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以江青为首的所谓“四人帮”集团覆灭。“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便收场了。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史学领域，饱受摧残的学者们强烈要求清算“文革史学”。在随后的几年里，史学界发表了很多批判“四人帮”，特别是“文革史学”的文章。其中，较具思想价值的，当数黎澍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的三篇文章：《“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 期）。黎澍（1912—1988），湖南醴陵人，早年就读于北平大学，1936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工作，曾任《历史研究》主编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我们看到，黎澍的上述三篇文章是一个完整的反思过程，其代表了中国史学界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较高的认识水平。
黎澍在《“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一文中指出，江青等人出于史学之外的政治目的，在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中，虚构历史公式，拼凑出一个从古到今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阵线，这种胡说八道，是对历史学的大破坏。黎文的叙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是复杂的，变化多端的，这种变化有它的规律性，然而决非是整齐划一的，按照某种刻板的公式发展的。儒法斗争在先秦一个时代存在过。但是当时百家争鸣，不仅存在儒法斗争，在儒墨之间，儒道之间，都有斗争。对儒学取批判态度的可以是法家，如韩非、李斯；也可以是墨家，《墨子·非儒》篇对儒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但是对孔丘其人批判最为尖锐有力的还是《庄子·盗跖》篇，《庄子》是道家的著作，以盗跖名义对孔丘进行的指摘是从道家立场出发的，是儒道斗争。江青的文学侍从们 把它说成是劳动人民批孔，无疑是大大的错了。同样，尊儒的人有反法的，有不反法的，尊法的人也未必都反儒，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汉以后，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可是并不同法家处于对立状态，而是同为统治阶级统治老百姓的手段。积极提倡改革确有尊法思想的人如王安石，倒是满口仁义道德，自谓是孔孟的忠实信徒，并且是以“复周礼”为口号的实践家和经义取士的倡导者。非难孔学的人也往往并非因为尊法，例如王充，他写过《问孔》、《刺孟》等著作，对儒家的学说和记载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论难；也写过《非韩》，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对商鞅、韩非和秦始皇反复进行批评，态度鲜明地表明他并不尊法。有的人对孔丘时有不逊之言，也并非因为尊儒，而是别有所尊。例如李贽反对假道学，甚至非议过孔丘，主要是因为他崇尚陆王，崇尚佛学，还一度做过和尚，对自命儒家正统的程朱乃至对孔子也就看得不那么神圣了。洪秀全反孔，主要因为他是农民革命的领袖，代表农民的利益，要求冲破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罗网。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在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学说冲击之下，儒学面临危机，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为“孔子圣之时者也”，应当改造儒学，使之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一种是认为儒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应当对它的复古保守思想进行批判，使人们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代表前一种倾向的是康有为，他是儒家学派的著名今文经学家，又是戊戌维新的首领，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企图把孔丘塑造为维新派的祖师爷；后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他是儒家学派的著名古文经学家，辛亥前反清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在他的革命意志最为奋发的时期，不但写了《订孔》一类的文章，提出重新评价儒学的问题，而且写了《诸子学略说》，对孔丘为人的品格表示了怀疑。但不论康有为也好，章太炎也好，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不是什么法家。
另一类公式，诸如主张统一或分封，对秦始皇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更不足以作为划分儒法的标准。即使在战国时代，儒法两家在建立统一国家这个问题上也并没有分歧。谁给他们官做，他们就支持谁来建立统一国家。这是当时儒法两家到处投靠主子的一个大题目，因为各独立王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就看由谁来统一了。最后是法家李斯协助秦始皇建成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制定了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并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修筑了宽阔的可以行车驰马的道路，加强全国各个地区的联系，等等。这是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些成就却是靠着残暴地镇压反对者和残暴地使役和镇压人民群众而取得的。因此，在历史上对秦始皇从来有两种评价，或强调其残暴而大加抨击，或着眼其对统一的贡献而予以肯定。但是肯定秦始皇建立统一国家作用的人决非都是法家。王船山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极力抨击法家，然而对秦始皇建立统一国家的作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至于说法家都拥护统一，儒家都反对统一，那更是笑话。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多数的割据势力都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只是都想统一别人而不想被别人统一罢了。试问他们到底哪个是儒家哪个是法家呢？
黎澍以其独立的见解，纵论被江青集团胡说八道而搞乱的中国历史的真相，继而他揭露“对历史本来说不上有什么兴趣”的江青等人用“影射史学”，攻击周恩来总理及中共老干部，企图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那么“四人帮”何以用“儒法斗争”这样的货色来为夺权制造舆论呢？黎澍尖锐地指出，这是“帝王思想泛滥”的表现：
夺权以后由谁来掌权呢？江青的讲话早把消息透露出来了：“吕后了不起，帮助刘邦打天下。刘邦没有杀韩信，吕后果断地杀韩信”。“吕后要作单独一条宣传一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吕后主要是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祖的路线”。毛主席曾经指出：“江青有野心”，想做共产党的吕后，一朝权在手，就要大杀诸如韩信一类的老干部以建立她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就是江青的野心。
梁效、罗思鼎之流居然死心塌地地做江青的保皇党，以歌颂吕后来向她逢迎献媚，胁肩谄笑，乃至把整个历史学引向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方向。早已腐烂发臭的帝王思想由于他们一心想要攀龙附凤的反革命宣传而大大泛滥起来。从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直到康熙、乾隆皇帝，一大批封建统治者都被他们戴上了法家的头衔，无条件地加以颂扬。这个所谓儒法斗争的骗局，是对中国历史学的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实用主义代替了一切，尤其重要的是把历史学变成了“四人帮”搞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他们的劣迹如此昭彰，那么，他们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摆出一副唯我独革的架势，两相对照，人们识别出他们的真假来，不是很容易的吗？
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黎澍进一步论述道：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早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但是余毒未净。帝王思想、特权思想、贾桂思想等等，至今鬼影憧憧，若隐若显。过去由于这种封建思想已经随着封建统治的灭亡而变成非法的，并且在一般人心目中是非常落后和可笑的，所以它们的存在不为人们所重视。“四人帮”把封建专制主义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为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事实，不能不令人作以下的思考：
中国是否需要改变旧制度，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来挽救危亡，曾经是一个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其实事情非常明白，中国要能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必须经过民主革命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思想上的障碍是很大的。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一场真正的革命，不但批判孔孟之道，破除儒家思想束缚；而且批判一切封建思想，破除包括法家在内的封建思想的束缚。欧洲资产阶级还在封建母胎中形成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全部政治理论。这个思想上的变化历时一百多年之久，准备是很充分的。这就使得他们能够经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使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因此，在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虽然也有过反复，但是再回到封建时代去已经不可能了。封建贵族要能继续存在，也必须使自身资产阶级化。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远未成熟的资产阶级从西方输入甚至他们自己也还不甚了了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思想，在内部并未经过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直接发动了改革政治制度的运动。辛亥革命赢得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但是并未铲除封建生产关系，更未认真批判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封建思想。它依然像迷雾一样笼罩着人们的头脑。袁世凯和张勋相继起来宣告复辟帝制的丑剧，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革命的重大必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举起了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旗帜，批判孔孟之道，介绍新思潮，一时成为风气。这次思想革命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使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走俄国人的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彻底的办法。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革命很快转变为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反对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的革命暂时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对孔孟之道固然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和系统的批判，对法家思想的清理甚至没有开始。
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决非就是暴政。“四人帮”把专政和仁政对立起来，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妄想依靠暴政来建立和保持他们的统治：
无批判的尊法思想在“四人帮”及其发言人梁效、罗思鼎的言论中表现出一种倾向，认为只有法家的严刑峻法的统治才算得是专政，因此暴政绝对好，仁政绝对坏。
梁效、罗思鼎把所有被他们推崇为法家路线的专制帝王都看作是当时的革命领袖。凡是这些专制帝王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大屠杀，他们都肯定为对反革命的镇压，大加颂扬。从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付磨刀霍霍，跃跃欲试的样子。他们的这个样子可以使人毫不怀疑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那是会要大开杀戒，不惜千百万人头落地的。罗思鼎在《论尊儒反法》一文中写道：“‘焚书坑儒’这个镇压奴隶主复辟的革命行动，到了一千八百年后的明朝，还‘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如果历史上的一次革命行动，能够在几百几千年后还使那些反革命死硬派胆战心惊，岂不令人痛快，岂不是一件大好事！”这种杀气腾腾的言论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透发言人夺权之心是多么的迫切！“直使儒生至今害怕”虽是李贽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评语，但决非单纯的历史评论，而是曲折地反映了明朝皇帝的大屠杀在群众中造成的恐怖感。朱元璋政权建立以后，杀人之多超过了历代帝王。许多地方小吏为了向皇帝讨好，上表歌功颂德，都因表文用字触犯忌讳，被杀了头。杀头如此容易，尽管罗思鼎大呼“痛快”，当时的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的实际感受决不会是罗思鼎那样的踊跃欢呼，而只能是害怕。这些被吓得胆战心惊的“儒生”是不是反革命死硬派，是可疑的。以“四人帮”惯用指桑骂槐的下流伎俩而言，罗思鼎既把所谓“儒生”悍然称之为“反革命死硬派”，那就决不是指明朝的酸秀才，而是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培养起来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四人帮”认为这些人是篡党夺权的障碍，只有把他们大杀一场，才能实现在酝酿之中的阴谋，建立“四人帮”的法西斯王朝。
在《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一文中，黎澍严肃地提出：
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破坏，还造成了长时间的大倒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倒退深深地打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印记。中国民主革命早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社会也早已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严重现象？今天，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我们正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万里长征。在未来的征途上，怎样才能使这种复辟危机不再发生，使我们的事业不再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状态？这是摆在人们面前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落幕，人们还沉浸在感性的“伤痕”情怀之中时，黎澍以史学家的洞察力直揭“文革”的要害是：“深深地打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印记”，并明确指出：“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这是史学理论界对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贡献。黎澍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传统思想影响之深广；论述了在中国进行思想革命，使人们乐意接受封建生产方式的改变，实在比登天还难；论述了五四以来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程及其不足。他一针见血地说：
在“四人帮“控制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的时期，由于他们都是满脑子专制主义思想的人，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权力是无限的，把群众看作虫蚁，任意加以践踏，因此在全国范围发生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性政治斗争，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发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是“四人帮”对悼念周恩来同志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血腥的镇压和迫害，造成国家脱离社会而与社会尖锐对立的严重事件。无产阶级专政在“四人帮”操纵下可以变成野蛮残暴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和必须从中吸取教训的大问题。
“四人帮”导致的国家权力的蜕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这种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1]。林彪和“四人帮”在早年还伪装社会的公仆，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一朝大权在手，马上把脸一抹，变成社会的主人，滥用他们窃取的权力不顾人民死活，违反经济发展的规律而行动。他们根本反对发展生产，反对提高生产力，甚至说；“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先后窃据大部分国家权力倒行逆施达十年之久，最后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已经被破坏到了崩溃的边沿形成的压力下才陷于崩溃的。他们垮了，人民也快被他们拖到绝境了。
黎澍是著名的近代史专家，在噩梦醒来的早晨，他的言论振聋发聩，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先声。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以极大的鲜明性公开宣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这篇掷地有声的文章，立即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并作为思想解放的号角而载入史册。思想解放的大潮也同时在史学界涌动。戴逸著文对史学的思想禁锢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林彪和“四人帮“大肆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惯用的卑劣手法之一，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片言立论，脱离具体的条件而高喊什么”句句要照办“。他们炮制了一种特殊的宗教戒律，以之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想体系。其流毒所及，思想是非、路线是非被颠倒，历史被篡改，党的优良的学风文风被破坏。历史学中，禁区重重，举手投足，辄犯忌讳；有过贡献的历史学家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历史学界一片肖条，万马齐喑，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猖獗一时，横行无忌。[2]刘泽华发表文章《砸碎枷锁，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他指出：“四人帮”及其同伙的所谓“史学革命”，是他们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组成部分。为了达到称王称霸的目的，他们祭起了两大法宝：一是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取消百家争鸣，以帮言号令天下；二是以反对纯学术和折衷主义为名，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置于死地。“四人帮”在这方面造成的混乱，远未消除。有必要拨乱反正。他大声疾呼：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主要内容就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史学领域中的许多“禁区”便是为此而设的。为了行禁，又总有相应的禁条。不打破这些“禁区”、“禁条”，繁荣历史研究就是一句空话。[3]韩儒林也强烈要求“打破禁区，解放史学”，他把“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史学界的现实直接相联系，说：历史科学的实践，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详细占有史料，对史料作综合和分析，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通过实践丰富它、发展它。分析、综合史料，从史料中得出历史的真实，寻求事物的发展规律，引出正确的结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4]吴泽、桂尊义的文章《实践标准与历史研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判断历史是非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引出固有的、带有规律性的观点、看法、结论。只有这样的观点、看法、结论，才能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举凡从概念出发，或者用以论带史等方法去研究历史都是错误的。他们说，革命导师在从事历史研究过程中非常尊重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法，从不把自己的历史理论和结论看作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因此，史学工作者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践第一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5]周谷城发表谈话，对“四人帮”在学术领域“打棍子、抓辫子、戴帽子”的做法深恶痛绝，说这种流毒如果继续流传下去，将会产生三个恶果：一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将消灭于无形；二是阻止现代文化、学术的发展；三是造成中国人愚昧无知，倒退到原始时代，最终亡党亡国。[6]侯外庐则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强调要有“科学的诚实”，即“毫无顾忌地”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这就要在历史研究中排除“长官意志”的干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决不因为“长官”怎么说了，就怎么去写历史。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当“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还有助于在理论上坚持原则，克服摇摆，避免当风派人物。他指出解放思想，就要勇于创新，但“四人帮”时期史学界只能帮云亦云，奉命唯谨，稍越雷池，便有大祸。这种新蒙昧主义给某些人思想上的“内伤”还相当严重。这些人习惯于随大流，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这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7]
在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历史研究》杂志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它不仅刊发冲破禁区、思想解放的研究论文，而且以编者的言论推动了这一进程。1978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编者的话《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答读者》，编者的话是这样说的：
本刊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傅孙同志的，一篇是延陵同志的。两篇都谈到“孔子杀少正卯”的问题。细心的读者发现两篇文章的论点不一致：一篇说历史上真有这回事，一篇说很可能没有这回事。于是，许多读者写信给编辑部，望予“纠正”或“澄清”。
读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有一条意见却较为集中，这就是：同在一期刊物上，对同一个问题，怎么会出现两种说法，岂不自相矛盾？
毫无疑问，读者的用心是好的，对科学问题负责之诚，对作者和编者爱护之殷，跃然纸上。我们以有这样严肃认真又满腔热情的好读者，感到非常高兴。可是，这里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难道同一期刊物上，对同一个问题，不可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说法吗？
这么一反问，大家多半都会回答说：当然可以有。那么，为什么许多同志当看到不同的作者对同一个学术问题看法有分歧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惊诧，觉得是“自相矛盾”，甚至觉得是出了纰漏，需要赶快设法弥补或加以纠正呢？只能说，读者的这种心理状态和看问题的习惯，表明前几年“四人帮”把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破坏得太厉害了。“四人帮”一伙在学术领域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得我国社会科学园地上百花凋零，荒芜寂寥；毛主席一贯提倡的自由讨论问题的民主空气被破坏殆尽，万马齐喑。对于那种局面，我们的同志憋了一肚子气，痛感非把它彻底打破不可，所以“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战斗的热情便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但应当看到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四人帮”横行霸道造成的使人窒息的气氛，却也使得一些被迫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同志，乍一看到我们的报刊上出现了发表不同学术见解的情景，反而觉得很不习惯了。
这一次读者在“杀少正卯”问题上，看出了意见不一。其实，在我们国家里，这些不一致的学术观点的存在，是很正常的；而象“四人帮”把各种不同意见一律压下去，使得报刊上只剩下清一色的帮腔帮调，那才是反常的现象。
同年，《历史研究》第12期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文章赞赏不久前在长春召开的古史分期学术讨论会上不同学派平等讨论问题的新风气，说：
社会主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制度。没有最广泛的人民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允许各种学派存在，允许各种学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探索真理，进行争鸣，并以国家权力为之提供条件，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是出现群芳斗艳，群星耀天的时代。
毛泽东同志制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二十多年了。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已经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爱打棍子的已经把棍子打断了，给人家乱扣帽子的，帽子飞到自己头上了，戴着学术假面具搞阴谋诡计的，露出了他们的原形，结果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现在是已经到了认真贯彻执行这个伟大的方针，把林彪、“四人帮”扼杀的历史科学真正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时候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在党的高层开始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会后又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并且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也决定了中国史学界的治学方向，奠定了新时期史学的思想基础。又过了两年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政治结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政治结论，也是对“文革史学”的判决。《决议》还对毛泽东晚年“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的错误，做了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这也是史学思想理论的重要资料，值得记录于下：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
[2] 戴逸：《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3] 《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4] 韩儒林：《打破“禁区”，解放史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
[5] 《学术月刊》1979年第2期。
[6] 《周谷城谈“三不主义”》，1979年3月10日《文汇报》。
[7] 侯外庐：《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此文见《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