知道是怎么回事，对有些问题便跟不上了。但不管跟不跟得上，对金先生那种细致的一层层深入的分析，感到启发思想，真是一种精神享受。金先生有时讲到得意兴奋时，会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我们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来。清华重视哲学问题和逻辑，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并入北大哲学系后，那时的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组内教师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是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金先生、沈有鼎先生、周礼全祖孙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你讲得不对，我便要反驳；今天驳不倒你，下次准备了再来。
近来读金先生的《论道》，其中有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学习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家的心情：
现在这世界的大文化区只有三个：一是印度，一是希腊，一是中国。它们各有它们底中坚思想，而在它们底中坚思想中有它们底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欧美底中坚思想也就是希腊底中坚思想，我们现在所急于要介绍到中国来的，追根起来，也就是希腊精神。……印度底中坚思想我不懂，当然不敢说什么。……中国思想我也没有研究过，但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许得到了一点子中国思想底意味与顺于此意味的情感。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对于这样的道，我在哲学底立场上，用我这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得清楚，但在人事底立场上，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金岳霖文集》第二卷第156页）
金先生在这本书里所讲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都是西方的，但他却要选取这个他自称不见得能懂、能说清楚的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道”，作为全书的总题目，在书中还用了不少中国哲学的概念，如无极、太极、理、势、情、性、体、用等，他自称这是“旧瓶装新酒的毛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得到了中国思想的意味和情感，所以以达到这样的道为得。上引这段文字从语言风格到情感都充满中国味，在全书中几乎是仅有的，显得很不协调。
因为金先生急于要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欧美的思想，追根起来，也就是希腊精神。《论道》的第一章讲道，接着讲式与能，也没有做明确的定义，从他的论述看，大约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形式和质料相近，接着第二章又讲可能与现实，后来又讲到共相和特殊等等。金先生要讲的当然是现代的形而上学，但西方的形而上学归根起来还是亚里士多德；加上金先生也十分重视经验事实的分析，又是将西方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创始人。我出于专业的偏见，想像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可惜这个发展进程后来被打断了。
冯友兰先生是最早采用西方哲学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先驱者，在他以前只有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但胡先生只写了上卷，没有下卷，冯先生却写全了。金先生在对冯先生的这本书的“审查报告”中对胡、冯二书做了比较，他认为胡先生的书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他认为冯先生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他当然也有成见和主见，“据个人所知道的，冯先生的思想倾向于实在主义；但他没有以实在主义的观点去批评中国固有的哲学”。的确，冯先生没有以实在主义的观点批评中国固有的哲学，但他是用实在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的哲学。就以金先生举出的，在冯先生书中“讨论《易经》比较词简，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词长”。《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当然远远高于惠施与公孙龙，为什么冯先生这样处理呢？因为“白马非马”、“离坚白”、“别同异”这些名家的命题，用西方哲学和实在主义的区分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分析方法，是最容易解释清楚的，而《易经》中的那些辩证命题便不容易说清楚了。冯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用这种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论述中国哲学史，西方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几十年来在西方享有盛誉，一直到现在还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必读书；我以为即使是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哲学史，最好也是先读冯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这部书。
冯先生曾将自己和金先生做比较，他说：金先生能将简单的问题变成复杂的问题，而他自己则能将复杂的问题变成简单的问题。的确，无论是听金先生讲课或是读他的书，总得小心翼翼，因为他做精密的分析，一环套一环地扩展和深入，你一不留心便会跟不上，糊涂了。但是听冯先生的课或是读他的书，却很轻松，因为他三言两语，就将这个问题的要点给你讲清楚了。不记得冯先生在哪篇文章上曾经讲过：希腊哲学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后来更进一步说过：不论古今中外的哲学，讲的都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问题。所以在五十年代，当传统的中国哲学被贬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因而发生中国传统哲学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的问题时，冯先生提出他著名的“抽象继承法”；但立刻遭到了围攻，说他是“有意取消了哲学的阶级性”。其实所谓“阶级性”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等等，难道不也都是抽象的概念吗？正因为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当做绝对的教条，我们已经吃了太多的亏。
我在二年级时听过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除本系学生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选修或旁听这门课，将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冯先生在开讲以前，总按选课学生的名单点名。在当时别的教师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点名，为的是可以认识学生，而冯先生几乎是每堂照点不误。冯先生说话有点口吃，我们笑他：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却还没有说完。加上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名言，为了让学生听懂，他还得抄在黑板上，因此每一堂课上他讲的内容实在不多。不过他总是拣最主要的问题讲，逻辑非常清楚，学生容易听懂。为了讲清一个哲学观点，冯先生还常常讲一些中国哲学史中的故事，既可以引起听者的兴趣，打破课堂的沉闷，又让我们容易领会和记住，常常博得学生们会心的微笑。冯先生讲课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很值得学习的。
冯先生对于哲学的目的和看法，也和金先生根本不同。他说金先生在剑桥大学曾经讲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而冯先生自己推崇张载的名言，认为哲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贞元六书”就是显示他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因此冯先生的哲学和政治结了不解之缘，不断随着政治沉浮。他的后半生，为了将《中国哲学史》改写为“新编”，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数易其稿，还是觉得不满意，一直到他九十五岁，临终前夕才完成最后一卷。这些情况，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海阔天空我自飞》（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谈了我的看法。本来不想再谈，但近来看到有些文章还在争论有关问题，主要是冯先生在一生的最后阶段，有没有转变他的观点？有人坚持说冯先生后半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并没有转变。因此我想再说几句。
冯先生晚年，国内外对他的议论较多，他闭门写出《三松堂自序》。在他的《<自序>之自序》中，冯先生写道：“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这本书不仅是冯先生以前著作的总序，而且是他一生经历的自叙；因为他抱着要将自己的一生留给世人评说的目的，所以即使是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也直言不讳地写在上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冯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遭遇的矛盾、挣扎与无可奈何的心情；从中也可以看到冯先生在写这本书时，已经开始大彻大悟，要进入天地境界了。怎么能说他没有转变呢？如果说这还不够，则可看冯先生在临终前四个月（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一日）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写的“自序”中的一段话：“我的老妻任载坤在一九七七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挽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己’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即全书的总结）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了。”这样一位老哲学家，在九十多岁高龄的最后阶段时，才摆脱各种各样的束缚，发现了自我，找到了自由。为什么到他身后还要再去践踏他最后的这点自由呢？
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教授中几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布长衫，有几个扣子没有扣上，脚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烂烂，有时还没有穿好，像似拖着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总有点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语，显然是自己在思考问题。他们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而曾先生却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会上都发表讲话，当然不是谈化学，也不谈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讲军事。他对当时抗战的军事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谈起来像个军事专家。曾先生是曾国藩的后裔，颇得祖传遗风。
沈先生对讨论哲学问题简直是入了迷，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只要向他提个问题，他便拉住你讨论不休。在联大后面的文林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出现在茶馆或是小饭馆里和人讨论问题。他总是手提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着书和钱。我没有参加过这种讨论，听人说：沈先生可以出钱请你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沈先生还常去教室听课，不管是哪一系教授开的什么课，只要他感觉兴趣，便会进去旁听；有时还会起来发问，甚至指出“你讲错了”，使得讲课的教授下不了台，只好将他撵出课堂。沈先生的这类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多。
沈先生的兴趣很广，虽然他主要研究的是数理逻辑方面，但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学派他都有兴趣。他通多种语言，对语言学也有兴趣；他还喜欢音乐，我们知道他能唱昆曲，系里开联欢会时便提议请沈先生唱一曲。也许因为他的兴趣太广博了，所以他的专门著作不多，主要是运用逻辑分析《易经》和《墨子》；倒是有些学生，从和沈先生讨论中得到启发，写出了洋洋大著。
我在三年级时选过沈先生的“形而上学”课，这是哲学系的一门必修课，每隔一年由沈先生讲一次。沈先生讲课时手上捧一本厚厚的洋装书，一面看、一面想、一面讲。他口才不好，讲起话来有点结结巴巴；讲的内容又都是最抽象的概念术语，听起来真是有点不知所云。幸亏我做笔记的本领不错，能将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课后翻阅，才知道他讲的内容中逻辑的分析论证都清清楚楚，十分严密。后来在课堂休息时去翻看他捧的那本书，原来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一本拉丁文著作。那时我对阿奎那知道太少，记不得是哪一本著作；根据阿奎那的著作分析讲授形而上学的问题，确实是高明的办法。
一九四一年我考上联大，从浙江动身赶赴昆明，路上经历的是《围城》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艰险情况，到昆明时已经是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哲学系一年级学生惟一的一门必修课“逻辑学”，已经不能选王宪钧先生为本系学生开的这门课了，只能上为文、法学院学生开的公共必修课“逻辑学”。当时哲学系似乎有个不成文法，凡是“逻辑学”课程都由清华的人包教。哲学史家任华先生和美学家王逊先生在联大当助教时都教过公共必修课“逻辑学”，我碰到的也是一位专攻哲学史的老师，他自己对逻辑大约也没有兴趣，讲得不吸引人，举起三段论例子来有时还会出错。我听了几堂课就不想再听，好在只要去图书馆看看金先生的《逻辑》，考试时至少也能拿九十多分。可是这样一来，我对逻辑学就没有兴趣了。
到四年级时才想到应该学点逻辑学，选了王宪钧先生的“符号逻辑”课。我们同年级的只有四五个人（那时哲学系的学生都很少），都选了这门课。四年来我们几个人差不多选的是同样的课，他们的情况和我相似。王先生大约以为我们都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所以一上来就抛开逻辑学的基本知识，讲符号逻辑即数理逻辑的理论，在黑板上画许多“马蹄”等等符号，很快便将我们蒙住了。我们只好提出问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王先生讲课本来是十分清楚明白的，讲话简明扼要，一句话就是一句话，绝不含糊。但遇着我们这几个学生，他实在是束手无策了，孺子不可教也，最后只能宣告：看来你们不是学逻辑的料，我们还是读罗素的《哲学问题》吧，于是皆大欢喜，可是至今我在逻辑学上还是只有小学生水平。几十年以后王先生还记得这件事，告诉别人说当时因为我写的字比较整齐，才给了我全班的最高分。由此想到：任何一门基础课都是最重要的，应该由最好的教师授课，当时联大就是这样规定的，我遇到的是例外的偶然情况。
金岳霖先生是将西方现代逻辑介绍进中国来的创始人物，但金先生的逻辑学主要是他自学的；后来将他的研究生王宪钧先生送到欧洲去，接受专门的数理逻辑学习，回国后在发展和培养数理逻辑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浩在当清华研究生时，便是金先生和王先生的学生。前几年我从一位青年学者的文章中才得知：王宪钧先生在欧洲学习时曾师从哥德尔（Kurt Gdel，数理逻辑中两个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者）。哥德尔后来移居美国，兴趣也转向哲学方面，晚年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两千五百年来惟一有资格说“亚里士多德和我”的人。生前很少几个人能接近他，王浩是其中的一个，他和王浩在谈话中达成所谓“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申彤：《我所认识的王浩先生》，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十期）。一九八七年我在王浩家中小住时，他正在整理和哥德尔的谈话记录，他对哥德尔的回忆录正在付印；那时候他对我常讲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对数理逻辑一窍不通，对哥德尔也毫无所知，很奇怪他对这两位希腊哲学家竟那么感兴趣。
清华哲学系没有讲西方哲学史的教授，在北平时只能请北大教授兼课；正像北大没有讲逻辑学的教授，只能请清华教授兼课一样。所以在昆明时清华让任华先生出国专门学西方哲学史。任先生在哈佛学习，对西方哲学家从古希腊到现代都相当精通，并学会多种语言。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时，联大已经解散，他回清华任教，可惜他的渊博学识后来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