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他那举世皆知的名字一样，钱锺书先生一生钟爱书，而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的不解之缘，更是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段佳话。
文学所于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当时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并附设在北京大学。1956年划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5月7日经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正式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成立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2008年3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当时社会科学院有10余个重点所级图书馆，如历史所图书馆、哲学所图书馆、近代史所图书馆、考古所图书馆和文学所图书馆等一些比较老的图书馆，但文学所图书馆在藏书总量、古籍藏书量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文学所图书馆现有各类图书共计40万册，其中普通古籍2万种、善本古籍4千种，古籍书共16万册，平装书20万册，港、台书1万册，期刊2万册，各类画册、报纸合订本近1万册。
钱锺书1953年2月22日随文学所成立之日起即到文学所，从事西方古典文学研究。他当时已是著名学者，却非常关心和支持图书馆工作，为文学所图书馆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文学所图书馆藏书不多，主要是从北大带来少量图书，以现代作家作品以及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类为主，比如鲁迅、巴金、老舍、郭沬若等一批现代作家创作作品和研究集，还有一批现代文学期刊，这批书籍有近10万册，几乎构成图书馆藏书的主干。藏书单调，所以远不能满足科研需要。当时文学所领导认识到，图书馆建设直接关系到文学所科研的持续性发展，是所内工作的重中之重。1957年时任文学所所长的郑振铎，建议成立“文学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为加强图书资料建设，同年还专门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钱锺书任主任。
所领导让钱锺书分管文学所图书馆不是偶然的，与其之前的经历不无关系。钱锺书早期在清华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昆明西南联大、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无论是求学还是任教始终是图书馆的常客，“他博及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怀”（柯灵《促膝闲话锺书君》，《钱锺书研究》，第一辑）后受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邀请，担任英文馆刊《书林季刊》总纂，在图书馆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文学所图书馆委员会主任一职非他莫属。钱锺书上任后，认认真真地办实事，为文学所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献计献策。
他制定了“为科研服务”的办馆方针，和“以专为主，精中求全”的发展方向。
当时钱先生认识到，图书馆建设要做到为科研服务，图书采购要有的放矢，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为此，他广泛听取各学科专家意见。当时文学研究所共设九个研究组：文学理论组（组长蔡仪）、古代文学组最初分为两个组，即中国文学组（组长余冠英）和文学史组（组长何其芳兼）、现代文学组（组长杨思仲，后由唐弢继任）、民间文学组（组长贾芝）、西方文学组（组长卞之琳）。后来，又陆续成立了苏联东欧文学组（组长戈宝权、叶水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组长何家槐）、东方文学组（组长季羡林兼）。各组负责人都是知名专家，钱锺书让他们根据各自研究需要，列出购书单，交所图书馆统一购买，既保证图书质量，又避免重复，节约了经费。至于采购普通参考书，则由图书馆主任斟酌考量后，上报图书管理委员会再行购买。实现了“为科研服务”的办馆方针。
文学所图书馆当初藏书不足10万册，钱锺书上任后经过多年发展，到了文革前，文学所图书馆具备相当规模，形成了三大支柱——诗文集、戏曲、小说。诗文集方面：如陶渊明诗文80多种，其中善本40余种；明代诗文集1000多种，其中善本600多种；清人诗文集3000种，其中善本500多种；晚清及民国初年诗文集1000种；“五四”运动前后及左联、抗战时期至建国前诗文集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郭沫若等著名作家原著400多种，其中善本书100多种。本馆还收藏弹词400多种，宝卷300多种；其中海内孤本30种以上。除此之外，还包括省、府、厅、州、县、山、水等各级志史料，除文学类外，有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各类，一应俱全，形成了具有专业特色的图书馆。
在文学所，像钱锺书那样懂书、爱书的行家还有王伯祥、孙楷第、李健吾等。他们慧眼识书，具有不凡的鉴别能力，能识别伪作真品，遴选最优版本，真正实现了“以专为主，精中求全”的发展方向，为文学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古籍书采购，是当时图书采购的重点，购这类书钱锺书强调不仅要做到全，而且要尽量采购原书，因为重印本难免会有疏漏，不利于科研。所以，文学所图书馆的古旧书籍，一般是到北京旧书肆购买。方式或为书肆人员送书上门，或为馆里派人去购。北京旧书肆多指琉璃厂、东四等古旧书市。琉璃厂则是古旧图书和珍贵文物资料荟萃之地，如三友堂、效贤阁、通学斋、莱薰阁、知文书店、大雅堂等处。如今翻阅馆藏一些旧书籍，犹见这些店铺的名签夹杂在其中，所购书价、函册、页数、购书年月等都有记载。
图书管理委员会委员汪蔚林、范宁、吴晓铃等人还亲自参与外出购书，上世纪末，北京和平门琉璃厂旧书店老人，不仅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能忆起他们的一些购书轶事，在文学研究所被传为佳话。当时吴晓铃家住校场口，距琉璃厂很近，他本人酷爱藏书，经常光顾琉璃厂各家书店，为自己同时也为所里选书，众所周知，作为著名学者的他与侯宝林过从甚密，更被各家书店视为上宾。其次是到外地购书，当时文学所图书馆长汪蔚林几乎跑遍全国各地图书市场。简略举要如下：1957年在南京古旧书店购《焦山书藏书目录》四卷；1957年在上海温智书店购《荷花宝卷》光绪岁次；1958年温州古旧书店购“温州府前街墨香簃发行”《昇仙宝卷》光绪三十年；1957年哈尔滨万有书店购《嘉兴董氏保泽斋》；1957年天津古旧书店购《天一阁书目》（明）范钦藏；1958年广州古旧书店购《西吴里语》；1958年河北省立验城市民众教育馆购《八千卷楼书目》；1957年杭州和合桥东首文艺斋购《繡像韩湘宝卷》光绪甲午。
另外，为加快文学所图书馆建设，1957年年末文学所还有一项补充规定，凡外出开会学者同样肩负为图书馆购书任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弥补古籍图书的不足，钱锺书向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情况，建议划拨图书，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文学所建所伊始，承担了国家赋予的中外文学史编写任务，但文学所图书馆藏书远不能满足科研的需求，文学所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情况未果。1957年初，受文学所委托，钱锺书代所拟函送周总理，信如是写道：“国家交给文学所编写各国文学史和编选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繁重任务，原书尚且缺少，更何从编选？所内工作需用的书籍极为短缺。”信中还提到：“文学所渴望已久的书籍，在现存单位却束之高阁，并没有在学术研究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积压着大量的珍贵财产，一方面作为国家惟一的研究机构，我所却得不到应用的书籍，不能很好地进行研究，这是很可惜也是极不合理的现象。如果将这批书刊拨给其他藏书丰富的单位，则是‘锦上添花’的重复存储，不如‘雪中送炭’拨给我所以应急需。”（马靖云《欣然于无名劳动》，见《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促使一批科研急需的图书顺利地拨给了文学所，如稀见明版家谱数种、《石林奏议》《庄子内篇》《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又如陶渊明诗文集善本图书不同版本四十多种，其中不乏名家稿钞本，品质亦高，在国内是不多见的，为研究陶渊明诗文，提供丰富研究资料。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各类书籍，为本馆添置中文书籍之最大宗，并成为当时文学所图书馆藏书的主干，使文学所藏书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这批图书不仅解决了当时文学所撰写文学史用书不足问题，而且为日后学者研究提供了便利。这次书籍划拨，当时得到所内研究人员的一致好评，在整个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不少学界名人慕名来文学所图书馆借书。
钱锺书在学术大家中藏书较少，他主要是借书看，书在钱家经常是进进出出的。钱锺书是海内外著名学者，所以，每年接受的海内外赠书很多，看过之后，他认为有价值的书，会经常送给文学所图书馆，其中不仅有中文书，还不乏大量外文书刊，既丰富了文学所的藏书，又节约了购书经费。
随着文学所古籍藏书日渐丰富，借阅古籍者明显增多，为更好保护古籍，在钱锺书倡议下文学所图书馆于1960年成立了古籍修复部门，对大批古籍进行修复和加装函套，对古籍图书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钱锺书很爱惜图书馆藏书。钱锺书借书量大在文学所是有目共睹的，他几乎每周都到图书馆借阅图书，他借书遇有图书损坏，常作必要的修补，自己不能解决，便会告诉工作人员，请专业人员解决。钱先生做事认真是出了名的，在河南干校，钱锺书负责报刊和信件收发，由于他责任心强，对工作十分认真细致，所以在他手里从未丢失过报纸和信件。
钱锺书给图书管理人员讲解古籍图书。他说藏书题跋是相当自由的文体，凡有关书籍的源流、内容、递藏、逸闻均可谈及，还谈到古籍书中半页版以及版筐和书中眉批，尤其强调了眉批在书中的重要性，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前人研究一部书的结晶，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为了不使该批语丢失，经常嘱咐管理员登记，另外，对于古籍书中版筐页有磨损的，让修复部门加装内页纸，保护书的完整性，这些对于图书工作人员如何保护古籍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钱锺书为人直爽，有什么说什么，很纯真，绝无装腔作势、摆架子。钱锺书是图书馆的常客，每周到图书馆借书，他常与工作人员交流，在肯定他们工作的同时，还向他们讲解各类图书，既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他们的业务能力，有些人在钱锺书的鼓励和支持下，培养了读书兴趣，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勤奋好学，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学有所成，甚至有人从图书管理员提升到科研人员。
文学所图书馆经过长足的发展，成为国内颇具特色的专业性图书馆，不仅如此，馆藏事业的发展也为文学所图书馆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图书管理人员。钱锺书不仅十分重视图书馆工作，而且以图书馆培养科研人才。当时文学研究所每年都有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钱锺书建议让他们到图书馆抄写卡片锻炼一年。此举并不是图书馆人手少临时抓差，而是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步，通过抄写卡片，让他们熟悉图书馆藏书，哪些领域有哪些书，为今后搞研究查找资料打下坚实的基础，把图书文献工作与科研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文学所的特色和传统保存至今。
文学所图书馆还是学术探讨的场所，钱锺书经常参与。每周二是文学所返所日，也是研究人员借书日，图书馆便成为学者聚会探讨学术之地：同样是学术大家的吴世昌与钱锺书在学术探讨上争论的最为激烈，而俞平伯与钱锺书则有更多的学术认同。钱锺书不仅与人讨论学术问题，还帮助年轻学者找图书，并为他们提供相关研究书目，著名学者邓绍基先生就曾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初到文学所，邓绍基有一次在书库找书，徘徊之际遇到钱先生，问他找什么书，他说完，钱先生让他到第几排第几层去找，按其所示，果然找到，而且还给他提供相关研究书目。
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能有如此丰富、价值堪称一流的藏书，固然应归功于几代图书馆人的辛勤工作，但也与当时诸多老专家和学者的支持分不开，其中钱锺书先生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杨绛先生在回忆钱锺书与图书馆的关系时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钱锺书先生还曾担任过文学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作为世界上享有赫赫声名的一流学者，钱先生读书、爱书、知书，而选书和买书更是他的特长。举凡中文善本、孤本能买到的他都买：英、法、德、意等外文经典著作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文学所图书馆应有尽有，以至于外宾参观时都惊诧于文学所图书馆的精当与完美。”（杨绛《我们仨》）
钱锺书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他为图书馆做出的贡献，为几代图书馆人所传诵，成为图书馆敬岗爱业的学习楷模。何其芳先生曾说过“名人的成就中包含了大量无名的劳动。”（《何其芳文集》） 钱锺书先生的确是这样一位甘愿付出“无名的劳动”的学术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