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是否开放透明？规则导向还是发展导向？这成为“一带一路”的西方典型之问。
日本近来表现出对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开放态度，但强调前提是其符合国际标准，公开透明；不久前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特里萨?梅也是拿国际规则说事儿，未能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8年1月25日举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五年之后”听证会，建议美国加强对“一带一路”区域基础设施的标准和规则投资，包括政府采购、环境与社会安全、债务可偿还率等，倡导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和进程的质量导向。
“一带一路”建设必须争取西方发达国家参与，而西方参与也是希望参与制定相关规则，确保中国遵守西方在全球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设定的人权、劳工、环保等各项标准，从内部影响“一带一路”相关规则制定、适用标准选择，将来在重大项目决策方面可能与中国产生矛盾和摩擦，竞争博弈难以避免。因此，必须讲清楚中西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规则之争为何发生，到底在争什么？
一
“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企业为主体、政府服务、市场原则、国际标准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不会也没必要另起炉灶，推翻西方规则，原因有三：
其一，中国文化如太极所显示的，强调借力而不是对抗。这不，发展中国家不断表示，愿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对接。一方面体现各国领导人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另一方面也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正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同。这与西方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
其二，中国做法是实事求是。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立自己的规则和准则。这是典型的以己度人，有些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哪来中国建立自己的规则？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目前亚投行的主要结算货币是美元，并始终坚持“lean，green，clean”的高标准，正如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亚行不会对世界银行造成冲击一样，亚投行也不会对现有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其三，历史教训。远的苏联挑战、美国失败不说，最近的互联网发展就是鲜活的教训。3G时代，中国自搞一套标准，叫TD-SCDMA，与世界各国不兼容，是一个孤岛技术。国家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号称有自主知识产权，但仍然要向高通交专利费。4G时代，中国叫TD-LTE，给人一个印象是TD-SCDMA的后续演进技术，但实际上并不能对TD-SCDMA后向兼容，仍然要向高通交专利费，但有了面子可以下台阶了。5G时代，中国放弃了另搞一套标准的做法，完全在国际标准体系下，按国际规则来赢得话语权。华为在5G标准上的成功证明了中国是可以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扩大自身影响的，这是一条公正的道路。回头看看，WAPI和TD-SCDMA完全是一条误国之路。
西方对“一带一路”各种各样的质疑，反映西方不习惯、不甘心中国领导世界，不认可、不看好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国际推广，将“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试图改变现有地区和国际秩序、获得地区和全球主导权的国家战略，即中国试图改写国际规则，完全是把自身国际影响力下滑迁怒于中国，迁怒于“一带一路”。中国崛起及“一带一路”的高歌猛进，让西方民粹主义找到了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靶子，于是指责中国，从“一带一路”开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通过平等协商，已经同86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101个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近2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得到了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欢迎。这里面，哪一个是中国强加于人的？中方从来没有、也不会寻求建立一国主导的规则。“一带一路”倡议不是要搞什么“小圈子”，也不针对任何国家，而是开放、包容的。
如果“一带一路”改变了什么，就是推动全球化朝向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可持续方向发展。“一带一路”着眼于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着眼于陆海联通，是对传统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扬弃。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同时，“一带一路”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让老百姓在其中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是“南方国家”的全球化，这与跨国公司或少数利益集团把世界变成投资场所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这大概是让西方不安的原因吧。
二
“一带一路”的国际规则中西之争，反映的是宗教文明与世俗文明的分歧。宗教文明强调教义，演绎为规则，规则是人与神的契约，不可轻易改动；世俗文明强调实事求是，认为规则是人定的。这演绎为中西方“一带一路”规则之争，不仅是谁的规则之争，对规则本身的理解就不一样，中西方围绕“一带一路”的规则、标准之争，超越利益范畴，反映为两种全球化之争，核心是发展模式较量。
“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中国模式包括：
——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双重内陆穷国，按市场经济惯例是很难获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但获得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彰显“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中国模式魅力。印尼雅万高铁之争，之所以中方击败日方胜出，就在于中方绕开了印尼方政府担保的前提，背后都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支持。中国模式在非洲正大显身手。非洲第一条中国标准跨国电气化铁路，从设计、施工到运营，全都采用中国模式。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和蒙巴萨港口建设也是如此。
——基础设施先行的工业化：过去，中国有“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改革开放又有“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的脱贫致富经验，让世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很容易为“一带一路”四个字所打动。30余年让七亿人脱贫致富，占人类脱贫致富贡献的七成，这是激励许多发展中国家愿意跟着中国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最直接动因。没有基础设施，就很难实现工业化；没有实现工业化，民主化就注定失败。
——经济走廊：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工业走廊、经济走廊、经济发展带模式，先在沿海地区试点，继而在内陆港口城市和内陆地区试点推广，形成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一带一路”要让非洲市场以点带线，以线带片，从基础设施（港区铁路贸五位一体）互联互通着手，帮助非洲获得内生式发展动力，形成经济发展带，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脱贫致富。
——开发性金融：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不只是金融活动，同时还是一个制度建设的活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中国就希望通过金融服务的推广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制度建设。这就是开发性金融。
——开发区模式：利用开发区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利于防范风险，抵御外部干扰，保护开发者和投资者。不仅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发达国家也在试点。西哈努克港、皎漂港、瓜达尔港、蒙巴萨港成为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深圳，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改革开放、路海联通和经济起飞。
——义乌小商品市场模式：非常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商业交易平台模式。如今，结合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这种模式在中欧班列中大显身手，有效推动了中小企业走出去，促进全球化的当地化。
——地方合作模式：中欧班列从渝新欧开始的短短五年，已累计开行6235列，2017年开行数量达3271列，安排班列运行线57条，国内开行城市达到35个，顺畅连接欧洲12个国家34个城市，运载的货物品类日益丰富，创造了地方合作的奇迹。地方领导人的政绩竞争及补贴模式，虽然一度造成回程空车现象，受到欧洲一些人的非议，但形成规模、系统效应后，长远上极大推动了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
中国模式也可称为中国发展模式，是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结合，核心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既发挥好“看不见的手”，又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创造和培育市场，最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给那些市场经济未充分发展起来的国家走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解决了市场失灵、市场失位、市场失真这些西方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所解决不了甚至不想解决的难题。
中国文化自古是取经文化，不是送经文化，不会输出中国模式。正如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演讲中指出的，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但是一些西方人就是不相信，背后是对中国模式不理解、不认可，不能放弃自以为是的普世价值观。最近的中国“锐实力”说，就是典型例子——不承认中国的软实力，自以为是，不能做到实事求是。
三
“一带一路”在新时期推行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可持续的全球化，倡导将分裂的世界、分割的市场互联互通起来，形成平等、横向的合作架构，解决跨国公司全球分工所推行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度开放，或主要是发达国家间联系的全球化所产生的不公正、不均衡发展问题；倡导战略对接，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最广泛连接在一起，真正实现东西、南北、中外、古今的大融通。
这种理想遭遇现实困境严峻挑战：“一带一路”之六大经济走廊沿线65国中，有八个最不发达国家，16个非WTO成员国，24个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如何能一刀切实行欧洲倡导的高标准市场原则？
“一带一路”的成功在于实事求是。“一带一路”倡议最初源于开发性金融实践，弥补市场经济发育不良与基础设施短板的双重困境：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不只是金融活动，同时还是一个制度建设的活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中国就希望通过金融服务的推广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制度建设。这就是开发性金融；其次是基础设施先行的工业化：过去，中国有“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改革开放又有“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的脱贫致富经验，让世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很容易为“一带一路”四个字所打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是激励许多发展中国家愿意跟着中国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最直接动因。没有基础设施，就很难实现工业化；没有实现工业化，民主化就注定失败。
中国主张，发展是解决所有难题的总钥匙；规则当然重要，但要不断成熟、循序渐进形成。中国改革所探索出的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短板，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桶金，通过养鸡取蛋而非杀鸡取卵，增强自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培育了新的市场，得到沿线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肯定。
然而，西方近年对自身发展模式不再自信，面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竞争，颇为焦虑，迁怒于一带一路。欧洲人对“一带一路”曾经的抵触，对“一带一路”的心态变化，源于利益与标准之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联合声明的贸易部分遭欧洲抵制而推迟发表并不得不改动，就已经预示着中欧两种全球化之争：中国主张的发展导向全球化vs.欧洲主张的基于规则的全球化。
当然，认知方式差异也是个问题。欧洲对“一带一路”的担心，部分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造成的，这是中欧双方的问题。中国人的做事方式，是比较随机应变、有机和灵活，较少机械式和决定论式，事情的结果往往是各种因素和力量汇聚之后的产物。而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比较“一根筋”，会先明确界定目标，接着设定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必要的动员资源，然后朝向目标前进，其运作的背后都有一套渴望实现的目标作为驱动的力量，以及能够看到、获得的实打实的利益。在他们这种“一根筋”之下，确实是比较难理解“一带一路”的内涵，甚至是出现了误解。
更重要的是，西方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中国现在捍卫的WTO准则跟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已经不一样了。欧洲人倾向于出台更多规则，即“WTO+框架”。美国特朗普总统干脆对多边规则就不感兴趣，认为美国吃亏了，要重新谈判规则。欧洲认为风险在于“被夹在拒绝多边主义的美国和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中国之间”，担心中国通过16+1合作与中东欧国家达成基础设施协议，可能违反欧洲的采购原则，因此欧盟要推动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双多边协议，要对中国企业投资欧洲设限，防止其通过并购“窃取”欧洲核心技术，甚至威胁对中国企业征税。美欧的共同点就是认为片面强调自由贸易已经不合时宜，也要强调公平贸易。因此，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一带一路”遵循国际规则，西方就是不买账。谁的规则，老规则还是新规则？这是国际规则之争。背后折射的不只是全球化的权益分配问题，也事关国际竞争力和未来主导权之争，集中在发展模式较量上。
看来，“一带一路”遭遇的最大风险并非来自沿线落后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普遍质疑有债务问题、标准问题、地缘政治、透明度问题、公开采购等。这些质疑，集中反映了发达国家对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模式走出去的方式、成效的质疑，只有当他们最终认识到中国模式具有普适性时，这些质疑才会逐渐消失，而这又是对发达国家所标榜的普世价值的致命冲击。这些质疑通过发达国家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也深入影响到国内舆论，甚至形成国内外质疑“一唱一和”的局面。
以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统筹“一带一路”，还是以“一带一路”统筹国际合作；发展导向的全球化还是规则导向的全球化，二者之间的博弈已经开始。
四
为了规避“一带一路”的国际规则中西方之争，争取更多西方发达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笔者建议：发挥好香港的纽带作用，推动中西智库、信用评级机构、风险评估机构建设，推动法律争端解决机制合作，共同发布“一带一路”建设风险预测、绩效评估报告；推动私企、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早期收获，打造示范项目；推动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协会，引入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可持续基础设施理念，纳入联合国框架，制订21世纪基础设施标准；加强中国在国际基建、软设施人才队伍方面的建设，建设新型南南合作学院，培训发展中国家人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近著有《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