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重视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探讨其“元”理论，政治科学也毫不例外。现代政治科学要能真正成为实现善治的知识依赖，政治科学必须首先回归基础理论研究。只有回归基础理论的研究，才能使政治科学成为可能，也才能使政治科学大厦稳若磐石。著名政治学学者、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严强教授和孔繁斌博士为我们奉献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价值与知识的论辩》一书，以理性的笔调和激情的话语向我们展示了政治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展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这部凝聚作者六年心血的著作以政治科学的基础理论为核心论域，在感悟人类的政治实践和释读政治学经典的基础上，以当代思想和思维水平为支持，批判性地系统阐述了基础理论研究在政治知识求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涉及政治科学的学科论、范式论、方法论和范畴论四个论题，同时指出回归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当今政治科学繁荣的根本途径。
基础理论研究何以重要？
因为在人类的知识系统中，各个学科门类的知识体系同它的基础理论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当某个科学门类的知识越是具有科学性时，它就越需要铺筑起坚实而又丰厚的基础理论；而当某个学科门类的知识日益走向整体化、体系化时，作为支撑力量和内在骨架的基础理论就能清晰地显露出来；当某个科学门类的知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愈是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积累时，这一门类的知识就会更富有科学性，更能走向体系化。从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政治学从古代到近代的三个轴心发展时期，都坚持以深刻的哲理分析、执著的价值追求、慎密的规范论证为其基础理论支撑。无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还是到伯林、伊斯顿时期，西方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而有致理的研究传统，他们要求建构政治认识、政治知识的体系必须具有哲理性、价值性和社会性。亚里士多德曾经在其《政治学》巨著中指出：“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只有坚持了这种理性而又踏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学术或学术研究才能达到至真、至善，西方的政治学也才维系了今天学术的繁荣。
无疑，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轻视和削弱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进而被许多人称为“侏儒的政治学”或“自卑的政治学”。基于这一浮躁的学术状况，严强教授和孔繁斌博士检视了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轨迹，同时指出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所出现的偏离——回归现象，那就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在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专注行为、避谈价值和脱离社会的狂躁，从而偏离传统的路线之后，到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又以新的形态回到了传统的路线上来的可喜局面。在考察西方政治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两个极富价值的理论命题，即价值命题A“轻视基础理论研究导致政治科学合法性衰减”和价值命题B“只有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才能提升政治科学的合法性”。显然，基础理论研究是政治科学合法性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政治科学学术发展的路径依赖。
政治科学如何可能？
虽然在中国政治思想早已有之，但将政治思考发展成为一种学术那是很晚的事情，19世纪末才从西方传入，与西方相比晚了两千多年，我们可以推及中国政治学之“先天不足”以及后来的“后天失调”之个中缘由。在当代中国，尽管政治学在政治力量的作用下刚刚恢复了它在学术领域中本来应有的地位，但是，这一长期被强行戴上“伪科学”帽子的学科，即便是在其正名之后仍没能完全消除人们对它的怀疑。加上当代中国在政治生活中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和克服某些腐败的、神秘化的、主观随意的现象，这些又反过来加剧了人们对政治学科学性的种种怀疑。对于政治学是不是科学的各种怀疑不是由怀疑者自己的主观所决定，作者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能否在一门学科上冠以“科学”的美名，可以从两方面来衡量。一方面是从学科知识的来源、作用及其对其知识的验证来衡量；另一方面则是从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方法和逻辑结构来衡量。我们知道，学科未必全是科学，而政治学科能够冠以“科学”二字，就是因为政治学具备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一些人怀疑和反对政治学是科学，那是由于他们从所观察到的一些政治现象的非规范性、政治行为的非确定性、政治价值的盲目性而肆意得出的结论。对政治学的怀疑，也是因为对科学性与主观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科学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张力认识不够，对思维水准与学科差异理解不透而形成的。只有把握了这些认识和知识，以政治学为术业的学者们才能回击和反驳那些持怀疑论者。
要使政治学科学化，就必须要求政治科学知识走向制度化。就某种意义而言，科学性是通过知识的严密性、系统性表现出来，无法系统化的、缺乏严密性的知识绝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政治学知识的体系性来源于人类政治生活的日益整体化和规范化。作者指出，政治学要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知识，并且要是这门知识迅速走向整体化和体系化，就必须借鉴成熟学科发展的同时，制定出能反映政治生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一整套范畴、概念。政治科学知识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政治学自身范畴的完善，这种完善及表现在反映现实政治生活的概念数目不断增加、内容与外延更为确定上面，也表现在范畴间的逻辑关联更为准确地反映现实政治生活中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的真实关系上面。在政治学知识制度化过程中，知识体系的内在层次结构也会逐渐形成，但更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向下一个层次沉淀，这种沉淀或积淀，在知识体系的最低层就形成了基础理论。基础理论越丰厚、扎实，它所吸附和容纳的政治学知识也就越多，科学的政治学和政治学的科学化就越来越成为可能。
回归基础理论研究何为？
回归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除了要求探讨政治学从一门学科上升为科学和合法性问题之外，作者认为还需要研究和探讨政治理论范式、政治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科学的自身范畴。
我们知道，一门学科的理论总是由相互竞争的研究范式组成的，范式的相互竞争推动了政治科学的发展。政治理论是对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具有内在确定性和重复性联系的质素作出的理性把握。政治理论命题中包含价值、实施和理性三个要素。政治学中的研究范式是在组织相关概念、命题和理论时体现出来的理论逻辑模式。一般而言，政治理论范式主要有规范的政治理论范式、实证的政治理论范式和理性的政治理论范式三大类型。对于政治科学自身的理论进行分析和建构的理论构成政治学的元理论，政治学的元理论构成政治学理论体系最深层、最基础的部分，构成对政治科学一切认识所包含的哲学思维成分的反思。
同时，一门学科必定有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方法体系。作者认为，政治科学方法体系有多个层面，处于基础层面的方法论必然是哲学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处于主干层面的方法有相当部分是与其他相关的社会科学共通的方法，如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结构功能的方法、系统的方法，也有自身特有的方法，如制度的方法等；处于枝条层面的大多是从自然科学中移植过来的技术，如试验研究技术、调查研究技术、定量分析技术等。作者进一步指出，从政治科学方法体系的基础层面来看，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必须澄清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个方面的关系是政治科学理论与政治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一旦成功地运用到政治生活中来，就必然要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只有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才能构成一个足以将政治生活的本质、结构、过程与发展规律完全揭示出来的方法体系。第二个方面的关系是政治科学中认识方法与逻辑方法的关系，要求做到演绎与归纳、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政治科学研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第三个方面的关系是政治科学研究的方法与研究技术的关系，政治科学的认识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扩展构成政治科学理论，而它们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实践的结合就成为应用或操作技术。政治科学需要研究技术，而研究技术促使研究方法定量化、实证化、科学化。
任何一门已经获得初步发展的科学，都是通过一定的范畴体系来表现其知识形态的，政治科学也不例外。政治科学的范畴及其范畴体系从来就是政治学家分析和制作的对象。由一系列的范畴所组成的政治知识体系概括和反映了人类政治活动的普遍本质，是实现对客观政治生活进行描述、认知、预测和改造的思维工具。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水平，一方面与政治关系、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成熟程度、完善程度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政治理论特别是政治范畴体系的完整程度、严密程度有关。作者在本书中有选择性地分析了比较稳定的一些主要范畴，诸如政治关系、政治权力、政治系统、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等，并且采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进行入微的剖析，同时也指出了政治科学发展的主要任务，那就是在于不断地提炼和制作科学的政治范畴，在于探索和勾划政治科学的范畴体系。
（《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价值与知识的论辩》，严强、孔繁斌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