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等级制度仿佛距今很遥远，有些人会认为那是电视上说书唱戏的玩意儿，但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会告诉你，其实这些离我们很近，甚至深深影响现代社会。三好生、优秀教师……甚至“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也是有等级的，够格才能上。阎步克称，等级化、名号化现象在中国是真实存在的。“这类景象走出国门就很罕见，在我们这儿却成了生活的常态，把绝大多数高校教师卷在其中，只有少数特立独行者能超身其外。古代的品爵名位本来就是如此运用的。它深深扎根于传统的制度文化之中。”

现代等级现象古已有之

记者：古代的等级制度对现代社会有何影响？

阎步克：很多现代等级现象，其实都有悠久的根源。像官方颁授的名位、名号在社会激励上的广泛运用，可以说具有“中国特色”。优秀学生，有校级三好生、区级三好生、市级三好生、全国级三好生之分；优秀教师，有校级优秀教师、市级优秀教师、省级优秀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之分；教师的课程，有校级精品课、省级精品课、国家级精品课之分；各种奖项，有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之分；科研项目，有学校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项目之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之一，就是“国家级重大项目主要贡献者”。那么只承担省部级以下项目，就感动不了中国了？某社会团体评选“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不是依据学术成就，而是以国家级学术奖和国家级委员会的名位为准。“院士”在国外只是“成员”（member），在中国却成了一种品位，甚至是定工资的条件。“博士导师”变成了一个新的等级，“资深教授”也变成了一个新的等级。近年又出现了“学者”制度。教育部设有“长江学者”，很多省份和大学都设置了“××学者”，也弄成了一个新的等级。我的朋友胡宝国先生曾说，等“长江学者”多到一定程度，等级又不够用时，不妨考虑再设置“长江上游学者”、“长江中游学者”、“长江下游学者”。这虽是玩笑话，但等级化、名号化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这类景象走出国门就很罕见，在我们这儿却成了生活的常态，把绝大多数高校教师卷在其中，只有少数特立独行者能超身其外。这种通过一元化的等级名号来施加社会激励的制度，其利弊暂且不论，总归是古已有之，古代的品爵名位本来就是如此运用的。它深深扎根于传统的制度文化之中。

记者：研究古代的官阶和服等对现代有何意义？

阎步克：我自己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人。少年时经历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经历了“文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至今除了专业书籍之外，仍然在时时阅读与现实相关的消息与文章。我觉得，中国的未来命运，其国家体制的前景，与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息息相关。下游的江水都是从上游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的。其数千年的政治历史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那种政治传统，必然在宏观层次和长时段上，展示其对当代中国的重大影响，尽管在社会各个局部上可能一时看不出来。例如学者有这样的话：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政府的权力太大。而集权体制、“行政化社会”，以及形形色色的“官本位”现象，都是古已如此，至今犹然。当然，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人们对传统政治体制的历史影响往往采用批判态度，凸显它们的负面，即其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方面。但进入21世纪，尤其在面对“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30年成绩之时，人们多少可以较为中性地、客观地看待“古今集权体制的连续性”这类问题了。

用“制度史观”观察中国历史进程

记者：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的这套人文系列丛书原为陈平原应香港三联之约编就，在香港出版，你是如何参与到这套书的编写？

阎步克：《官阶与服等》是应陈平原之邀而编就的。他想以这样一套丛书，来反映中国当代人文学的侧影，想法非常好。不过我在受邀时曾感到为难，因为自己的随笔、札记很少，主要都是枯燥的专业论文，编入丛书不算合适。后经陈平原鼓励，选择了几篇编成这本书。但其中文章的风格，不一定很适于这套丛书。

记者：书中的6篇论文是如何挑选的？

阎步克：这6篇文章反映了我多年来的研究兴趣。这些兴趣的焦点，第一是官阶，或者说是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第二是服等，就是王朝的服饰等级，其实这也是一个官僚等级制范围内的问题。

记者：最初是何原因让你研究官阶？

阎步克：我最初涉入官阶研究，只是出于纯技术的原因：偶然发现了考证的线索，即北周存在着前所未知的“双授”制度。随后我扩展视野，引入了“品位——职位”的研究视角，遂看到古代的品秩位阶还有很多文章可做。同时，我发现在历史事实与历史线索的揭示上，进而在分析手段与理论框架的建构上，都有文章可做。

记者：对中国古代官僚等级体制的研究你还有哪些建议？

阎步克：官阶研究，或说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我相信是一个值得开拓的领域，在制度考索和理论建构方面都值得开拓。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在决定社会形态上显示了巨大权重。为此我提出“制度史观”理念，就是以政治体制、政治形态、政治结构为中心，来观察中国历史进程。而等级体制是古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方面，那么其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现代行政学、组织学和公共管理学，通常是以西方现代国家的行政体制为对象的，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例如，在《公共组织理论》一书，登哈特这样概括：围绕促进组织效率而展开的研究，是公共行政学者占支配性的主题。然而在我们看来，官僚体制除了“功能组织”之外，还有一个“身份组织”的方面；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官阶研究，足以提出很多现代行政学、组织学和公共管理学，甚至所谓“新制度主义”都未及深究的很多论题与规律。《官阶与服等》可以给读者初步展示我对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研究的认识，希望能有较多的学人来关注这一课题。

新商报/2010-10-16/ 第34版面/读周刊