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王宇洁
去年夏天伊朗人说：“为了让国王走开，我们准备死上千人。”今天，正是这个阿亚图拉说：“让伊朗流血吧，革命才能强大。”这些话之间有一个奇怪的回声，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第二句的恐怖是否在谴责第一句的欢欣？尽管反抗是发生在历史中，但反抗也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逃避历史。有些运动是不可遏制的：在这些运动中，一个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少数者群体或全体人民宣称他将不再遵从那个他认为不公正的权力，并将用自己的生命与之斗争。没有什么权力能够使这样的运动不发生。华沙总会有造反的贫民窟，总会有填满下水沟的起义者。说到底，没有人能够解释反抗者。他所做的必定是一种撕裂的行为，打破历史的脉络和历史长长的因果链，因此一个人宁愿去死，也不愿老老实实地服从。
所有形式的自由，不管是已经获得还是正在要求的，所有人们珍视的权利，甚至是那些涉及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权利，无疑都会在反抗中找到最后的定位点，这是一个比“自然权利”更坚固、更切身的定位点。如果有些社会能够坚定不移，能够生存，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不是那么“绝对地绝对”（absolutely absolute）的权力，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屈服和高压政治后面，在恐吓、暴力、说服之外，仍然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时刻：生命不再出卖自己，权力不再为所欲为，面对恐吓与机枪，人们反抗了。
既然反抗的人“处于历史之外”，也处于历史之中，既然生死攸关，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反抗能够轻易地在宗教主题中找到表达和进行的方式：对超越的承诺、时间的轮回、对救世主或是末日帝国的期待、至善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当特定的宗教允许时，这些主题几世纪以来不仅提供意识形态的外衣，而且就为活生生的反抗提供了道路。
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革命的实现在历史上已经逡巡了两个多世纪，组织着我们对于时间的感知，也使我们的希望集中在某些焦点之上。革命使得人们努力习惯于历史内部的反抗，这种反抗被认为是理性的和可控制的。革命赋予反抗一种合法性，甄别好的反抗和坏的反抗。革命已经确定了反抗的初步条件，确定了它的目标和实现的道路。甚至革命者的职业也已得到了界定。在遣返反抗的过程中，人们宣称已经表明了革命的真理，使革命回到它真正的道路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艰巨的奋斗目标。有人会说反抗已经被现实政治（Realpolitik）殖民了。另外一些人会声称，反抗会成为理性历史的一个维度。我还是倾向于霍克海默在另外一个场合提出的一个问题，一个既天真又有些狂热的问题：“但是这场革命如此令人渴望吗？”
这就是反抗的谜。那些在伊朗不是寻求运动背后的深刻原因，而是寻求运动方式的人，以及那些试图去理解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男男女女的头脑在想什么的人，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的饥饿，他们的屈辱，他们对政权的憎恶，以及他们推翻这个政权的愿望，在一个在梦想着政治的同时，也同样梦想着宗教的历史中，都记录在天国与尘世的疆界上。在对双方都生死攸关的冲突中，他们与巴列维王朝直面相对，但这个冲突也涉及牺牲的问题和对太平盛世的承诺。那些著名的示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军队的威胁面前不是无所作为，以致于使它瘫痪，示威以宗教仪式的节奏进行，最终返回到一种永恒的表演方式（mode of performance），其中权力总是受到诅咒。正是在这一惊人的叠加中，在二十世纪出现如此强大、以致于能够推翻一个似乎是世界上武装得最好的政权的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又是如此贴近那些西方在早些时候已经知晓了的旧日梦想：它想把精神的形象刻在政治现实中。
在多年的书报审查和迫害之后，在多年的排斥政治阶级和党禁之后，在多年的对革命组织的屠杀之后，除了宗教，还有什么能够为沮丧的人们，为经受了“发展”“改革”“城市化”和这个政权所有其它失败带来的精神创伤的人民的反抗提供支持？事情确实如此。可是，会因为更现实的力量和不那么古老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就预计宗教的因素会很快消失吗？当然不能，这有很多原因。
首先是运动的迅速成功，以其曾经采取的形式确定了自身。运动存在神职人员在制度上的团结，这些神职人员对人民的控制很强大，也有很强烈的政治野心。这场运动完全是在整个伊斯兰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伊朗周围，这一伊斯兰运动，因为它所处的战略地位，因为穆斯林国家控制的经济命脉和它在亚非两个大陆的扩张性力量，构成了一个深刻而且复杂的现实。结果是反抗的想象性内容并没有在革命的伟大日子里丧失掉。这一内容很快把自身转换到了一个政治舞台之上，而这一舞台似乎已经完全布置好了接受这内容，但是事实上这舞台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在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与最严酷的事实混合在一起：在这一舞台上，使伊斯兰成为一个伟大的、充满活力的文明的艰难的希望与恶意仇外的希望相遇了，世界性范围的争夺与地区性的敌对混合在了一起。然后才是帝国主义的问题和妇女屈从的问题。
伊朗的运动没有服从革命的这一“规律”（law），根据这一规律，暴政秘密地居于革命之中，并由盲目的狂热引发出来。反抗中最内在的、最强烈地体验到的因素直接触及一个充满政治角逐的场所。但这一联系并不是将反抗等同于暴政。那些去献身的人要求的精神与完满派（integriste）的神职人员的血腥政府，标准并不一样。信仰宗教的伊朗人想用反抗所拥有的含义来鉴定自己的政权。这与那些因为存在一个毛拉的政府而认为反抗不成其为反抗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两种情况中，都存在着恐惧：恐惧去年秋天发生在伊朗的事，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了。这确实是由于，有必要把这样的运动中那种不可化约的因素显示出来。这种因素会深深威胁到每一个专制制度，不论这专制是昨天的，还是今天的。一个人观点的转变确实没有什么不光彩；但是如果一个人昨天反对萨瓦克（澎湃编注：VASAK，巴列维王朝的秘密警察组织）的酷刑，而今天反对惩罚，我们没有理由说他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没有权利说：“为我反抗，然后每个人的最后解放终会来临。”但是我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反抗没有用，结果还不都一样。”我们没有给冒着生命危险反抗权力的人制定法律（law）。反抗的原因有还是没有？我们还是不要给这个问题答案吧。反抗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正是通过反抗，主体性（不是伟大人物的主体性，而是不论什么人的主体性）引入了历史，并赋予历史以生命。一个违法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对抗荒谬惩罚的天平上，一个疯人不再接受禁闭和对自己权利的剥夺；一个民族抗拒压迫自己的政权。这不会使第一个例子中的反叛者无罪，也不会使第二个例子中的反叛者痊愈，也不能保证第三个例子中的反叛者获得美好的未来。我们不用和他们团结一致。我们不用主张这些迷惑的声音比其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好，而且表达了终极的真理。他们存在，并且反对很多那些为使他们沉默而设的东西，这就足够了，因为倾听他们、探寻他们想要说出的东西，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也许。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肯定。历史的所有除魔（disenchantments）都毫无价值：正是由于这样的声音，人类的时间并不具备进化的形式，而恰恰是历史的形式。
这一观点与另外一个原则不可分割：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实施的权力总是危险的。我并不是说权力生来邪恶；我是说，由于权力的机制，权力是无限的（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所不能，而是相反的意思）。要限制权力，规则多么严格都不够。要杜绝权力，不给它可乘之机，普遍原则再严格也不够。为了反抗权力，反对牢不可破的法律和不可缩减的权利从来都是必要的。
目前，在舆论中，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好名声”。我相信我能够在相当精确的意义上使用“好名声”（presse）这个词。因而，说一个人不是知识分子，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我那么做了，我会招人笑话。我是个知识分子。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将通过对比来回答。战略家是这样的人，他说：“这样的死亡、哭泣、反抗，对整体的更大需要来说，算得了什么？或者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寻找的特殊情况，这样的普遍原则又有什么用呢？”这个战略家是政治家也好，是历史学家也好，是革命者也好，是国王或是阿亚图拉的党羽也好，对我都一样。我的道德规范和这些问题暗示的道德规范恰恰相反。我的道德规范是“反战略”的：当异数（singular）出现时，我对之表示尊重，当权力侵犯普遍性（universal）时，我坚决不妥协。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但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总是需要密切注意，在历史的下面，那些与历史断裂，动摇历史的东西；需要在政治的背后寻找那些应该无条件限制政治的东西。毕竟，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但是，我已选择了它。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